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丁玲 丁玲 ，原名蔣偉，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於湖南省安福縣西鄉黑鬍子衝村（今臨澧縣佘市鎮高豐村）。 丁玲 一生富於傳奇色彩。早期追求個性人生，最終走嚮領導的事業。其文學創作也由最初的單純抒寫個人苦悶逐步轉嚮描寫廣阔的社會生活。 丁玲 發表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一舉轟動文壇。不久即加入中國左翼聯盟，成為魯迅旗幟下的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左翼作傢。1931年2月7日，她勇敢地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1932年加入中國，任“左聯”黨團書記。1933年5月，遭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綁架，在黨組織的幫助下，1936年秋離開南京，奔赴陝北，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我在霞村的時候》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寫成著名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後來被譯成多種外文，在各國讀者中廣為傳播。曾贊道：“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嚮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 反黨集團”的主要人物遭到批判，隨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長達８年，之後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５年後出獄，被送到山西鄉村改造。1979年平反。隨後任由中國作傢協會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中國》的主編。丁玲 還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兼文化組長、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副會長。 丁玲 因病於北京逝世，走完了她82年光輝的人生歷程。 丁玲 在將近60年的文學生涯中留下了400多萬字的著作，是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文學寶庫裏的燦爛篇章。
Ding Ling, formerly known as Jiang Wei, the word ice. 12 ever in October 1904 was born in Hunan Province Xixiang black beard Okimura Anfu County (now the town She Linli County High Feng). 丁玲 （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現代女作傢。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1918年就讀於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次年轉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1923年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産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係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1925年與鬍也頻結婚，1927年開始發表揭露舊中國黑暗現實的小說作品。處女作《夢珂》於同年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1929年鼕，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傢聯盟，後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5月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轉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須黨的營救下逃離南京，經上海潛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在陝北歷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運動的優秀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曾被譯成多種外文。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奬。新中國成立後，丁玲 曾任中國文聯委員、全國文協（後改為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在繁忙工作之餘，發表了大量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錯誤地定為“丁玲 、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 、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並被投入監獄。1979年平反後重返文壇、先後出任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等職，並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 一生著作豐富，有些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流傳，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有《丁玲 文集》五捲。
丁玲 被駡成“左”，丁玲 晚年曾說道：：“我不管它‘左’還是右，我也不曉得什麽叫‘左’和右，我衹曉得現在駡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
丁玲 與瀋從文的恩恩怨怨
