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王葆祥 |
| 字： | 霄羽 |
| 籍貫：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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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王度廬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王度廬（1909－1977），原名葆祥（後改為“翔”），字霄羽，出生於北京貧睏旗人家庭。七歲時父親去世，傢境益發艱難，全靠母親和姐姐為人幫傭及做針綫維持生活。由於傢貧，王度廬沒能接受係統的學校教育，纔十二歲就被送入眼鏡鋪當學徒，不久卻因身體瘦弱、手腳不靈而被辭退；又去給一個小軍官當聽差，也同樣遭到解雇。但他刻苦自學，中學未畢業就做了小學教員，開始為家庭分憂。
度廬先生自幼愛好詩文戲麯，雖然學業中輟，他卻從不放棄自己的努力。當時王傢住在地安門附近，離北京大學原校址不遠，王度廬便去風氣開放的北大旁聽，得遇頗多名傢講授；他還常到北京圖書館看書，或者去鼓樓上的“民衆圖書閱覽室”閱讀。就這樣日積月纍，逐漸打下了堅實的中外文學基礎。王先生不僅熟悉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西方文學和文化思潮，他也有獨到的領悟。比如在《落絮飄香》等作品中，就曾對莎士比亞劇作等西方名著作過精當的分析。另外他還善於運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說表現人物心態，並能將西方小說技巧融納於傳統的敘事模式。
王度廬從十幾歲起就常寫點小文章或舊體詩詞嚮報刊投稿，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投稿結識了北平《小小日報》主事者宋心燈，並受到宋的賞識，被邀任該報編輯。編輯《小小日報》時，王度廬開始在該報及其他報章發表連載小說，多係篇幅不長，仿《福爾摩斯探案》的偵探作品，署名“霄羽”。
1933年後，華北局勢日趨緊張，王度廬離開北平，流亡到陝西、山西、河南各地。其間，曾任西安《民意報》編輯，當過小公務員，由於既無學歷，又無高親貴友，加以性格孤僻，雖然文筆好，肯苦幹，終未逃脫每被辭退的命運。1934年，他在西安與李丹荃女士結婚，婚後生活仍處於顛沛流離、衣食無着的境地。1937年春，王氏夫婦赴青島投奔李丹荃的伯父，不料幾個月後抗戰爆發，青島淪陷，全家數度逃亡，伯父資財亦損失殆盡。
睏居之中，王度廬偶遇在《青島新民報》 （1942年與《大青島報》合併，更名《青島大新民報》）擔任記者之舊
王度廬
友，遂應邀為該報撰寫長篇連載小說。1938年6月1日始載武俠小說《河嶽遊俠傳》 ，取筆名“度廬”，意思不外是“寒門度日，混混生活”而已。此後刊載《寶劍金釵記》 ，以寫英雄兒女的愛恨情仇故事而始受重視，這時，他的另一類重要作品言情小說也逐漸得到肯定。後陸續出版發表《劍氣珠光錄》 《紫電青霜錄》 《寶劍金釵記》 《舞鶴鳴鸞記》 《臥虎藏竜傳》 《鐵騎銀瓶傳》和愛情小說《古城新月》 《落絮飄香》 《虞美人》 《海上虹霞》等。20世紀40年代被稱為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傢之一。抗戰期間稿酬微薄，作品數量雖豐，卻仍不足以解决生計，使得王度廬不得不兼做其他工作。青島十年間，先生曾兼任中學代課教師、“攤販公會”文案、賽馬場售票員；1946年歲暮，全家甚至靠擺地攤賣春聯而度年關，生活睏窘，可見一斑。據李丹荃老人回憶，當時寫小說首先是為了糊口，每日把要連載的部分寫在一張紙上，由報館派一小童取去，創作環境極為艱苦。王度廬的代表作品，差不多都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的。
王度廬性格內嚮，又體弱多病，平時沉默寡言，不喜交際。寫小說出名後，也常有人慕名前來拜訪，他總是裝病躲避；又很少上街，過着自我禁閉的生活。由於工作勞累，他的健康受到損害，傢人曾勸他放棄筆耕，另謀生路，他卻寫上了癮，直寫到1949年方纔擱筆。
