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廣西桂林 | ||||||||||||
| 出生地： | 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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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晚年，他曾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劃分為三個階段：西方功利主義、佛學、儒學。《究元抉疑論》為其早年研究佛學的成果之一，其後他關於唯識的研究在論著《唯識述意》中有了更加詳細和有力的論述。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請為北大哲學教授之後，基於當時北大作為中國各種文化和思潮的論戰中心，他開始發起了以東方學和儒學為主的研究，以回應當時由鬍適所領導的新文化對傳統思想之批判。他透過審視東西文化的發展和局限，重新評價儒傢思想，影響了同期學者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其成果在當時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這本論著也成了現代新儒學的先驅。
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著名的思想傢、哲學家、教育傢、社會活動傢、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傢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傢”之稱。
學術思想
1917-1924年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兼同盟刊物《光明報》社長。 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梁漱溟先生與鄒平有着難解的淵源，在遺囑中表明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貼木兒的後裔，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册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産製。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嚮了儒學。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傢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辦《光明報》，為“民盟”言論機關。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傢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多高齡的他仍著文和演講，繼續宣傳他的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思想。
梁漱溟的學術思想自云是：“中國儒傢、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傢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 “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嚮前看和嚮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傢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衹有以儒傢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嚮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製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梁漱溟的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捲本的《梁漱溟全集》。
生平
梁漱溟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啓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小學，學的是ABCD；衹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傢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傢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傢生活……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着為什麽；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嚮何處去。
大衆眼中特立獨行的梁漱溟，曾經有過怎樣的掙紮、苦悶或是從容、豁達，曾經給過傢人怎樣的慈愛和要求?梁的兩個兒子—梁培寬和梁培恕在退休後，用了20年的時間來重新研究父親、“走近父親”。面對父親留給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財富，兄弟倆稱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編輯先父留下來的各種文字資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東西，給讀者留作一個比較。
兒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親對我們完全是寬放的，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
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和‘國寶’的桂冠摘下來!”北大教授季羨林在新書中稱要把自己頭上的這幾頂帽子退回去。
在季羨林之前，有更多的當代名人對加在他們頭上的桂冠表示過異議。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徹底的一個，這位被稱為是“中國脊梁”的人物在名聲之外有着更多的爭議。
大衆眼中特立獨行的梁漱溟，曾經有過怎樣的掙紮、苦悶或是從容、豁達，曾經給過傢人怎樣的慈愛和要求。梁的兩個兒子，梁培寬和梁培恕在退休後，用了20年的時間來重新研究父親，在他們眼中，有着另外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個和尚”
梁漱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學者、哲學家、思想傢、活動傢、政治傢，諸多名號後哪一個纔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來這都是政學兩界人士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在國傢圖書館裏，博碩士論文以梁漱溟為研究對象的專著超過了數十種。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這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傢人說過，也幾乎不嚮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歲時，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成為了一個革命者，隨後又當了《民國報》的編輯及外勤記者，專跑國會，研究西方政治體製在中國的應用。但是，同一段時間，他卻因人生問題所睏擾兩度欲自殺，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學，一度想出傢當和尚。
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讓他以後的人生經歷充滿了傳奇。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曾經杜門研佛三年。“父親很早就開始考慮這些人生問題，後來他給我講過一些佛教故事，釋迦牟尼出傢的故事讓他心有所戚。他同樣是看見別人窮苦就受不了的人，後來的信佛實際上也是為瞭解决這個問題。”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憶說。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着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
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長子梁培寬說，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着學生深入前綫，他寫信給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儘管對佛學鑽研甚深，但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培恕先生說：“佛學衹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培恕說這“下功夫”其實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總結的人生第三種態度：鄭重。