丁玲 瀋、丁兩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傢，尤其是瀋，現代對他的評價越來越高。但對他兩人的事跡，我都不熟悉，看過瀋從文的小說和散文，丁玲 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書上看過一個掌故，就是魯迅誤會丁玲 是瀋從文的事。事程是這樣的，丁玲 初到北京，舉目無親，生活無著，走投無路之下，就給魯迅寫信，希望魯迅給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時，丁玲 那沒有走上文學之路，從沒有寫過，更沒有發表過作品，魯迅當然是沒見過這個名字，就問一個朋友，朋友看了說：這筆跡看上去像休蕓蕓（瀋從文筆名）。於是魯迅誤以為瀋從文換一個女性的名字來騙自己，不但不理，還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對瀋從文作了譏刺和挖苦。魯迅是無形的文壇領袖，對人作褒貶，影響都極大。後來，纔弄清確有丁玲 其人，魯迅對此事頗為自責，覺得丁玲 回鄉是因為得不到自己的幫助之故，卻忽略了此事對瀋從文做成了傷害，對一個初闖文壇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受到一個前輩的指責，打擊一定不少。魯迅衹是在日記中說了句"即不是休蕓蕓的鬼"，沒有表示歉意。從此，兩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丁玲 的信去找魯迅，原來不是。事實上，發生誤會事件時，瀋丁衹見過一次，是鬍也頻介紹的，而幾天後，丁玲 就跑回湖南。
丁玲 ，鬍也頻的交情竟然是這樣好，遠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從認識到1930這五年間，除了短暫的分開，三人似乎朝夕相處。那時瀋鬍是好友，鬍丁是戀人，丁玲 和瀋從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鄉的關係，總是有說不盡的話，甚至有時兩人用家乡話說得熱火朝天，鬍也頻一句也插不上嘴，衹好在一旁發呆。瀋丁的關係這樣好，以至鬍也頻也曾懷疑過他們，而外面更是謠言滿天飛，說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對三人同住，關係親密作了許多曖昧的猜測。其實，瀋從文和丁玲 從沒有男女之情，更沒有過什麼出軌的事，由始至終兩人都異口同聲說衹是朋友的普通關係。這是可信的。鬍丁是戀人，鬍也頻怎能容忍瀋丁在自己的眼皮下，當著自己的面有私情？鬍瀋一直無比信任，也就反證了瀋丁的純潔。那時大傢都是文學青年，有共同話題，而且年輕人有夢想，有希望，有熱情，總是想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討論，所以，即便瀋丁的性格完全不同，當時卻能聊得來。
丁玲 决定把兒子送回故鄉給母親撫養，也是瀋從文護送丁玲 回去的。為此瀋從文還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 失蹤（過了好久，纔知是被捕），瀋從文多方呼籲，八方打聽，還多次文提醒各方對此事件的關註和重視，不久誤傳丁玲 被害，悲憤之餘，瀋從文繼鬍也頻遇害後作了四萬字的《記鬍也頻》，又創作了十一萬字的《記丁玲 》。後來纔得知丁玲 是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瀋從文聞信，攜著新婚妻子張兆和，帶著丁玲 兒子的相片，探望丁玲 。丁玲 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馮達者出賣，同時被捕的還有潘新年---是姓馮的帶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 的同居處。
丁玲 過了一段頗為風光的日子，但56年，當了右派後，更在文革期間，飽受催殘的丁玲 ，在1980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文中對瀋從文在五十年前創作的《記鬍也頻》，突然作出了嚴厲的批評："作者在書中提到鬍也頻和我與改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亂編。。。類似的鬍言亂語，連篇纍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甚至不惜漫駡："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真的讓人敢不相信，丁玲 駡的是瀋從文，不知情者還以為作者在義正詞嚴正痛駡一個漢姦走狗。
丁玲 的指責實在過火、過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們當年確實存在政見的不同，瀋從文對新民主義革命沒有正確的認識，也畢竟衹是個人的傾嚮，他並沒有從事什麼敵對的工作和進行破壞，事後的追究及大義除了藉貶低別人來顯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 後來政治失意難道是以前的朋友瀋從文？作為朋友，瀋從文對鬍丁是人至義盡，而丁呢？49解放後，瀋從文因一直和左聯不合，處景甚艱，那時的丁玲 卻是高官，瀋攜次子訪丁，想丁玲 一施援手，但丁玲 不但對故人冷冷冰冰，對請求也置若罔聞。絶望的瀋從文惶惶不可終日，曾經一度神經出現問題，甚至自殺。要不是瀋從文自殺，丁玲 還不會親自回訪呢。
丁玲 的被軟禁期間就出現了裂紋。1935年，瀋母病危，瀋從文回鄉探母，途經丁玲 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衹住了一晚，來不及看望丁玲 母親，而一到傢又逼於因當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後就直接返回北京。後來就有人自稱是第二師範學校的學生告訴丁母，說當晚瀋從文住在第二師範學校，該校學生建議義瀋從文從文去看瀋母，而瀋從文拒絶，因為當時瀋從文的《記丁玲 》當在報紙上連載。但事實上，當地根本沒有所謂的第二師範學校，而瀋從文當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學校，而是住在一個朋友開的旅館，事見於當年所作《湘行散記》中的《一個帶獺皮帽的朋友》。丁母聽信謠言，後來又告訴丁玲 ，於是産生了誤會。退一萬步說，就算真有其事，瀋母病危，瀋從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來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 是求全責備了。還有就是丁玲 誤會瀋從文拒絶出面營救自己，又加深了誤會。
丁玲 》中，瀋從文作為旁觀者，對一些事實的記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錯誤，讓丁玲 覺得感情受到傷害。而且作為朋友，就事論事，瀋從文對鬍丁兩人沒有太多過高的稱贊，讓五十年後的丁玲 覺得不快。而且，後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 ，卻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願意人們提到她和馮達的事，瀋從文的紀實，也就等於揭人創和私隱一樣。而且經過三十年苦難的丁玲 ，變得草木皆兵，也許是需要找個突破口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也許是壓抑了太多的憤慨，也許是出自對前夫的愛護，就這樣《記鬍也頻》成了罪狀。。。。
