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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他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他的作品《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
冯骥才 - 主要贡献
冯骥才领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掀起了一股全国范围内的乡土文化热潮，让长期以来始终行走在主流文化艺术边缘的的乡土文化资源正式登堂入室进入公众视野。
五四时期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进的批判，如巴金小说《家》中对家族文化的负面描写，四川的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鲁迅对年轻人说不要读中国的古书，也对当时政府部门的祭孔典礼不以为然。当传统儒家思想不再是中国文化主流的时候，于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就形成了，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一个本土民间文化世界也被知识分子发现。但在当时，知识分子是以启蒙的心态俯视民众，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时知识界从整体上并没有将民间文化上升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高度，其心态还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英文化心态。
在传统中国，民众没有能力表述自己的文化，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而知识分子是其文化代言人，但也有极个别的现代民俗学家意识到知识分子代言制的内在问题。1928年顾颉刚在《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广州演讲中着重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主义倾向，顾颉刚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使民众觉悟到自身地位，产生文化自主意识，而将来新文化运动不是由知识分子来指指点点，而应由民众自己起来运动。在顾颉刚心目中，知识分子最高学术理想就是知识分子代言制的终结，所以顾颉刚说:“我们自己就是民众。”顾颉刚努力把知识分子拉回到民众阵营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清高的冷漠，而顾颉刚的最终学术目的就是要使民众说话，而不是为民众说话。以前精英知识分子垄断了所有文化话语类型，在文化场域只有精英知识分子才有发言机会，但由于若干热心民间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这个局面被打破了。
冯骥才“卖画筹资”用于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在当代，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也在继续顾颉刚这个独特的知识分子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就是对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传统反戈一击，从而为民间文化的发展开出一条生路，因为长期以来民间文化一直被精英文化视为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而冯骥才认为，相对于“精英文化和典籍文化”而言，民间文化包括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大部分，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另一半，只有民间文化才更能代表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这是冯骥才的文化理念。其实，通过顾颉刚、冯骥才的努力，我们发现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是相互竞争的，大家都要发出声音，大家都说自己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只是以前民间文化一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冯骥才对民间文化保护的努力始于1994年，当时天津老城区要整体拆迁改造。作为天津人的冯骥才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拿出自己的稿费，用三年时间邀请摄影师赶在天津老城拆除之前将之拍摄下来，后来就有了《旧城遗韵》等一套老房子摄影集的出版。正是从1994年开始，冯骥才踏上了民间文化保护的不归路。
冯骥才认为，对儒家之类的精英文化如数家珍，而中国到底有多少民间文化遗产，谁也不知道。于是在2003年，在冯骥才倡议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开始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普查工作。但实际上这个工作开展得还是太迟了，大量民间老艺人不断去世，一个老艺人去世，就是一个文化传统的消失。
正是在冯骥才的提议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2005年3月起至2007年3月，在全国实施“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的普查活动，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层次。目前100名国家级杰出传承人名单已确定，为这些传承人建立了专人档案，并给以资金资助，确保民间文化传承后继有人，真正从文化主体角度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冯骥才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保护好民间文化传承人，民间文化才能代代传承，否则一切都是空话，或者只是传统文人式的浪漫空想。
冯骥才作品
