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又稱後漢，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朝代，與西漢合稱漢朝。西漢與東漢之間有一個新朝，後被東漢所取代。東漢亦是漢朝的一部分，與西漢不同的是，東漢乃建都洛陽，而西漢則建都長安。不過，跟西漢相同，東漢同樣是當時的一個強大的國傢，而初期的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亦是中國其中的一個盛世(黃金時代)之一。
東漢-歷史
光武中興及明章之治（25年－88年）
新朝末年王莽改革失敗，並引發內亂，其時身為漢朝宗室的光武帝劉秀乘勢而起，在緑林軍的協助下推翻新朝，即位改國號漢，史稱東漢。當時光武帝亦從前朝西邊的長安改為建都東邊的洛陽，因洛陽為其軍事根據地，而長安亦逢多次戰亂而日殘。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傢大事，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同時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史稱光武中興。漢光武帝死後，明帝即位，命竇固、耿忠徵伐北匈奴。漢軍進抵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裏坤湖），取伊吾盧地。其後，竇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復了西域與漢朝的聯繫。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間，為東漢的黃金時代，史稱明章之治。
外戚政治的勃興（88年－159年）
漢章帝是一個賢明的皇帝，但他卻開東漢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後，剛登基的漢和帝劉肇衹是一個10歲的孩子，由他的養母竇太後執政。竇太後仰仗他的兄長竇憲，竇氏戚族開始掌權。儘管漢和帝後來聯合宦官力量消滅了竇氏，但是東漢政治的格局已經無法扭轉。
和帝去世後，漢殤帝劉隆年齡更小，衹是一個剛滿三個月的孩子。政權當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這一次由鄧太後的兄長鄧騭為代表的鄧氏戚族掌握實際權力。漢殤帝衹當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劉祜即位，也就是漢安帝。漢安帝本身就是由鄧氏戚族擁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鄧太後死後，安帝纔親政，他消滅了鄧氏。然而他卻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團掌握權力，東漢王朝開始走嚮下坡路。
劉懿在閻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不久之後閻氏戚族就被宦官消滅。宦官擁立漢順帝。但是漢順帝對外戚繼續放任自流，結果導致梁氏戚族長達20多年的專政。梁冀更是達到了外戚權力的巔峰，漢衝帝、漢質帝都被他牢牢控製。漢質帝僅僅因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漢桓帝即位。
政治局面的惡化（159年－189年）
159 年，漢桓帝聯合宦官一起誅滅了梁氏。漢桓帝將與他同謀的十三個宦官封侯，宦官開始成為東漢政權的主導力量。問題是，宦官的腐敗比外戚更甚。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滿，他們與外戚聯合，一同對抗宦官。宦官當然不願意放棄權力，雙方鬥爭激烈。最終導致了兩次黨錮之禍，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漢靈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兩個惡名昭著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漢靈帝把朝政全交給宦官，使政局更為惡化。184年，黃巾之亂爆發，東漢政府陷入混亂。黨錮終於被解除，但已經太遲了。
名存實亡的政府（189年－220年）
189年，漢靈帝去世，漢少帝劉辯即位。外戚何進掌控政府，他打算鏟除宦官勢力。但是少帝的母親何太後反對。此時，士大夫領袖袁紹提出建議，讓董卓進京，逼迫太後答應。何進同意了他的建議，一場鏟除宦官的計劃開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當然不願意坐以待斃，他們先下手為強，殺掉了何進。袁紹聞訊立即率軍攻入皇宮，對宦官進行屠殺。張讓挾持漢少帝逃走，追兵趕到，他自殺身亡。可此時董卓的勢力已經到達京城，外戚和宦官的勢力同歸於盡，董卓控製了中央政府。
董卓為了樹立威望，他首先廢掉了漢少帝，立他的弟弟劉協為帝，即漢獻帝。190年，他又把漢少帝和何太後一起殺掉。這種倒行逆施的行徑引起了地方勢力的不滿。他們推舉袁紹為代表，組成關東聯軍討伐董卓。雖然這次戰爭虎頭蛇尾，未能達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他挾持皇帝遷都到長安，並且焚燒了洛陽，經營多年的洛陽城毀於一旦。與此同時，各地的地方軍閥紛紛積極擴充自己的勢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蕩然無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將呂布殺掉董卓，下令大赦。中央政府的權威一度恢復。然而不久之後，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捲土重來，王允被殺，中央政府再度陷入混亂。195年，李傕、郭汜發生內鬥，劉協和群臣逃出長安，回到洛陽。但洛陽已是一片廢墟，漢獻帝陷入窘迫的處境。
這個時候，曹操采納了謀士的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他率軍隊迎接漢獻帝，將他移到自己的地盤許昌。曹操成為中央政府的實際首腦，漢獻帝衹是一個傀儡。曹操後來受九錫，封為魏王，他衹是未取帝位而已。地方上也逐漸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220年，曹操的兒子曹丕繼承他魏王的爵位後，逼迫漢獻帝禪讓。東漢王朝滅亡，計12帝，195年。
東漢-對外關係