丁玲 》這樣一個溫情的題目，內容竟是兩人的恩怨，瀋丁兩人在別人的誤會中結識，最後卻在彼此的誤會中反目，直到雙方去世。看著兩個同是時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發生這樣的誤會，倍令人心酸。 1927年12月，《小說月報》頭版位置上發表了署名“丁玲 ”的小說《夢珂》。1928年2月，《小說月報》又發表了丁玲 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此後不到半年間，又有《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說月報》以頭條位置刊載。這些小說後來又很快結集為《在黑暗中》出版（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10月版）。連續在當時最負盛名的文學雜志上發表作品，並很快出版小說集，自然使“丁玲 ”蜚聲文壇。瀋從文曾經這樣評價橫空出世的丁玲 ：大膽地以男子丈夫氣分析自己，為病態神經質青年女人作動人的素描，為下層女人有所申述，丁玲 女士的作品，給人的趣味，給人的感動，把前一時期幾個女作傢所有的愛好者興味與方向皆扭轉了。他們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廬隱，淦女士的詞人筆調太俗，淑華女士的閨秀筆緻太淡，丁玲 女士的作品恰恰給讀者們一些新的興奮。反復酣暢地寫出一切，帶點兒憂鬱，一點兒輕狂，攫着了讀者的感情，到目前，復因自己意識就着時代而前進，故尚無一個女作傢有更超越的驚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我們知道，“五四”時期出現了一個女作傢群，但到了1928年，這個女作傢群已經顯得很沉寂。冰心正處在沉默期。石評梅已經去世。廬隱的創作出現了停滯。凌叔華擱筆不寫了。馮沅君做學者去了。“五四”時期的女作傢群似乎已經風流雲散。但這時，突然冒出了一個“丁玲 ”。這個女作傢比“五四”時期的女作傢都更為大膽，“帶點憂鬱，帶點輕狂”，闖進了文壇。而丁玲 的這些小說，“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傢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
丁玲 ，1904年10月12日生於湖南常德。原名蔣偉，字冰之。父親曾留學日本，為人豪俠仗義，常在鄉間行醫散藥，扶貧濟睏。人說其“揮金如土”。丁玲 的母親仰慕新學，自立自強，在丈夫病逝後，不顧族人反對，帶着四歲的丁玲 和一個遺腹子，千辛萬苦輾轉求學，最後取得了教師資格，自己辦學教書，不失為中國現代女性解放的先鋒。丁玲 身上豪爽、獨立的氣質，與父母的遺傳及言傳身教顯然是有關係的。丁玲 在少女時代先後在桃源、常德、長沙等地讀書。曾與楊開慧同學。1921年與好友王劍虹赴上海，入陳獨秀創辦的平民女校，後來又進了瞿秋白等主持的上海大學。在上海期間，王劍虹與瞿秋白相愛並同居。丁玲 感到形單影衹，遂於1924年流浪北京。在北京期間，丁玲 與鬍也頻、瀋從文相識，並與鬍也頻相愛。丁玲 後來回憶他們的相愛時說：“那時我們真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地就玩在一起了。” 丁玲 在當時並沒有投身文學。但是瀋從文已經看出她的文學天才：在文字方面還沒有顯出這個作傢的天才時，在批判上卻證明了她某種驚人的長處，業已超過了男子，什麽作品很好，好處在某一點上，好中小小疏忽處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說出皆似乎比我們說的中肯。……她善寫平常問訊起居報告瑣事的信，同樣一句話，別人寫來平平常常，由她寫來似乎就動人些，得體些。同樣一件事，一個意見，別人寫來也許極其費事，極其含混，她可有本事把那事情，意見，弄得十分明白，十分親切。丁玲 當時最想做的事情是演電影，她想當一個電影明星。1926年她又去上海，到明星公司應試。丁玲 年輕時長得比較漂亮，片商對她的相貌也感到滿意，想和她簽三年合約。但是，丁玲 對電影圈子習以為常的混亂隨便的男女關係，不僅不想適應，而且感到厭惡和恐懼，因此很快就斷了電影明星夢，又回到了北京。這段經歷後來被丁玲 寫成了處女作《夢珂》。小說中的夢珂出生在破落的封建家庭，長於言談，長得漂亮，會喝酒，會花錢，這些與丁玲 都很相似。而夢珂最後去當電影明星，也是丁玲 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夢珂》所表現的主題，就是：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女人要忍受屈辱，要出賣身體甚至靈魂。這就引起了在社會上無法實現自我價值而有失落感者的共鳴。這部作品的筆法雖簡單稚嫩，但已顯出了作者獨特的女性意識。與《夢珂》相比，《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女性意識更為鮮明和強烈。這本小說的發表，可以說是震驚文壇。而丁玲 後來的一生，也與《莎菲女士的日記》結下了不解之緣。用一句話來概括，《莎菲女士的日記》寫的是青春期少女對性和愛的幻想。它以主人公日記的形式，記敘了莎菲女士的一段生活和苦悶情緒。莎菲是一個走出傢門，漂泊異地的知識女性。她孤身跑到北京求學，在大學旁聽，因為患肺病而不得不待在公寓修養。葦弟追求莎菲，但是莎菲卻不喜歡葦弟。葦弟雖然年紀比莎菲還大幾歲，但卻是一個長不大的小男人，衹會卑微地企求着莎菲的愛。莎菲討厭這種跪着的愛，從他的淚水中尋找快意，卻又為這種冷酷的快意暗自懺悔。莎菲喜歡華僑青年凌吉士的漂亮風儀，渴望和他接吻，渴望和他做愛。但又不想自己去追他，而想讓凌吉士來追求自己，滿足自己徵服男性的渴望。但是，莎菲和凌吉士稍一接觸，又覺得這個人思想庸俗。凌吉士渴望的是一個居傢好太太，而莎菲認為自己不可能做一個居傢好太太。莎菲還從側面瞭解到，凌吉士已經結婚，還逛過妓院（不知道是真是假）。莎菲認為，即使自己徵服了他，也不過是他的玩物。所以最後凌吉士雖然擁吻了莎菲，但莎菲還是斬斷了自己的情絲。中國的女子嚮來不敢正視自己的欲望。“五四”一代女作傢在表現個性主義思想時，也都不敢有性心理的大膽暴露，就是男作傢，也衹有鬱達夫等少數幾個人能大膽率性。《莎菲女士的日記》寫一個女性的性心理，因此顯得相當大膽。在某種意義上， 莎菲可以說是丁玲 的自畫像。莎菲的心理、個性以及行為方式，都與丁玲 十分相似。丁玲 後來還寫了《莎菲日記第二部》，其主要目的是告別莎菲，描寫莎菲的轉變。讓這位著名的主人公與過去告別，與過去“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告別。從而在新生活中“審判我自己，剋服我自己，改進我自己”。《日記第二部》寫莎菲嫁給了一個青年作傢，後來這個作傢被國民黨政府殺害。這不就是寫她和鬍也頻嗎？丁玲 1932年回憶說：“我當初也並不是站着批判的觀點寫出來，衹是內心有一個衝動，一種欲望。”丁玲 也是渴望徵服男性的。鬍也頻在性格上類似於葦弟，也曾自稱是丁玲 的弟弟。莎菲可以說是丁玲 的自畫像。丁玲 在這個形象的塑造中，寄予的是自己蔑視世俗禮教與成規、勇於追求自我的叛逆精神。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個鄉下姑娘，家庭生活本來很幸福。後來阿毛姑娘接觸到新的青年男女，開了眼界，産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後服毒自殺。有批評傢認為這篇小說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騖遠、愛慕虛榮，批判都市文明對淳樸鄉風的污染。