在这条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上，冯骥才实际上在做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具体的民间文化保护，一个就是在知识界展开一场内部自我文化启蒙。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冯骥才是太傻了，人家恨不得拔出泥腿子直奔城市，而冯骥才如今早已年过花甲，却整天往农村跑，和农民拉家常打交道。于是晚年的冯骥才和那些自命精英、孤芳自赏、俯视芸芸众生的知识分子就这样拉开了距离。
有人认为鲁迅晚年不应该写杂文，应该写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千古不朽的小说，但鲁迅就是要写纯文学性不强的批判社会的杂文，冯骥才他也宁愿少写所谓的千古文章，也要为长期以来被清高的知识分子视为小儿科的民间文化多做一点实事。但在这条前人涉足不多的道路上，冯骥才是寂寞的。200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冯骥才的《思想者独行》一书，书中记录了冯骥才在民间文化保护中的尴尬处境，如经费远远不够，具有民俗学知识的专业人员奇缺。因为大量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小群体的利益考虑，并不愿意为民间呐喊。要是哪一天民间文化也与精英文化平起平坐，大家只是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那么清高自许的知识分子也就失魂落魄了。确实，和民俗学家顾颉刚一样，冯骥才也是孤独的，很少有人会理解他，就像当年的鲁迅根本不能理解顾颉刚的民间文化理念。
不管怎么说，冯骥才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走出精英文化的牢宠。冯骥才的努力至少让大家明白，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由精英文化一花独放的文化垄断时代已经过去，民间文化传统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可以视为文化场域中文化民主性的表现。
冯骥才 - 基金会
冯骥才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是人类重要的文明遗产。五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 灿烂，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民族的个性与精神。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化身处濒危，如不紧急抢救和保护，先人创造的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必将急速的瓦解以至消亡。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是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冯骥才发起并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以当代文化名人命名的公益性民间机构。基金会旨在通过“民间自救”的方式，唤起公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责任，汇聚民间的仁人志士，调动社会各界各种力量，抢救和保护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于2004年12月31日在天津市社团管理局正式登记成立(津基证字第004号)，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由发起人冯骥才和台湾著名演员赵文瑄先生捐赠。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为理事会，冯骥才任理事长，赵文瑄先生任副理事长，理事12人，由国内知名的文化学者、民俗专家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和企业界人士共同组成。基金会的工作机构设秘书长办公室，项目部，联络部和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将通过严密的管理、规范的运做和合法的基金保值和增值措施，积极开展下述各项公益活动，推动和促进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遵循基金会的设立宗旨，接受国内外的捐赠；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项目；支持和资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间文化研究项目；策划和组织旨在弘扬和发展中华民间文化的文化交流项目；奖励和表彰对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团体和个人。
冯骥才 - 高尚情操
不保护，我们的根就没了
冯骥才
“我自近日起就要各处乱跑去考察民间文化，无法坐在家里，所以只好暂且关上我的博客的门。对不住了，后会有期。”自2月16日冯骥才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出告示以来，他的行踪便成了谜。冯骥才也总说，每次走在天津街头，熟人相遇总会打招呼，“大冯，忙嘛呢？”“最近一直忙着浙江西塘召开的古村落保护高峰论坛。通过论坛研究古村落不同的保护方式，并与当地政府配合，把保护方案一个一个确定下来。之后，将再进行一系列的考察活动，比如苏州桃花坞调查、比如南通蓝印花布基地挂牌等。”中国文联副主席、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日程表排得很满。
“干嘛这么忙？”
“因为再不忙着保护民间文化，我们的根就快没了。”
“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经过去年大半年的下乡调查，跑了7个省份，冯骥才越来越感到，古村落内在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被抽空。他觉得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不是递进，而是突然的，人们由此造成了对线性成长、理性思考的缺失。贵州东南部，30多万人在苏浙一带打工，面对市场冲击及百姓对物欲的追求，苗寨居民不说苗语，其他少数民族村寨的年轻人已经不穿民族服装了。在南方一些富裕的小县城，冯骥才发现生活富足的农民在建设自己家园时竟是如此赤裸裸地照搬洋文化，甚至不惜放弃了悠远缠绵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村落中，修建起一座座微型的“艾菲尔铁塔”，或是小型的卢浮宫，而中国的飞檐翘角、雨榭楼台早已淡出视野，退出记忆。
