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鬍 | ||||||||||||||
| 名： | 洪騂 | ||||||||||||||
| 字： | 適之 | ||||||||||||||
| 籍貫： | 安徽績溪上莊村 | ||||||||||||||
閱讀鬍適 Hu Shi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閱讀鬍適 Hu Shi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閱讀鬍適 Hu Shi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胡适他曾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衆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臺北南港）院長等職。鬍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鬍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鬍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鬍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傢私塾受過9年舊式教育，打下一定的舊學基礎。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啓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中“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後先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後轉文學院哲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
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同年，鬍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二年多；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臺。從1920年至1933 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是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戰勝利後，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寄居美國，致力於《水經註》的考證等工作。後去臺灣。1954年，任臺灣“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出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臺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髒病去世。鬍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捲）中，鬍適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係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以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後，“他們負背着保存入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 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並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鬍適“ 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後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鬍適並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孔教不能適應時勢需要”，“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傢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傢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衹有嚮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後》）對儒傢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
鬍適著作很多，又經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鬍適文存》、《鬍適論學近著》、《鬍適學術文集》等。
鬍適的情感世界：星星月亮太陽
在鬍適的一生中，除了發妻江鼕秀之外，還有好幾個“緋聞女友”，但鬍
適最終沒有和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鼕秀走到了最後，難怪蔣介
石先生評價鬍適是說鬍適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在這些“緋聞女友”當中，和鬍適關係最密切的當然要數韋蓮司和曹佩聲
（又名曹誠英）了。
1914年在美國小城綺色佳，鬍適和韋蓮司相識。此後更多的是在離別和相
思中度過，往往是盼望了幾年十幾年才能見上一面。1927年，當韋蓮司再見到
鬍適時，他們已經分別10年了，韋蓮司人到中年，頭上長出了白發。
在這十年裏，鬍適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結婚生子，事業上達到
巔峰，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先驅。
在這十年中，鬍適的另一份感情開始了。他在杭州養病時，和小表妹曹佩
聲愛得死去活來，鬍適稱那段日子為“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據說，《嘗試
集》中後面的情詩大多為曹佩聲所作。
大陸很多學者一度為鬍適與韋蓮司到底有沒有那種關係吵得不可開交，但
誰也拿不出證據。很多鬍適傳的作者，也因沒接觸到這些資料，對此總是語焉
不詳。
1999年，周質平終止了這場爭論。他將鬍適與韋蓮司的書信翻譯，並公佈
於衆，人們發現，他們不僅相戀了，而且非常的纏綿。今年，周質平加入了鬍
適晚年的情境，出版了《鬍適的情緣與晚境》（黃山書社，2008年6月）。書
中，狂娟的韋蓮司，情書寫得讓人看了心驚肉跳：
“沒想到，我會如此愛你……鬍適……我崇拜你超過所有的男人……”
“我整好了我們那個小得可憐的床……我想念你的身體，更想念你在此的
點點滴滴。我中有你，這個我，渴望你中有我……”
讓我難以理解的是，韋蓮司明明知道鬍適和曹佩聲的戀情，可當1934年，
鬍適請她照顧去康乃爾大學深造的曹佩聲時，她竟然答應了。這是一種什麽樣
的感情？愛鬍適愛到可以任他犯錯嗎？
事後證明韋蓮司對鬍適的愛，愛得大度，愛得徹骨。比如，1962年鬍適去
世後，韋蓮司竟和江鼕秀成了朋友，並忙着整理鬍適給她的書信，忙着為他成
立出版基金。9年之後，空候一生的韋蓮司在一個小島上孤獨地死去，遺物裏
竟然完好無缺地保存了鬍適的書信和稿件。
鬍適生平年表
一八九一年 一歲 十二月十七日 生於上海大東門外。
一八九二年 二歲 二月底 隨母馮順弟移居浦東。
一八九三年 三歲 二月 隨母去臺灣其父鬍傳任所，先住臺南，後遷臺東。
一八九四年 四歲 在臺東由鬍傳教認方塊漢字。
一八九五年 五歲 二月 因中日戰爭爆發，隨母離臺灣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績溪上莊，進傢塾讀書。
八月 鬍傳(鐵花)病死於廈門。
一八九六年 六歲 在傢塾讀書。
一八九七年 七歲 在傢塾讀書。
一八九八年 八歲 在傢塾讀書。
一八九九年 九歲 在傢塾讀書。 開始接觸中國古典小說。
一九零零年 十歲 在傢塾讀書。
一九零一年 十一歲 在傢塾讀書。《資治通鑒》中引述範縝《神滅論》片斷，對其影響極深。
一九零二年 十二歲 在傢塾讀書。
一九零三年 十三歲 在傢塾讀書。開始學“反切”。
一九零四年 十四歲 一月 與江鼕秀訂婚。
二月 從三兄洪□到上海，進梅溪學堂。
是年 讀梁啓超的《新民說》和鄒容的《革命軍》。
一九零五年 十五歲 春 澳進澄衷學堂，在那讀了嚴復譯的《天演論》和《群己權界論》等書。
一九零六年 十六歲 暑間 考取中國公學。
是年 加入“競業學會”，並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小說、詩歌與文章。 一九零七年 十七歲仍在中國公學讀書。
五月至七月 因腳病回績溪療養。