但事實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丁玲 並沒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給予了阿毛姑娘內在的同情。小說裏寫到，阿毛受一對城市青年戀人的親熱的感染，在一天夜裏也無意識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親熱一下的願望，所要的“僅僅用力抱她一下”。但結果卻遭到勞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傷感情的責駡：“不要臉的東西，你這小淫婦。”這就將一個鄉下女人性別意識的蘇醒，表現得相當微妙。離開了這種性別體貼，這部小說的意義便難以理解。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幾位青年女教師，她們反對肉欲的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因而奉行獨身主義。在相互依存的獨身生活中，她們之間産生了同性戀情。承淑癡戀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參加遊藝會回來因為過於興奮，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擁着，並恣肆的接起吻來”，承淑甚至因為自己愛着嘉瑛而對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女性同性戀是“反男性”的一種極端形式。丁玲 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此類人物的生活，並給以充分的理解與同情。
丁玲 作品的特色。丁玲 小說中的女人，既不同於冰心筆下的聖母和馮沅君作品裏的閨秀，也並非廬隱故事中的癡情弱女子和凌叔華小說中走不出舊生活陰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於追求新的生活。不過，由於社會的黑暗，她們在社會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與苦悶。茅盾曾說，丁玲 是“滿帶着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她筆下的人物“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絶叫者”。丁玲 對這些人物是充滿同情的。
丁玲 結識了馮雪峰，並且立即愛上了馮雪峰。丁玲 這樣回憶：“他生得很醜，甚至比鬍也頻還窮。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典型，但在我們許多朋友之中，我認為這個人特別有文學天才，我們談了許多話，在我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與鬍也頻相比，馮雪峰顯得成熟很多。性格開朗的丁玲 竟然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他們後來真的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段日子，結果鬍也頻首先堅持不住，返回上海嚮瀋從文訴苦，瀋從文告訴他夫妻應該怎樣相處，鬍又回到了杭州。最後是馮雪峰黯然離開杭州，丁玲 和鬍也頻和好如初。 丁玲 1928年又到上海，和鬍也頻、瀋從文一起創辦了《紅黑》文學雜志。1930年發表中篇《韋護》。寫的是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戀愛故事。主人公麗嘉是一個敢於追求愛情與幸福、敢於享受生命的新女性。丁玲 還計劃以《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為題寫五部中篇，但纔發表兩篇，便因鬍也頻被害輟筆。第一篇寫的是主人公美琳不甘在丈夫的呵護下做安閑的太太，最後背棄了丈夫，跑到外面投身火熱的文化運動中了。這兩篇小說在愛情中加入了革命的因素，說明丁玲 的創作發生了某種變化。
丁玲 的創作是復雜的。在丁玲 這一時期的創作總，女性意識雖然已經被革命排斥，但是仍然存在。
丁玲 讓革命戰勝了戀愛。女人為愛情的美妙所陶醉，願意永遠與男人一起“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棲在小房子裏”。男人雖然迷戀女人的美與肉體的魅力，欣賞彼此間那種難以言表的生命的和諧；也曾在多喝了幾杯後抱着女人表示：願與她一起像魯濱遜那樣去到一個無人世界相依為命，並在女人的全身心投入中也“像酗酒者般的醉在愛情中的一些難忘的快活時日”。但一旦恢復常態，他便會陷入到一種自責中，暗暗埋怨女人消磨了自己投身革命的意志。
丁玲 卻站在女性的立場對革命提出了抗議。在這本小說的第８章，當革命者望微嚮其情人瑪麗抱怨她使他痛苦時，瑪麗被激怒了，她嚮望微大聲吼道：“我使你痛苦嗎？笑話！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麽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許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傢來，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准許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麽都沒有，成天遊混，我有的是無聊！是寂寞！是失去了愛情後的後悔！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為你的疲倦後的消遣。我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瑪麗的這一番話自然是反“革命”的，但卻讓人過耳難忘，因為它來自一個擁有真實的生命力的女人的生命深處。它深刻地揭示出，在男人們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負與事業奮鬥中，其實隱蔽着多麽嚴重的男權中心主義的自戀與自私。
丁玲 還是在急劇地轉變。1931年，鬍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並殺害。丁玲 正式加入左聯，並且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丁玲 還申請加入了共産黨。其實，早在1922年，丁玲 就已經接觸到共産黨人。當時也有人要介紹她加入共産黨，但是丁玲 說：“我覺得共産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加入共産黨之後，丁玲 開始按照新的文學規范進行寫作。這時，馮雪峰扮演了丁玲 文學道路上引路人的角色。
丁玲 過去的創作：
