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河北寶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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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經
1932年3月25日生於開灤趙各莊煤礦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幼年喪父，八九歲時隨母親適居河北省薊縣王吉素村舅父，生活在貧中。13歲前念過3年小學、半年私塾，受到中國民間文學和古典小說的熏陶。14歲即參加革命活動，當兒童長。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産時衹有16歲。1949年調區委做青年工作，開始自學文化，練習寫作小戲、詩歌和新聞報導。1953年調通縣地委校當教育事，參加貫徹農村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村作化運動。近8 年的基層幹部工作為他以的文學創作提供丰采富的生活積。
創作生涯
1954年調到《河北日報》當記者。1956年9月調北京俄文《友好報》當記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藝》上外表電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喜鵲登枝》。此受不了一列現農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說。1959年10月加入中國作協會，1961年調任《紅旗》雜志編輯。1962年底開始創作多本長篇小說《豔陽天》。1964年《豔陽天》第一出版，同年10月調中國作協會北京分會從事專業創作。1970年底開始創作另一部多長篇小說《金光大道》。1973 年參加中共第十次代大會，1974年為適應政治需要寫中篇小說《西沙兒女》，創作上走彎路。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1979年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1986年鼕天為深入農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腳下一個小鎮任副鎮長。1987年外表電表的長篇小說《蒼生》深刻地反應新時期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現為中國作協會理事、作協北京分會專業作、中國大衆文學學會副會長。“寫農民，給農民寫”是他的創作宗旨。
【浩然與三河】
在當今中國文，有關浩然的話題不少，或褒或貶皆有之，然而真實的浩然給人的印象卻是和善平易，誠厚實，看上去像個老農一樣的長者。老農對春播收極為重視，因為他要紮紮實實勤勤懇懇地耕耘，來不得半點虛假和絲毫偷懶，否則，就沒有盛的收穫。浩然已是出版１０００萬字、５０多文學作品的著名作，他的長篇巨著《豔陽天》、《金光大道》可謂喻戶曉。中國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又以長篇小說《蒼生》再次崛起的他，卻仍然未改初衷，沒有留戀大都市文藝界的繁鬧與功利，自己一頭紮下基層，在河北三河安落戶紮下根來。實為難能可貴。
浩然，本名梁金，祖藉寶坻縣單莊，因貧，父親早年到唐山趙各莊煤礦當礦工，舉前往落戶。１９３２年３月他出生在那兒。父親去世，１９４２年他又隨母親投奔薊縣舅父，在那兒與姐姐度過苦難的童年。１９４６年浩然參加革命工作，１７歲開始立志文學創作。讀過三年小學的他，邊工作邊苦讀苦寫，走自學成之路。他以“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忠實代言人”為誓言，在冀東和北京郊區農村做５０年艱辛的生活積蓄和藝耕耘，成就自然是被世人公認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攜老伴來三河長期深入生活，先在段甲嶺鎮挂職副鎮長。１９８７年５月，經三河縣政協會議通過，聘請他為縣政協名譽主席。１９８７年，他又被推舉為段甲嶺鎮名譽鎮長。１９８８年夏，縣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內僻靜處為浩然夫婦建一所新居（６間正房、６間倒座房）。於是浩然在此定居下來，為居室題名為“泥土巢”，親筆書寫於小院門側，寓意“下蛋”（寫作品），“孵雛”（扶持文學作者）的窩。
三河市（縣）委、政府屆領導人都非常關心浩然的生活和身體，經常到“泥土巢”噓寒問暖，解决實際難。鑒於子女均不在身邊，老伴又弱多病，浩然安排其居農村的內侄女和女婿住在身邊，三河縣政府給他倆解决工作問題，辦理農轉非。文聯建立，縣政府為浩然配備一輛“伏爾加”臥車及專職司機。１９９３年初，縣長又經多方籌集資金，為浩然購置一輛新“奧迪”專車。市（縣）財政局還及時對浩然住房進行修葺，提供必要的辦公設備和接待條件，方便他的工作。
浩然日常除參加必要的社會活動外，每天都伏案寫作，閱改作者稿件和讀書看報。閑暇之時，練習書法，聽聽京劇錄音，有時散散步。他非常關心國政治、經濟形勢，每日堅持收看中央電視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等節目。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５日，浩然突腦血栓病，１７日住進通縣２６３醫院。三河市五套班子領導人及各界人士多次前往探望。住院期間，他仍然關註“文藝緑化工程”，在病房兩次主持文聯主席辦公會，還閱改大量作者稿件。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２日，浩然去西安邊療養邊寫作，１１月４日，突腦昏迷，昏迷三天兩夜不醒，醫院出病危通知書。經搶救又脫離危險。１１月１０日，三河市委書記派宣傳部長和文聯秘書長以及文化局長等前往西安看望浩然。１１月２３日，浩然病愈出院，從西安返北京。
