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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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绝版以来，我心里还常怀着一种对许多友人的歉意，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对他们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生、金学铁先生等。他们热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干河上》译成外文。他们自然也曾为这本书的绝版而感到遗憾吧。现在，好了，好了。我虽没有什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们，但这本书复活了，他们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冻了。我遥祝他们健康。
这本书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我应该完全感谢我们的党。我以我们正确、英明、伟大的党而自豪。世界上有过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的党吗？现在我们的祖国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难，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为着九亿人民的幸福，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吧。
一九七九年五一节于北京
主要人物表
老 董 区工会主任
章 品 县宣传部长
文 采 土改工作组组长
杨 亮 土改工作组组员
胡立功 土改工作组组员
张裕民 暖水屯支部书记
赵得禄 暖水屯副村长
程 仁 农会主任
张正国 民兵队长
张正典 村治安员，地主钱文贵女婿
李 昌 村民政，支部宣传
赵全功 村干部，支部组织
任天华 村合作社主任
钱文虎 村工会主任
张步高 农会组织
董桂花 妇联会主任
周月英 妇联会副主任，羊倌老婆
刘教员 小学校教员
任国忠 小学校教员
钱文贵 地主
李子俊 地主
侯殿魁 地主
江世荣 地主
顾 涌 被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
顾 顺 顾涌之子，青联会副主任
钱文富 贫农，钱文贵之兄
黑 妮 钱文贵的侄女
顾长生娘 中农
侯忠全 侯殿魁佃户
侯清槐 忠全之子
郭柏仁 李子俊佃户
郭富贵 江世荣佃户，柏仁之子，积极分子
王新田 江世荣佃户，积极分子
李宝堂 李子俊的看果园的
刘 满 积极分子
李之祥 董桂花丈夫
１ 胶皮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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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的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溅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像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她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老汉哒，哒，哒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
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呵，呵，呵”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的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呵！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儿说：“在新保安数你们八里桥一带的地土好；在咱涿鹿县就只有这六区算到家的了。你看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两年还多呢。”
“种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费工，一两夜换一次水，操心的厉害，他爷爷还说咱暖水屯果木地好，听别人说今年是个大年，一亩地顶十亩地呢。”大姑娘想起娘家的果木园，想起满树红彤彤的果子，想起了在果园里烧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果树园里下果子，把果子堆成小山，又装入篓子驮去卖的情形，这都是多么有趣的事呵！但她心想起了果园里压折了的一棵梨树，她皱着眉，问道：
“钱二叔的那棵柳树锯掉没有？”
老头子没有答应，只摇了一摇头。她的声音便很粗鲁的说道：“哼！还是亲戚！你就不知道找村干部评评，村干部管不了，还有区上呢。”
“咱不同他争那些，一棵树穷不到哪里去，别地方多受点苦，也就顶下了。莫说只压折了一半，今年还结了不少的梨呢。唉。”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风，柳树便倒下来，横到渠这边，压在顾家的梨树上，梨树压折了半边。钱文贵要顾顺赔树，还不让别人动他的树。依顾顺要同他论理，问他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树？可是老头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树一年年死下去，都觉得可惜，可是谁也只悄悄的议论，不肯管这件闲事。