王度廬
1949年初，王度廬攜全家移居遼寧，曾先後在大連、瀋陽等地任教。1949年後去瀋陽，任實驗中學教師，是瀋陽市政協委員。作品還有《洛陽豪客》 《瓊樓春情》等數十部。文革中，王氏夫婦被“下放”到昌圖縣大葦子溝安傢落戶，1975年，他們遷居鐵嶺。兩年後，正值舊歷年底，王度廬以久病之身在鐵嶺去世，享年68歲。
王度廬在文化思想上頗認同於“五四”新文化傳統。對他而言，自己那些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通俗作品衹是“為了混飯吃”的不得已之作，大概並不符合他的文學理想。因此，對自己“如同伶人唱堂會”般地寫小說，先生甚感不滿，乃至自認為是“一生犯下最大的錯誤”。然而，正因為有着“五四”傳統的自覺認同，王度廬在創作中才能不經意間以新文學對舊形式進行改造，從而推動了通俗文學的“雅”化和“現代化”進程。單從這一意義上說，他給後人留下的也是一筆寶貴的文學及文化遺産。
王度廬-創作歷程
王度廬成年後的生活十分困苦，民國廿九年時，得到一名友人幫助，在「青島新民報」上發表武俠處女作 《河嶽遊俠傳》 ，自此便開始了其一生的武俠創作；王度廬的武俠創作雖然名氣極大，但是剛好碰上抗戰時期，收入並不算豐碩，常常得四處打零工，才能養傢。抗戰結束後，上海勵力出版社本來要重新出版他的着作，可惜因大陸淪陷，半途而廢；民國四十五年時，他曾一度當上渖陽市政協委員，但是又遇上文革，身份又被撥掉，可說一生十分坎坷，直至民國六十六年為止，王度廬逝世，這纔結束了悲苦的一生。
王度廬-年表
1909年9月13日(舊歷七月廿九)，生於北京一戶貧睏的旗人家庭，原名葆祥(後改為葆翔)，字霄羽。父親在清宮管理車轎的機構裏當小職員。
1916年，父親病故，傢境日蹙。
1924年，舊製高等小學畢業。一面自學，一面當小學教員和家庭教師維持生活。開始嚮報刊投稿。
1931年，受《小小日報》主辦人宋心燈之聘，擔任該報編輯。開始發表係列性的偵探小說，署名“霄羽”；也寫短評，署名“柳今”。
1934年，往西安謀生。次年，與李丹荃女士在西安結婚。先後任陝西省教育廳編審室校對員、 《民意報》編輯。
1936年，與夫人返回北平，賣稿為生。
1937年春，與夫人同赴青島。“七七事變”之後，陷身日占區。
1938年6月1曰至同年11月15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第一部武俠小說《河嶽遊俠傳》，署名“王度廬”(此後在該報連載俠情小說皆署此名)。
1938年6月2日，在《青島新民報》發表散文《海濱憶寫》 。
1938年11月16日至1939年4月23曰，在《青島新民報》連載武俠悲情小說《寶劍金釵記》。
1939年4月24日至1940年2月2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社會言情小說《落絮飄香》 ，署名“霄羽”(此後在該
王度廬
報連載的同類小說皆署此名)。
1939年7月30日(?)至1940年4月5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武俠悲情小說《劍氣珠光錄》。
1940年至1945年，先後任教於私立聖功女子中學和市立女子中學，同時仍寫小說。
1940年2月3日至1941年4月10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社會言情小說《古城新月》 。
1940年4月7日至1941年3月15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武俠悲情小說《舞鶴鳴鸞記》。
1941年3月16日至1942年3月6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武俠悲情小說《臥虎藏竜傳》。
1941年4月11日至同年8月27日，在《青島新民報》連載社會言情小說《海上虹霞》。
1941年8月28日至1943年10月6日，在《青島新民報》(其間更名《青島大新民報》)連載社會言情小說《虞美人》。
1942年3月7日至1944年，在《青島新民報》(其間更名《青島大新民報》)連載武俠悲情小說《鐵騎銀瓶傳》。
1943年10月7日至1944年2月，在《青島大新民報》連載社會言情小說《寒梅麯》 (未完)。