與南匈奴的關係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貴族之間爆發了爭立單於的鬥爭，互相猜忌，出現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連年旱蝗，“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為南北兩部。劉秀接受了南匈奴的歸附，令其入居雲中，東漢政府每年供給南匈奴一定數量的糧食、牛馬及絲帛等物資。南單於則遣侍子入朝，分置諸部於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西河等緣邊八郡，協助東漢防禦北匈奴的侵擾。
與北匈奴的關係
南匈奴歸附東漢王朝後，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勢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戰中，數次被南匈奴擊敗。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東漢王朝大舉反擊，竇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軍事勝利，往北追至蒲類海（新疆巴裏坤湖），並留屯於伊吾盧城（新疆哈密）。到漢章帝時，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後有數十萬口入塞投降。公元89年（永元元年），竇憲、耿秉等率領漢軍會合南匈奴大舉北進，與北單於交戰，連戰皆捷，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在以後的二年內，北匈奴不斷失敗，嚮西遷移。以後，北匈奴的一部分越過中亞、西亞遷往歐洲。
與烏桓的關係
公元46年，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烏桓各部乘機擺脫了匈奴的控製。南匈奴歸附東漢後，烏桓也嚮東漢政府表示臣服。劉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長八十餘人為侯王君長，使其居住於幽、並二州緣邊十郡境內，招募烏桓族人內附，在上𠔌郡寧縣（河北宣化縣西北）設護烏桓校尉，監領烏桓各部。東漢王朝歲給烏桓人衣食，利用他們善於騎射的特點，讓他們助守邊防。烏桓各部世代為東漢守邊，實際上成了一支世襲的雇傭軍隊，直到魏晉時期，烏桓鐵騎仍名聞天下。
與鮮卑的關係
南匈奴和烏桓相繼歸附東漢後，鮮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鮮卑接受了東漢中央的封號，也受護烏桓校尉監護。東漢還收買鮮卑部落大人，使之專門對付北匈奴。
東漢中期，北匈奴殘部西遷，鮮卑族乘機占領了匈奴故地，與散居在原地的十餘萬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勢力迅速強盛起來。從此以後，鮮卑族擺脫了對東漢王朝的依附，並成為東漢中後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脅力量。
與羌族的關係
東漢初，劉秀在削平隴西割據勢力後，復置護羌校尉，管理羌族諸部落，並陸續遷羌族於隴西、天水、扶風諸郡（甘肅東部、陝西西部一帶）。公元58年，竇固等攻破青海境內未臣服的燒當諸部後，又把他們遷徙至關中一帶。為了隔斷徙居內地的羌族諸部與青海境內未臣服羌族的聯繫，防止他們聯合反抗，東漢政府在今青海西寧、樂都一帶建立屯田區，長期駐軍屯墾。從漢安帝時起，羌族人民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起義，前後延續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鬥爭和各地的農民起義相呼應，給予東漢王朝以致命的打擊。由於長期的殘酷戰爭，使整個西北地區殘破不堪，社會生産遭到巨大的破壞。
與蠻族的關係
在西漢末年的社會大變動中，大量漢人流入湖南地區，與蠻族人民錯居雜處。東漢建立後，當地郡縣為了重新控製這些流亡人口，也與蠻族人民發生了衝突。公元47 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首先起來反抗，攻擊當地郡縣。劉秀派萬餘軍隊前往鎮壓，結果全軍覆沒。第二年，李嵩、馬成督軍進剿，仍然不能獲勝。第三年又派伏波將軍馬援帶領四萬多人前往鎮壓。漢軍死耗大半，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後，起義者纔被鎮壓下去。東漢中葉後，由於加重了對蠻族的控製和搜刮，結果引起了各地蠻族大起義。蠻族人民連綿不斷的反抗鬥爭，一直延續到東漢王朝覆滅為止。
與朝鮮、日本的關係
在東漢末年，朝鮮半島北部先後興起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傢，三韓的發展水平雖略有不同，但都處在由原始社會嚮階級社會過渡階段。他們在東漢的強烈影響下，並沒有嚮奴隸社會發展，而是模仿漢朝的剝削方式和政治制度，從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島上居住着倭人，東漢時倭人分為一百多個小國。早在西漢時，倭人就通過朝鮮半島與漢朝有了交往。東漢時雙方關係更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派遣使臣與漢通好，劉秀遂以“漢委奴國王”金印相贈。這顆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賀島崎村出土，成為中日友好的歷史見證。
與越南的交往
東漢時，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初，錫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種技術，設立學校，傳播先進文化，對改變當地落後狀態起了很大促進作用。但後來蘇充任交趾太守，對越人加重剝削，引起越人的強烈不滿。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徵側、徵貳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響應，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徵側、徵貳自立為王，這就是越南歷史上著名的二徵王。二徵王不久就被伏波將軍馬援鎮壓。東漢在鎮壓二徵之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發展農業生産，廢除殘暴的“越律”十餘條等。東漢先進的經濟、文化給越南以深刻的影響。
與中亞、歐洲國傢的聯繫