一九零八年 十八歲 七月 主編《競業旬報》。
九月 轉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一九零九年 十九歲 十月 新公學解散，因失學失業，在上海過放蕩生活。
一九一零年 二十歲 春在華童公學教國文。
五月 同二哥紹之去北京溫習功課。
七月 考取清華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官費生，因用“鬍適”的名字報考，此後就正式叫鬍適。
八月 十六日，從上海坐船去美國。
九月 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歲 仍在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學習。
七月 被舉為賠款學生會中文書記。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歲 九月轉入文學院，修哲學、經濟、文學。
十一月 發起組織“政治研究會”。
十二月 代表康乃爾大學大同會，到費城參加世界大同總會，被推為憲法部幹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歲 仍在康乃爾大學文學院學習。
五月 被舉為世界學生會會長。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歲 四月 被委為康乃爾大學學生學生會哲學群學部部長。
六月 十七日，行畢業式，得學士學位。
九月 被舉為《學生英文月報》主筆之一，負責國內新聞。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歲 一月 九日，康乃爾世界學生會舉行十周年紀念祝典，以幹事長身份作“世界會之目的”的演說。
九月 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係主任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歲 仍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學習。
自二月起，與陳獨秀、朱經農、梅光迪、任鴻、楊杏佛等討論文革命問題，並作白話詩。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歲 一月二十七日，在費城演講“美國如何能協助中國之發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
六月起程返國，七月十日到達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學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績溪與江鼕秀結婚。
是年 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歲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選為北大英文部教授會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與梁啓超見面。是日，母馮順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歲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為《新潮》[font color=#FF0000]雜志[/font]顧問。
二月 參加《新教育》編輯部工作。又被選為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來華講學。不久，與蔣夢麟去拜會孫中山，談“知難行易”學說。
六月 接辦《每周評論》，挑起“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十月十二日，參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學等在中山公園為杜威六十歲生日舉辦的祝壽活動。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講學。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務長（因馬寅初教務長患眼疾請假）。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改稱《中國古代哲學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臺灣商務印 書館印單行。）《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中（中古哲學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此本未續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雜志上發表，後來收在黃暉的《論衡校釋》作為附錄 之一。） 〔譯〕《短篇小說》第一集 （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歲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國語講習所講“國語文學史”。
五月 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年底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著〕《嘗試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刪，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刪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歲 春 養病在傢
七月 斑夢旦邀其去上海暫住，擬請他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未允，轉薦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務外，去國語講習所講了八周“國語文學史”。
〔著〕《鬍適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鬍適文存》一、二、三集與 《鬍適論學近著》第一集，曾由臺北遠東圖書公司重排印作《鬍適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經鬍先生自己刪省若幹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歲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為中教育改進社籌劃全國教育經費委員會賠款部部員。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開大學講學，為時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當選為北大教務長及英文學係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報》第一期出版。十四日，與蔡元培、王寵惠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好人政治”。
七月 在濟南講“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
八月 出席“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屆年會。
九月 《努力周報》增刊－－《讀書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雜志》出版。月底，出席國民政府教育召開的學製會議，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濟南出席全國教育會聯合會。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姚名達訂補）（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歲
一月 嚮北大請假一年，到杭州煙霞洞養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魯案委員會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學講“哲學與人生”。是月，又去南京東南大學講“書院製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國學季刊》編輯委員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歲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籌備《現代評論》。