丁玲 在寫《夢珂》，寫《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寫《阿毛姑娘》的時期，誰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領有着壞的傾嚮的作傢。那傾嚮的本質，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産階級頽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階級出身（她自己是破産的地主官紳階級出身，“新潮流”所産生的“新人”——曾配當“懺悔的貴族”）的知識分子的一典型。在描寫一個沒落中的地主官紳階級的青年女子，接觸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資本主義生活時所現露的意識和性格的《夢珂》裏，在描寫同樣的青年知識女子的苦悶的，無聊的，厭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狀態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裏，在說述一個貧農的女兒，對於資本主義的物質的虛榮的幻滅的可憐的故事《阿毛姑娘》裏，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離社會的，絶望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的傾嚮。
丁玲 是十分相信馮雪峰的。在馮雪峰的引導下，丁玲 寫出了《水》《奔》《田傢衝》等小說。尤其是《水》，曾被視為“新的小說的誕生”。《水》寫的是水災逼迫下農民的起義。用今天的話說，是一次大規模群體性突發事件。應該說，就小說藝術而言，這篇小說是不成功的。小說全篇基本上是場面和群體描寫，沒有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不少人物不辨面目，反映群衆情緒的許多話，都是無名無姓者的雜亂呼喊。丁玲 這一時期寫的小說，已經完全喪失了以前的特色。不過，當時人們將此視為進步。
丁玲 。丁玲 由此結識了翻譯馮達。馮達為丁玲 的經歷所感動，默默地為丁玲 服務，後來兩人同居。丁玲 這樣回憶他們的關係：“我沒有感到有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面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的亭子間。”
丁玲 突然失蹤。原來，國民黨特務到上海租界搜捕共産黨，先是抓住了馮達，馮達極力分辨。國民黨特務說：“你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你總有傢室，總有傢，衹要到你的傢裏看看，證明你不是共産黨，與共産黨也沒有關係，就沒有事了，就立即放你。”於是到馮達傢裏搜捕，不巧潘梓年等人正好在丁玲 傢裏。於是將他們一並抓走。在抓捕過程中，革命詩人應修人與特務搏鬥，壯烈犧牲。由於丁玲 是知名作傢，因此，丁玲 失蹤事件鬧得很大，國民黨不好下臺，衹好把丁玲 軟禁起來。實事求是地說，丁玲 在軟禁期間，既沒有坐牢，也沒有受苦，相反受到優待。丁玲 自己也說，在上海時的生活從來沒有這樣舒服過。但是，這就引起了後來中共黨內有些人的懷疑，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國民黨為什麽對丁玲 那麽好？為什麽把丁玲 養起來？顯然是丁玲 叛變了共産黨。
丁玲 能為自己服務的。後來出任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頭腦的徐恩曾在回憶錄這樣寫：“因為她沒有擔任過激烈的破壞活動，問題並不嚴重，同時她有出色的寫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後成為本黨的有力文化工作者。”但是，丁玲 並沒有答應。
丁玲 曾懷疑是馮達出賣自己和同志。但是馮達堅决否認自己有叛變行為。他認為自己曾經和丁玲 約定過地下工作的規則，是丁玲 沒有遵守十二點之前離傢的約定。他把國民黨特務帶回傢時，根本沒有想到丁玲 會在傢中，而為國民黨通緝的潘梓年等人也在自己傢裏。
丁玲 還與馮達同居，並生了一個女兒。這也就成了丁玲 變節的證據。後來周揚等人極力阻撓為丁玲 平反，證據就是丁玲 明明與國民黨特務睡過覺嘛。 1936年，丁玲 離開南京，輾轉到延安。丁玲 在當時也算世界知名作傢，那時陝北的文化人還很少。丁玲 到陝北，是給共産黨爭面子的事情。因此，延安舉行歡迎會。
丁玲 ：
丁玲 到延安時，在毛澤東面前可以無拘無束地聊天。一次，丁玲 和毛澤東談起對延安的觀感。丁玲 說，我看延安就像一個小朝廷。毛澤東說，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 信口說：林老，財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懷，國防大臣。毛澤東哈哈大笑說：你還沒有封東宮西宮呢！丁玲 說，那可不敢，這是賀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賀子珍會有意見的。
丁玲 到延安後，也遇到了一些麻煩。康生懷疑丁玲 是叛徒。丁玲 要求中共組織部對她進行審查。審查結論是，“丁玲 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丁玲 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革命忠實的共産黨員。”
丁玲 放下了心頭的政治包袱，她感到在延安生活，心情輕鬆愉快。個性主義意識於是又在不自覺中流露出來。
丁玲 發表了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寫的是貞貞的故事。貞貞是一個性格倔強的女孩子，她與村裏一個叫夏大寶的青年自由戀愛，决不服從家庭的包辦婚姻。為此她進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掃蕩，貞貞不幸被擄走，做了慰安婦，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報員。她受盡折磨，得了嚴重的婦科病。後被我方解救出來。當她回鄉探親時，受到鄉親的蔑視和冷眼。在鄉親眼裏，貞貞是一個不知廉恥的破鞋。小說的敘述者是一個到邊區開展工作的知識女性（丁玲 的代言人），她對貞貞的處境，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對貞貞周圍那些冷漠的群衆、愚昧的言論，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和批判。
丁玲 還發表了小說《在醫院中時》。小說寫一個由國統區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陸萍在延安的經歷。陸萍畢業於上海産科醫院，像一切熱血青年一樣，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醫院工作。醫院管理混亂、不少醫護人員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不懂護理知識。醫院對病人也敷衍塞責，輕率地就給病人截肢。病房的衛生沒人打掃，病人的苦痛沒人過問。人們感興趣的，倒是捕風捉影地製造謠言，傳播緋聞。陸萍以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心，嚮領導呼籲，卻被領導認為她是知識分子的驕傲自大，看不起工農出身的領導和同事，結果遭來更多的誤解和批評，被扣上小資産階級、自由主義的帽子。最後陸萍身心俱疲地離開這所醫院，學習去了。