自張騫出使西域之後，通過絲綢之路，漢朝與中亞、歐洲建立了經常的貿易關係。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一直到達條支海（波斯灣）。甘英這次出使，雖然沒有直接開闢與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東漢要與歐洲建立關係的願望。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來到中國，以大秦王安敦的名義，贈送漢桓帝一些禮物。此後漢與羅馬的貿易關係更為頻繁。 東漢時期，印度、緬甸等國與中國的關係也更為密切。據記載：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來訪，雙方互贈禮物。公元97年，緬甸北部的撣國王雍由調派遣使者嚮漢王朝贈送珍寶。東漢政府則以金印回贈。公元120年（永寧元年），雍由調再次遣使來漢，並“獻樂及幻人”，緬甸的音樂和雜技，在當時深受歡迎。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漢與印度的聯繫就日趨密切。特別是漢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經以後，印度的僧侶大量來到中國，譯佛經，傳佛學，對中國的文化思想産生了重大影響。
東漢-文化
讖緯思想
西漢末年，從董仲舒開始的神學化的儒學思想繼續發展，讖緯迷信開始廣泛流傳，毒化了整個思想學術領域的氣氛。
讖緯是一種庸俗經學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讖是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啓示，嚮人們昭告吉兇禍福、治亂興衰，往往有圖有文，又稱圖讖。緯是用宗教迷信的觀點對儒傢經典所作的解釋。緯書就是假托神意來解釋經典。
劉秀當初為了稱帝，就用符瑞圖讖來證明他當皇帝是“天命”所歸，是神的意志。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對讖緯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讖緯作根據；各種重大問題的决策，也以讖緯來“决定嫌疑”；對於儒傢經典的解釋，都以讖緯為指歸。
反讖緯學者
當讖緯迷信泛濫的時候，也出現了與其對立的思想傢，其代表人物是桓譚（公元前40年～公元32年）。桓譚明確指出，讖記緯書是“奇怪虛誕之事”，應該而且必須拋棄。桓譚所闡發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觀點，在哲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他對稍後的唯物主義思想傢王充，有直接的影響。
佛教的傳入
西漢時，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國已經信奉佛教。西漢末，佛教開始傳入中原地區。公元前2年（元壽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達長安，博士弟子秦景憲從伊存學浮屠（佛的音譯）經。從此以後，佛教就逐漸流傳開來。
經學
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還是官方學術的主體，從洛陽的太學到州郡縣所設立的官學，傳授者都是今文經一些著名的經師，他們所著錄的弟子，往往成千上萬。但從發展趨勢看，今文經由於其本身的弱點而日趨衰落。今文經學最大的弱點，一個是妖妄，一個是繁瑣。今文經用讖緯說經，充斥着荒誕不經的迷信邪說，這些邪說曾經獲寵於一時，但它的欺騙性逐漸被戳穿，也就逐漸被蔑視。
古文經學的一個特點是“通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今文經學比較，古文經學是一種簡單明了、思想犀利的學術。由於這種特點，東漢時期古文經學發展很快，它雖然未立學官，卻逐漸成了私學的主流。在學術方面，古文經學取得了很大成就。東漢一代，古文經學的大師輩出，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張衡、許慎、馬融、鄭玄等人。在古文經學的訓詁和註釋方面，成就最大者是許慎、馬融、鄭玄三人。
史學
東漢時期最重要的歷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漢書》。《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於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
（圖）漢書漢書
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班固的父親班彪，繼《史記》之後，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繼承父業，完成《漢書》一百捲。班固死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後來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補寫。
文學藝術
東漢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辭賦和五言詩兩種。其中在辭賦方面，東漢時作者很多，但大抵都是模仿之作。流傳較廣的有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等。
東漢時期的藝術創作，以繪畫和雕刻最為著名。當時，貴族、地主們的宮殿、住宅、廟宇、陵墓的墻壁上，到處都有壁畫，一般漆器、陶瓷器等工藝品上也有各種圖畫。
現存東漢的石刻畫，最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石刻，肥城縣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縣的東漢墓石刻等等。武梁祠石刻用陽刻，是平面的浮雕；孝堂山石刻用陰刻，以綫條來勾畫形象。除石刻畫外，東漢墓中還發現大量畫像磚，成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表現了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景，題材廣泛，刻畫精細，綫條流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天文學
張衡（公元78年～139年），字平子，南陽人。他學識淵博，又十分精通數學，著有《算罔論》。但張衡最大的科學貢獻，是在天文學方面。他總結前人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創製了渾天儀、候風儀和地動儀。