八月 與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薦王國維為清華學校研究院院長。
十一月五日，致書王正廷，對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提出抗議。
十二月 十三日，《現代評論》第一期出版。
〔著〕《鬍適文存》 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歲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參加段祺瑞政府召開的善後會議。
三月 應聘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國會員。
五月 被選為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兼財政委員會委員、索引委員會書記。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問，至政治大學及中國公學講中國哲學，並與鄭振鐸、高夢旦同遊南京。
十一月 被推舉為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書記。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歲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參加“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訪問團”，從上海到漢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地訪問。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經西伯利亞到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中間去了一下法國。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輪船去美國。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國紐約、費城地遊歷並演講。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圖上船回國。 二十四日，到日本橫濱，暫住二十三天，遊歷了京都、奈良、大阪等處。
五月底 回上海，與徐志摩等創辦新月書店。
六月 被選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寫作與講學。
是年 按被選為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任新月書店董事會董事長及編輯委員會委員。
〔著〕《戴東原的哲學》 （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二七年） 〔編〕《詞選》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歲 二月 受上海東吳大學及光華大學之聘，作哲學講座。
三月 受聘為上海中國公學校長。
四月 與高夢旦等同遊盧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自兼文理學院院長。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國教育會議。
〔著〕《白話文學史》上捲（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 〔著〕《盧山遊記》（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歲 仍任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第三次常委會，辭去董事。
六月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天津舉行第五次年會，復選其為董事。
九月 鞍州參觀“西湖博覽會”。
〔著〕《人權論集》（與梁實秋等合著）（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歲 上半年 仍任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理學院院長。
四月十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第六次年會，會上被聘為編譯委員會委員長。
八月 鞍青島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學演講。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鬍適文存》 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Ο年）《鬍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Ο年）《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前九章（油印本） （吳淞，中國公學，一九三Ο年；臺北，鬍適紀念館，一九七一年印手稿本；此本未續完。其中“秦漢之間的思想”一章的兩 個部分後來收在文存裏，題作“讀呂氏春秋”及“陸賈新語考”。其中“淮南王書” 的一章後來單行，即題作《淮南王書》。） 〔編〕《神會和尚遺集》（校編）（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歲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五次常會。會後回北平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十六次執行財政聯席會議，通過北大與中基會合作研究特款辦法。
八月 應丁文江之邀，到秦島小住。
十一月 寫信給宋子文，主張依據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項原則與日本交涉東三省的善後問題。
是年 任太平洋學會在華會議的主席。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 捲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書》（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歲 仍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六次常會。
五月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辦的《獨立評論》出版。
七月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八次年會。
十二月 去武漢大學講學，並與蔣介石先生第一次見面。
是年 德國普魯士科學院選其為通訊委員。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講）（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歲 仍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會第七次常會。
三月 三日，與丁文江、翁文灝密電蔣介石先生：“熱河危急…… 非公即日飛來輓教，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十三日，與丁文江、翁文灝同去保定謁蔣。十九日，又找何應欽、於學忠，策動中日停戰談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國。
七月 在芝加哥演講“中國文化的趨勢”。是月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九次年會聘他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學會第五次大會，並到加沙大學演講。
十月初 乘船回國。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三年）〔譯〕《短篇小說》 第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歲 仍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九次董事常會。
五月 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會第十次董事年會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銓會議。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歲 仍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學法學名譽博士學位。九日，到廣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寧、柳州、桂林、陽朔等地演講、遊覽。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十一次董事年會。