1944年夏至1945年夏，在《青島大新民報》連載武俠悲情小說《紫電青霜錄》 。
1945年夏，在青島《民治報》連載武俠小說《金刀玉佩記》(未完)。抗戰勝利之後，曾在青島市攤商公會兼任文墨，但仍以寫作為主。
直至1949年，陸續撰寫、出版小說《雍正與年羹堯》(即《新血滴子》)、《風雨雙竜劍》、《綉帶銀鏢》、《寶刀飛》、《燕市俠伶》(未完)、《粉墨嬋娟》、《綺市芳葩》(疑未完)、《洛陽豪客》、《竜虎鐵連環》(未完)、《風塵四傑》、 《香山俠女》 、《金剛王寶劍》、 《春秋戟》 (疑未完)、《紫鳳鏢》等，多為中篇。
1949年，與夫人到大連，先後擔任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廳編審科編委、旅大師範專科學校語文教員。
1953年秋，與夫人到瀋陽，任東北實驗學校(後改名遼寧省實驗中學)語文教員。
1956年，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任該會瀋陽市委委員；隨後當選瀋陽市人民代表，皇姑區政協委員。
1966年夏，“文革”開始，受到衝擊。
1970年春，以退休人員的身份隨夫人下放到昌圖縣泉頭公社大葦子大隊，不久轉到泉頭大隊。
1974年，與夫人落戶鐵嶺市，與幼子王宏同住。
1977年2月12日，因病逝世。有二子一女：長子王膺(1974年病逝)、女王芹、幼子王宏。
王度廬-作品集
《河嶽遊俠傳》1938.6.1-1938.11.15 青島新民報 未見單行本
《海濱憶寫》1938.6.2 散文
《寶劍金釵記》1938.11.16-1939.4.29 青島新民報 單行本用名《寶劍金釵》
《落絮飄香》1939.4.24-1940.2.2 青島新民報 署名“霄羽”，單行本分為《落絮飄香》、《瓊樓春情》、《朝露相思》、《翠陌歸人》四册。
《劍氣珠光錄》1939.7.30-1940.4.5 青島新民報 單行本用名《劍氣珠光》
《古城新月》1940.2.3-1941.4.10 青島新民報署名“霄羽”， 單行本分為《朱門綺夢》、《小巷嬌梅》、
《碧海狂濤》、《古城新月》四册
《舞鶴鳴鸞記》1940.4.7-1941.3.15 青島新民報 單行本用名《鶴驚昆侖》
《臥虎藏竜傳》1941.3.16-1942.3.6 青島新民報 單行本用名《臥虎藏竜》
《海上虹霞》1941.4.11-1941.8.27 青島新民報 署名“霄羽”
《虞美人》1941.8.28-1943.10.6 青島新民報 【註】署名“霄羽”，單行本已知有《琴島佳人》、《少女飄零》、《歌舞芳鄰》三册，其後當還有三册，待查考
《鐵騎銀瓶傳》1942.3.7-1944 青島大新民報 單行本用名《鐵騎銀瓶》
《寒梅麯》1943.10.7-1944 青島大新民報 署名“霄羽”
《紫電青霜錄》1944夏-1945 夏青島大新民報 單行本用名《紫電青霜》
《金刀玉佩記》1945青島民治報 未載完
《雍正與年羹堯》1947 單行本用名《新血滴子》
《風雨雙竜劍》1948.6 上海育纔書局 1941年南京《京報》社曾出同名之
《綉帶銀鏢》1948.10 上海勵力書局
《冷劍凄芳》1948 上海勵力書局 續完《綉帶銀鏢》
《綺市芳葩》1948.12（二版）上海勵力書局社會 言情小說
《寒波玉蕊》上海勵力書局社會 言情小說，續《綺市芳葩》疑未續完
《寶刀飛》1948.12 上海勵力書局 《今古傳奇》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曾連載
《燕市俠伶》1948 上海勵力書局
《粉墨嬋娟》1948.11 上海勵力書局社會 言情小說，書未見
《霞夢離魂》1948.12 上海勵力書局社會 言情小說，書未見
《靈魂之鎖》1949.4 上海勵力書局社會 言情小說，書未見
《暴雨驚鴛》1949.4 上海勵力書局未完，有無續書待考
《洛陽豪客》1949.2 上海勵力書局無
《洛陽豪客(續)》1949.3 上海勵力書局無
《風塵四傑》1949.4 上海勵力書局無
《香山女俠》1949 上海勵力書局 續《風塵四傑》
《金剛玉寶劍》1949.4 上海勵力書局無
《紫鳳鏢》 書未見
《續鐵騎銀瓶》書未見
《竜虎鐵連環》書未見
《春秋戟》書未見
王度廬-創作風格