１９９８年８月８日，浩然夫婦搬進三河市委、市政府為之新建的獨門獨院二層小樓，建築積２００平方米，位於三河北城句河灣，環境舒適幽靜，裝修典雅。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６日，新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書記孫殿高就職沒天，就前往句河灣看望浩然，帶去和政府真摯的問候。三河市市長李洪衛及其他市領導也曾多次探望浩然。作與政治結下深厚的情誼。
在三河的十幾個春，浩然創作出版８部中、長篇小說，計３３０萬言，還修訂再版７部長篇小說，計４８３萬言，還寫大量的文學評論等文章。其創作生活除以“泥土巢”為主，還涉足京郊通縣、密、平和廊坊以及樂昌等地。
他創建三河市（縣）文聯和三河市（縣）作協會，親任兩會主席。他創辦《蒼生文學》十年，為大業餘作者提供外表電表作品的園地，為重點作者出版專集四處奔波籌集資金，還親自為他們的書作序言，培養一大批文學新人，出版一套填補三河文學史空白的泥土文學和文藝緑化列叢書，組建“浩然文學基金會”和“《蒼生文學》董事會”，為文藝緑化工程積極籌集資金，為三河市以及周邊地區乃至全國各地文學愛好者做出無私奉獻。在當今中國文被“炒”的火爆和“紅”得紫的作中，有誰能為“他人做嫁衣裳”呢﹖有誰當“鋪路的石子”呢﹖
浩然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代作品
代作有長篇小說《豔陽天》《蒼生》《樂土》《活泉》《圓夢》等。
同行評價
“浩然絶對不是一個逢迎權勢的人，而是一個作風嚴謹、勤奮自律、道德水高尚的作。”著名作祁淑英曾在1999年外表電表的文章《“浩然”正氣笑傲文 ———尋覓浩然足跡》這樣寫道。祁淑英聽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眼涌出淚花，她與浩然同年進河北校學習，成為校友，來又先到《河北日報》工作，成為同事，跟浩然有着深厚的情誼。她記者講述浩然生前讓她佩服和感動的點點滴滴。
立志要成為文學家
1951年，祁淑英與浩然同時到河北校學習，當年學校還沒有餐廳，他們一起排隊打完飯，就蹲在地上吃飯，一邊吃一邊聊理想，因為聊得很投機，所以來兩人的話題很快就一致起來———要做一個文學家。畢業，浩然和祁淑英先來到《河北日報》工作，在成為同事之，便有更多的共同話題，建立深厚的友誼。來浩然調入北京工作，創作出《豔陽天》。20年以的1973年，祁淑英去薊縣訪，在縣招待所的飯桌上遇到浩然，當時正值浩然在薊縣驗生活，於是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又暢談起來。祁淑英說，當年她還跟浩然講，他已經實現自己的理想 ———文學家，而自己還依然是一名記者。“不管怎麽樣，浩然他始終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從來都沒過脾氣。”祁淑英憶說，“按現在的話講，當年的他已經是大紅大紫，是大腕，但他永遠都沒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講話都會先臉紅。”
“小學生”在大學講課
德國一位漢學家曾評價《豔陽天》是“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一個絶唱。”當年《豔陽天》的出版也在中國文引起震動，有評論說，“浩然總是那樣不厭其煩地深入農村，那樣不厭其煩地寫農民、歌頌農民。”但正是寫出這樣一部作品的浩然，僅僅是一個讀過三年小學的人。祁淑英這樣評價浩然，他雖然讀過三年小學，但最卻能去北京的大學講課，而且特受歡迎。祁淑英說，浩然輟學以還是放不下讀書，當年被村納鞋的大嬸用來夾鞋樣子的書册就是他最好的讀本，還有就是聽說誰有藏書，就跑過去來讀，把本村的書讀完，就去鄰村，就這樣，他把《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水滸傳》、《封神榜》等等東拼西湊地就讀完。
保持本色不挑吃穿
說生活中的浩然，祁淑英說：“他始終都保持着農民的本色，從不挑吃挑穿。有一次我去他，他請我吃飯，吃的是炸油條，喝的是小米粥。他穿得很普通、很不講究，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裝。”憶起在一起學習和工作的時光，祁淑英佩服地說：“他風格特高，在學校學習期間，我們吃飯是大鍋菜，我不愛吃豆腐，就揀給他吃，他也就把肉夾到我的碗讓我吃。”在寫作上，浩然筆耕不輟，從來都不會為外界所打擾，曾在駐通州記者站做記者的時候，有一年過春節值班，他就在別人都熱熱鬧鬧地敲鑼打鼓唱小麯的時候，埋頭寫作着；在生活中，浩然很低調，很少參加社會活動，而且一直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堅持着自己的人生信條。在晚年患病實在不能動筆之，浩然便把精力放在培養文學青年上，辦起《蒼生文學》雜志，為文學青年尤其是農村的文學青年搭建很好的鍛煉與展示的平。
各方反應
梁紅野：父親教會我做人
由於多年抱病在床，梁子女對父親的離去早已有心理備。“知道這一天早晚要來，但是沒有想到說來就來，一想到這一從此就是永遠，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兒梁春水傷心地說。
在外人眼，作為著名作的兒子，是多麽風光的事。浩然長子梁紅野卻不這麽認為：“在我眼他永遠是父親，而不是什麽戴着光環的作。”梁紅野說，他從小就看父親的作品，尤其喜歡《豔陽天》，少年時代曾經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讓我從中懂得許多做人的道理。”身為作，浩然沒有要求子女將來和他一樣從事創作，“父親很開明，尊重我們的選擇。他常對我們說，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貴，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對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紅野說，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教會他當好長子，“小時候我很兇，總是和弟弟妹妹們鬧彆扭。有一天，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作為大哥，你有責任和愛心照顧好你的弟弟妹妹，他們是你的親人。當時我不明白他說的話，來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他的意思。我們兄妹至今都相處得很和睦。”
