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末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后，人民普遍渴望统一。但北周和南陈的皇帝都没有统一南北的能力；到了杨坚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建立隋朝以后，这一任务才由隋文帝杨坚予以完成。杨坚出身北周贵族，周宣帝时拜上柱国、大司马。后来周静帝年幼即位，坚为大丞相，总揽军政大权，在平定了河南、湖北、四川的割据势力后，又翦除了宇文氏诸王室，于大定元年(581)代周称帝，建国号隋，是为隋文帝。接着，他开始了统一的军事部署，先与突厥和亲，使东突厥来归，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便安排南下伐陈。文帝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在安徽前线集结兵力，准备渡江。开皇九年(589)正月，先锋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采石、广陵渡江，直取建康，陈军崩溃，陈后主投降。南方各地纷纷归附，文帝出兵后不到四个月，便实现了南北统一。
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统一成果的措施。他加强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设立三省六部；又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郡县二级制；改革府兵制；重颁均田令；制定新刑律；新铸五铢钱；统一度量衡等。他使用得力的大臣高颖、杨素、牛弘、苏威等，坚持以农为本，兴修水利，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文帝又开通广通渠，以便漕运交通，在长安建大兴城，并完善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材。仁寿年间，全国户口增到七百万户，仓廪充实，社会安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开皇二十年，文帝废太子杨勇，另立次子杨广。杨广素与宇文述、杨素勾结，建立党羽，阴谋夺位。仁寿四年，杨广弑父杀兄，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炀帝得志后骄恣无忌，滥用人力财力，挥霍无度。他大规模徵发民工，修建南北大运河及长城；大规模兴建东都，穷极华丽，一年间每月役使民工达二百万人；又大规模徵调军队，三次出征高丽，但均告失利；巡游全国，三下江都。连年征战与炀帝暴政致使隋朝的国力大大削弱，人民苦不堪言。农村中逃避军役和劳役的人越来越多，流民遍地。
大业七年，在山东首先爆发了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接着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贵族出身的杨玄感也起兵反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大分裂。起义军在与隋军不断的战斗中，分并离合，形成了三支较强大的力量，即在中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北部窦建德领导的夏军和南部杜伏威领导的吴军。大业十三年，瓦岗军进逼东都。这时炀帝已南下江都，以越王侗留守东都。山西太原留守李渊乘机举兵进入长安，立代王侑为帝，自为大丞相。大业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缢杀炀帝。李渊闻讯，当即在长安自立为帝，建立唐朝。这时各地豪强也纷纷独立，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此后三四年间，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武装都纷纷被唐朝消灭，唐朝继承隋朝，统一了中国。
[隋与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创作。所以，隋唐的统一，政
治和军事力量虽起自北方，但自隋初到唐睿宗景云中约一百三十年，南朝诗风继续占据
着主导地位。在唐初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诗歌没有明显的进步，非但南朝诗歌固有的一
些弊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由于诗歌创作的中心几乎完全在宫廷，其内容又大抵是歌
功颂德或以文辞为娱乐的，自由抒情的意味尤其显得淡薄。不过，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
面，唐初宫廷诗人们汲取和总结了前代的经验，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发展，使之日臻丰
富和完善，这对唐诗走向成熟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新的诗人对
已经变得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日益感到不满，发出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呼声。诗歌
创作也随之逐步摆脱宫廷藩篱，终开一代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
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
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薛道衡（540—609）
，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
(杨素生卒年据《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刊潼关出土《杨素墓志》。)
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
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
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
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
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而且从每首诗的总
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
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
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
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诗中卢思道、薛道衡的诗
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
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
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
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
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
称道。
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
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
“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
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
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
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
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
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
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
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
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
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
“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
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
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
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
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
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
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
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
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
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
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
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
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
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
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
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
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
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
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
（《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
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
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骆玉明，youth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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