七月初 到平綏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九次常會。
〔著〕《鬍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後刪省為《鬍適文存》第四集，臺北，遠東，一九五三年） 〔著〕《南遊雜憶》（良友圖書公司，一九三五年） 〔編〕《中國新文學大係》第一集：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歲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啓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大會。
八月室十月 在美國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講。
十一月初 在舊金山啓程回國。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歲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
七月八日，離北平。十一日，到盧山，得到蔣介石先生的接見，隨後參加盧山談話會。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蔣介石先生邀其同張伯苓、梅貽琦等吃午飯。
八月十三日，被聘為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國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見過羅斯福，並在舊金山 哥倫比亞電臺發表“中國在目的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歲 一月至五月 在美國及加拿大遊歷及演講。
六月 被選為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六月至七月 繼續在美國及君拿大遊歷及演講。
八月 轉遊法國、瑞士和普魯士。
九月 十七日，國民政府任命其為駐美全權大使。
十月 三日，由歐返抵紐約。五日，赴華盛頓就任。三十一日，作“題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給陳光甫”的詩：“做了過河卒子，衹能拼嚮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歲 仍任駐美大使。
〔著〕《藏暉室札記》（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鬍適留學日記》）
一九四Ο年 五十歲 仍任駐美大使。
三月五日，當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歲 仍任駐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至八月 仍任駐美大使。
九月八日，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歲 九月 應哈佛大學之聘，前往講學。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歲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表之一，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
九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平大學校長，在回國前暫由付斯年代職。
十一月 以國民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製訂該組織的憲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歲 六月一日，由美國動身回國。
七月五日，抵上海。經南京時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飛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國民政府的“製憲國民大會”。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國民大會“憲草决議案”整理小組成員。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歲 仍任北大校長春國民政府擬委他為考試院長及國府委員，未接受，說：“不入政府，則更能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編《申報·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歲 仍任北大校長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當選為第一屆的人文組院士。
四月四日，“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
九月被選為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會員。
〔著〕《鬍適的時論》 一集（六藝書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歲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臺灣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國。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國》創刊號在臺北出版，推其作“發行人”。
〔著〕《水經註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北大五大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臺北，自由中國社，一九四九年）（即《鬍適時論》一集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 （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歲 三月初 到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會議，被推為該會幹事長。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學聘他擔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為期兩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歲 仍任葛思德田方圖書館館長。
〔編〕《臺灣紀錄兩種》 （與羅爾綱合校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五一年）（即鬍鐵花先生的遺著《臺灣日記》及《臺灣稟啓存稿》，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作 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一種。）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歲 二月 聯合國文教組織聘其為“世界人類科學文化編輯委員會”委員。 夏普林斯敦大學聘約期滿，仍任榮譽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臺灣作演說和講學。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歲 一月離臺經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歲 二月至三月 到臺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擔任“臨時主席”，嚮蔣介石遞送總統當選證書。
四月五日，離臺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歲 在美國各地講學。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歲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謂“中國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發表反動演說。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歲 四月，離美抵臺北。