多年以後有人稱梁漱溟是新儒傢的代表人物，“在他92歲的時候，海外有報紙稱他是新儒傢的代表人物，我把報紙念給他聽。他聽完後搖了搖頭，大概是對這樣的稱呼並不贊成。” 梁培寬說，父親梁漱溟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學者、哲學家、社會活動傢的稱號都不太認同。
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麽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 ”“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瞭解决他的問題。”梁培寬說，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為研究所的專傢時，他拒絶了，他說：“我不是專傢，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讓梁培寬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這樣表述自己“衹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衹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衹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最自由的教育
“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說，“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用兩個“最”字來形容並不過分。梁培恕稱自己小學、中學、大學都沒畢業，因為每次都在中途就輟學了，有時因為搬傢，有時卻是因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學了。讓梁培恕奇怪的是，父親梁漱溟對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後來還是別人勸說纔又去上的學。
梁培寬在回憶父親時，常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
梁漱溟這種教育方式貫穿始終，梁培寬亦記得父親從未在學習或者成績上要求過他們兄弟倆。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衹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父親其實並非對自己要求不嚴，而是他認為這種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决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在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後，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
梁培恕說父親的鄉村運動，最先提法是鄉村建設。父親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創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認為，舊中國傳下來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軌道，是因為舊思想作祟。改造中國，思想是阻礙，不是槍、不是政權。所以他把鄉村建設運動的主旨定為八個字：“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是要把散漫的、衹顧自傢自身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生産，在生産中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
在山東，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有很大“特權”，他的鄒平研究院實際上代行了全縣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試驗時，將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全部去掉，在鄒平衹保留了一個縣政府。實際上，在鄒平的鄉村試驗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體現出來的“無為而治”，更多的時候，他把功夫用在對農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為當時的“特區”，鄒平縣是不嚮省裏交稅的，每年還要從省裏拿一些補助，研究院的知識分子們的工資也都來自於行政。梁培恕認為，當時的“官辦”色彩還是很濃。
梁漱溟發起的這一運動因為抗戰被迫中斷了。後來梁培恕又回到過鄒平幾次，那裏的人們現在還記得梁漱溟當時辦學校的情景，因為宣佈窮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錢上學，當時有好多農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學了。但不收學費也造成了後來學校經費緊張的問題。然而老百姓經濟上確實有了改變，比如會種蠶、種棉花，還開展了手工業，有了化工廠、醫院。但當地人對當初讓大人和老人去認字什麽的，並沒有更多的積極性。“他們其實並不理解我父親在做什麽”梁培恕說，父親後來也和他談過，可能再多幾年時間效果也不會更好，當時的理想主義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畫紅太陽
持“衹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為總路綫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後他成了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什麽運動都會找父親。‘文革’期間，當時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經不大來往了，張申府還是經常來，父親也經常到他那裏去。” 梁培寬說。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親那裏，看到屋子裏挂了一副裱好的對聯，父親在對聯中寫道：“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上聯是寫給我們兄弟兩個，意思是說他對我們兩個的感情是不用說的，下聯則是期望他的文章能為後世人所瞭解。
“文革”中梁漱溟沒怎麽受迫害，梁培恕說這全靠他自己的修養。其時梁培寬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寬和梁培恕同時接到電話，稱“我們是某某中學的紅衛兵，到你傢要抄傢了，你們回來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趕。到了傢，院子裏一片狼藉，東西扔了一院子。一進門，就被紅衛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寬隨後也趕回來了。兩兄弟衹能站到院子裏，看着他們燒東西，搜查。
梁漱溟其實也吃過不少苦頭，但在和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談到這一段時，他衹是說當時“心裏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時候，他衹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經是夏末秋初，天氣開始變涼，衣物被抄走，他衹能把洗臉毛巾係在腰間，以免着涼。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鬥，他也曾“坐飛機”，回來後一身汗水。
“他也挨過打。山東來人調查一個我父親認識的人，讓他揭發，我父親據實回答，也說不出什麽，人傢說他不老實，一個巴掌就把他的眼鏡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說，關於這件事，他也沒對艾愷教授講。實際上，他把這事給淡忘了。
在梁培恕記憶中，還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記憶。那時革命群衆流行畫紅太陽，街上到處是旭日、大海，前門大街上的鋪子整個就是紅彤彤的了。梁漱溟還上街買顔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墻上畫。集體挖防空洞的時候，梁漱溟也積極參與，有一次因為遲到還很自責地將此事寫進他的日記裏。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親是贊同的，因為他是想清楚了，認同了纔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絶對不會去做這類事情的。
最大的樂趣是思考問題
一嚮頗為嚴肅的梁漱溟在傢裏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記憶中，父親的確很少開懷大笑，但是他並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
梁培寬對此印象頗深：“父親當時做鄉村工作的時候，大傢一起談到各自的愛好。有人說喜歡下棋，有人說喜歡旅遊。問到他，他說，我的樂趣就是思考問題。我要有時間的話，就要思考問題。他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閑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着我坐在那裏似乎什麽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