渾天儀製成後，張衡又著《渾天儀圖註》，解釋渾天儀的製造原理和使用方法。他還寫了一部專門的天文著作，叫作《靈憲》，講述天體現象。他主張渾天說，認為天地都是圓的，天在外，像雞蛋殼，地在內，像雞蛋黃。這種說法雖不完全正確，但比當時流行的天圓地方的蓋天說要進步。另外，《靈憲》還記載了星座和微星數量，並正確地解釋了日蝕月蝕的原因。
張衡製作的候風儀不見著錄，可能是一種預測大風的儀器。他所製作的地動儀，則是世界上第一臺測定地震的儀器。地動儀用精銅製成，圓徑八尺，狀如酒樽；中有立柱，連着八個方向的機械；外面有八個竜頭，口銜銅丸；下有八個蟾蜍，口嚮上張。當哪個方向出現了地震，那個方向的竜口就吐出銅丸，落在蟾蜍口內，發出清脆的聲音，看守儀器的人就可以知道發生地震的方向，能推測出震源的距離。
醫學
東漢時期，是中國傳統醫學創立的重要時期。東漢晚期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成為中醫學的主要奠基人。
張仲景（公元150年～219年），名機，河南南陽人。他總結前代的醫學經驗，寫成《傷寒雜病論》十六捲。後代流傳下來的，衹有經過晉代名醫王叔和改編過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種。張仲景在中醫學上的卓越貢獻，主要是在診斷和治療兩方面。診斷方面，在辨明癥狀時，他先分析是陰癥還是陽癥，由陰陽而辨明表裏，再辨明虛實、寒熱，這就是中醫診斷學上的八綱。在治療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種癥狀的療法。這些都是以後中醫的準繩，張仲景也被後代中醫奉為“醫聖 ”。
東漢時，另一位著名的醫生是華佗。華佗精於方藥、針灸，特別精於外科手術。在施行手術前，他讓病人服用他發明的麻沸散，進行麻醉。施行手術後把創口縫合，塗上膏藥，就能逐漸痊愈。華倫能剖腹破背，剪截衝洗腸胃，還能做需要高度精確而復雜的腦科手術。華倫認為人要經常運動，促進血脈流通，飲食消化，就能減少疾病。他創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的活動姿態來鍛練身體，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 東漢時期，藥物學方面也獲得了出色成就，它集中反映在東漢初年編成的《神農本草經》上。《神農本草經》是中國最古的一部藥物學著作，記載了365種藥物的性能和用途。
東漢-經濟
生産工具改進
生産工具的改進有顯著的成就。東漢時，出現了短轅一牛輓犁，它操作靈活，便於在小塊農田上耕作。這種短轅一牛輓犁的出現，是跟犁鏵的改進結合在一起的。東漢時，已經大量使用全鐵製犁鏵，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漸縮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鐵製的耕作工具也逐漸增多。在四川樂山崖墓石刻畫像中見到的麯柄鋤，是便於鏟除雜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綿陽發現的鐵製鈎鐮，全長35釐米，是專用於收割的小型農具，操作起來很方便。
據記載，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見水碓在當時已經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發掘還不斷有陶風車、陶磨盤模型出土，都說明農産品加工工具有了顯著進步。
牛耕技術
牛耕技術在東漢時受到了普遍的重視。當時，一些地方官吏註意推廣牛耕技術，鐵犁牛耕技術已從中原嚮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帶推廣。陝西綏德縣東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和米脂縣東漢牛耕圖，證明陝北高原的牛耕技術和中原地區已沒有什麽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當地推廣牛耕，田畝年年增闢。在西漢後期發明的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到東漢時期得到了迅速推廣。
在崔實的《四民月令》中，記述了地主田莊內精耕細作經營農業的一些情況。這種田莊的農業經營，十分註意時令節氣，重視殺草施肥，根據不同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種植密度。並能及時翻土曬田，雙季輪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於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農耕工具的改進，農業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精耕細作方法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産力，使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産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帝永興元年（公元105年）的墾田數字達到732萬多頃，人口達到5325萬多人。這個數字略低於西漢，但如果把東漢豪強地主隱瞞的田畝和人口包括在內，實際的墾田面積和人口數字肯定要超過西漢。
冶鐵技術的改進
由於東漢鐵製農具的普及，鋼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冶鐵技術的改進。東漢初，南陽冶鐵工人發明了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水力轉動機械，使鼓風皮囊張縮，不斷給高爐加氧。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煉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在鐵器鑄造方面，東漢時已熟練地掌握了層疊鑄造這一先進技術。在河南溫縣發現的一座烘範窯，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器零件的疊鑄泥範。把若幹個泥範疊合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同時，疊鑄技術有重大改進，由原來的雙孔澆鑄，改為單孔澆鑄。疊鑄技術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生産效率，節省了原料。