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 中國儒傢文化的創始人孔子曾經編了一部記載當時魯國歷史的史書名叫《春秋》，而這部史書中記載的時間跨度與構成一個歷史階段的春秋時代大體相當，所以後人就將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春秋時期，指的是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６年，基本上是東周的前半期。
東周一開始，周王朝就走了下坡路，王室衰微，大權旁落，諸侯國之間互相徵伐，戰爭頻仍。小的諸侯國紛紛被吞併，強大的諸侯國在局部地區實現了統一。而實力最強的諸侯國就可以稱霸，先後出現過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宋襄公、秦穆公５個霸主，史稱“ 春秋五霸”。然而在春秋中期，出現了一個比較和平的時期，原因是各國都被戰爭搞得十分疲憊，需要休整，於是通過公元前５４６年由１４國參加的第二次“弭兵之會”達成協議，戰火暫時得以平息。可是，這期間在長江流域，吳、楚、越三國之間卻多次爆發霸權之爭。春秋時代的中後期，隨着牛耕的普及和鐵製農具的應用，經濟有了迅速發展，出現了私田的開發和井田製的瓦解這一深刻的社會變化。在一些諸侯國的內部，貴族勢力強大起來，開始嚮國君爭奪權力。公元前４５３年晉國出現了韓、趙、魏三傢大戶，將晉國進行了瓜分，自己分別建立了國傢，就是著名的“三傢分晉”。於是，七雄並立，互相爭霸的時代逐步到來，春秋時期走嚮了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簡稱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說，前770年~前403年），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代。
春秋時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前77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為止，稱為“春秋時期”。
【歷史大事】
周平王遷都：
公元前770年，因為內亂和犬戎頻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鎬京，所以周平王被迫將國都從鎬京遷至洛邑。因洛邑在鎬京之東，此後的周朝史稱東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
周室衰微：
平王東遷以後，周室漸漸衰落，首先平王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師，害死幽王，申侯擁立平王，使平王有弒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諸侯間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諸侯國勢力逐漸強大，互相攻伐，最後平王東遷，使周室衹有一小塊小地盤，周王室因而衰微，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年），由於邊境問題與鄭國爭執，周桓王率軍討伐鄭國，鄭莊公不僅敢於領兵抗拒，而且打敗了王師，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說明周王的地位已經嚴重下降，衹是還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義罷了。
齊桓公稱霸：
前685年，齊桓公繼位，以管仲為相，整頓國政，廢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確定賦稅，設????、鐵官和鑄錢，增加財政收入，寓兵於農，將基層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合為一體，增加了兵源和作戰能力，迅速成為華夏各國中最富強的國傢。然後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多次大會諸侯，幫助或干涉其它國傢，抗擊夷狄，終於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齊桓公帶領八個諸侯國的聯軍，以優勢兵力迫使楚國服從他，訂立了召陵之盟，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齊桓公建立了會盟霸主的制度。
宋楚之爭：
齊桓公死後，五公子奪位，齊國內亂不止。據說，齊桓公的五個兒子互相戰爭，箭矢射到了齊桓公的屍體上，都沒有人顧及。南方的楚國興起，消滅了其北方的幾個小國之後將矛頭指嚮中原。宋襄公以抵抗楚國進攻為名試圖再次大會諸侯以成為霸主，但宋國實力威望不足。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兩軍交戰於泓水。楚軍渡河時宋大司馬子魚建議宋襄公“半渡擊之”，宋襄公稱趁敵渡河時攻擊是為不仁不義拒絶建議；楚軍渡河後子魚建議趁楚軍列陣混亂之時攻擊，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義為由拒絶。楚軍列陣完畢後發起攻擊，宋軍大敗，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傷重而死。楚國稱雄一時，楚莊王成為春秋第二位霸主。
晉國的強盛：
在北方的晉國，與周室同宗。晉獻公寵信愛姬，使國政大亂。前636年，晉獻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軍隊護送下繼承晉國君位，是為晉文公。他改革政治，發展經濟，整軍經武，取信於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國，在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軍包圍宋國都城商丘。次年初，晉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戰大敗楚軍，成為霸主。
秦穆公稱霸西戎：
晉文公死後，秦穆公謀求嚮東方發展，被晉所阻。崤一戰，秦全軍覆沒，轉而嚮西，吞併了一些戎狄部族，稱霸西戎。
楚國問鼎中原：
楚國在城濮之戰後，嚮東發展，滅了許多小國，勢力南到今雲南，北達黃河。楚莊王改革內政，平息暴亂，興修水利，國力更為強大，竟嚮周定王的使者詢問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輕重，意在滅周自立，此即“問鼎”一詞的來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與晉會戰於邲（今河南武陟東南），大勝。不久又進兵圍宋，晉人不敢去救，於是中原各小國紛紛歸嚮於楚，楚人稱霸中原。
晉楚大戰：
後來晉楚兩國再度爆發兩次大規模戰役（前576年的鄢陵之戰、前557年的湛阪之戰），雖皆以晉國獲勝收場，但楚國在中原地區仍與晉國保持勢均力敵的態勢。
弭兵會盟：
連續不斷的戰爭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引起中小國傢的厭倦，加以晉楚兩大國勢均力敵，誰都無法吃掉對方。於是由宋發起，於周簡王七年（前579年）和周靈王二十六年（前546年），舉行了兩次“弭兵”會盟，此後戰爭大大減少。
吳越雄霸東南：
當中原諸侯爭霸接近尾聲時，地處江浙的吳、越開始發展。吳王闔閭重用孫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吳王以伍子胥為大將，統兵伐楚。吳軍攻進楚都郢，伍子胥為父兄報仇，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吳軍揮師南進伐越。越王勾踐率兵迎戰，越大夫靈姑浮一戈擊中闔閭，闔閭因傷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吳王夫差為父報仇，興兵敗越。勾踐求和，賄賂吳臣伯嚭並送給吳王珍寶和美女西施，自己親自為夫差牽馬。吳王拒絶了伍子胥聯齊滅越的建議，接受越國求和，轉兵嚮北進擊，大敗齊軍，成為小霸。勾踐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消滅吳國，夫差羞憤自殺。勾踐北上與齊晉會盟於徐，成為最後一個霸主。