30年代中期，王度廬改寫武俠小說，以言情小說的筆法創造了武俠小說的一個新的天地。王度廬的特點，是能夠充分把握江湖兒女內心的矛盾、人性的掙紮、愛恨交織的復雜情境，寫情則纏綿悱惻、蕩氣回腸，寫義則慷慨俠烈、血淚交迸，並因此譜成一部壯烈深沉的“武俠悲愴命運交響麯”使“劍膽琴心，俠骨柔腸”的書劍名士之氣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俠小說的靈魂深處。
王度廬
1.描寫樸實、簡單：在王度廬的作品中，看不到詭譎的鬥智爭霸，也看不到華麗的武林奇學；事實上，在他的作品中「點穴」已經是一門十分深奧的絶技，更別說有輕功、內功的描寫了；不過這樣的文字不但不會令讀者感到不能接受，反而有了另一種的感受，因為王度廬的作品雖然情節簡單，卻在樸實的描寫中，透露出深刻的人性和愛情的成份，這在當時的武俠盛世，是另一種成功、獨特的嘗試。
2.悲劇思想：不衹是武俠小說，事實上整個中國傳統文學中，悲劇的結局一直是很少見的，但是王度廬的大部份作品卻多半是悲劇結局，或許是因為自幼受盡窮苦的背景，使他有這種創作思想。王度廬式的悲劇並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犧牲，反而有點像是命運的作弄和世俗的無奈，似乎在嚮讀者訴說着人間的現實與無情。
結語：與其它同期的作者如還珠樓主相較，王度廬的作品因為傾嚮樸實、簡單，反而沒有「枝繁葉茂、尾大不掉」的缺點，但是許多作品中，卻常有「劃蛇添足」的感覺，在原本已經可以結束時，沒有結束，減低了讀者想像的空間，這是十分可惜的地方。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王度廬當時令人着迷的描寫技巧，可能早已不流行；他的悲劇思考也令不少人，難以接受，但是不論是對當時的武俠界或後來的發展，他的影響力絶對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王度廬-作品分析
在“北派五大傢”中，王度廬獨以悲情武俠著稱，使得言情武俠小說旁支斜出又出現新的類型。從1938年開始，他連續寫下《鶴驚昆侖》、《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竜》、《鐵騎銀瓶》五部互有聯繫，又各自獨立的武俠小說，成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說共包括三個悲劇俠情故事：江小鶴（後稱江南鶴）和阿鸞、李慕白和俞秀蓮、羅小虎和玉嬌竜的愛情糾葛。最後一部《鐵騎銀瓶》寫玉嬌竜産下與羅小虎的私生子（韓鐵芳），卻又被人調換為女（春雪瓶），上一輩的情義演化為下一輩的情義；後來韓鐵芳千裏尋親，在荒漠分別遇到生身
王度廬
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輾轉死在兒子的面前；韓鐵芳和春雪瓶雖然有情人終成眷屬，然“竜埋大漠”，“虎葬冰山”，彌天之憾，復何以堪！
這五部作品構成了所謂“鶴－鐵係列”，其中人物最多，情節最復雜，展示社會風貌最為廣阔生動的，當屬《臥虎藏竜》。
《臥虎藏竜》1941年開始在《青島新民報》連載，連載時名為《臥虎藏竜傳》，題中暗嵌主人公羅小虎和玉嬌竜之名，並喻示了他們的命運。玉嬌竜身為九門提督之女，雖愛羅小虎，但為維護父兄官譽卻不得不嫁醜翰林魯君佩；玉、魯大喜之日羅小虎鬧婚，玉嬌竜出走，倚仗盜來的青冥劍之利橫行江湖；又因盜“九華秘籍”而受製於女賊耿六娘，為此遭李慕白、俞秀蓮等“俠義道”圍攻；後來得知母死傢敗，藉機巧施跳崖之計，遁跡後與羅小虎相見，但又礙於封建門第觀念，認為侯門之女終究不能委身盜匪，遂於一夜溫存之後，仍然孤劍單騎，遠走大漠。
小說刻畫玉嬌竜這一人物極為成功。她是刁蠻任性、為所欲為的侯門之女，又是敢愛敢恨、豪情萬丈的江湖女俠。她既具爭強好勝的叛逆性格，不服輸不信邪，所以敢於盜劍，敢於嚮俞秀蓮挑戰；卻又衝不破傳統名教觀念的束縛，不敢“敗壞門風”，衹能懷着一顆破碎之心黯然離開。她那官傢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頭無形的桎梏。臺灣學者葉洪生先生認為，“作者悲憫地將玉嬌竜這種對封建門第觀念視同‘原罪’，並予以無情地揭露、鞭撻，正要世人認清其禍害本質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藉玉嬌竜的悲劇性格和悲劇命運方得以顯示。在揭示人物內心上，作者甚得力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運用較為成功。