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東漢時鐵製用具已普遍應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鐵釘、鐵鍋、鐵刀、鐵剪、鐵燈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據。東漢時期，在冶鐵手工業中已經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鞏縣的冶鐵遺址中曾發現混雜了泥土、草莖製成的煤餅，說明煤已被用來煉鐵。巴蜀地區還利用天然煤氣煮????。在紡織業方面，東漢初年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繽紛、花紋復雜的織錦。當時，蜀錦已馳名全國，襄邑（河南睢縣）和齊（山東臨淄）的絲織業特別發達。考古材料還證明，在邊疆地區，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新疆不少地方漢墓出土的紅色杯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絲織工藝水平相當高。在同一地區出土了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顔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高度發展的毛紡織工藝技術。
造紙業與漆器業
東漢時期，造紙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西漢時，造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後漢書》記載，漢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的技術。新的造紙工藝，主要是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了重大突破。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紙的質量，便於普遍推廣。蔡倫的功績是不朽的，當時天下都稱之為“蔡侯紙”。從此，紙張迅速代替了過去的竹簡、木牘和縑帛，大大便利了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廣。公元8世紀時，中國造紙術傳入西亞，以後又傳入歐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紙的發明使用，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其它如漆器業、陶瓷業等手工業部門，在東漢時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漆器以蜀郡、廣漢出産最為有名，兩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絶倫的手工藝品。當時，瓷器燒製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從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後來的青瓷。
經濟先進區域
鐵工具的普遍推廣和牛耕技術的提高，大大增強了人們嚮自然界鬥爭的能力，特別是它使江南河網沼澤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加上當時各種社會原因，東漢時期的經濟區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東漢以前，中國經濟的先進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別是包括關中在內的黃河中下遊地區。當時的人口分佈，也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到了東漢後期，這種情況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黃河流域的某些地區人口減少，出現了衰落的跡象。而南方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人口在急劇上升。如西漢時，長安附近的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一帶，地處關中地區，人口特別稠密，共有240多萬。到東漢時，關中戰亂頻仍，殘破不堪，人口銳減至50餘萬。兗州也由780多萬減至400萬左右。相反，南方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揚州人口從320多萬增到430 多萬；荊州人口從350多萬增到620多萬；益州人口也從470多萬增到720多萬。
隨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區的開發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統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發展，成為新的經濟發達區域。不過，東漢時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黃河中下遊一帶。因之，黃河流域仍是當時的經濟、政治中心。
田莊式的生産經營
東漢時期，豪強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莊式的生産經營方式。在當時的田莊中，有農、林、牧、漁各業，還從事某些手工業的生産，或進行一定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具有極強的自給自足性質。例如劉秀母舅樊宏在湖陽經營的田莊，其中有數裏面積的樊陂，田地達三百餘頃。在這個田莊中，廬捨樓閣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可見其規模很大，具有多種經營的特點。另外，樊宏還“好貨殖”，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後漢書·樊宏傳》)在四川發現的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莊的同樣情景。
封建國傢所有製
封建國傢所有製經濟是東漢時代另一種重要的經濟形式。封建國傢不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澤，並且還直接經營許多生産事業。特別是手工業方面的經營，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國傢手裏。
