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名人都出书了。
吕大渝也是名人，只是应了“花无千日红”这句话，红得早了一点儿，后来又移居异国他乡，所以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就不知道她了。
1961年，我加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时候，吕大渝就是播音员了。我写的稿子，不是沈力、赵忠祥播，就是她播，因此打交道的机会挺多。
那时，圈里圈外有不少小伙子赛着追她。她呢，好像没心没肺，人没到笑声先到。末了，在圈里谁也没得逞，但是谁也没得罪谁。
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天天都有大量的报道。我是报道组的副领队兼撰稿人。吕大渝是抛头露面的播音员和采访人。
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配上一条白色的短裙，正在东京的街头进行报道。眨眼的工夫，围上来一大堆日本人。一位日本妇女惊讶道：“哎呀，这不是天女下凡吗？”另一位说：“啊，这是真的东方美人吧！”
这样看来，中国小伙子和日本妇女的审美情趣还相当接近。大渝的美在当时就得到了“国际认证”。
然而，不知是何缘故，许多倒霉的事都落到了这个美人的身上。
一会儿在团小组做检查了。
一会儿在“文革”中挨斗了。
一会儿“通缉”了。
一会儿出车祸了。
反正，这事那事，总得出点什么事。我想，在这本书里，她肯定都说了。
大渝是一位个性相当鲜明的女性，爱表态，好打抱不平，急了，竟然也会喷出“他妈的”这三个通俗而不雅的字眼来。
这种性格既可爱也可恨。
她的人生走向就是由这种“可爱”与“可恨”所决定的。
这本书，我不曾阅读，只是看了看目录。我相信，她会一如既往，“实话实说”。
我问，你于吗要写这本书？
大渝说，我碰到的人和事都不算多，也并不想为了个人的恩怨去写一本书。我的真正动机是，在我的同代人当中，我并非才华横溢，亦没多大学问，但有着我们同代人共同的特点：有理想、有事业心、肯努力工作。每个人在这人世上只能走一遭，回首往事，我们原本应该活得更好，更有贡献和尊严。但我们的坎坷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个人无力挣脱大时代的局限。我写出这些，只是希望今后的人们能够活得更清醒，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在目前的中国，物欲多于理想，如果人们不自觉的话，等年轻的一代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往事，不又会有许多遗憾吗？
我认真地乐了，“这就好。”我相信，大渝的往事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有趣的信息。
陈汉元
1999年春
吕大渝也是名人，只是应了“花无千日红”这句话，红得早了一点儿，后来又移居异国他乡，所以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就不知道她了。
1961年，我加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时候，吕大渝就是播音员了。我写的稿子，不是沈力、赵忠祥播，就是她播，因此打交道的机会挺多。
那时，圈里圈外有不少小伙子赛着追她。她呢，好像没心没肺，人没到笑声先到。末了，在圈里谁也没得逞，但是谁也没得罪谁。
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天天都有大量的报道。我是报道组的副领队兼撰稿人。吕大渝是抛头露面的播音员和采访人。
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配上一条白色的短裙，正在东京的街头进行报道。眨眼的工夫，围上来一大堆日本人。一位日本妇女惊讶道：“哎呀，这不是天女下凡吗？”另一位说：“啊，这是真的东方美人吧！”
这样看来，中国小伙子和日本妇女的审美情趣还相当接近。大渝的美在当时就得到了“国际认证”。
然而，不知是何缘故，许多倒霉的事都落到了这个美人的身上。
一会儿在团小组做检查了。
一会儿在“文革”中挨斗了。
一会儿“通缉”了。
一会儿出车祸了。
反正，这事那事，总得出点什么事。我想，在这本书里，她肯定都说了。
大渝是一位个性相当鲜明的女性，爱表态，好打抱不平，急了，竟然也会喷出“他妈的”这三个通俗而不雅的字眼来。
这种性格既可爱也可恨。
她的人生走向就是由这种“可爱”与“可恨”所决定的。
这本书，我不曾阅读，只是看了看目录。我相信，她会一如既往，“实话实说”。
我问，你于吗要写这本书？
大渝说，我碰到的人和事都不算多，也并不想为了个人的恩怨去写一本书。我的真正动机是，在我的同代人当中，我并非才华横溢，亦没多大学问，但有着我们同代人共同的特点：有理想、有事业心、肯努力工作。每个人在这人世上只能走一遭，回首往事，我们原本应该活得更好，更有贡献和尊严。但我们的坎坷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个人无力挣脱大时代的局限。我写出这些，只是希望今后的人们能够活得更清醒，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在目前的中国，物欲多于理想，如果人们不自觉的话，等年轻的一代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往事，不又会有许多遗憾吗？
我认真地乐了，“这就好。”我相信，大渝的往事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有趣的信息。
陈汉元
1999年春
渝，四川重庆的简称。我之所以叫大渝，是因为我出生在重庆。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简称前面加个“大”字。除了我以外，二哥和大弟，就是大蜀和大庆也出生在重庆。
以后，在学生时代，乃至来到美国，也常见到“小渝”、“渝生”之类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们也和我一样，都是被抗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父母们生在重庆的。
我的祖籍是江苏苏州，虽然父亲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工作，但假如不是因为战乱的话，我绝不会得到现在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长女，排行老三。其实，在我上面母亲已经生过三个男孩，只是老大在三岁时便夭折了。他叫吕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个口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里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现在的大哥原名“吕田”，现在的二哥该叫“吕吾”，轮到我，准是“吕晶”了。后来，因为吕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数目来为儿女取名，父亲便把出生在山东青岛的吕田改名“大齐”，下面的五个孩子便一路“大”了下来。而这个“大”字便是我始终不满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见过吕品的照片，一副很聪明可爱又瘦弱的模样。多少年后，母亲还不时夸奖“品品”指挥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的音准、乐感和认真的神气。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女以后，才体会到母亲终生的伤痛。
品品葬于重庆北郊蚂蟥岭，现在，那里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了。品品的夭折是由于父母没有育儿经验，又书呆子气十足，一切按照书本办事，以为婴儿吃奶不宜过饱而导致他营养不良。三岁的品品大哥后来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由教会养育十年之久。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母亲几次和我说过：品品死前，她两次亲眼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从后门进来，那是来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觉得非常神秘。