《臥虎藏竜》中另一個成功的人物是鐵小貝勒府的教拳師傅，綽號“一朵蓮花”的劉泰保。他不僅是書中起貫穿作用的綫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為血肉豐滿、最具“渾圓”特徵的角色。書中的劉泰保生性嗜賭好吹牛，喜歡管閑事、打不平；又愛慕虛榮，想入非非，常自以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頭兒，故有幾分“青皮”習氣，但遇事卻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話說，是能夠“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來伸張正義”，屢敗屢戰，永不氣餒，既可憎可笑，又可愛可敬。由於熟悉北平下層社會生活及這一階層各種人物的生動個性、語言心態，王度廬寫起劉泰保這樣的市井人物顯得得心應手，格外入神。據說李安的電影裏，最初劉泰保的戲要比現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廬不擅長寫武打，他小說裏最絶頂的武技無非“點穴”，春雪瓶的連珠袖箭即可射得衆多高手望風披靡。對他作品以情取勝的特點，葉洪生是這樣評價的，“說來也怪！王氏書中沒有奇幻情節，沒有神功秘技，甚至連江湖幫派、武林高手都沒有——簡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俠小說！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無奇，‘武藝’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兒女常唉聲嘆氣，又心有千千結！似乎沒一個叱咤風雲的好漢，衹有‘舉杯澆愁愁更愁’……但細加品味，掩捲深思，他們的身影卻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訴江湖兒女生命的悲情、現實的無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廬的語言樸拙，雖然有時失之粗糙，但並非缺乏功力。深厚的傳統底子加上新文學的滋養，使他的小說妙筆時出，常得意境之美。作為北京長大的旗人，王度廬行文幽默，有一種自然流露的京味兒，他的作品應當算作京味兒文學和旗人文學的一部分。客觀地講，聶雲嵐的改寫使玉嬌竜的故事廣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卻足以令原書及其作者遭到掩蓋。不光普通讀者不知有《臥虎藏竜》和王度廬，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士也鬧出過把《玉嬌竜》當原著的笑話。今年的電影出來之後，很多人都以為是從《玉嬌竜》改編的，以至有的文章竟發出了“《玉嬌竜》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長久以來，雖然普通讀者對王度廬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卻給予了相當的關註，如徐斯年、葉洪生諸位先生，就撰寫過不少介紹和評論文章。
在武俠小說傢裏，新派大俠古竜曾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到了我生命中某一個階段中，我忽然發現我最喜愛的武俠小說作傢竟然是王度廬”。在海外，美國的《僑報》90年代初就連載過王度廬的小說。然而，直到李安電影《臥虎藏竜》問世，纔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現。