老头子这时又转过脸来，用他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是水渍渍的眼睛瞅着他女儿，半天才揩了一下眼睛，又回过身去，自言自语的说道：“年纪也不小了，还是不懂世道！”
于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骡子去了。车子已经绕过白槐庄，桑干河又摆在前边了。太阳已在向西山沉落，从路两边的庄稼丛里，飞出成团的蚊子围在人的四周。小外孙被咬得哭了，妈妈一边用手帕挥打，一边就指着河对面山根下的树丛哄着孩子说：“快到了，快到了，你看，那里全是果木树，树上结满了红果果，绿果果，咱们去摘果果，摘下来全给不爱哭的娃娃，呵！呵！呵！”
车又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合庄，就和洋河会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察南，滋养丰饶了察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可是顾老汉这时只注意着白鼻，并且欣赏着它，心里赞叹着这牲口和这装置了胶皮车轮的车，要不是胡泰的这胶皮毂辘车子，今天要走那一段泥路和过两趟河是不容易的呵！
他们的车又走上河滩。到了地里的时候，还留在庄稼地锄草的人，都好奇的望着这车子和坐在车子上的人，他们心里嘀咕着：“这老头子又买了车么，庄稼还没收呢，哪里来的钱？”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在渐渐黑了下来的地里，又弯下腰仔细的去锄草。
地势慢慢的高上去，车缓缓的走过高粱地，走过秫子地，走过麻地，走过绿豆地，走到果园地带了。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车子走过了这果园地带，转到了街上。许多人都蹲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戏台上空空的，墙这边也坐了一群人，合作社窗户外也靠得有几个人，他们时时和窗里边的人谈话，又瞭望着街头。胶皮车也惊动了这些正在闲谈的人，有人就跑拢来，有人就大声问：“甚么地方套了这么一辆车来？看这头好骡子。”
顾老汉含糊的答应着，他急急的跳下车，拉着牲口笼头，赶忙踅过这十字街口，向自己家里走去。大姑娘要招呼几个熟人也来不及，车陡的转了弯。她便也感到有些话想向什么人说说，却又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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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绝版以来，我心里还常怀着一种对许多友人的歉意，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对他们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生、金学铁先生等。他们热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干河上》译成外文。他们自然也曾为这本书的绝版而感到遗憾吧。现在，好了，好了。我虽没有什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们，但这本书复活了，他们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冻了。我遥祝他们健康。
这本书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我应该完全感谢我们的党。我以我们正确、英明、伟大的党而自豪。世界上有过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的党吗？现在我们的祖国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难，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为着九亿人民的幸福，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吧。
一九七九年五一节于北京
主要人物表
老 董 区工会主任
章 品 县宣传部长
文 采 土改工作组组长
杨 亮 土改工作组组员
胡立功 土改工作组组员
张裕民 暖水屯支部书记
赵得禄 暖水屯副村长
程 仁 农会主任
张正国 民兵队长
张正典 村治安员，地主钱文贵女婿
李 昌 村民政，支部宣传
赵全功 村干部，支部组织
任天华 村合作社主任
钱文虎 村工会主任
张步高 农会组织
董桂花 妇联会主任
周月英 妇联会副主任，羊倌老婆
刘教员 小学校教员
任国忠 小学校教员
钱文贵 地主
李子俊 地主
侯殿魁 地主
江世荣 地主
顾 涌 被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
顾 顺 顾涌之子，青联会副主任
钱文富 贫农，钱文贵之兄
黑 妮 钱文贵的侄女
顾长生娘 中农
侯忠全 侯殿魁佃户
侯清槐 忠全之子
郭柏仁 李子俊佃户
郭富贵 江世荣佃户，柏仁之子，积极分子
王新田 江世荣佃户，积极分子
李宝堂 李子俊的看果园的
刘 满 积极分子
李之祥 董桂花丈夫
１ 胶皮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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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的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溅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像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她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老汉哒，哒，哒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