“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长此以往，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文化，我们必须挽留。”冯骥才说。
要保护，知识分子有责任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也要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尤其是在全球化、商业流行文化像沙尘暴一样的弥漫当中，应该对我们的文化有一种崇敬心理。”而在文化保护工程中，冯骥才强调最多的就是文化人的责任。
“阿尔卑斯山地区，他们新盖的房子，用的材料、式样表面看起来与老房子完全一样，但是内里的设备都是现代化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原来的样子？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尊严，因为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房子。”冯骥才说。
他表示，一个城市的建筑特色主要还是它的民居。例如，北京的特征主要不是在天坛和颐和园里面，而是在大量的四合院和胡同里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其地方的独特精神，会通过建筑外化出来。所以说，民居体现了这个地域的性格。历史街区往往是这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如果我们把它的历史遗存全部拆掉了，它的生命就失去了。
他大声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应担负起在保护传统建筑上的责任。他说，巴黎的历史保护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实际上是三个作家起了作用。第一个是雨果，他写了《向拆房者宣战》，成为第一个对乱拆房者宣战的人。第二个作家是小说《卡门》的作者梅里美，他当时成立了一个古典建筑的监督委员会。第三个是小说家马尔乐夫。20世纪60年代，世界工业化进程开始，马尔乐夫提出在全法国进行文化普查。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使法国文化保留了他们的根。“中国知识分子也应反省一下，在时代变迁过程中应承担什么责任。中国传统文化大到一个古村落，小到一个荷包，都需要我们抢救和保护，否则将在我们手中消失！应该有人去传承这些宝贵的民间艺术，留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守望精神家园的责任应当由文化界承担，但现实却是我们的文人、知识分子，大多在旁观。当然，要做好守望工作，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为了成立民间文化基金会，冯骥才作画义卖，虽然最终募来200万元，但如今手腕上一个作画劳累形成的大疙瘩仍在述说着当年孤军作战的些许无奈。令他欣喜的是，中国现在终于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忙保护，“不务正业”挑重担
冯骥才是作家，也是画家。在他事业辉煌的时候，即上世纪90年代，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中去，以至于招来“不务正业”的指责。对此，冯骥才表示，“我们是讲责任的一代。当看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出现不和谐时，看到我们的精神领域有这么多的困惑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守望我们的文化。”就在今年春节，冯骥才仅用了两天多时间便创作完成了一部短篇小说，也就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姐妹篇――《抬头老婆低头汉》，并发表在最新的《上海文学》上。
他说，作为一名小说家，理所当然要把写作当成正业，但作为知识分子，他肩上必然要挑起民族文化的重担。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遭遇文化同质化的困境时，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守望本民族的文化。“我现在是急于写我的小说，急于画我的画呢？还是急于到文化的第一线去，到田野里去，到民间去？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而且这个选择是完全凭自己的良心。”冯骥才真诚地表示。
“传承文化是每一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传统，才能传承下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爱。它们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十字架。我曾经说过‘民间文化要拨打120(急救电话)’。”要当好这个“120”，60多岁的冯骥才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疲倦。不过，一旦有个电话打过来，说到一个好的街区或村落要被拆掉的时候，他再累也会跑去。
这就是冯骥才，“不务正业”的作家，守护民间文化的人。
冯骥才 - 主要作品
《画外话丛书 冯骥才卷》 《逆光的风景》 《摸书》 《冯骥才散文自选集》
《冯骥才卷》 《感谢生活》 《一百个人的十年》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炮打双灯》 《神鞭》 《叁寸金莲》 《关于艺术家》
《珍珠鸟》 《雕花烟斗》 《海外趣谈》 《一百个人的十年》
《Selected Stories by Feng Jicai冯骥才小说选》 《乡土小说》 《我是冯骥才》 《秋日的絮语》
《挑山工》 《俗世奇人》 《献你一束花》 《快手刘》
冯骥才 - 倡议建地震博物馆
北川地震博物馆策划与整体方案设计
冯骥才执笔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呼吁筹备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和为后人提供警醒，“历史会过去，但要留住历史的见证，灾难也可以转化成一种精神财富。”
地震博物馆见证历史
冯骥才表示，像庞贝古城博物馆、广岛博物馆都建得很好，唐山大地震也有纪念馆。要建汶川地震博物馆，是因为“要留住历史见证，给后代一个警醒。”除了见证历史之外，冯骥才表示，建立博物馆还有它的科研价值，“地震之后，地质、地貌、水源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包括抗震救灾中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有多学科研究价值。”
保留地震破坏原生态现场