李安五年前在臺灣首次閱讀小說《臥虎藏竜》，之後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電影。他在接受采訪時是這樣說的，“我最欣賞作者的傳統手法，對中國古典社會文化充滿懷舊味道，某種程度上，它十分寫實，沒有嘩衆取寵，沒有離經叛道，而且女角的設計尤其突出，還有一個悲劇結局，兩者都是武俠片絶無僅有的。”對於從小做着武俠夢，但又嚮來以文藝片見長的李安，文人氣息重、傳統意味濃的王度廬作品恰好提供了一個廣阔的發揮空間。
電影《臥虎藏竜》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廬熱”，群衆出版社嚮王傢買下版權，出版《王度廬武俠言情小說集》（已出《臥虎藏竜》）；日本的一傢出版公司也前來聯繫，要翻譯“鶴－鐵係列”。影視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鶴－鐵係列”繼續拍下去，而中臺合資拍攝的電視版《臥虎藏竜》也正在緊鑼密鼓的準備之中。新世紀帶來了新契機，王度廬和他的作品終於受到了公正的對待。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後門裏」（「後門」是地安門的俗稱），一戶姓王的貧睏旗人家庭添了個兒子。父親給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後來的王度廬。也就是這一年，清廷廢除了八旗「俸祿」製。霄羽的父親在清宮一個管理車轎的機構當職員（這個機構當是內務府的「上駟院」），雖有部分薪金可領，但生計畢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親病故後，傢境更趨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學畢業的基礎，靠自學而成材的。
《臥虎藏竜》的情節直承《劍氣珠光》（其主人公楊豹是羅小虎的親兄弟），但就風格、氛圍、情感內涵而言，與之內在關係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對比、構成「復調麯式」的，倒是《寶劍金釵》。這裏顯示著作者寫作《臥虎藏竜》時，有着一種超越表層情節的深度宏觀構思，這種構思與人生觀念、情感流嚮、作品「格體」密切相關。
《寶劍金釵》寫李慕白和俞秀蓮的愛情悲劇。這是一個「倫理悲劇」：孟思昭的犧牲，不是為李、俞的結合掃清障礙，而是决定了伴隨他們的永遠衹能是「柏拉圖式」精神戀愛。當「義」與「情」發生衝突時，他們寧願捨「情」取「義」。然而，作為人性的永恆內涵，「情」又是無法消滅的，所以他們永遠得不到快樂。
電影《臥虎藏竜》裏李慕白、俞秀蓮的「戲分兒」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嬌竜當成了「配角」。作為「改編」，這也許不算妙筆，但是改編者對《寶劍金釵》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當偏愛。
美國有評論傢說，電影《臥虎藏竜》中玉嬌竜對婚姻的反叛，「是奧斯汀式的故事結構」，而李慕白、俞秀蓮的愛情「卻受傳統的束縛」。他們所看出的，「正是小說《臥虎藏竜》和《寶劍金釵》在內涵上、觀念上、主題上的反差。反差之間又有內在聯繫：李慕白、俞秀蓮的遺憾，在玉嬌竜那裏得到了「補償」。這樣，兩部作品也就構成了既對比、互補，又承接、發展的關係。
在風格上，小說《寶劍金釵》的精彩之處在於「武戲文唱」，其敘述方式比較傳統。《臥虎藏竜》的敘述行為則更加「現代」，作者常取多層次、多視點的非全知敘述角，充滿懸念和張力。書中對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繪，更加色彩斑斕、生氣勃勃，「京味兒」、「旗味兒」十分濃郁。原著中，劉泰保是一個寫得非常生動的「閭巷之俠」（這是度廬先生的長處），在電影裏這個人物卻顯得「扁平」，這是可以理解的——改編必須「減頭緒」。
小說裏，玉嬌竜雖因羅小虎的「盜賊」身份而終於離他而去，但她為了「愛」（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蓮為「義」而壓抑的那個「情」）和自由，卻是不顧一切的：可以與貴族家庭永遠割斷聯繫，可以與「白道」大俠們拚死奮戰。她的性格更為復雜、豐滿：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於心計又不無天真，既决絶狠辣又時或優柔。最後她所不能戰勝的「敵人」，正是「自己」。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劇」。