三傢分晉：
在晉文公回晉即位的時候，有不少隨從隨他回國，結果這些人漸漸在晉國成為貴族，而晉國的國政亦落入這些貴族（智、趙、韓、魏、範、中山）的手上。前455年，晉國貴族衹餘下智、趙、韓、魏四傢。智氏出兵攻趙氏，並脅迫魏韓兩氏出兵。戰事持續兩年，後趙氏遊說魏韓兩傢倒戈，滅智氏，瓜分智地並把持晉國國政。前438年韓趙魏三傢分晉，晉幽公僅餘絳、麯沃兩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韓趙魏三傢為侯國，即為資治通鑒中春秋和戰國的分界點。
【統計】
據史書記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四百五十餘次。
【政治】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實際上和一個中等諸侯國地位相近。各國之間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併。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現象屢見不鮮。《春秋》和《左傳》中記載的弒君事件達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這也反映了西周東周交替時權力的急劇變化。
春秋時期，中國五等爵，大國稱公、侯，小國稱伯、子、男，而吳、越、楚、徐、巴、蜀、義渠皆蠻夷之邦，故不用中國之禮，自稱王。國君之下設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務的稱正卿或上卿，楚國稱令尹，亦稱相，秦又曾稱庶長、不更。卿出徵時為三軍之將佐。卿之官職，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軍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晉、楚等國開始在新兼併的地方設縣，或聚若幹小邑為縣，或將私傢之田分置縣。而在邊境地區則設郡。郡縣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其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命，衹有少數作為采邑賞給貴族。
【經濟】
春秋時期，鐵製農具開始使用，但為普及（戰國時期開始普及推廣），，春秋時期除使用塊煉鐵外，還掌握了冶煉生鐵的先進技術。鐵器的使用使大規模開墾荒地成為可能，促進了私田的發展，同時也為手工業提供了銳利的工具，牛耕漸趨普遍起來，牛耕技術的發展，衹有與鐵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發揮出它的功能。在青銅冶鑄方面發明了錯金、錯銀、嵌紅銅等新工藝。侯馬大批鑄造陶範的出土，顯示出這一時期青銅冶鑄業和采礦業的規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後，各諸侯國已經大量使用貨幣。金屬貨幣的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
春秋時期，鐵農具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産力。許多荒地被開墾為良田，耕作技術由粗放轉嚮精耕細作，農業産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製崩潰，土地關係嚮私有化發展。諸侯們不得不陸續實行改革，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而嚮土地所有者徵收田稅，自耕農的生産積極性高漲。由於戰爭的需要，馬的數量增多。中原地區的畜牧業則基本上變了農業的附庸，專門從事畜牧業生産的人很少。
春秋時期，青銅器上的雕鏤紋飾趨嚮細緻工整，造型輕巧靈便，出現了錯金銘文。存世的吳、越青銅劍，其冶鑄淬煉之精，合金技術之巧，外鍍之精良，花紋之鑄造，皆世所罕見。煮????、冶鐵、漆器等部門發展起來。鐵器主要為手工業工具和農具。齊國的絲織品、楚國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為個體生産和經營者，聚居於城中的“肆”裏，邊生産邊銷售。被稱為匠師之祖的公輸般“魯班”，就生活於春秋末年。鑄造金屬貨幣産生於春秋時期，晉國是最早鑄造和使用鑄幣的地區之一。春秋後期，越國的𠔌價，每石最貴時六十錢，最賤時三十錢。
春秋時，産生了新的賦稅制度。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國傢根據土地面積嚮田主徵收一定的實物稅。這是古代田稅的開始。魯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積徵收一定量的軍賦（甲），從而使稅和賦合而為一。春秋戰國之際，地稅的徵收已很普遍。秦國於簡公七年（前408年）實行“初稅禾”的實物地稅制度。戰國時，各國稅製不一。秦國首先實行戶口登記製，並據以徵收田地租稅和接人頭徵收“頭會”（人口稅）。
【文化】
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嚮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在春秋這個轉型期，儘管夏商周以來的傳統觀念仍在人們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發生着影響。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權威的動搖與衰落，學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隨之而出現的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嚮民間等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某種改變，這些變化正是春秋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
【宗教】
春秋時期並沒有一種廣泛流行的宗教，因為道教是從漢代纔開始出現的，佛教也是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不過，春秋時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藝術】
春秋時代的藝術，主要是青銅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時代的青銅藝術品。1923年，在新鄭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時代的青銅鼎、爵，和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相比之下工藝已經大大發展。青銅器上的紋飾也很講究。
【科技】
《墨子》一書記述了類似秤的杠桿原理。這是最早的杠桿原理理論。
鐵器和牛耕在春秋時期得到推廣，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在天文學、物理學、醫學方面，春秋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