丁玲 並沒有放棄個性主義。更為關鍵的是，這兩篇小說把矛頭指嚮瞭解放區，對解放區的一些落後現象提出了批評，被認為是“暴露黑暗”。周揚後來說，在延安時期文人分成兩派，“一派是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 為首。……我們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周揚還透露，這兩派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周揚和丁玲 在“左聯”時期就共過事。但是，在感情上，丁玲 顯然是偏嚮馮雪峰的。而馮雪峰與周揚是對頭。這就為丁玲 和周揚之間的爭鬥埋下了伏筆。
丁玲 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瞭解作傢，尊重作傢》、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文壇掀起了一個針對延安的落後面與陰暗面的“雜文運動”。
丁玲 和王實味最為引人註目。丁玲 的《三八節有感》，針對延安存在的隱性歧視女性現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評。這篇散文還將筆鋒指嚮了“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的傳播着，然而衹要她走到哪裏，哪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傢們的眼睛都會望着她”的江青。
丁玲 本來是主要批判對象，賀竜就曾激烈批評丁玲 的《三八節有感》。但丁玲 後來被毛澤東保住了，毛澤東說：“丁玲 同王實味不同，丁玲 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於是，延安整風的主要對象後來變成了王實味。而這時，丁玲 也藉着批判王實味洗脫了自己。
丁玲 受到衝擊。整風之後，丁玲 心態大變，逐漸放棄個性主義。丁玲 後來的丈夫陳明回憶說：“那時她自覺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藝整風運動，運動中她寫了兩本學習心得，一本封面的題目是《脫胎換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遺憾的是這兩個筆記本都早已佚失了。”
丁玲 寫了歌頌合作社工作模範人物的小說《田保霖》，得到毛澤東的表揚。丁玲 說：“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幹會上說：‘丁玲 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傢到群衆中去就能寫好文章。’別的同志也告訴我他聽到過類似的話，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為我的《田寶霖》寫的沒有什麽好，我從來沒有認為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這是毛主席在鼓勵我，為我今後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緑燈。”
丁玲 到河北一個村子蹲點，參加土改運動，後來以此為生活基礎，創作了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丁玲 首先將稿子送給周揚審查，周揚看了稿子後，認為小說有原則問題而不同意出版。周揚還和彭真講：這本書裏表現了富農路綫。在一次晉察冀土改工作會議上，彭真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丁玲 。他說：“我們的作傢有沒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傢也有地富思想嘛。寫雇農傢裏如何如何髒，地主傢的女兒怎麽怎麽漂亮。”丁玲 覺得這是在批評自己，對周揚産生了意見。她認為，彭真未必讀了小說的手稿，很可能是聽了周揚的一面之詞。後來丁玲 又將稿子送給鬍喬木看，鬍喬木很欣賞。蕭三看了這本小說，也說好。於是，這本小說纔得以出版。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是一部具有爭議性的小說。不僅在當時有爭議，到現在也還有爭議。在40年代，周揚等人從左的立場上腹誹這本小說。在80年代，這部小說又被認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認為：“那裏面簡直看不到丁玲 自己獨特的感受，衹有那一個純粹政治性的主題，而這樣的主題是其他許多作傢都已經寫過，以後還有更多的作傢將要來寫的。如果說在《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裏，我們還能感受到那個寫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獨特的女作傢，這部長篇小說卻明白地宣告了這位女作傢的徹底的消失，作為《桑幹河上》的作者，丁玲 幾乎完全喪失了她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包括她作為一個女作傢的那些獨特的稟賦。”
丁玲 後來說，寫這個人物是有糾左的動機的。
丁玲 在不經意中表現了對作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運的某種關註。
丁玲 這樣講述塑造黑妮這一人物形象的動機：“我在土改的時候，有一天我看到從地主傢的門裏走出一個女孩子，長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親戚，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覺得那眼光表現出很復雜的感情。衹這麽一閃，我腦子忽然就有了一個人物。”丁玲 還說：“馬上我的感情就賦予了這個人物，覺得這個人物是應當有別於地主的。”
丁玲 內心深處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現出來了。黑妮是一個敢於追求自己的愛、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愛上了傢裏的長工程仁，就不顧門第、不顧一切地大膽愛着。這愛情被錢文貴發現後自然遭到反對，為拆開這一對戀人，錢文貴辭退了程仁。但這並不能破壞黑妮心中的愛。她偷偷地將鞋襪送給程仁，悄悄地與程仁約會。她對程仁說：“你還有什麽不知道的，咱一個親人也沒有，就衹有你啊！你要沒良心，咱就衹好當姑子去。”當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儘管是一個農村姑娘，她身上卻有着莎菲的基因。
丁玲 獨特地感受和展現了農村階級關係的復雜性，寫了土改鬥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特別是寫農會主任程仁的心理，寫他的苦惱和彷徨，貼切而細膩。
丁玲 後來在回答“寫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時，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寫出人來，就是要鑽到人心裏面去，你要不寫出那個人的心理狀態、不寫出那個人靈魂裏的東西，光有故事，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沒有興趣。”丁玲 小說最受左的批評所訾議之處就是寫出人物內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說最經得起時間考驗之處，也就是寫出人物內心的多重性。