李安對這個人物的把握是準確的，但是由於「戲分兒」有限，對其性格的刻畫就不能如原著那樣遊刃有餘。電影結尾的跳崖，雖很浪漫，卻不如原著的厚實（小說裏是宣稱，為盡孝道而捨身跳妙峰山還願，實乃又是切斷家庭羈絆的妙計）。
這些悲劇的總體風格趨於陰柔而較少陽剛，蒼涼、悲愴多於雄奇、壯烈。這是作者情感個性和審美個性的集中表現（王度廬先生特愛《納蘭詞》 ）。
作者早年失怙，他筆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兒。孤獨、狷傲、寂寞、惆悵而時或優柔，是這些人物普遍的心態。這也是作者心態、性格的投射。
度廬先生武俠作品的特點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學化」與他基本搭不上邊。「青冥劍一出，天下武林將如何如何」之類的話，他的作品裏絶找不到。就此而言，電影未免把王度廬「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討論，因此而失卻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則是肯定的。
玉嬌竜的反叛精神，其實質首先令人想到個性主義，這反映著作者對「五四」精神的認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學說，所以，書中的衝突更是「生命意志」與現實生活「僵硬外殼」的衝突，而且這種「外殼」又內化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這樣的悲劇觀念和悲劇構思是十分「現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話，證明度廬先生筆下的悲劇具有佛氏所謂「心理悲劇」的特徵，這對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俠」企圖憑藉「個人的獨立自足性」來伸張正義，這就註定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悲劇性。度廬先生致力於展現這種悲劇性，這就把中國武俠文學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五四」以來長期貶抑通俗文學，這是一種偏見。度廬先生的創作表明，立足於自己民族的小說傳統，積極吸取西方文學、「五四」新文學的營養，是中國通俗文學「通變」的正確而且必然的途徑；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與「雅」融會到何種程度。
因此，以歷史的觀點考察，沒有王度廬這樣的作傢，也就不會有金庸。
度廬先生及其作品由影響遍及全國，到「銷聲匿跡」，又到重被人們「發現」，並且經由李安「闡釋」而成為世界的藝術瑰寶，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劇——中國文化的悲喜劇。想想度廬先生和許多中國作傢的遭際，我的「悲劇感」要大於「喜劇感」，這種悲劇感的色調亦非「壯美」而是「蒼涼」。但願中華民族文化的運行不再使人産生此種「悲劇感」，這也許是《臥虎藏竜》最大的「現實意義」。
王度廬-古竜眼中的他
現在的年輕朋友們大概已經很少人知道王度廬是誰了。幸好我已不再年輕，所以我還知道王度廬是誰。我從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看武俠小說，那個時候，我最不欣賞的武俠小說作傢就是王度廬。因為那時候我總覺得王度廬的小說太淡。因為那時候我衹有七八歲。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會過去的，從這個階段到那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每一個階段的思想成熟轉變。