形成於春秋戰國時的陰陽五行之說，將整個世界包括天文都納入五行體係。“天”不僅以天象，而且還以各種物象來顯示“天命”，因此，人們要以各種符應去體察“天命”，改變了以往用民心去體察天命的方法。這些符應顯示於“五德轉”。顯示於“五行之運”。天象的觀察不但適用於國傢政治，特別是異常天象，因為事關“天命”，更是備受重視。春秋戰國時期，一些精巧的醫療技術被發明並在臨床得到應用。《靈樞．四時汽》記載了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術。
中國傳統農業在春秋時期纔開始形成。春秋時期的人們發明了以前沒有的鐵犁鏵、鐵鋤、連枷、石磨等新農具。
春秋時期的青銅器鑄造也是這一時代的特徵，以曾國和楚國、徐國的青銅器為代表。
【哲學思想】
中華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為儒傢六經之一的《易經》，有很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被後人稱為河圖、洛書的東西，是燒灼卜骨的表現，是遠古先民在長期生活和占卜的實踐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互相串連、互相滲透的反映。
相傳伏羲氏將其歸納總結，對蓍草反覆排列，而畫為八卦，將天地間萬物的現象都包括於其中，這是原始的易。後來，據說經過周文王的悉心鑽研，將其規範化、條理化，演繹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辭、爻辭，人稱《周易》。它以簡單的圖像和數字，以陰和陽的對立變化，來闡述紛紜繁復的社會現象，顯示成千上萬直至無窮的數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簡示繁，充滿變化的特點。其所以稱為“易”，鄭玄解釋有三義：一是簡，二是變易，三是不易。就是講萬物之理有變有不變，現象在不斷變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又具不會變的，這就從客觀世界的辯證發展中抽象出了理論上十分豐富的樸素的辯證法。舊說到春秋後期，孔子對《周易》進行解釋和論說，完成十翼，即《易傳》。這樣，《周易》就發展成為一部內容博大精深的闡述宇宙變化的哲學著作。中華文明學術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時代纔發展起來。這時的學術思想，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大黃金時代。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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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書
《春秋》，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備，王安石甚至說《春秋》是“斷爛朝報”。亦是儒傢經典之一。
在中國上古時期，春季和秋季是諸侯朝覲王室的時節。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書的統稱。而魯國史書的正式名稱就是《春秋》。傳統上認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魯國史官的集體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簡練，事件的記載很簡略，但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它所記魯國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確，所載日食與西方學者所著《蝕經》比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證《春秋》並非古人憑空虛撰，可以定為信史。然而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在文字上難免有論脫增竄之類的問題。
《春秋》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現存版本則衹有16000多字。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𠔌梁喜《春秋𠔌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傢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傢：
《左氏傳》30捲；
《公羊傳》11捲；
《𠔌梁傳》11篇；
《鄒氏傳》11捲；
《夾氏傳》11捲。
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𠔌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墻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
公羊傳和𠔌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和𠔌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𠔌梁傳。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傢大事；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秋”四季的季節。但古人重視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𠔌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𠔌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傢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貶”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傢奉為經典。《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因為《春秋》是粗綫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傳》《春秋𠔌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三傳。《傳》的《春秋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併，先經後傳。本欄春秋為單行本，其他三傳請到本書館十三經欄目閱讀或下載。
【品讀方法】
《春秋》是經而非尋常史書。讀《春秋》之法，必尊以經而後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義所在。若與二十四史同而混讀，必生乖張之心，必生偏狹之念。如是則終生不能明於聖賢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緣何也？惟其懼以貽臭千古，為萬世所唾駡，受鬼神之誅耳。故是《春秋》為經，以大義所存焉。此等深意，雖以史遷之賢而不能及。今人或以麯筆諷之，其謬甚深也！因此一嘆。