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呵，呵，呵”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的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呵！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儿说：“在新保安数你们八里桥一带的地土好；在咱涿鹿县就只有这六区算到家的了。你看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两年还多呢。”
“种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费工，一两夜换一次水，操心的厉害，他爷爷还说咱暖水屯果木地好，听别人说今年是个大年，一亩地顶十亩地呢。”大姑娘想起娘家的果木园，想起满树红彤彤的果子，想起了在果园里烧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果树园里下果子，把果子堆成小山，又装入篓子驮去卖的情形，这都是多么有趣的事呵！但她心想起了果园里压折了的一棵梨树，她皱着眉，问道：
“钱二叔的那棵柳树锯掉没有？”
老头子没有答应，只摇了一摇头。她的声音便很粗鲁的说道：“哼！还是亲戚！你就不知道找村干部评评，村干部管不了，还有区上呢。”
“咱不同他争那些，一棵树穷不到哪里去，别地方多受点苦，也就顶下了。莫说只压折了一半，今年还结了不少的梨呢。唉。”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风，柳树便倒下来，横到渠这边，压在顾家的梨树上，梨树压折了半边。钱文贵要顾顺赔树，还不让别人动他的树。依顾顺要同他论理，问他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树？可是老头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树一年年死下去，都觉得可惜，可是谁也只悄悄的议论，不肯管这件闲事。
老头子这时又转过脸来，用他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是水渍渍的眼睛瞅着他女儿，半天才揩了一下眼睛，又回过身去，自言自语的说道：“年纪也不小了，还是不懂世道！”
于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骡子去了。车子已经绕过白槐庄，桑干河又摆在前边了。太阳已在向西山沉落，从路两边的庄稼丛里，飞出成团的蚊子围在人的四周。小外孙被咬得哭了，妈妈一边用手帕挥打，一边就指着河对面山根下的树丛哄着孩子说：“快到了，快到了，你看，那里全是果木树，树上结满了红果果，绿果果，咱们去摘果果，摘下来全给不爱哭的娃娃，呵！呵！呵！”
车又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合庄，就和洋河会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察南，滋养丰饶了察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可是顾老汉这时只注意着白鼻，并且欣赏着它，心里赞叹着这牲口和这装置了胶皮车轮的车，要不是胡泰的这胶皮毂辘车子，今天要走那一段泥路和过两趟河是不容易的呵！
他们的车又走上河滩。到了地里的时候，还留在庄稼地锄草的人，都好奇的望着这车子和坐在车子上的人，他们心里嘀咕着：“这老头子又买了车么，庄稼还没收呢，哪里来的钱？”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在渐渐黑了下来的地里，又弯下腰仔细的去锄草。
地势慢慢的高上去，车缓缓的走过高粱地，走过秫子地，走过麻地，走过绿豆地，走到果园地带了。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车子走过了这果园地带，转到了街上。许多人都蹲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戏台上空空的，墙这边也坐了一群人，合作社窗户外也靠得有几个人，他们时时和窗里边的人谈话，又瞭望着街头。胶皮车也惊动了这些正在闲谈的人，有人就跑拢来，有人就大声问：“甚么地方套了这么一辆车来？看这头好骡子。”
顾老汉含糊的答应着，他急急的跳下车，拉着牲口笼头，赶忙踅过这十字街口，向自己家里走去。大姑娘要招呼几个熟人也来不及，车陡的转了弯。她便也感到有些话想向什么人说说，却又很难说。
２ 顾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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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岁就跟着哥哥来到了暖水屯，顾涌那时是个拦羊的孩子，哥哥替人揽长工。兄弟俩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洒在荒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过去。他们经过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被残酷的历史剥蚀着，但他们由于不气馁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土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头来了。因为家属的繁殖，不得不贪婪的去占有土地，又由于劳动力多，全家十六口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里去，大家征服土地，于是土地的面积，一天天推广，一直到不能不临时雇上一些短工。于是穷下来的人把红契送到他家里去，地主家的败家子在一场赌博之后也要把红契送给他。他先用一张纸包契约，后来换了块布，再后来就做了一个小木匣子。他又买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有两个大院，谁都说这么多年来就他们家有风水，人财两发。