所以到了我生命中某一個階段中，我忽然發現我最喜愛的武俠小說作傢竟然是王度廬。可是我最不能原諒的，也是王度廬。每一部成功的小說裏，一定都有一個成功的男主角，王度廬的小說裏，寫的最成功的一個男人，就是李慕白。王度廬的小說裏，寫的最失敗的一個，也是李慕白。王度廬絶不想把李慕白寫成一個失敗的男人，更絶不想把李慕白寫成失意的男人。可惜王度廬已經不由自主了。因為李慕白已經脫離了王度廬的控製，因為李慕白在王度廬筆下已經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個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一個作傢能夠在他的筆下創造出這樣的一個人物，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度廬-悲情大俠
王度廬在當時的“武俠五大傢”中，“武藝”不如白羽、鄭證因,“修行”不如還珠樓主,他對武俠小說最傑出的貢獻,公認為是“悲劇俠情”。
王度廬的代表作“鶴一鐵”係列,將情放到與俠有關的各種觀念的網絡中加以“千錘萬擊”。《鶴驚昆侖》中，江
王度廬
小鶴與阿鸞青梅竹馬,卻因兩傢之仇,愛恨交織,終於情不敵仇,阿鸞自刎而死。《寶劍金釵》中,李慕白與俞秀蓮兩相愛慕,衹因秀蓮已於幼年訂親,許給孟思昭,加上孟思昭為成全他們二人赴敵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義”為重,終身以兄妹相稱。《臥虎藏竜》中，玉嬌竜與羅小虎早年私訂終身，衹因羅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職。始終是個強盜，玉嬌竜便不能以貴小姐之身下嫁。在仇、義、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弱、何等無力。這裏並沒有外力阻撓主人公成為眷屬,而恰恰在這可以自己選擇的時候，人才發現不存在“自由”。論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觀念毒害來解釋,著名學者徐斯年、張贛生先生等所論甚詳，這誠然是正確的。但僅此還不能說明悲劇的震撼力。可以發現,這些情人們對“情”在心底都懷着深深的恐懼感。他們深情、摯情,可一旦情夢即將實現,他們非死即走,退縮了,拒斥了。他們捨棄現實的所謂“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獨狀態。而俠的本質精神,正是孤獨與犧牲!正仿佛魯迅筆下的“過客”,拒絶接過小女孩手中的紅布，這些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們必須永遠選擇“苦行”。
臺灣學者龔鵬程說:“他們不斷在‘求知己’，並將自己交付給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動”，但是“知己一旦出現,即意味孤獨的旅程業已結束,俠客孤獨漂泊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此論頗具慧眼。阿鸞用小鶴之劍自吻,小鶴九華山歸隱,李慕白、俞秀蓮終身壓抑真情，玉嬌竜與羅小虎一夕溫存即絶塵而去，這些儘管有“封建觀念”在作祟,但卻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與嚮往、感動與惋惜、寂寞與悲涼。一種帶有本體詢問意義的悲劇被作者筆酣墨飽地展示出來。
有些小資說，北京人不懂愛情。其實，北京文化的主流，或者說受到北京文化較多影響的人，是把愛情放到與“俠義”有關的文化係統中去整體衡量，而不是一張口就死去活來地愛呀愛的。王度廬正是從這個角度，不自覺地透露了一個北京作傢的心理奧秘。你看從老捨蕭乾，到王蒙、王朔，哪個北京的大作傢是“愛情至上”的？
什麽是俠?什麽是情?什麽是俠情?王度廬將這些問題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後來的梁羽生、金庸、古竜,交出了幾張優秀的答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