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仁斋与梁漱溟的读书录——辑录者前言
一、追寻人生至理
至性动人——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人生实践上追求真理的勇士——读《河上肇自传》
生命通于宇宙——读有关圣雄甘地事迹各书
读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
二、中西思想之异
中国人与西方人思路不同——摘录徐旭生论中西文化手稿
中国传统政治有异于欧日——费孝通文章摘抄与按语
三、儒学乃修己之学
中国自古远于宗教——《春秋?左传》中一些古语《春秋?左传》中一些古语
司马迁《史记》不可尽信
阳明宗旨不可不辨——评谢著《阳明学派》
吾深爱诸葛公其人——读《诸葛亮集》有感
《论语》决不可不读——蒋著《十三经概论》读后特志
读熊著各书书后
探求佛学胜义
未能阐明佛家胜义——读《了凡四训》后所写评语
《佛法与世间》 讲稿摘要与按语
评说西方学者思想
康德思想要点
读罗素著《中国之问题》
爱因斯坦的宇宙观
论中国的科学
一、追寻人生至理
至性动人——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人生实践上追求真理的勇士——读《河上肇自传》
生命通于宇宙——读有关圣雄甘地事迹各书
读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
二、中西思想之异
中国人与西方人思路不同——摘录徐旭生论中西文化手稿
中国传统政治有异于欧日——费孝通文章摘抄与按语
三、儒学乃修己之学
中国自古远于宗教——《春秋?左传》中一些古语《春秋?左传》中一些古语
司马迁《史记》不可尽信
阳明宗旨不可不辨——评谢著《阳明学派》
吾深爱诸葛公其人——读《诸葛亮集》有感
《论语》决不可不读——蒋著《十三经概论》读后特志
读熊著各书书后
探求佛学胜义
未能阐明佛家胜义——读《了凡四训》后所写评语
《佛法与世间》 讲稿摘要与按语
评说西方学者思想
康德思想要点
读罗素著《中国之问题》
爱因斯坦的宇宙观
论中国的科学
先父梁漱溟所写读书笔记一类文字，不时于标题之前冠以“勉仁斋读书录”数字。这样做，最早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已届暮年，也曾如此。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将他的读书笔记一类文字整理辑录成书问世，即沿用之以为书名。
“勉仁斋”三字首次出现在他所写《思亲记》一文：文末写有“记于勉仁斋”数字。这是1925年春他借住于清华园时的事：当时他独自一人在此整理编辑我们祖父梁巨川老先生的遗书。所写“勉仁斋”三字自然是指清华园内他的借住之处。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书末先父提出“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类似于宋明古代书院式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于是若干青年朋友自愿与先父聚拢于一处，开始了同处共学的生活。他们“自起居游息以迄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在一起的”。
这种生活似最早起于1922年，当时先父尚任教于北大。他们同处共学之地为北平地安门内吉安所（街道名），赁屋若干间，历时约两年。此时已来北大任教的熊十力先生也参与其中。
1924年下半年，师友一度同往山东曹州（今菏泽）省六中高中部办学，1925年下半年又同返北平，赁屋于什刹海附近的东煤厂（街道名）；不久迁至西郊大有庄（颐和园外东北，今中央党校东），租了一个宅院，又过起这种同处共学的生活。这时参加的有北大在学学生或旁听生，有原山东省六中学生；籍贯有山东、山西、四川的，还有远道来自海南岛的。当时除熊十力先生，又多了一位德国人卫中先生。由此可见“勉仁斋”曾是有址可寻的，只是前后多变，而且由原指个人读书之处变为称谓师友同处共学之处了。
师友们过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相策励，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地过下去的人”。他们“讲学问”，自是讲求那种“能了解自己，并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即讲求自身修养之学。此时以及日后，就有“勉仁斋诸友”一词不时出现在师友间的信函中。这样，“勉仁斋”三字又衍变为师友团体代名词了。
师友以讲求自身修养相互策励，先父梁漱溟更是以“自身生活上自勉于自觉、自主、自如”为其终生的追求。这一点，读书作为其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同样也有体现。在阅读本书时，读者不难发觉先父梁漱溟对他所阅读的内容，往往以“人生”这两字为切入视角，或加以评价，或发表议论，或作摘录等，以表述其心得体会。这或许是这本读书录与他人所著同类著作有所不同之处吧。
以本书中《读厨川白村〈东西之自然诗观〉》为例，他即指出厨川所说东西文艺观点之殊异，印证了在其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作的“判论”：中国人与西洋人之“分异点”，在于人生态度之根本相异。
又如本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年读物《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却引起他这位老人的注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不久他读了一回，留有深刻印象，时隔七八年又借来重读，并写出数千字的笔记。是什么引起他如此关注？主要是卓娅的为人不凡。例如，卓娅十二三岁即表现出“内心明觉之强，不容一毫欺瞒”。而先父一向认为“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因而极为赞赏卓娅，说她“时时有其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学），而庶几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