丁玲 很看不起周揚，私下說周揚長着一張做報告的臉。兩人的矛盾也在積纍和醖釀。
丁玲 當年的秘書張鳳珠曾說：“從內心裏，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揚。她認為衹有作品才能說明一個人，而且作用是長久的。所以，她與周揚去蘇聯開會，高莽一路給他們當翻譯，高莽會畫畫，就給他們畫像。她說高莽畫的周揚不像。意思是周揚沒有畫上的那麽好。到了蘇聯，愛倫堡請客，名單上沒有周揚。大概愛倫堡認為周揚不是作傢，衹是共産黨的官員。但周揚是代表團團長啊，丁玲 給愛倫堡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希望他們註意到這個問題。那邊說商量一下，後來回電話說：愛倫堡睡覺了。實際上就是拒絶再更改了。這是丁玲 回來講給我們聽的。她告訴我這些，說明她是瞧不起周揚的。丁玲 還講，他們在蘇聯一起走時，周揚看到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就說，她很像周密（周揚的女兒），又看到一個長得挺醜的孩子，就說像蔣祖慧（丁玲 的女兒）。丁玲 當然不高興了。你說，就這種極小細節，都很在意。可見他們的矛盾太深了。”
丁玲 在建國後一段時間內，文藝思想有時表現也很“左”。對蕭也牧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就表現了這一點。
丁玲 也曾私下表達對當時的文學規範的不滿，她說：“我們現在就怕寫落後，就衹能寫新人物，寫英雄品質，他們不知道這種英雄品質是如何來的，如何經過鬥爭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還批評當時的創作：“不是廢話連篇，就是幹幹巴巴，板着臉死說教，都是氣不足，都想紙紮的花，其中沒有水分，沒有活氣。” 丁玲 在50年代創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得相當不錯，獲得了學員的普遍愛戴。不過，這在後來被批評為“利用黨和人民所交托的崗位，極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圖實現她的稱霸文壇的野心”。
丁玲 與周揚的矛盾在1955年爆發，這一年，周揚把丁玲 和陳企霞一起打成“反黨集團”。1957年整風運動中，丁玲 本來有望平反，但是，風雲突變，整風運動變成反右派運動後，丁玲 再次遭到了批判。而且陳年舊事都被翻了出來。特別是丁玲 被捕後的表現，成為周揚等人攻擊的口實。毛澤東親自上陣，將《三八節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時期受過批評的作品，當作大毒草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壇。毛澤東在親筆撰寫的按語中說：謝謝丁玲 、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實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當年曾經把丁玲 與王實味相區別的毛澤東，這時又把他們捆綁在一起了。
丁玲 ：
丁玲 的性格和思想，讀一讀她30年前的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幫助的。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可怕的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她說謊，欺騙，玩弄男性，以別人的痛苦為快樂，以自己的生命當玩具。這個人物雖然以舊禮教的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實際上衹是一個沒落階級的頽廢傾嚮的化身。當然，作傢可以描繪各種的社會典型；問題在於作者對於自己所描寫的人物采取什麽態度。顯然，丁玲 是帶着極大的同情描寫了這個應當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說這篇小說表現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麽她入黨很久以後，特別是在革命根據地生活了幾年以後，卻寫了像《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這樣的作品，就說明她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後來不但沒有改好，反而發展到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衆尖銳對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註意的是，馮雪峰在《丁玲 文集後記》中，卻說作者所描寫的這個“靈魂”，是如何如何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這就看出，他們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 在1941年寫的《在醫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對工人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敵視。這篇小說是丁玲 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世界觀的縮影。小說把一個有着嚴重的反黨情緒的年輕的女共産黨員陸萍描寫為一個新社會的英雄人物，僅僅是因為組織上分配工作的時候沒有滿足她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黨和革命的需要咒駡為套在脖子上的“鐵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抵觸的情況下，陸萍對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視的眼光，並且在醫院中展開了一係列的反黨活動。小說把革命根據地的勞動群衆寫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寫成一個殘酷無情、陰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幹部從上到下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鬥爭。丁玲 寫道：“她尋仇似的四處找着縫隙來進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倒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一邊的。”丁玲 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黨、反人民的“真理”，狂熱的資産階級個人主義的“真理”。從莎菲開始。在丁玲 所描寫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經歷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賞莎菲式的女性。她對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贊賞决不是偶然的。她把這種類型的女性當作最可愛的堅強性格加以頌揚。可以說，多少年來，莎菲女士的靈魂始終附在丁玲 的身上，衹是後來她穿上了共産主義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麽容易為人們所識別，而她作起壞事來危害也就更大了。