九月五日，在華盛頓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二十九次年會”。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歲
二月一日，任所謂“國傢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會議，接受夏威夷大學人文博學位。
九月 在華盛頓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十次年會。
十一月 一日，主持“國傢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及第三屆評議會第六次會議。
一九六Ο年 七十歲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著〕《丁文江的傳記》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臺北，啓明，民國四十九縮印本）
十一月〔編〕《乾隆甲戌重評石頭記》 （影印）（臺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歲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會議”。下午六時半，在“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因心髒病猝發而死亡
鬍適名言
1.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句話出自鬍適的名文《實驗主義》，是鬍適當時的一個長篇演講稿，最初發表在《新青年》上。是鬍適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的。原話是：“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裏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狠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裏，由我們雕成什麽像”（《鬍適作品集》第四集，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鬍適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嚮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要知道輿論傢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傢一個教訓嗎？”什麽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嚮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傢利用國傢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藉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您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决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傢，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 ”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挂着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傢都痛恨痛駡“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輯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鬍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决，那個問題如何解决，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决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决，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决 ”。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産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麽談主義的人那麽多，為什麽研究問題的人那麽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睏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决，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纔可以得一種解决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衹是畏難求易，衹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决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决法，該有什麽樣的瀋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這個睏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决，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傢，衹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着竹子癡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纔能尋出一個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傢，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着包醫百病的“根本解决”，從此用不着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决法了。
民國八年七月
八不主義與白話
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鬍適是最重要的啓蒙人。早在民國六年一月，他即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當時文學的八個主張，也就是後來的八不主義：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鬍適主張使用“白話”做為文學語言改革的基礎，對於白話，他的看法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幹幹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鬍適和章士釗
長河
鬍適和章士釗都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響當當的人物，兩人都以文章立世，以文名而涉政，各領風騷幾十年。兩人從政，可說是吃錯了飯，不過不影響二位仍然是偉大的人，偉大不在地位，名聲，而是人品人格所係。
章士釗二十出頭就做了《蘇報》的主編，後遊學英倫，歸來後自創《甲寅雜志》，甲寅年正是虎年，雜志以虎頭為徵，又有虎頭雜志之稱，因筆鋒犀利觀點新穎，每期出版市面上即收購一空，與梁啓超在天津辦的《庸言》雜志形成南北爭豔的局面。
章士釗作過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長，做過官，資助過革命青年毛澤東，總之，是個人物，大人物。
鬍適少章士釗十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曾經翻譯法國作傢都德的作品並郵寄給《甲寅雜志》，以求發表。章士釗予以刊登，並回信一封。這是章鬍二人的初次紙上交往。
鬍適那個時候還是文學青年，翻譯和寫信的文筆，還是文言文，後來，他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白話文的推手和鼓手，他也是個人物，大人物。
鬍適回國後受聘於北京大學，開始鼓吹文學革命，提倡新文學，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並嚮文言文宣戰。期間與章士釗面識，結為文友。