梁曉聲：他葆有作的良知
梁曉聲與浩然沒有什麽交情，“我們也僅僅見過兩”，不過浩然的作品早為梁曉聲所熟悉。“早些年，作為知青我還在北大荒插隊時，就讀過浩然的不少作品。最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鵲登枝》。那時，為掌握寫作技巧，我們一幫文學青年，還曾就浩然的一部兒童小說進行過研討，結果益頗。”梁曉聲說。
梁曉聲介紹，他與浩然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次飯局上見過一面，“當時我和他挨着坐，在吃飯間進行簡短的交談，但透過話語，我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厚道的人，實而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曉聲看來，浩然在“文革”期間創作的包括《西沙兒女》在內的作品，的確與政治靠得很近，“ 但在那個時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時代所裹挾，這一點我能理解他。”梁曉聲認為，當年被時代高高拋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為作的良知，他沒有像有些得勢人那樣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這是難能可貴的。
肖興：錯誤或貢獻是農民式的
肖興第一次與浩然見是20年前的事。“當時我和他應邀到天津給青年作改稿，我們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層樓上，晚上沒有事我們就一塊聊天，那段時間我們過得很開心。”肖興說，當年聽浩然的名字如雷貫耳，沒想他如此謙和、平易近人。
肖興和浩然相處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誠，“我們在聊天時不自覺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間生的那些事。關於創作，關於自己對時事的想法，我能感覺到他當時的內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掙紮的。一方面他在對過去所做的事進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對未來，如何振作起來東山再起，介入新時期的文學事業。”肖興說。
肖興還說：“他是個農民，他的一切錯誤或貢獻都是農民式的。”肖興認為，儘管浩然的創作受當時政治觀念很大的影響，但他的創作始終心懷農民，關心民生疾苦。
雷達：“十七年文學”最一個歌手
雷達得知浩然去世頗為感慨。“他也是我關註已久的作，早年我曾對他的創作寫過專門的論文。 ”在雷達看來，浩然是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他的《豔陽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學史研究價值和認識價值，“雖然帶有為當時政治服務和階級爭色彩，有扭麯生活的成分，但由於作者對中國農民的熟悉、人民意識，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還是有血肉的，頗為人稱道。縱觀他的創作，可見他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雷達說。
與此同時，鑒於浩然作品帶有的為當時政治服務傾，雷達認為浩然是“十七年文學”最一個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內的所有作品，給浩然的創作貼上鮮明的標簽，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來說，意味着什麽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他是真誠的，也是不無固執的。”雷達說，“文革”浩然也做很大努力，創作像《蒼生》等在內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
社會評價
他熱情關心北京市的文學藝事業，他為現、扶植、培養文藝人才，繁榮北京市的文學藝創作，殫精竭慮，無私奉獻。他在京郊及河北三河縣實施“文藝緑化”工程，取得丰采碩成果，受到京郊作和文學愛好者的高度贊揚，被譽為功德無量、意義深遠的善舉與壯舉。他濃烈的“文學緑化情結”和甘當人梯的自我犧牲精神，值得人永遠銘記和學習。“寫農民，給農民寫”、“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踏實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奮目標。有學者評論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圖畫”、“寫出個人和社會的雙的真實”、“是實無華的自傳，給人絢爛至極，歸於平淡的藝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藝性兩方面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