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嚮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絶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種種言論，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但從後來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不能輕易斷言。
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同遊北海公園，先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與毛澤東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傢裏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係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裏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傢裏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綫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藉住在親戚傢裏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裏。
在這段時間裏，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纔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綫，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産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臺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纔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麽。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决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 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幸躲過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傢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學習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着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衹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麽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麽政治路綫，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1976年，“四人幫”垮臺，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嚮“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
當時，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
10個月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歲高齡的梁先生坦然告別人世。有人慨嘆，一個入世的知識分子是很難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會吶喊、激憤、憂傷、痛苦，而這常常不免傷及他們的身心，影響他們的個人生活，甚至使他們短壽。像梁漱溟這樣，一輩子都直道而行，卻又能活到95歲的高齡，不能不說是一個生存的奇跡。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詩
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
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大事年表
1893年 1歲 夏歷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於北1898年 5歲 由孟老師講授《三字經》、《地球韻言》。
1899年 6歲 入中 西小學堂讀書。
1901年 8歲 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讀書。
1902年 9歲 入蒙養學堂讀書。
1903年 10歲 在傢隨劉訥讀書。
1905年 12歲 入江蘇小學堂讀書。
1906年 13歲 入順天中學堂讀書。
1907年 14歲 本年開始讀梁啓超主編之《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等出版物。自稱此 時開始思考苦樂問題。
1910年 17歲 甄元熙來順天中學讀書，梁漱溟與其討論中國政治改造問題。本年開始 閱讀立憲派之《國風報》、革命派之《民立報》。
1911年 18歲 中學畢業。畢業前參加了京津同盟會。
1912年 19歲 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 本年開始讀佛典。
1913年 20歲 正月赴西安期間開始素食。年初，讀幸得秋水《社會主義之神髓》，年 末寫出《社會主義粹言》。7月，嚮父兄表示志願出傢為沙門。
1914年 21歲 2月，在《正誼》發表《談佛》。
1916年 23歲 9月，在《東方雜志》發表《究元决疑論》。蔡元培聘請先生到北京大學 任教。
1917年 24歲 欲往衡山出傢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學任教，為哲學門三年 級講授印度哲學概論。
1918年 25歲 3月，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始講授佛教哲學。10月，在研究所開設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學概論》。
1919年 26歲 1月，與陳大齊等人在北大發起組織哲學研究會。5月，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先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6月，開始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以此書為《孔傢哲學》、《唯識述義》兩書 之“引子”。
1920年 27歲 1月，《唯識述義》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閱讀《東崖語錄》有感，遂放棄出傢之念。暑假，訪問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嚮歐陽竟無介紹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學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記錄自10月始刊於《北京大學日刊》 。
1921年 28歲 暑假間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0月， 該講演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間决定做孔傢生活，年末與黃靖賢女士結婚。
1922年 29歲 年初訪太原，結識衛中並參觀其所辦學校。12月，發表《麯阜大學發起和進行的情形並我所懷意見之略述》。
1923年 30歲 9月，在北京大學開設“孔傢思想史”課程。
1924年 31歲 8月，發表《重華書院簡章》。秋，應邀前往山東菏澤任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歲 春，返回北京。後與熊十力及山東六中部分學生住什剎海講學。
1926年 33歲 1月，與師友遷居萬壽山北大有莊同住共學。講《人心與人生》。
1927年 34歲 1月，應邀為北京高校講演《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 遷》等。
1928年 35歲 春，訪南京陶行知所辦曉莊師範學校。7月，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在廣州期間，代李濟深任廣東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提出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案及 試辦計劃大綱。9月，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並為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 會講演鄉治問題。