時章士釗雖熱衷於政治，但治學終是他的資本，古文是他的衣鉢，所以抽空他還是著文猛批白話文和新文學。甚至在酒後飯餘閑聊談天的當兒，都不放過攻擊白話文。話鋒自然觸及當頭人物:鬍適，以往的文學青年。後又撰文《評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新聞報》上，指名單挑小梁王，直指鬍適。
隔日，又傳其友人，拿着那貼(也就是現今的磚)親詣鬍適的住所，要鬍適看看並作答。強硬頑梗之態與五年前真心推舉呵護有加已斷然不同。
鬍適對來人說:章公此文，不值一駁。也是凜然於色，絶不妥協的模樣。
章士釗聞後，嗤嗤一笑，坦然了之。從此兩人王不見王。
冤傢路窄。數年之後，在北京，一次宴會上章士釗與鬍適相遇。宴後二人合影，並各題詩一首。
章詩如下:你姓鬍來我姓章，你講什麽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鬍適的題詩如下: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白話詩句出於文言大師章士釗之手，而七言古詩出於白話領袖鬍適之手；一個言:不攻即不駁，一個說:相親不相鄙，章鬍二人既寫出了文壇佳句，更譜就文品人品的佳話，讓後人品味做人的格調。
鬍適的著作
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嘗試集》（1920）、《鬍適文存》（1921）、《鬍適文存二集》（1924）、《鬍適文存三集》（1930）、《戴東贏的哲學》（1927）、《白話文學史》（1928）、《鬍適文選》（1930）、《鬍適論學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暉室札記》（1939）、《鬍適日記》（1933）、《齊白石年譜》(與黎錦熙、鄧廣銘合編，1949)，以及《先秦名學史》（1922）等英文論著等。此外，從1919年起，還陸續翻譯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先後編輯為兩集《短篇小說》出版），以及拜侖的長詩《哀希臘》、易卜生的劇本《娜拉》（與羅傢倫合譯）等。鬍適去世後，臺灣編輯出版了《鬍適選集》（1966）、《鬍適手稿》（10 捲，1966-1970）等，大陸出版了《鬍適往來書信選》（1979）、《鬍適書評序跋集》（1987）、《鬍適文集》（12册，1998）等。
鬍適寓所
——鐘鼓鬍同17號
王之鴻
鐘鼓鬍同屬東城區景山地區，在北河沿大街西側的嵩祝院北巷內，是一條麯折的南北嚮鬍同。鬍同南起嵩祝院北巷，北止後局大院，長200餘米。
明代，在宮廷諸官署中被稱為東衙門的鐘鼓司設在此處，鬍同遂稱“鐘鼓司”；清光緒時稱“鐘鼓司鬍同”，亦稱“鐘鼓寺鬍同”，宣統時稱“鐘鼓寺”；1949年稱“鐘鼓寺鬍同”，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鐘鼓鬍同”。
《順天府志》載:“鐘鼓司鬍同，司亦稱寺，有鐘鼓寺，明鐘鼓司即其地也。”
明代設鐘鼓司和教坊司，負責宮廷內的音樂、歌舞、戲劇的教習、演出等事務。教坊司隸屬於禮部，側重排練和演出；鐘鼓司是宮廷官署，側重組織和協調，“設掌印太監一員，僉書、司房、掌藝官無定員，掌管出朝鐘鼓及內樂傳奇、過錦、打稻諸雜戲。”
清康熙年間，設南府(道光年間改為升平署)，掌管宮廷演出事宜，鐘鼓司和教坊司相繼取銷。“鐘鼓司”的衙署在清末變成了“鐘鼓寺”的禪房；民國時，又變成民居，即今鐘鼓鬍同17號。
據說，鐘鼓寺是一座尼僧寺院，是慈禧太後利用鐘鼓司舊址為遁入空門的宮女所建，並將蠟庫鬍同 (今臘庫鬍同)的一些房産贈予該寺。因此，鐘鼓寺雖然規模不大，因為“內官諸署，指鐘鼓司為東衙門，賤而弗居”，不可能規模很大；但是，鐘鼓寺畢竟是皇傢寺院，大殿雖歷經滄桑，至今仍能窺見當年的非凡氣度。
鐘鼓鬍同17號，舊時的門牌是鐘鼓寺14號，在進入鬍同南口嚮東轉折處，坐北朝南，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門，直對鬍同南口。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共有房屋15間半，建築面積為300餘平方米，有南房4間半，正房3間，東、西廂房各3間；另有東廂房北側平頂東房1間和正房東側平頂北耳房1間；正房3間是當年鐘鼓寺的大殿，舉架高大，前出廊子，灰筒瓦屋面，雖然年久失修，猶顯當年丰采。此院為姜姓人傢於北平解放前購置的房産。
據一直在此院居住的薑在昭先生介紹，現在的南房原來是鐘鼓寺的山門，面闊三間，山門外有上馬石，東西兩側各有1株古槐；現在的街門是後建的，大門內原來還建有一座二門；院子中央有1個圓形的花壇，院子裏有3棵棗樹、兩棵丁香樹和1棵蘋果樹。當然，薑在昭先生介紹的景緻早已是明日黃花了，不過，他對鬍適在此院居住的情況卻顯得頗為清楚。他說:“我問過研究鬍適的專傢，鬍適從1924年到1926 年，在這個院裏住了三年，直到1928年，還有人往‘鐘鼓寺14號’給鬍適寄信。”但是，也有文章認為，鬍適於1918年3月開始租住鐘鼓寺14號，原因是鬍適的妻子江鼕秀將於6月來京與之團聚，而緞庫鬍同後身8號的寓所是鬍適與同鄉高一涵合租的，對新婚不久的鬍適夫婦而言，恐多有不便。
鬍適在北京先後曾有五處寓所，依次為:緞庫鬍同後身8號、鐘鼓寺14號、陟山門6號、米糧庫4號和東廠鬍同1號，其中緞庫鬍同後身8號、鐘鼓寺14號和東廠鬍同1號在今東城區域內。鬍適在北京的五處寓所或為租住或為學校分配的住房，而均非鬍適自己的房産。
鬍適(1891—1962)，著名學者，文學家、哲學家，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
鬍適早年接觸新學，受梁啓超、嚴復的思想影響較大，信奉進化論。從鬍適的自傳中可以看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對他的影響:“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無數人一種絶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與血。”於是，鬍洪騂為自己改了名字，名適，字適之。1910年，鬍適赴美國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1917年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反對文言文，主張文學革命。同年7月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雜志，發表新詩集《嘗試集》，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
五四運動時期，針對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一場“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論戰雙方的代表人物是鬍適和李大釗。1919年7月，鬍適在《每周評論》第31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提出“主義”衹是抽象名詞，社會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同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5期撰文《再論問題與主義》，針鋒相對地指出，主義是解决問題的觀點、理論和方法，要解决問題必須談主義，中國社會問題須以社會革命來根本解决。文章批駁了庸俗進化論和實用主義。
1921年，鬍適將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運用於對《紅樓夢》的研究，寫出了長文《紅樓夢考證》。《紅樓夢考證》是“新紅學”的開山之作，為“新紅學”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季羨林說:“在中國近代史上，鬍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鬍適是學者，任過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到臺灣後還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中國哲學史》(上捲)、《白話文學史》(上捲)、《鬍適文存》等。鬍適也做過北洋軍閥的幕僚和國民政府的高官，1925年參加段祺瑞策劃的善後會議，1938 年出任駐美大使，1942年擔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顧問，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過國民大會主席，領銜提出《戡亂條例》。
鬍適逝世後，在臺灣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蔣介石親臨致祭，親書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當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辦學方針，聘請年僅26歲的鬍適為北大教授，“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近30年後，鬍適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又以同樣的慧眼和胸懷接納三十多歲的季羨林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對此，季羨林在望九之年撰文回憶“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季羨林視鬍適為“恩師”。