丁玲 的問題上綱上綫為“反黨反人民”，認為丁玲 的小說“反黨反人民”。應該說，丁玲 的小說確實存在着與黨的文學規範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錯了呢？我們知道，周揚後來宣傳人道主義，也被批評為“反黨反人民”。那麽，周揚是不是又錯了呢？如果說錯的話，那麽都是錯。但是晚年的周揚並不認為自己宣傳人道主義有什麽錯。他對鬍喬木的批判很是不滿。同理可證，丁玲 的“反黨反人民”不一定是錯的。“反黨反人民”，作為一種政治標準，用來評價文學作品，必須慎之又慎。
丁玲 發表這篇小說的時候，周揚曾給丁玲 寫信，說他看了這篇作品感動得流淚。周揚對自己感動過的作品進行聲色俱厲的批判，完全違背了自己的藝術良知。
丁玲 被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1970年又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又被遣送到山西省長治市老頂山鎮漳頭村改造，1979年纔復出。復出後在平反中遇到不少波折。周揚等人極力阻撓丁玲 的平反，說她明明和國民黨特務睡覺了嘛。
丁玲 晚年扮演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的角色，她反復宣傳，她描寫勞動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範人物的特寫《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丁玲 到美國大講她的北大荒經驗是如何美好和快樂，以至一些並無偏見的聽衆都覺得矯情。丁玲 還屢屢批判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極左的文學作品。因此，晚年丁玲 給人的印象是很“左”。
丁玲 的“左”？我贊成這樣一種觀點，即丁玲 晚年的“左”可能衹是一種姿態，丁玲 在骨子裏並不左。因為丁玲 受了極左路綫的苦，心有餘悸，知道中共內部的潛規則是“寧左勿右”，所以選擇站在“左”的一邊。丁玲 在日記中曾這樣寫到：“舊的傷痕還在，豈能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另外，也有與周揚對着幹的意思，你周揚不是把我打成了右派嗎？不是還阻撓我平反嗎？我現在就表現得“左”一點，看誰還敢說我是叛徒。
丁玲 骨子裏絶對不是極左。王蒙講了丁玲 的這樣一些故事：
丁玲 就接了過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什麽思想性，當然是首先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先要看藝術性。”
丁玲 敢。丁玲 把這個意思最終還是正式發表出來了。
丁玲 有一次給青年作傢學員講話，也是出語驚人。如她說：“什麽思想解放？我們那個時候，誰和誰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裏像現在這樣麻煩！”
丁玲 晚年創辦並主編文學雜志《中國》，發表了遇羅錦、北島、殘雪等人的作品。這些人物在當時都具有爭議性。但是丁玲 卻給予了他們大力支持。終於，《中國》雜志在1986年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勒令停刊。 1986年3月4日，丁玲 去世，她的傢屬強烈要求在她的遺體上覆蓋中共黨旗，但被以“級別不夠”為理由拒絶。丁玲 走了，應該說臨走時她是很不開心的。但其真實的心事又有誰知？ 丁玲 演员 丁玲
丁玲 ，一個率直的山東妹子，１９９２年，廣東話劇院去青島招生，因為對表演一直有濃厚的興趣，於是便報了名，同年１０月份來到完全陌生的廣州，開始了三年的表演學習課程，沒想到一住就是十幾年，在這邊還成了傢。作為《外》劇中香蘭的扮演者，她是這樣定位這個角色的：一個從農村出來的打工妹，在這個大家庭裏，又是一個外來媳婦，首先是語言不通，其次是總感到自卑，覺得自己穿的衣服什麽的都比不上別人。 一部《外來媳婦本地郎》，讓大嫂香蘭走進了珠三角千傢萬戶，也讓丁玲 從話劇舞臺走上了熒屏，但香蘭這個角色落入丁玲 之手卻純屬偶然。在《外來媳婦本地郎》挑選演員時，大嫂香蘭的角色讓劇組有點頭疼：到哪去找滿嘴河南話、演戲又靈光的河南妹子呢？這時，二嫂虎豔芬忽然想到了丁玲 ，嚮導演推薦：我們團裏（虎豔芬和丁玲 是一個劇團的）有個山東妹子，不如讓她試試。原以為丁玲 衹會說山東話，沒想到試鏡時她一口河南話味正腔圓。導演一錘定音，丁玲 加盟康傢。
丁玲 卻說：“很多人一見我就說：哎呀，你的河南話說得很好。我都回答他們：其實地道的河南人一聽就知道我是屬於那種模仿的。”
丁玲 屬於一個既能動起來，也能靜下去的人。儘管不是很愛動，但是該動起來的時候還是不會靜着。而且她說：“我無論在傢裏，還是在劇組，大傢都沒有把我當香蘭待，而是一種比較寵的感覺。”儘管性格各方面差異很大，但是可能因為天生的兩面性，加上劇本和導演對劇情和人物的解釋她都是比較清楚的，“所以也沒有覺得特別難演。而且一開始演的時候，導演就說：行，你就按照這個方向走。我一聽，心裏就有底了嘛，就這樣走下來。”
丁玲 也考慮過，後來接拍了《柴米新人類》，她在裏面的角色就是跟香蘭的反差較大的。那段時間《外》劇和《柴》的拍攝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兩個小時前，丁玲 還在這裏拍《外》劇，然後立刻戴了頭套去拍兩個小時《柴》。但這種角色的快速轉換並沒有使丁玲 感到混亂，她很自然地適應不同身份的變化。 從２０００年開始，“康傢”在一起生活了好幾年，甚至拍廣告以及其他節目也很多是“全家出場”，使他們相互産生特殊的感情。丁玲 說：“我們私底下感情好得不得了，大傢真的就像是一傢人。”《外》劇幾乎每天都要開拍，跟自己傢裏人呆的時間還不如在劇組的時間多，跟劇裏的演員呆久了，就連私底下見了康伯、康嬸就會叫“老爺、奶奶”（廣州話），而不是叫他們的名字，或者稱呼他們為某某老師什麽的。然後是“二嫂”、“二哥”、“幺叔”，而其他人也一樣叫她“香蘭”或者“大嫂。
丁玲 覺得前６０集的劇本都是寫得比較飽滿一些，拍起來覺得比較過癮吧，包括戲的結構和內容，都是印象比較深刻的。雖然天天拍戲，但是每天都有印象深刻的東西。而最深刻的不是拍戲，而是第一部拍完準備讓《柴》代替播出的時候，忽然有家庭要分開的感覺，“我們一幫人在一起吃飯，心裏有一種抑製不住的難過，我們幾個媳婦抱在一起哭個不停，很不捨得。”她說，“不過幾個月後大傢又聚在一起拍戲。現在也經常分分合合，大傢也就習慣了，不像原來那樣傷心。”
丁玲 說：“但是我自己覺得是不能走的，你一個人走了就會影響到整個劇組，整個劇情。像我們那個演老三的媳婦走了，就說他們是離婚，那總不能再走一個，再說他們離婚吧，這是說不過去的。我們都希望這部戲能長做長有。” n.: Dingling 蔣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