在東漢的政府機構中，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所掌管的生産事業最多，也最重要。大司農除了經管國傢賦稅收入外，還主管屯田等事務。東漢時期的屯田，以軍屯為主，在沿邊地區，還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農所屬的平準署和導官署，還分別進行各種絲麻紡織品的染色加工及糧食加工。東漢時，????鐵生産由郡國經營管理。少府實際上是皇帝的大管傢，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澤的各種稅收外，也直接組織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類奢侈品的生産。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業中心，都設有工官組織生産，其規模都相當龐大。將作大匠直接主持宮室、都邑、園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營造。太僕則主造各種兵器器械，並管理各處牧苑。
在東漢國傢經營的生産事業中，還較多地使用奴隸。同時，還有大量罰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農民和少數傭工人。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則更多依靠徵發徭役來完成。
東漢-黨錮之禍
竇氏專權
東漢時期，劉秀之後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幾乎都在幼年繼位。因而每一代開始時，總是由皇太後臨朝稱製。這些年輕的皇太後，要掌握封建國傢的專製權力，衹能依靠兩種人，一種是她的父兄，即外戚；另一種是她身邊的奴才，即宦官。而皇帝長大以後，有時也會與外戚、宦官發生利害衝突，甚至相互殘殺。但是，一般說來它們是三位一體的，外戚與宦官，是專製主義皇權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權肌體上的一對毒瘤。
章帝死後，和帝即位，年僅十歲，竇太後臨朝，其兄弟竇憲、竇景等並居機要，掌握實權。當時，竇氏一門富貴，其子弟親戚，飛黃騰達，所受賞賜，使東漢政府“倉帑為虛”。竇氏兄弟都驕縱不法，甚至其奴僕也“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後漢書·竇憲傳》)在擊破匈奴後，竇憲任大將軍，權勢更盛。
宦官的崛起
竇氏權勢的膨脹，和日益長大的皇帝終於發生了矛盾。公元92年（永元四年），漢和帝在宦官鄭衆等人的幫助下，誅滅了竇氏勢力，鄭衆因功封侯，參與政事，宦官勢力開始增長起來。
和帝死，鄧太後為了把持大權，廢和帝長子，改立僅百日的殤帝。殤帝死，她又立十三歲的安帝。鄧太後之兄也開始輔政。不過，鄧太後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一方面註意壓抑傢人，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掌握專製權力。於是，宦官的權利繼續膨脹。鄧太後死後，因為爭權奪利，安帝乳母王聖、宦官李閏等，誣告鄧氏兄弟及宦官圖謀廢立，驅除了鄧氏勢力。安帝親政後，閻皇后兄弟閻顯等及帝舅耿寶並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閏、江京、樊豐等並掌機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權的局面。
安帝統治時期，政治敗壞。外戚宦官更相勾結，鬍作非為。安帝死後，閻顯又依恃其妹皇太後的聲勢掌握大權。不久，另一派宦官孫程等十九人，又消滅了閻氏勢力，迎立被廢的皇太子劉保，是為順帝。在外戚宦官的互相爭鬥中，皇帝已完全成了傀儡。
梁氏暴政
從公元135年（陽嘉四年）到公元159年（延熹二年）的二十多年裏，大將軍梁商、梁冀父子相繼掌握政權，外戚勢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順帝死後，梁太後臨朝，梁冀的權力越來越重，年幼的質帝說了他一句“跋扈將軍”，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張建立長君，以安定帝位，觸犯了他的忌諱，都被誣陷下獄死。梁冀與宦官曹騰合謀，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無能的桓帝，從而獨攬大權。當時，百官升遷任免，都要先到他傢謝恩，才能到尚書臺辦手續；地方郡縣每年進獻的貢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給梁冀，然後纔把次一等的獻給皇帝。專橫暴虐，達到了極點。
梁冀一傢窮奢極侈，為非作歹，大肆搜刮財富。其殘忍貪暴，引起了公憤。梁冀的兩個妹妹──皇太後和皇后死後，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劃下，桓帝消滅了梁氏勢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賓客，因牽連而死、免者，有好幾百人，一時“朝廷為空”。沒收梁冀的傢財，拍賣後值錢30多億，等於當時東漢王朝半年的租稅收入。
宦官與外戚的鬥爭
宦官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討滅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稱“五侯”。單超任車騎將軍，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單超早死，四侯專橫，他們作威作福，殘害人民。中常侍侯覽，大肆聚斂，貪贓以巨萬計，前後奪取民田一百多頃，住宅381所，自己模仿皇宮修建大規模的住宅16區，都有樓閣、池塘、園囿。當時，宦官的兄弟姻戚，宰州臨郡，到處為非作歹，殘害群衆，民不堪命，東漢統治異常黑暗。
桓帝死，竇太後臨朝，立12歲的劉宏為帝（靈帝），其父竇武任大將軍輔政。在宦官勢力猖獗的情形下，竇武與官僚陳蕃等密議，圖謀驅除宦官勢力，但竇太後不肯。不久，機密泄露。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幽太後於南宮，殺死竇武、陳蕃，獨霸朝政。當時，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們更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反對外戚宦官擅權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使東漢王朝面臨崩潰的邊緣。在此深重的社會危機面前，統治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開始對東漢政權的前途感到憂慮。他們反對外戚宦官專權，要求改革政治，修補樊籬，維係東漢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