他的第三个儿子顾顺，更有了进学校的福气，拿回过一张初级小学毕业文凭，他能写能算，劳动也好，是一个诚实的青年，在村子上也参加些活动，他是青联会的副主任。这主任只要不太妨碍他的生产，他父亲并不反对。
他的大女儿已经二十八九了，嫁到八里桥胡泰家。胡泰家里很不错，这两年又置了车，又有了磨坊，八里桥在铁路线上，他们家又做运销生意，生活越过越好，也不需要妇女们到地里去，都只在家里做点细活，慢慢还有点繁华，爱芽点洋货。二姑娘嫁给本村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钱文贵是本村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他托人来回聘，顾涌心里嫌他们不是正经庄稼主，不情愿，可是又怕得罪他，只好答应了。女儿嫁了过去，常常回到娘面前哭哭啼啼，在婆家过不惯，但生活上总算比在娘家还好，他们家里的妇女，也是不怎么劳动，他们家里就没有种什么地，他们是靠租子生活，主要的还是靠钱文贵能活动。所以钱家不过六七十亩地，算不得大地主，日子却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场。
去年秋天村干部把顾涌的第二个儿子动员去当兵了，顾涌心里想，日本人投降了，当兵也不会长久，误点工也误得起，家里这两年总算还宽裕。三个儿子嘛，好，叫去就去，他什么也没有要。儿子去了就驻在涿鹿县城，常有信来，只要不打仗就不要紧，过一时再说吧。今年春上钱文贵也把儿子送走了。钱义是自愿当兵，他的老婆不愿意，但也没什么好说，也不敢说什么。人家父亲钱文贵还喜欢着呢，钱文贵说他就拥护八路军，看着共产党就对劲，钱文贵还对顾涌说：“送去当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们的人在八路军，什·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么也好说话。你知道么，咱们就叫作个‘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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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岁就跟着哥哥来到了暖水屯，顾涌那时是个拦羊的孩子，哥哥替人揽长工。兄弟俩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洒在荒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过去。他们经过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被残酷的历史剥蚀着，但他们由于不气馁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土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头来了。因为家属的繁殖，不得不贪婪的去占有土地，又由于劳动力多，全家十六口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里去，大家征服土地，于是土地的面积，一天天推广，一直到不能不临时雇上一些短工。于是穷下来的人把红契送到他家里去，地主家的败家子在一场赌博之后也要把红契送给他。他先用一张纸包契约，后来换了块布，再后来就做了一个小木匣子。他又买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有两个大院，谁都说这么多年来就他们家有风水，人财两发。
他的第三个儿子顾顺，更有了进学校的福气，拿回过一张初级小学毕业文凭，他能写能算，劳动也好，是一个诚实的青年，在村子上也参加些活动，他是青联会的副主任。这主任只要不太妨碍他的生产，他父亲并不反对。
他的大女儿已经二十八九了，嫁到八里桥胡泰家。胡泰家里很不错，这两年又置了车，又有了磨坊，八里桥在铁路线上，他们家又做运销生意，生活越过越好，也不需要妇女们到地里去，都只在家里做点细活，慢慢还有点繁华，爱芽点洋货。二姑娘嫁给本村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钱文贵是本村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他托人来回聘，顾涌心里嫌他们不是正经庄稼主，不情愿，可是又怕得罪他，只好答应了。女儿嫁了过去，常常回到娘面前哭哭啼啼，在婆家过不惯，但生活上总算比在娘家还好，他们家里的妇女，也是不怎么劳动，他们家里就没有种什么地，他们是靠租子生活，主要的还是靠钱文贵能活动。所以钱家不过六七十亩地，算不得大地主，日子却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场。
去年秋天村干部把顾涌的第二个儿子动员去当兵了，顾涌心里想，日本人投降了，当兵也不会长久，误点工也误得起，家里这两年总算还宽裕。三个儿子嘛，好，叫去就去，他什么也没有要。儿子去了就驻在涿鹿县城，常有信来，只要不打仗就不要紧，过一时再说吧。今年春上钱文贵也把儿子送走了。钱义是自愿当兵，他的老婆不愿意，但也没什么好说，也不敢说什么。人家父亲钱文贵还喜欢着呢，钱文贵说他就拥护八路军，看着共产党就对劲，钱文贵还对顾涌说：“送去当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们的人在八路军，什·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么也好说话。你知道么，咱们就叫作个‘抗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