【作品性質】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傢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鬍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實際上，“亦經亦史”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不妨先對之略加分析以見其不妥。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傢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纔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衹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癢”。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和論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經史不分”之說不符合古代經史關係的實際。關於這點，鐘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有力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事實，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論著的性質是恆定不變的，而屬於學科分化的經史之分則是一個動態過程，兩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經、史的區別是本質性的，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當然也不存在某種中間過渡形態。這樣說來，“亦經亦史”說實際上等於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質問題，無怪乎自産生以來和者寥寥。與此不同，以《春秋》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看法，卻由於牽涉到一些史實和理論的辨析而情況復雜；加之此說出自著名學者之口，因而長期以來對之鮮有質疑者。由於今人的誤解多係盲從前賢所致，所以首先對傳統諸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的錯誤加以分析辯駁，無疑是我們正確認識《春秋》性質的鈐鍵所在。
【寫作動機】
歷史學家從事歷史創作的主觀動機在於真實地記載歷史，這是判定一部作品為歷史學著作的第一項標準。正如有學者所說：“記錄和保存歷史史實，是史傢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動機之一。……史傢從記存史事的動機出發來研究歷史，對於史學的發展産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史學的産生即由此始。”史學著作當以記事為目的，這也是古今中外歷史學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傢賢大夫之業不述”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為撰史的立足點。呂思勉說：“何謂史？史也者，記事者也。”講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求真記實對歷史學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則，因而堪稱判斷一本論著是否為史學著作的試金石。蔣慶正確地指出：“孔子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書性質的關鍵。”孔子為什麽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於求真記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鬍適就曾指出：“《春秋》那部書，衹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傢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麽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衹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這些論述都根據作者的動機，正確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學性質，結論足以服人。
人們之所以長期以來對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與種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之間的顯著矛盾視而不見，當與誤解並混淆孔子“直”的觀念和“直書”思想有關。《論語·子路》記載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通過玩弄概念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春秋時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社會現實的批評，但他在這裏所追求的“直”顯然並非事實的真相，而衹是論者心中“善”的道德觀念。是的，孔子曾有諸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類的話，足見他確有註重客觀事實的可貴思想；但由於《春秋》是孔子藉以表達政治理想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所以貫穿其中的並不是這種求真思想，相反，指導作者進行“筆削”的正是《論語》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種的“直”的觀念而已。這種意義上的“直”與歷史學家對史學客觀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遺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註意到上述兩種觀念間的名實之辨。
【相關評論】
《春秋》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衹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係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麯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春秋》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傢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傢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麯筆為形式的“春秋筆法”正是《春秋》微言大義之所係，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着誤解，衹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傢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
【作品價值】