反對外戚宦官擅權的營壘，以一部分開明的官僚為主體，還有一些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他們反對外戚宦官，除了為輓救東漢政權危機的共同出發點外，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專權堵塞了他們的政治出路。外戚的黨羽，宦官的爪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選舉不實的情況更加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社會輿論的抨擊。時諺說：“舉秀纔，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外篇》捲一五《審舉》)選舉制度混亂，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徑進入政治舞臺，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他們議論政治，品評人物，對外戚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
官僚、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
官僚、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順帝以前，第二階段為桓靈時期。
在第一階段，反對外戚宦官的鬥爭，一般衹是個別或少數人的行動，還沒有形成一股勢力。早在和帝初年，竇憲兄弟專權，驕縱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對，他們采取措施，打擊竇氏的黨羽爪牙。和帝死後，司空周章因反對鄧太後廢嫡立庶，反對外戚、宦官專權，企圖發動政變，事泄後自殺。安帝末年，宦官與外戚閻顯、耿寶相勾結，虛耗國庫，竭民資財。太尉楊震等人反復上書，抗議外戚宦官濁亂朝政。結果楊震被罷官，憤而自殺。公元133年（陽嘉二年），李固對策，要求“權去外戚，政歸國傢”，禁絶宦官子弟“為吏察孝廉”。
公元142年（漢安元年），東漢政府派遣杜喬等八人分行州縣，監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公開宣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並劾奏梁冀兄弟專權納賄，結黨營私。張綱的行動，震動了整個洛陽。桓、靈以後，朝政完全為外戚宦官勢力所把持，連皇帝的廢立都操縱在他們手裏。政治更加敗壞，人民的苦難也越發深重，面對這種黑暗的現實，有更多的官僚和地主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投入反對外戚宦官腐朽勢力的鬥爭，但遭到鎮壓，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這是鬥爭的第二階段。
第一次黨錮
桓帝在位時，前期是梁冀專製，後期則五侯橫暴，官僚和太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從一開始就非常激烈。順帝死後，圍繞立帝問題，進行了多次較量，最後梁冀殺了反對派首領李固、杜喬，擁立桓帝。梁冀失敗後，桓帝又被宦官所挾製，這就進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學生的憤怒。李固、杜喬等人的鬥爭，得到了社會上的普遍同情，一時，李杜之名聲滿天下。桓帝後期，宦官集團獨霸政權。在這種背景下，涌現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於抨擊宦官勢力的反對派人物。在反對宦官集團的鬥爭中，李膺成為著名領袖。
李膺出身於衣冠望族，他任河南尹時，因打擊宦黨而被下獄，不久復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罪躲在張讓傢中。李膺派人到張讓傢中搜出處死。許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宮門。李膺敢於打擊當權的宦官，名聲越來越大。他與太尉陳蕃、南陽太守王暢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李膺、陳蕃等為首的反宦官鬥爭引起了宦官集團的嫉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誣告李膺與太學生朋比為姦，桓帝遂詔令全國，逮捕“黨人”，收執李膺、陳實等二百餘人。第二年，把黨人赦歸田裏，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
第二次黨錮
桓帝死，靈帝繼位，太後父竇武為大將軍輔政。竇武嫉惡宦官專寵，遂與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打算消滅宦官勢力。但因事機泄漏，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竇武兵敗自殺，陳蕃等遇害。公元169年（建寧二年），宦官侯覽使人誣告張儉結黨謀反，曹節又乘機奏捕“黨人”。李膺、杜密、虞放、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牽連，以至於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衆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團迫害的所謂黨人，某些黨人逃亡時，許多人“破傢相容”。這說明反對宦官專權，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群衆的利益和願望。
公元172年（熹平元年），竇太後死，有人在洛陽朱雀闕上書寫反對宦官專權的文字，宦官集團又一次四出搜捕“黨人”及太學諸生千餘人。公元176年，又下詔規定，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內的親屬，都一律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這次黨錮繼續了十幾年，直到黃巾大起義後，東漢政府纔宣佈赦免“黨人”。