1929年 36歲 2月，北大考察江蘇、河北、山西等處的村政實驗。秋，赴河南輝縣參與籌辦村治學院。11月，發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1930年 37歲 1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6月，主編《村治》，於該刊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 悟》等文。11月，發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1931年 38歲 1月，赴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6月，該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歲 2月，教育部召開民衆教育傢會議，推選先生等五人起草民衆教育在教育 係統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負責執筆，寫成《社會本位的教育係統草案》。同時，被教 育部聘為民衆教育委員會委員。10月，接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
1937年 44歲 3月，《鄉村建設理論》出版。8月，作為國防參議員出席參議會。
1939年 46歲 11月，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0年 47歲 夏，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
1941年 48歲 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 光明報》，途經桂林時在廣西大學講學兩個月。
1942年 49歲 2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6年 53歲 5月，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9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1948年改為勉仁文學院。11月，國共和談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 56歲 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8月初至9月初 ，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1950年 57歲 9月，嚮中共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研究所。10月，寫作《中國建國之路》。
1952年 59歲 8月，嚮毛澤東提出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未果。
1956年 63歲 8月，居京西八大處習靜。
1960年 67歲 開始寫作《人心與人生》。
1966年 73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8月，先生被趕出居室，暫住小屋內。9月至11月 寫出《儒佛異同論》。
1974年 81歲 1月，寫作《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政協學習會上講演。
1975年 82歲 7月，完成《人心與人生》。重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
1984年 91歲 《人心與人生》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1985年 92歲 3月，在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屆講習班上講演。
1986年 93歲 11月，《東方學概觀》出版。
1988年 95歲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園。
Liang was of Guilin, Guangxi origin, but born in Beijing. He was the son of a famous intellectual who committed suicide apparently in despair at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had a modern education and exposure to Western writings.
In 1917 he was recruited by Cai Yuanpei to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where he produced an influential book based on his lectures entitled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which expounded some of the doctrines of a modern Confucianism. He also displayed the influence of Henri Bergson, then popular in China, as well as Buddhist Yogacara philosophy.
Regard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doomed to eventual failure, Liang did not advocate complete reform and adoption of Western institutions. He nonetheless believed that reform was needed to make China equa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as his view that the required prerequisites for these institutions did not exist in China, so they would not succeed if introduced. Instead, he pushed for change to socialism start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this end, he founded the Shandong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e and helped to found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Liang was famous for his critique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stating that, despite obvious disparities of wealth, Chinese rural society could not be unambiguously classified along class lines. One and the same family (particularly the large patriarchal lineages found in many regions) would commonly have some members among the "haves" and others among the "have-nots". The class struggle advocated by the Maoists would necessitate kinsmen attacking each other.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mediated disput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and Nationalist partie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s in 1949, he was occasionally persecuted in ideological campaigns, but refused to admit any error. He died in Beij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Released in 1921,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put forth Liang’s theory of three cultures. This was one of four main Neo-Confucian responses to Scientism. His theory stemmed from Yogacara Buddhism’s three natures. His theory was based in his defini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 cultures. In Liang’s book he states that: What is culture? It is the life-style of a people. What is life?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inexhaustible will—something quite close to the will in Schopenhauer—always being satisfied and yet not fully satisfied.
