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胡 | ||||||||||||||
| 名： | 洪骍 | ||||||||||||||
| 字： | 适之 | ||||||||||||||
| 籍贯： | 安徽绩溪上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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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 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 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 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胡适的情感世界：星星月亮太阳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绯闻女友”，但胡
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
石先生评价胡适是说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
（又名曹诚英）了。
1914年在美国小城绮色佳，胡适和韦莲司相识。此后更多的是在离别和相
思中度过，往往是盼望了几年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1927年，当韦莲司再见到
胡适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了，韦莲司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
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婚生子，事业上达到
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
在这十年中，胡适的另一份感情开始了。他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
声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
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大陆很多学者一度为胡适与韦莲司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但
谁也拿不出证据。很多胡适传的作者，也因没接触到这些资料，对此总是语焉
不详。
1999年，周质平终止了这场争论。他将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翻译，并公布
于众，人们发现，他们不仅相恋了，而且非常的缠绵。今年，周质平加入了胡
适晚年的情境，出版了《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6月）。书
中，狂娟的韦莲司，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
“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
“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
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韦莲司明明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可当1934年，
胡适请她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时，她竟然答应了。这是一种什么样
的感情？爱胡适爱到可以任他犯错吗？
事后证明韦莲司对胡适的爱，爱得大度，爱得彻骨。比如，1962年胡适去
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
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
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胡适生平年表
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零零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零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零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零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零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零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零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零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零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零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零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份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 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杂志》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 （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 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 〔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 〔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作“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离台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谓“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反动演说。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
胡适名言
1.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 ”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八不主义与白话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和章士钊
长河
胡适和章士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两人都以文章立世，以文名而涉政，各领风骚几十年。两人从政，可说是吃错了饭，不过不影响二位仍然是伟大的人，伟大不在地位，名声，而是人品人格所系。
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甲寅年正是虎年，杂志以虎头为徵，又有虎头杂志之称，因笔锋犀利观点新颖，每期出版市面上即收购一空，与梁启超在天津办的《庸言》杂志形成南北争艳的局面。
章士钊作过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做过官，资助过革命青年毛泽东，总之，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少章士钊十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经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并邮寄给《甲寅杂志》，以求发表。章士钊予以刊登，并回信一封。这是章胡二人的初次纸上交往。
胡适那个时候还是文学青年，翻译和写信的文笔，还是文言文，后来，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白话文的推手和鼓手，他也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向文言文宣战。期间与章士钊面识，结为文友。
时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以往的文学青年。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也就是现今的砖)亲诣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强硬顽梗之态与五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胡适的著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胡适文存》（1921）、《胡适文存二集》（1924）、《胡适文存三集》（1930）、《戴东赢的哲学》（1927）、《白话文学史》（1928）、《胡适文选》（1930）、《胡适论学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晖室札记》（1939）、《胡适日记》（1933）、《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1949)，以及《先秦名学史》（1922）等英文论著等。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1966）、《胡适手稿》（10 卷，1966-1970）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1979）、《胡适书评序跋集》（1987）、《胡适文集》（12册，1998）等。