During the widespread rebellion against Wang Mang, the Korean state of Goguryeo was free to raid Han's Korean commanderies; Han did not reaffirm its control over the region until 30 CE. The Trưng Sisters of Vietnam rebelled against Han in 40 CE. Their rebellion was crushed by Han general Ma Yuan (d. 49 CE) in a campaign from 42–43 CE. Wang Mang renewed hostilities against the Xiongnu, who were estranged from Han until their leader Bi (比), a rival claimant to the throne against his cousin Punu (蒲奴), submitted to Han as a tributary vassal in 50 CE. This created two rival Xiongnu states: the Southern Xiongnu led by Bi, an ally of Han, and the Northern Xiongnu led by Punu, an enemy of Han.
During the turbulent reign of Wang Mang, Han lost control over the Tarim Basin, which was conquered by the Northern Xiongnu in 63 CE and used as a base to invade Han's Hexi Corridor in Gansu. Dou Gu (d. 88 CE) defeated the Northern Xiongnu at the Battle of Yiwulu in 73 CE, evicting them from Turpan and chasing them as far as Lake Barkol before establishing a garrison at Hami. After the new Protector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Chen Mu (d. 75 CE) was killed by allies of the Xiongnu in Karasahr and Kucha, the garrison at Hami was withdrawn. At the Battle of Ikh Bayan in 89 CE, Dou Xian (d. 92 CE) defeated the Northern Xiongnu chanyu who then retreated into the Altai Mountains. After the Northern Xiongnu fled into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91 CE, the nomadic Xianbei occupied the area from the borders of the Buyeo Kingdom in Manchuria to the Ili River of the Wusun people. The Xianbei reached their apogee under Tanshihuai (檀石槐) (d. 180 CE), who consistently defeated Chinese armies. However, Tanshihuai's confederation disintegrated after his death.
Ban Chao (d. 102 CE) enlisted the aid of the Kushan Empire, occupying the area of modern India,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Tajikistan, to subdue Kashgar and its ally Sogdiana. When a request by Kushan ruler Vima Kadphises (r. c. 90–c. 100 CE) for a marriage alliance with the Han was rejected in 90 CE, he sent his forces to Wakhan (Afghanistan) to attack Ban Chao. The conflict ended with the Kushans withdrawing because of lack of supplies. In 91 CE, the office of Protector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reinstated when it was bestowed on Ban Chao.
In addition to tributary relations with the Kushans, the Han Empire received gifts from the Parthian Empire, from a king in modern Burma, from a ruler in Japan, and initiated an unsuccessful mission to Daqin (Rome) in 97 CE with Gan Ying as emissary. A Roman embassy of Emperor Marcus Aurelius (r. 161–180 CE) is believed to have reached the court of Emperor Huan of Han (r. 146–168 CE) in 166 CE, yet Rafe de Crespigny asserts that this was most likely a group of Roman merchants. Other travelers to Eastern-Han China included Buddhist monks who translated works into Chinese, such as An Shigao of Parthia, and Lokaksema from Kushan-era Gandhara, 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