《春秋》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傢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遺憾的是，多數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春秋》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着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幹年來人們始終局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徵，那就成問題了。”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衝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於誤解了《春秋》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榖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麽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於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輓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絶學。”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春秋”“戰國”名稱的來歷】
魯國史官把當時各國報導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記錄下來，一年分春、夏、秋、鼕四季記錄，簡括起來就把這部編年史名為“春秋”。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成為儒傢經典之一。《春秋》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襄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為了敘事方便，春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東遷東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前夕，總共295年。
春秋以後，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諸侯國連年戰爭，當時人們就稱呼這七大諸侯國為“戰國”。《戰國策·燕策一》載蘇秦的弟弟蘇代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可見當時七大諸侯國都有戰國的稱呼。到西漢初年，“戰國”這個名詞的含義還沒有變化。到西漢末年劉嚮編輯《戰國策》一書時，纔開始把“戰國”作為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名稱。戰國時期開始於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史記》的《六國年表》開始的一年，止於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滅齊統一六國的一年，共255年。
【政治學家】
儒傢：孔子、孟子、荀子；主要思想：“仁政”“民貴君輕”，反對兼併戰。
墨傢：墨子， 主要思想：“人定勝天”。
【春秋時期主要諸侯國】
東周前期又稱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大分裂形成的時期。史傢一般以“三傢分晉”作為春秋時代的結束和戰國時代的開始。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建立了東周王朝。但此時周已衰弱到了極點，統治範圍方圓不足六百裏，各諸侯國紛紛割據稱雄，不再朝見周王，其統率諸侯的權利也是名存實亡。此間，全國共分為一百四十多個大小諸侯國，而其中以楚國、齊國、晉國、吳國、越國、秦國為大。
楚國：
楚國是三苗人在長江中下遊建立起的一個國傢，它在周初曾參加了武王伐紂的戰爭，後得到周的封號，居楚地丹陽（今湖北姊歸縣）。春秋初期，楚國日益強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號為武王，有地千裏。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一些戰事。通過戰爭，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並逐步成為春秋前期中國南方的主要強國之一。
齊國：
齊國的祖先是周文王的謀臣姜尚之族，姜尚因助周滅商有功被封為齊侯，同時周統治者賜予齊國一種特權——可以討伐有罪的諸侯，憑藉這項特權，齊國在西周時期已發展成為東方的大國。春秋年間，齊國出現了一位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傢——齊桓公。他依靠謀士管仲整頓國政，設各種官吏，各司其職，並分全國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六鄉、士十五鄉，此十五鄉即為農鄉，鄉中之人在和平時專心務農，戰時當兵。如此幾年之間，齊國國富民強，到公元前679年，齊國已稱霸北方。後來，齊國又於前567 年消滅了東夷大國——萊，使之土地擴大了一倍以上，成為真正數一數二的大國。
晉國：
晉國原處於戎狄遊牧地區，東周初期，晉獻公（前676年-前651年）建都絳（山西翼城縣），開始了晉國的霸業。晉國先後消滅霍、耿、魏、虞、虢等一些北方小諸侯國，統一了汾河流域。前六三六年，獻公之子重耳即位，他曾被獻公放逐十九年之久。在這十九年之中，重耳周遊列國，積纍了豐富的政治經驗，故而他回國後便立即着手整頓政事，他與大臣們君臣一心，先後兩次率晉、秦、宋、齊四國聯軍南擊楚國，占領了南方的大片領土。晉軍南徵促使華夏文明進一步流傳到長江以南地區，加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到了春秋後期，晉國的統治出現危機，並最終分裂成韓、趙、魏等幾個獨立的諸侯國傢，史稱“三傢分晉”。
吳國：
吳國是春秋中前期發展起來的新興諸侯國傢，它本是楚國的屬國，但隨着後來的強大逐漸脫離了楚國的統治。前506年，吳國大舉進攻楚國。在戰爭中，吳國五戰五捷攻破了楚國兩百年經營的都城成郢（今湖北江陵），掠去大量的物資。這場吳楚大戰是春秋時期的第一大戰事，戰爭的結果使楚國受到空前的創傷，而吳國則漸漸取代了楚國的位置成為南方大國。
越國：
越國與吳國相同，都是楚的屬國，但越的興起比吳還要晚一些，直至允常執政時期，越主纔始稱為王。在此之後，越王在楚的舊臣文種和范蠡的協助下，擊退來犯的吳國。後吳王夫差任又用吳子胥為將，大勝越國，使之臣服。但越王勾踐並不甘心失敗，他住於薪柴之中，並每日嘗一次苦膽，以示不忘國仇。經過幾年的準備，越王勾踐於公元前473年滅吳，成為繼吳之後的又一個南方大國。
秦國：
在幾大強國中，秦國並不是最強大的國傢，但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秦成為春秋時期發展最快的國傢。在秦穆公執政期間，曾任用謀臣百裏奚，使秦國強盛一時。但秦國地處中原之北，與戎狄、羌等北方諸族混居，故華夏諸侯一直以秦為戎狄國，禁止其會盟中原，而這卻給了秦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到後來戰國時期，秦才能以強大的實力消滅六國統一天下。
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紛紛兼併其他小國，其中以楚、齊等大國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國傢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統治的的時代。至此，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便告一段落，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割據時代——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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