冯骥才认为，对于将来的汶川地震博物馆，有三部分最重要。
第一，是“几处有代表性的地震现场”，保留地震破坏原生态现场，“唐山地震很好地保留了两个废墟，显示了地震对建筑物破坏的严重程度，对研究很有价值”。第二是“汶川抗震救灾纪念碑”或“汶川死难人民纪念碑”。第三是“汶川地震博物馆”，收藏与地震、赈灾有关的内容，“比如大量学生书包，这是最感人的东西；还有用过的直升机、降落伞，以及大量录像等”。冯骥才提到，比如在灾区现场寻找失踪人口用的纸牌，解放军穿的迷彩服等，都是博物馆的收藏内容。
冯骥才 - 人物评价
在天津，不知道冯骥才的人可能很少，他那1米90多的大个子在街上一晃荡，便有人喊：大冯，忙嘛呢？来套煎饼馃子吧！大冯的确是忙，特别是近几年，很少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要么跑到乡村田野，亲自踏勘民间遗存。有一回，我碰到他的夫人顾同钊，便说，劝劝大冯，别那么拼命，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顾大姐无奈地笑了笑，说，你让他闲着，他不是这痒就是那疼，出去疯跑，倒啥病也没了，唉，老黄牛，吃苦受累的命！
冯骥才
冯骥才是以小说名世的，至今，各种版本和各种文字的作品，已经出了150多种，摞起来比他还高，真正的著作等身，海内外的读者熟悉他，多是通过这些作品，因此，他的主业，应该是个作家。而他偏偏又有着绘画的才能与灵性，他的每一幅画作，都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其中的文化内涵，非一般的画家所能超越。两条腿走路，使大冯面前的路越走越宽。这几年，大冯又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到处游说并付诸行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上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说与他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以及注脚，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暂时放下写作，去做这费力讨好的事情了。
冯骥才的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破败不堪的老城，将在这股洪流中消失，这势必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了。冯骥才茶饭不思了。可一个没有决策权的文人，除了仰天长啸，又能奈何呢？他所能做的，就是拉起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亲爱的土地。大冯弄得动静挺大，支持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说，你放着小说不写，净搞些没用的。这让大冯很伤感。而且，这个活动，从始至终，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冯自掏腰包，几十万元的稿费全填了这个大窟窿不说，连画作也所存无几了，全都换了钱用在了考察上。但今天看，大冯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天津的许多文化遗存，如今只能到这几本大画册中去找了。
2001年，冯骥才又戴上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这顶“乌纱帽”。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从2003年开始，大冯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说，我们不能笑呵呵地看着民间文化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全国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也离开书斋，纵身于田野，缀拾那些行将消泯于大地的“母亲的文化”。这两年多，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里跑。跑的原因，一是他要了解真正的田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如今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保护的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他们的经费非常短缺，对保护的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民间文化多是在县里、乡里、村里的掌控之下，下去发现了问题，就可以跟县长、乡长、村长们谈，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这些文化。我曾跟随冯骥才到过几个地方，有一次去河北武强县周窝乡旧城村，路上突遇大暴雨，我们的车子滑进了沟里，大家只好在泥泞中徒步前行。大冯的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摔了几个大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样子非常滑稽，假如没人说，谁会想到他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呢！回津后顾大姐看了我们的照片，我们哈哈地笑着，顾大姐却难过得掉了泪。大冯说，这没什么，我们的志愿者中，比我苦的多了去了，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要往里面贴钱，时常是饿着肚子工作。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工作条件，大冯先是想卖房子，后来还是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这30余幅画在天津拍卖了一次，又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拍卖了一次，所得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为的是让那些志愿者们能有口茶喝。台湾演员赵文瑄被大冯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也捐出了100万人民币，以表对大冯的支持。
好在大冯和他的志愿者们的努力已有了成果，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已经出版，还有更多的音像资料也正在整理，无论对国家对民族，这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