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 | 重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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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革”的開始扭麯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也直接影響了呂大渝的個人命運,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為“現行反革命”,之後等待她的命運便是“牛棚”、“幹校”,歷經磨難與艱辛;1978年,已獲平反的呂大渝隨鄧小平訪日,以一襲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風靡日本,被日本人稱為“白衣天使”、“北京戀人”和“鄧小平一行中的第二號人物”。
呂大渝 - 童年生活
呂大渝
呂大渝出生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重慶,所以取名大渝。父親呂吟聲先生曾任職於電臺、航空公司和銀行,輾轉於東南亞諸國。母親是一位傑出的幼教工作者,又是極有音樂天賦的基督徒。
8歲時,父親被派往國外工作,母親獨自帶着一大群孩子投靠了北京的叔叔。後來母親用父親的稿費積蓄,買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馬將軍鬍同甲十八號的小院。大渝被送進了北京匯文小學寄讀。她的美術老師是孫敬修——在電臺講故事而伴隨幾代人成長的“故事大王”。
童年經歷的坎坷和滄桑,令大渝懂得如何盡力去回報社會,去施愛於需要幫助的人。有着金子般童心的她,剛入學就表現突出,戴上了紅領巾。因有着良好的氣質,幾次被學校推薦去完成“歷史使命”——給毛主席、周總理和外國元首獻花,大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小小年齡的她在當時已小有名氣。
1954年7月的一個星期天,她去北海公園和同學們正在打羽毛球,一個有點胖的大人背着照相機站在旁邊看了半天,並給她拍了張照片,他就是導演過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記》的嚴恭。兩天後,蘇裏導演拿着照片到她的學校來了。原來,長影拍兒童片《祖國的花朵》,嚴恭和蘇裏當“星探”,到處尋找兒童演員。在大約四五十個孩子當中,最終挑選中了十九名,那年大渝剛十歲。
在拍攝完了《祖國的花朵》後,上中學不久,又拍了另一部兒童片《羅小林的决心》,這部兒童片的副導演是王傢乙。
呂大渝 - 成長經歷
呂大渝
1960年春末的一天,16歲的她被指名當領隊去參觀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沒想到這卻改變了她的整個人生命運。他們被要求輪流在鏡頭面前說幾句話,簡單回答問題,她還背了一首“煙花三月下揚州”的詩,就讓回傢了。
回校後,總復習開始了,大渝幾乎把這件事情忘到了腦後,但學校領導找她談話,終於揭開了去參觀電視臺的謎底——她被選中電視臺的播音員了。在廣播學院學了一年後重返電視臺,開始了自己在中央電視臺長達27年之久的電視播音、主持、製作生涯——她和比她大十一歲的瀋力,和比她大兩歲纔18歲的趙忠祥,成了中央電視臺最早的電視節目播音員。
“我是紮着兩條辮子走上電視熒屏的。電視播音員當時並不播報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觀衆叫我‘小辮兒’,孩子們叫我‘小辮兒阿姨’。”
直到1978年,“小辮兒阿姨”纔真正亮出了自己美麗的“風采”——陪同鄧小平訪問日本,采訪報道很成功。她氣質優雅、舉止端莊,代表了當時中國女性的新形象。當人們通過電視屏幕,看到這樣一位“東方美人”驚呼“天女下凡”!她因此被日本人稱之為“北京戀人”、“白衣天使”。
呂大渝 - 人物現狀
呂大渝
1985年,美籍華裔科學家王贛駿博士,拾乘“挑戰者”號航天飛機進行了太空實驗室三號科學實驗,成了第一個華裔太空人。王贛駿訪華,呂大渝拍攝製作電視片《故鄉行》時,結識了同行來華的王贛駿在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同事,也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白馬王子”太空物理科學家李傑信博士。
1987年的7月31日,呂大渝獲得了美國B-1簽證,離開了生活35年的北京。1987年移居美國,所以現在國內的年輕人對她知之不多。年近六旬的呂大渝現在擔任“大鯨魚工作室”總幹事。
呂大渝 - 與趙忠祥恩怨
趙忠祥
“趙忠祥和我本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我難得回國的時候,也應該像拜訪瀋力等老朋友一樣去看望一下他。但是我沒有,從來沒有。”呂大渝最近在內地一傢報紙上披露了她與趙忠祥在“文革”時期的恩怨,“並不是‘造反派趙忠祥把呂大渝打成了反革命’這麽簡單。”呂大渝是共和國第一代女播音員,16歲進央視,和當時18歲的趙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苦練基本功。“文革”一開始,呂大渝跟不上形勢,成了“保守派”。
1967年底,呂大渝不滿江青的作為,一時年輕氣盛,點着江青的名字寫了張紙條,批評她不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紙條沒有能傳到江青手中。她的室友發現了字條在稿紙上留下的痕跡,把那張稿紙交給了趙忠祥。1968年初夏,趙忠祥在電視臺前廳召開文藝播出部全體大會,在這次會上,呂大渝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列入最具危險性的“內定一類反革命”。一時間,廣播局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專場批鬥會上“打倒呂大渝”的口號叫得很響。以後,每當批鬥廣播局和電視臺的“走資派”時,一大串老人後面就跟着這麽一個小“牛鬼蛇神”。
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以後,呂大渝“落實政策”,趙忠祥反成了“階下囚”。在那個風雲莫測的年代,呂大渝感覺到趙忠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呂大渝寫道:“我被‘揪出’來到‘一零一牛棚’後,趙忠祥曾和顔悅色地安慰過我。以他當年文藝播出部主任身份,在當時的狂潮下,有人交出一張對江青不恭的紙條,也確實無法處理。”
30年過後,儘管對歷史的捉弄已經諒解,但感情上的芥蒂仍無法完全消除。呂大渝無奈地感嘆:我們在中國社會尚且正常的年代裏,在中國電視事業初創的歲月中並肩走過一段充滿朝氣的時光,其實是真正的“老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