According to Liang, will decides life and life decides culture, so cultures are different when the wills and desires of the people who populate them differ. Liang saw three orientations of the will: the desire 1) to change and affect your surroundings to bend to your will 2) to change your will so you do not desire to change your surroundings 3) to eliminate will entirely so one no longer desires anything because of his understanding that much of the world is an illusion. To Liang, the three orientations of will were not unconnected but a progression. He says that since knowledge starts with applying reason to your surroundings the first orientation is the most formative. This leads to an imbalance, where one must start to use intuition to relate morally to the world. Finally, as intuition develops, it leads to hardship instead of relieving it. This leads to direct perception, which is the third orientation. Liang maintained that the West held the first orientation, while China held the second and India held the third.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In his book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Liang contrasted Chinese culture with that of Western culture. He did thi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two regions. Social structure, he asserted, created the cultural factors determining everything about the two cultures. He said Social structur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viewpoint, which in turn is defined by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its means of existence). Liang believed society had three forms: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A cultural viewpoint that heavily emphasizes one combination of these will differ greatly from a viewpoint that emphasizes different ones.
Liang believed that while China ha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the West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community. He insisted that this led China down a path dedicated to an ethics-based society, while the West produced and individual-based one instead. China was led down its path because of feelings of kinship and emotional bonds, which dominated their society. The West, due to their emphasis on mutual rights, proceeded down a path revolving around class distinction,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laws. The Chinese, however, had a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divisions due to greater social mobility, mutu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sonal bonds to maintain order. Finally, Liang brings up his three cultures theory and China’s position in it. He states that Though China was in the second stage, she had skipped the first and consequently lack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fit and power. Rather than suggesting she go back to the first cultural stage, Liang suggest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to Chinese society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those areas.
Works in Rural ReconstructionLiang Shuming believed that the rural villag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at fo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Chinese history had been characterized by its destruction. Between the years of 1931 and 1937 Liang was instructing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Zouping County of the Shandong Province. Many people assert that he was the reason for the great improvements witnessed there. His main emphases in rural reconstruction were the cultivation of group un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limination of outdated traditions.
Liang, appointed by Han Fuju to engage i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Zouping County, was convinced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would be to integrate county and village school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Between 1931 and 1933 Liang trained 800 people to run schools all over Shandong and in 1932 the Guomindang said that every province should have one of these rural research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s.
Liang's Rural Research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had three departments. The first was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headed by Liang Himself. This department trained students who already had a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become science advisors. The Training Department of Service personnel took students with a middle-school education to become the villages’ service personnel. The final department, called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District, was implemented to integrate local governance into the university. ’
Liang and ReligionAt the age of 89 in an interview with Alitto, Liang proclaimed himself a Buddhist. He had been interested in Buddhism since his youth, which he often attributed to his feelings that many of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had been made due to a focus on the external world for answers that come from within. In his article ‘’DOUBT’’, Liang expounded on the theory of ether in physics to maintain that much of the world is illusory and one must simply be conscious of this fact in order to see the world as it truly is and attain freedom. Liang wrote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Philosophy’’ where he explored many of the key concepts in Buddhism to reveal what he saw as its foundations. In ‘’CONC’’, he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in Buddhism and attributed the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to Asanga. He also maintained that people only get an illusory image through observations and opposed the idea of logical inference on the basis that it only explains conceptual questions.
Liang, like many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was very critical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 He believed that it was too primitive to allow society to reach a high level of socializ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conservatism that imped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d low moral standards and selfishness. He felt that Confucianism was China’s answer to religion as it provided a way to harmonize with the cosmos instead of being isolated from that which you worship.
In contrasting Confucianism with religions he came to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at unlike western religion everyone is thought to have innate moral reason, which means they must not all have uniform morals dictated by an institution like the church. And, Second, in his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at the two were not unrelated, but while Confucianism is based on the person and talks about moral character, that Buddhism transcends the person to talk about a final understanding. When ordered in 1974 to criticize Confucius and Lin Bao, he refused and instead wrote Human mind and Human Life. He was often considered a beacon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as well as China’s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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