还有一本他一读（1963年）再读（1973年）的书——《河上肇自传》。此书传主自述其人生的内心体验极为深刻，显然深深触动了他。又因为彼此的某些人生体悟有相似或相近之处，遂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因而赞誉河上肇为“人生实践上追求真理的勇士”，写出的读书笔记竟有七八千字之多。他十分注意河上肇不同于一般人那样，“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而独能在没有外来打击，生活平顺中，自己触发了人生疑问，失去了人生兴味，陷入苦闷深渊，然后获得了宗教经验”。于是联系到自己，梁漱溟说：“此其事例上有类于释迦牟尼感触人生问题而弃家出走，下则如我愚劣，亦曾于人生烦闷中早年思求出家，皆有若同符。”
“勉仁斋”三字首次出现在他所写《思亲记》一文：文末写有“记于勉仁斋”数字。这是1925年春他借住于清华园时的事：当时他独自一人在此整理编辑我们祖父梁巨川老先生的遗书。所写“勉仁斋”三字自然是指清华园内他的借住之处。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书末先父提出“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类似于宋明古代书院式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于是若干青年朋友自愿与先父聚拢于一处，开始了同处共学的生活。他们“自起居游息以迄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在一起的”。
这种生活似最早起于1922年，当时先父尚任教于北大。他们同处共学之地为北平地安门内吉安所（街道名），赁屋若干间，历时约两年。此时已来北大任教的熊十力先生也参与其中。
1924年下半年，师友一度同往山东曹州（今菏泽）省六中高中部办学，1925年下半年又同返北平，赁屋于什刹海附近的东煤厂（街道名）；不久迁至西郊大有庄（颐和园外东北，今中央党校东），租了一个宅院，又过起这种同处共学的生活。这时参加的有北大在学学生或旁听生，有原山东省六中学生；籍贯有山东、山西、四川的，还有远道来自海南岛的。当时除熊十力先生，又多了一位德国人卫中先生。由此可见“勉仁斋”曾是有址可寻的，只是前后多变，而且由原指个人读书之处变为称谓师友同处共学之处了。
师友们过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相策励，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地过下去的人”。他们“讲学问”，自是讲求那种“能了解自己，并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即讲求自身修养之学。此时以及日后，就有“勉仁斋诸友”一词不时出现在师友间的信函中。这样，“勉仁斋”三字又衍变为师友团体代名词了。
师友以讲求自身修养相互策励，先父梁漱溟更是以“自身生活上自勉于自觉、自主、自如”为其终生的追求。这一点，读书作为其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同样也有体现。在阅读本书时，读者不难发觉先父梁漱溟对他所阅读的内容，往往以“人生”这两字为切入视角，或加以评价，或发表议论，或作摘录等，以表述其心得体会。这或许是这本读书录与他人所著同类著作有所不同之处吧。
以本书中《读厨川白村〈东西之自然诗观〉》为例，他即指出厨川所说东西文艺观点之殊异，印证了在其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作的“判论”：中国人与西洋人之“分异点”，在于人生态度之根本相异。
又如本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年读物《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却引起他这位老人的注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不久他读了一回，留有深刻印象，时隔七八年又借来重读，并写出数千字的笔记。是什么引起他如此关注？主要是卓娅的为人不凡。例如，卓娅十二三岁即表现出“内心明觉之强，不容一毫欺瞒”。而先父一向认为“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因而极为赞赏卓娅，说她“时时有其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学），而庶几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
还有一本他一读（1963年）再读（1973年）的书——《河上肇自传》。此书传主自述其人生的内心体验极为深刻，显然深深触动了他。又因为彼此的某些人生体悟有相似或相近之处，遂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因而赞誉河上肇为“人生实践上追求真理的勇士”，写出的读书笔记竟有七八千字之多。他十分注意河上肇不同于一般人那样，“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而独能在没有外来打击，生活平顺中，自己触发了人生疑问，失去了人生兴味，陷入苦闷深渊，然后获得了宗教经验”。于是联系到自己，梁漱溟说：“此其事例上有类于释迦牟尼感触人生问题而弃家出走，下则如我愚劣，亦曾于人生烦闷中早年思求出家，皆有若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