对上帝，我似乎有过一次“心诚则灵”的体验。五岁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灵粮堂小学的教会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住在寿荫坊四十三号的弄堂里。那时我有一把红色的塑料剪刀，圆头，只有小手巴掌那么大，给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纸。那可能是父亲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祷告。客厅里别无他人，我双手合十，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请求上帝帮我找回心爱的小红剪刀。刚刚祷告完，小红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几台面下的格子里找到了。我高兴极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祷告前，记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这件事，我从没和任何人提及过。我知道这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但这把小红剪刀的失而复得，令我长久不能忘记。
苦辣酸甜构成了人生。如今，年过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托对人生的重要，特别是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看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对“主”的信仰而使内心得到平静和充实，更感如此。金钱和物质绝对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乐的程度却并不与金钱的数量成正比。内心的安宁祥和，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个虔诚的信仰可能会使生活轻松一些，但就是因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里？”而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许，年纪越大，有所信仰则愈发困难，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类的未知领域，所以，我尊重母亲的信仰，而且，由于母亲与教会的渊源，我对教会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还没能如母亲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
以后，在学生时代，乃至来到美国，也常见到“小渝”、“渝生”之类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们也和我一样，都是被抗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父母们生在重庆的。
我的祖籍是江苏苏州，虽然父亲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工作，但假如不是因为战乱的话，我绝不会得到现在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长女，排行老三。其实，在我上面母亲已经生过三个男孩，只是老大在三岁时便夭折了。他叫吕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个口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里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现在的大哥原名“吕田”，现在的二哥该叫“吕吾”，轮到我，准是“吕晶”了。后来，因为吕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数目来为儿女取名，父亲便把出生在山东青岛的吕田改名“大齐”，下面的五个孩子便一路“大”了下来。而这个“大”字便是我始终不满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见过吕品的照片，一副很聪明可爱又瘦弱的模样。多少年后，母亲还不时夸奖“品品”指挥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的音准、乐感和认真的神气。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女以后，才体会到母亲终生的伤痛。
品品葬于重庆北郊蚂蟥岭，现在，那里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了。品品的夭折是由于父母没有育儿经验，又书呆子气十足，一切按照书本办事，以为婴儿吃奶不宜过饱而导致他营养不良。三岁的品品大哥后来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由教会养育十年之久。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母亲几次和我说过：品品死前，她两次亲眼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从后门进来，那是来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觉得非常神秘。
对上帝，我似乎有过一次“心诚则灵”的体验。五岁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灵粮堂小学的教会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住在寿荫坊四十三号的弄堂里。那时我有一把红色的塑料剪刀，圆头，只有小手巴掌那么大，给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纸。那可能是父亲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祷告。客厅里别无他人，我双手合十，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请求上帝帮我找回心爱的小红剪刀。刚刚祷告完，小红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几台面下的格子里找到了。我高兴极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祷告前，记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这件事，我从没和任何人提及过。我知道这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但这把小红剪刀的失而复得，令我长久不能忘记。
苦辣酸甜构成了人生。如今，年过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托对人生的重要，特别是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看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对“主”的信仰而使内心得到平静和充实，更感如此。金钱和物质绝对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乐的程度却并不与金钱的数量成正比。内心的安宁祥和，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个虔诚的信仰可能会使生活轻松一些，但就是因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里？”而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许，年纪越大，有所信仰则愈发困难，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类的未知领域，所以，我尊重母亲的信仰，而且，由于母亲与教会的渊源，我对教会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还没能如母亲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