胡适寓所
——钟鼓胡同17号
王之鸿
钟鼓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在北河沿大街西侧的嵩祝院北巷内，是一条曲折的南北向胡同。胡同南起嵩祝院北巷，北止后局大院，长200余米。
明代，在宫廷诸官署中被称为东衙门的钟鼓司设在此处，胡同遂称“钟鼓司”；清光绪时称“钟鼓司胡同”，亦称“钟鼓寺胡同”，宣统时称“钟鼓寺”；1949年称“钟鼓寺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钟鼓胡同”。
《顺天府志》载:“钟鼓司胡同，司亦称寺，有钟鼓寺，明钟鼓司即其地也。”
明代设钟鼓司和教坊司，负责宫廷内的音乐、歌舞、戏剧的教习、演出等事务。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侧重排练和演出；钟鼓司是宫廷官署，侧重组织和协调，“设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掌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
清康熙年间，设南府(道光年间改为升平署)，掌管宫廷演出事宜，钟鼓司和教坊司相继取销。“钟鼓司”的衙署在清末变成了“钟鼓寺”的禅房；民国时，又变成民居，即今钟鼓胡同17号。
据说，钟鼓寺是一座尼僧寺院，是慈禧太后利用钟鼓司旧址为遁入空门的宫女所建，并将蜡库胡同 (今腊库胡同)的一些房产赠予该寺。因此，钟鼓寺虽然规模不大，因为“内官诸署，指钟鼓司为东衙门，贱而弗居”，不可能规模很大；但是，钟鼓寺毕竟是皇家寺院，大殿虽历经沧桑，至今仍能窥见当年的非凡气度。
钟鼓胡同17号，旧时的门牌是钟鼓寺14号，在进入胡同南口向东转折处，坐北朝南，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门，直对胡同南口。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共有房屋15间半，建筑面积为300余平方米，有南房4间半，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另有东厢房北侧平顶东房1间和正房东侧平顶北耳房1间；正房3间是当年钟鼓寺的大殿，举架高大，前出廊子，灰筒瓦屋面，虽然年久失修，犹显当年丰采。此院为姜姓人家于北平解放前购置的房产。
据一直在此院居住的姜在昭先生介绍，现在的南房原来是钟鼓寺的山门，面阔三间，山门外有上马石，东西两侧各有1株古槐；现在的街门是后建的，大门内原来还建有一座二门；院子中央有1个圆形的花坛，院子里有3棵枣树、两棵丁香树和1棵苹果树。当然，姜在昭先生介绍的景致早已是明日黄花了，不过，他对胡适在此院居住的情况却显得颇为清楚。他说:“我问过研究胡适的专家，胡适从1924年到1926 年，在这个院里住了三年，直到1928年，还有人往‘钟鼓寺14号’给胡适寄信。”但是，也有文章认为，胡适于1918年3月开始租住钟鼓寺14号，原因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将于6月来京与之团聚，而缎库胡同后身8号的寓所是胡适与同乡高一涵合租的，对新婚不久的胡适夫妇而言，恐多有不便。
胡适在北京先后曾有五处寓所，依次为:缎库胡同后身8号、钟鼓寺14号、陟山门6号、米粮库4号和东厂胡同1号，其中缎库胡同后身8号、钟鼓寺14号和东厂胡同1号在今东城区域内。胡适在北京的五处寓所或为租住或为学校分配的住房，而均非胡适自己的房产。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文学家、哲学家，原名嗣穈，学名洪騂、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胡适早年接触新学，受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较大，信奉进化论。从胡适的自传中可以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他的影响:“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与血。”于是，胡洪騂为自己改了名字，名适，字适之。1910年，胡适赴美国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
五四运动时期，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李大钊。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主义”只是抽象名词，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针锋相对地指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社会问题须以社会革命来根本解决。文章批驳了庸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
1921年，胡适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红楼梦》的研究，写出了长文《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为“新红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胡适也做过北洋军阀的幕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38 年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担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过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近30年后，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又以同样的慧眼和胸怀接纳三十多岁的季羡林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对此，季羡林在望九之年撰文回忆“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季羡林视胡适为“恩师”。
如果说季羡林称胡适为“恩师”是指“知遇之恩”的话，那么，罗尔纲称胡适为“恩师”，则确是指 “授业之恩”。1928年，罗尔纲由被当局封闭的上海大学转入中国公学就读，当时的校长便是胡适。1937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却受到胡适的斥责，说罗尔纲“有失史家公正”。而罗尔纲则认为“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件事。”后来，罗尔纲搜集到新的史料，“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遂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又将《师门辱教记》进行了修改。胡适为修改后的《师门辱教记》写了一篇序，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罗尔纲说:“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风。”
胡适是白话文大师，其影响如何呢？
当年沙滩附近有很多小饭馆，其中有一家叫做“海泉居”的，店内的墙上居然挂着“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炒烹炸人人都说海泉成”，落款为“胡适题”的对联。此事为张中行亲眼所见，他说:“如果不看笔迹，说是出于《白话文学史》作者的手笔，也许没有人怀疑吧？”
中国的文人雅士与酒有不解之缘，但却鲜见胡适与酒的趣闻。鲜见不等于没有。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显然，胡适是有备而来；据此分析，胡适也应该是一位待酒不薄之人；如果压根儿与酒无缘，“戒”又从何说起呢？！
胡适的个人荣誉
上海中公毕业，清华第二期留美学生。康乃尔学士，哥大哲学博士。
共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
参考资料:
《追忆胡适》(欧阳哲生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张中行讲北京》(陆昕选编北京出版社)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作者方之光载《光明日报》)
《文人雅士与酒》(作者吴子胜载《中国文化报》)《名人与老房子》(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
《追忆早年时光——学塾往事》(顾婷婷整理载《中国电视报》)
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出现的白话文运动，是文学革命运动组成部分，胡适是这个运动的首倡者之一。
Biography
Hu Shi (around 1940)Hu was born in Shanghai to Hu Chuan (Chinese: 胡傳; pinyin: Hú Chuán) and Feng Shundi (Chinese: 馮順弟; pinyin: Féng Shùndì). His ancestors were from Jixi, Anhui. In January 1904, his family established an arranged marriage for Hu with Chiang Tung-hsiu (Chinese: 江冬秀; pinyin: Jiāng Dōngxiù), an illiterate girl with bound feet who was one year older than he was. The marriage took place in December 1917. Hu received his fundamental education in Jixi and Shanghai.
