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广西桂林 | ||||||||||||
| 出生地： | 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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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晚年，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西方功利主义、佛学、儒学。《究元抉疑论》为其早年研究佛学的成果之一，其后他关于唯识的研究在论著《唯识述意》中有了更加详细和有力的论述。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北大哲学教授之后，基于当时北大作为中国各种文化和思潮的论战中心，他开始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成果在当时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这本论著也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学术思想
1917-1924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刊物《光明报》社长。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梁漱溟先生与邹平有着难解的渊源，在遗嘱中表明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 “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生平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 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大事年表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 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 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 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 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 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 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 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 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 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
Liang was of Guilin, Guangxi origin, but born in Beijing. He was the son of a famous intellectual who committed suicide apparently in despair at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had a modern education and exposure to Western writings.
In 1917 he was recruited by Cai Yuanpei to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where he produced an influential book based on his lectures entitled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which expounded some of the doctrines of a modern Confucianism. He also displayed the influence of Henri Bergson, then popular in China, as well as Buddhist Yogacara philosophy.
Regard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doomed to eventual failure, Liang did not advocate complete reform and adoption of Western institutions. He nonetheless believed that reform was needed to make China equa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as his view that the required prerequisites for these institutions did not exist in China, so they would not succeed if introduced. Instead, he pushed for change to socialism start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this end, he founded the Shandong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e and helped to found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Liang was famous for his critique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stating that, despite obvious disparities of wealth, Chinese rural society could not be unambiguously classified along class lines. One and the same family (particularly the large patriarchal lineages found in many regions) would commonly have some members among the "haves" and others among the "have-nots". The class struggle advocated by the Maoists would necessitate kinsmen attacking each other.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mediated disput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and Nationalist partie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s in 1949, he was occasionally persecuted in ideological campaigns, but refused to admit any error. He died in Beij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Released in 1921,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put forth Liang’s theory of three cultures. This was one of four main Neo-Confucian responses to Scientism. His theory stemmed from Yogacara Buddhism’s three natures. His theory was based in his defini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 cultures. In Liang’s book he states that: What is culture? It is the life-style of a people. What is life?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inexhaustible will—something quite close to the will in Schopenhauer—always being satisfied and yet not fully satisfied.
According to Liang, will decides life and life decides culture, so cultures are different when the wills and desires of the people who populate them differ. Liang saw three orientations of the will: the desire 1) to change and affect your surroundings to bend to your will 2) to change your will so you do not desire to change your surroundings 3) to eliminate will entirely so one no longer desires anything because of his understanding that much of the world is an illusion. To Liang, the three orientations of will were not unconnected but a progression. He says that since knowledge starts with applying reason to your surroundings the first orientation is the most formative. This leads to an imbalance, where one must start to use intuition to relate morally to the world. Finally, as intuition develops, it leads to hardship instead of relieving it. This leads to direct perception, which is the third orientation. Liang maintained that the West held the first orientation, while China held the second and India held the third.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In his book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Liang contrasted Chinese culture with that of Western culture. He did thi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two regions. Social structure, he asserted, created the cultural factors determining everything about the two cultures. He said Social structur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viewpoint, which in turn is defined by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its means of existence). Liang believed society had three forms: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A cultural viewpoint that heavily emphasizes one combination of these will differ greatly from a viewpoint that emphasizes different ones.
Liang believed that while China ha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the West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community. He insisted that this led China down a path dedicated to an ethics-based society, while the West produced and individual-based one instead. China was led down its path because of feelings of kinship and emotional bonds, which dominated their society. The West, due to their emphasis on mutual rights, proceeded down a path revolving around class distinction,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laws. The Chinese, however, had a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divisions due to greater social mobility, mutu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sonal bonds to maintain order. Finally, Liang brings up his three cultures theory and China’s position in it. He states that Though China was in the second stage, she had skipped the first and consequently lack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fit and power. Rather than suggesting she go back to the first cultural stage, Liang suggest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to Chinese society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those areas.
Works in Rural ReconstructionLiang Shuming believed that the rural villag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at fo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Chinese history had been characterized by its destruction. Between the years of 1931 and 1937 Liang was instructing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Zouping County of the Shandong Province. Many people assert that he was the reason for the great improvements witnessed there. His main emphases in rural reconstruction were the cultivation of group un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limination of outdated traditions.
Liang, appointed by Han Fuju to engage i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Zouping County, was convinced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would be to integrate county and village school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Between 1931 and 1933 Liang trained 800 people to run schools all over Shandong and in 1932 the Guomindang said that every province should have one of these rural research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s.
Liang's Rural Research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had three departments. The first was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headed by Liang Himself. This department trained students who already had a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become science advisors. The Training Department of Service personnel took students with a middle-school education to become the villages’ service personnel. The final department, called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District, was implemented to integrate local governance into the university. ’
Liang and ReligionAt the age of 89 in an interview with Alitto, Liang proclaimed himself a Buddhist. He had been interested in Buddhism since his youth, which he often attributed to his feelings that many of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had been made due to a focus on the external world for answers that come from within. In his article ‘’DOUBT’’, Liang expounded on the theory of ether in physics to maintain that much of the world is illusory and one must simply be conscious of this fact in order to see the world as it truly is and attain freedom. Liang wrote an ‘’Introduction to Indian Philosophy’’ where he explored many of the key concepts in Buddhism to reveal what he saw as its foundations. In ‘’CONC’’, he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in Buddhism and attributed the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to Asanga. He also maintained that people only get an illusory image through observations and opposed the idea of logical inference on the basis that it only explains conceptual questions.
Liang, like many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was very critical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 He believed that it was too primitive to allow society to reach a high level of socializ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conservatism that imped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d low moral standards and selfishness. He felt that Confucianism was China’s answer to religion as it provided a way to harmonize with the cosmos instead of being isolated from that which you worship.
In contrasting Confucianism with religions he came to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at unlike western religion everyone is thought to have innate moral reason, which means they must not all have uniform morals dictated by an institution like the church. And, Second, in his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at the two were not unrelated, but while Confucianism is based on the person and talks about moral character, that Buddhism transcends the person to talk about a final understanding. When ordered in 1974 to criticize Confucius and Lin Bao, he refused and instead wrote Human mind and Human Life. He was often considered a beacon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as well as China’s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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