如果說季羨林稱鬍適為“恩師”是指“知遇之恩”的話，那麽，羅爾綱稱鬍適為“恩師”，則確是指 “授業之恩”。1928年，羅爾綱由被當局封閉的上海大學轉入中國公學就讀，當時的校長便是鬍適。1937年，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一書出版，書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國的性質是“貧民革命”，“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並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這些具有原創性的見解，卻受到鬍適的斥責，說羅爾綱“有失史傢公正”。而羅爾綱則認為“我當時受了他的責駡，不但沒有反感，而且以為自己有違師教……我就寫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師門辱教記》敘述這件事。”後來，羅爾綱搜集到新的史料，“纔知道殺人放火為清朝軍隊所幹，太平天國軍隊是愛民的軍隊，我並沒有偏襢太平天國。”遂寫成《世傳太平天國姦淫殺掠考謬》，又將《師門辱教記》進行了修改。鬍適為修改後的《師門辱教記》寫了一篇序，高度贊揚羅爾綱治學“謹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羅爾綱說:“鬍適對我的督教往往如此。這種督教，嚴似冰霜，卻也煦如春風。”
鬍適是白話文大師，其影響如何呢？
當年沙灘附近有很多小飯館，其中有一傢叫做“海泉居”的，店內的墻上居然挂着“化電聲光個個爭誇北大棒，煎炒烹炸人人都說海泉成”，落款為“鬍適題”的對聯。此事為張中行親眼所見，他說:“如果不看筆跡，說是出於《白話文學史》作者的手筆，也許沒有人懷疑吧？”
中國的文人雅士與酒有不解之緣，但卻鮮見鬍適與酒的趣聞。鮮見不等於沒有。有一回，鬍適路過青島，遇到梁實秋呼朋聚飲。鬍適看到他們豪飲的盛況，趕忙取出鎸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戰。
顯然，鬍適是有備而來；據此分析，鬍適也應該是一位待酒不薄之人；如果壓根兒與酒無緣，“戒”又從何說起呢？！
鬍適的個人榮譽
上海中公畢業，清華第二期留美學生。康乃爾學士，哥大哲學博士。
共得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
參考資料:
《追憶鬍適》(歐陽哲生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北大老照片》(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
《張中行講北京》(陸昕選編北京出版社)
《鬍適與羅爾綱的師生情》(作者方之光載《光明日報》)
《文人雅士與酒》(作者吳子勝載《中國文化報》)《名人與老房子》(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
《追憶早年時光——學塾往事》(顧婷婷整理載《中國電視報》)
鬍適：“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出現的白話文運動，是文學革命運動組成部分，鬍適是這個運動的首倡者之一。
Biography
Hu Shi (around 1940)Hu was born in Shanghai to Hu Chuan (Chinese: 胡傳; pinyin: Hú Chuán) and Feng Shundi (Chinese: 馮順弟; pinyin: Féng Shùndì). His ancestors were from Jixi, Anhui. In January 1904, his family established an arranged marriage for Hu with Chiang Tung-hsiu (Chinese: 江冬秀; pinyin: Jiāng Dōngxiù), an illiterate girl with bound feet who was one year older than he was. The marriage took place in December 1917. Hu received his fundamental education in Jixi and Shanghai.
Hu became a "national scholar" through funds appropriated from 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 On 16 August 1910, he was sent to study agricult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2 he changed his major to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fter receiving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to study philosophy. At Columbia h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 professor, John Dewey, and Hu became Dewey's translator and a lifelong advocate of pragmatic evolutionary change, helping Dewey in his 1919-1921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 He returned to lecture in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his tenure there, he received support from Chen Duxiu, editor of the influential journal New Youth, quickly gaining much attention and influence. Hu soon became one of the leading and influenti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la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e quit New Youth in the 1920s and publish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with his friends.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was the promotion of vernacular Chinese in literature to replace Classical Chinese, which ideally made it easier for the ordinary person to rea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for Chinese culture was great—as John Fairbank put it, "the tyranny of the classics had been broken". Hu devoted a great deal of energy, however, to rooting his linguistic reforms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rather than relying on imports from the west. As his biographer Jerome Grieder put it, Hu's approach to China's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 was "thoroughly critical but by no means contemptuous." For instance, h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especially the 18th century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s a way of establishing the vocabulary for modern "national language" (guoyu 國語).