Hu became a "national scholar" through funds appropriated from 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 On 16 August 1910, he was sent to study agricult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2 he changed his major to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fter receiving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to study philosophy. At Columbia h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 professor, John Dewey, and Hu became Dewey's translator and a lifelong advocate of pragmatic evolutionary change, helping Dewey in his 1919-1921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 He returned to lecture in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his tenure there, he received support from Chen Duxiu, editor of the influential journal New Youth, quickly gaining much attention and influence. Hu soon became one of the leading and influenti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la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e quit New Youth in the 1920s and publish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with his friends.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was the promotion of vernacular Chinese in literature to replace Classical Chinese, which ideally made it easier for the ordinary person to rea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for Chinese culture was great—as John Fairbank put it, "the tyranny of the classics had been broken". Hu devoted a great deal of energy, however, to rooting his linguistic reforms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rather than relying on imports from the west. As his biographer Jerome Grieder put it, Hu's approach to China's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 was "thoroughly critical but by no means contemptuous." For instance, h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especially the 18th century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s a way of establishing the vocabulary for modern "national language" (guoyu 國語).
Hu Shih's tombstone in the park named after him, near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Hu was the Republic of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tween 1938 and 1942. He was recalled in September 1942 and was replaced by Wei Tao-ming. Hu then served as chancellor of Peking University between 1946 and 1948, and later (1957) president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his death. He was also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ree China Journal, which was eventually shut down for criticizing Chiang Kai-shek. He died of heart attack in Nankang, Taipei at the age of 70, and is buried in a tomb in Hu Shih Park, by the Academia Sinica campus.
Hu Shih's work fell into disrepute in mainland China until a 1986 article, written by Ji Xianlin, "A Few Words for Hu Shi", advocated acknowledging not only Hu Shih's mistakes, but also hi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 article was sufficiently convincing to many scholars that it caused a re-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role of Hu Shih.
Pragmatism
During the Warlord er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like other fellow intellectuals such as Liang Qichao and Chen Duxiu, Hu was a staunch supporter of pragmatism. Hu Shih himself translated it into Chinese as simplified Chinese: 实验主义; traditional Chinese: 實驗主義; pinyin: shíyànzhǔyì, literally meaning experimentalism, since he strived to study both academic an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the general sense), and advocated cultural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gmatism.
The second translation as simplified Chinese: 实用主义; traditional Chinese: 實用主義; pinyin: shíyòngzhǔyì was crafted long after pragmatism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at that time due to Hu's endeavor. This secondary translation has become dominant today, but the intention of such terminology substitution was highly suspected to politically defame Hu for the term 實用 had been evolved into a derogatory sense.
WritingsHu was well known as the primary advocate for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the era, a movement which aimed to replace scholarly classical Chinese in writing with the vernacular spoken language, and to cultivate and stimulate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In an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ew Youth in January 1917 titled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Literature Reform", Hu originally emphasized eight guidelines that all Chinese writers should take to heart in writing:
1.Write with substance. By this, Hu meant that literature should contain real feeling and human thought. This was intended to be a contrast to the recent poetry with rhymes and phrases that Hu saw as being empty.
2.Do not imitate the ancients. Literature should no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s of long ago, but rather in the modern style of the present era.
3.Respect grammar. Hu did not elaborate at length on this point, merely stating that some recent forms of poetry had neglected proper grammar.
4.Reject melancholy. Recent young authors often chose grave pen names, and wrote on such topics as death. Hu rejected this way of thinking as being unproductive in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5.Eliminate old clichés.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always had numerous four-character sayings and phrases used to describe events. Hu implored writers to use their own words in descriptions, and deplored those who did not.
6.Do not use allusions. By this, Hu was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of comparing present events with historical events even when there is no meaningful analogy.
7.Do not use couplets or parallelism. Though these forms had been pursued by earlier writers, Hu believed that modern writers first needed to learn the basics of substance and quality, before returning to these matters of subtlety and delicacy.
8.Do not avoid popular expressions or popular forms of characters. This rule, perhaps the most well-known, ties in directly with Hu's belief that modern literature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rather than in Classical Chinese. He believed that this practice had historical precedents, and l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texts.
In April of 1918, Hu published a second article in New Youth, this one titled "Constructive Literary Revolution - A Literature of National Speech". In it, he simplified the original eight points into just four:
1.Speak only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his is analogous to the first point above.
2.Speak what you want to say and say it in the way you want to say it. This combines points two through six above.
3.Speak what is your own and not that of someone else. This is a rewording of point seven.
4.Speak in the language of the time in which you live. This refers again to the replace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with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The following excerpt is from a poem titled Dream and Poetry,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by Hu. It illustrates how he applied those guidelines to his own work.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Translation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語。
偶然碰著個詩人。
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
It’s all ordinary feelings,
All ordinary words.
By chance they encounter a poet,
Turning out infinite new verses.
醉過才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Once intoxicated, one learns the strength of wine,
Once smitten, one learns the power of love:
You cannot write my poem
Just as I cannot dream your drea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