Hu Shih's tombstone in the park named after him, near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Hu was the Republic of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tween 1938 and 1942. He was recalled in September 1942 and was replaced by Wei Tao-ming. Hu then served as chancellor of Peking University between 1946 and 1948, and later (1957) president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his death. He was also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ree China Journal, which was eventually shut down for criticizing Chiang Kai-shek. He died of heart attack in Nankang, Taipei at the age of 70, and is buried in a tomb in Hu Shih Park, by the Academia Sinica campus.
Hu Shih's work fell into disrepute in mainland China until a 1986 article, written by Ji Xianlin, "A Few Words for Hu Shi", advocated acknowledging not only Hu Shih's mistakes, but also hi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 article was sufficiently convincing to many scholars that it caused a re-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role of Hu Shih.
Pragmatism
During the Warlord er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like other fellow intellectuals such as Liang Qichao and Chen Duxiu, Hu was a staunch supporter of pragmatism. Hu Shih himself translated it into Chinese as simplified Chinese: 实验主义; traditional Chinese: 實驗主義; pinyin: shíyànzhǔyì, literally meaning experimentalism, since he strived to study both academic an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the general sense), and advocated cultural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gmatism.
The second translation as simplified Chinese: 实用主义; traditional Chinese: 實用主義; pinyin: shíyòngzhǔyì was crafted long after pragmatism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at that time due to Hu's endeavor. This secondary translation has become dominant today, but the intention of such terminology substitution was highly suspected to politically defame Hu for the term 實用 had been evolved into a derogatory sense.
WritingsHu was well known as the primary advocate for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the era, a movement which aimed to replace scholarly classical Chinese in writing with the vernacular spoken language, and to cultivate and stimulate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In an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ew Youth in January 1917 titled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Literature Reform", Hu originally emphasized eight guidelines that all Chinese writers should take to heart in writing:
1.Write with substance. By this, Hu meant that literature should contain real feeling and human thought. This was intended to be a contrast to the recent poetry with rhymes and phrases that Hu saw as being empty.
2.Do not imitate the ancients. Literature should no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s of long ago, but rather in the modern style of the present era.
3.Respect grammar. Hu did not elaborate at length on this point, merely stating that some recent forms of poetry had neglected proper grammar.
4.Reject melancholy. Recent young authors often chose grave pen names, and wrote on such topics as death. Hu rejected this way of thinking as being unproductive in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5.Eliminate old clichés.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always had numerous four-character sayings and phrases used to describe events. Hu implored writers to use their own words in descriptions, and deplored those who did not.
6.Do not use allusions. By this, Hu was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of comparing present events with historical events even when there is no meaningful analogy.
7.Do not use couplets or parallelism. Though these forms had been pursued by earlier writers, Hu believed that modern writers first needed to learn the basics of substance and quality, before returning to these matters of subtlety and delicacy.
8.Do not avoid popular expressions or popular forms of characters. This rule, perhaps the most well-known, ties in directly with Hu's belief that modern literature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rather than in Classical Chinese. He believed that this practice had historical precedents, and l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texts.
In April of 1918, Hu published a second article in New Youth, this one titled "Constructive Literary Revolution - A Literature of National Speech". In it, he simplified the original eight points into just four:
1.Speak only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his is analogous to the first point above.
2.Speak what you want to say and say it in the way you want to say it. This combines points two through six above.
3.Speak what is your own and not that of someone else. This is a rewording of point seven.
4.Speak in the language of the time in which you live. This refers again to the replace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with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The following excerpt is from a poem titled Dream and Poetry,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by Hu. It illustrates how he applied those guidelines to his own work.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Translation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語。
偶然碰著個詩人。
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
It’s all ordinary feelings,
All ordinary words.
By chance they encounter a poet,
Turning out infinite new verses.
醉過才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Once intoxicated, one learns the strength of wine,
Once smitten, one learns the power of love:
You cannot write my poem
Just as I cannot dream your drea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