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79年）
| 事件經過:
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産建設上來》。社論強調，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轉變。全體幹部、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要動員起來，跟上客觀形勢的發展。社論指出，為了加快現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進技術，不管哪個國傢的好經驗，我們都要把它學過來；要從小生産式的甚至封建衙門式的落後管理方法，轉到符合現代化大生産要求的科學管理軌道上來；要把企業經營的好壞同工人、技術員、幹部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使勞動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個人和集體的勞動成果。
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嚮，大勢所趨。世界上普遍承認衹有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我們的國傢領導人已經表示决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决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寄希望於1700萬臺灣人民，也寄希望於臺灣當局。統一祖國，人人有責。希望臺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貢獻。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的商談，結束臺灣海峽目前仍然存在着的雙方的軍事對峙狀態；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應當發展貿易，進行經濟交流。當天下午，全國政協就此舉行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
同日，國防部長徐嚮前發表聲明，宣佈從即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至此，自1958年開始的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宣告結束。
同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建交當日，美國政府宣佈，與臺灣斷交，終止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報》先後報道四川省廣漢縣、貴州省開陽縣、雲南省元謀縣、安徽省和廣東省普遍實行農業生産責任製的情況。這些地區的基本做法是，把生産隊劃分為若幹作業組，給作業組規定勞力、地段、産量、工分、成本等，超産給予奬勵，即“五定一奬”。這種做法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在《人民日報》作了報道後，全國其他地區也陸續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製。
1月3日，鬍喬木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發表講話。他說：“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進行認真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探討。林彪、“四人幫”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歪麯、篡改和利用，製造一整套嚮無産階級全面奪權的理論，造成階級鬥爭的人為擴大化。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準確，維護它的嚴整的科學思想體係，這對我們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十分必要的。
1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於解决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所謂“一月革命”，是指張春橋、姚文元從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一段時間內進行全面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是林彪、“四人幫”搞亂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它的矛頭針對各級領導幹部，是嚮黨中央奪權。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並擬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草稿)》；製定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工作任務、職權範圍、機構設置的規定》。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恢復和發揚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衆路綫、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指出衹有這樣做才能實現安定團结和四個現代化。會議决定對康生、謝富治的問題進行審查。
1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朝鮮國傢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時說：我們多次講過，對於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我們是尊重臺灣的現實的。臺灣的社會制度可以不動，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臺灣人民的收入不會減少，衹會增加。同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記者時說：我們多次聲明，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實現了同美國關係的正常化。當然，在雙方達成建交協議的時候，卡特總統曾表示一種願望，希望能夠用和平方式解决臺灣問題。我們註意到這個願望，但是我們同時也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我們當然力求用和平方式來解决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實現，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麽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願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决臺灣問題這個良好願望的實現。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會議，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後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長鬍耀邦講話指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後，黨的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是：把馬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研究新情況，解决新問題。盡可能使思想理論工作走在實際工作的前頭，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我們奪取新長徵的勝利。他在會上宣佈：中央决定為所謂“中宣部閻王殿”徹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將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决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印發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决定》以調動廣大農民群衆的積極性為首要出發點，製定了包括建立生産責任製在內的發展農業的25條政策措施，強調要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保證農民的民主權利，保護人民公社、生産大隊和生産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産隊的勞動力、資金、産品和物資。由於認識的局限，當時仍然規定不許包産到戶。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决定》，宣佈：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 1月17日，鄧小平同鬍厥文、鬍子昂、榮毅仁等工商界領導人談話，聽取他們對搞好經濟建設的意見和建議，並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摘掉資本傢的帽子，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鄧小平說，我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他還對榮毅仁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給予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六部門《關於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並發出通知指出，愛國一傢，既往不咎，一視同仁，量纔錄用，妥善安置，是我黨對起義、投誠人員的一項重要政策。當前，認真落實這項政策，不僅對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必要的，而且對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有着重要的意義。
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前一階段的會議。鬍耀邦在會議開始時指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理論宣傳戰綫的基本經驗教訓，着重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後的理論工作，繼續掃清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研究和解决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這一階段的會議在春節期間休息5天，開到2月15日休會。會議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和思想僵化現象進行了尖銳批評，對多年來被歪麯了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關於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副總理應邀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建國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1月30日，鄧小平在華盛頓發表講話說，用什麽方式解决臺灣歸回祖國的問題，那是中國的內政。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衹要臺灣歸回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和國際形勢進行討論，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以及兩國在教育、農業、空間方面合作的諒解換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協議，建立領事關係的協議等。
2月3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關於建議為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摘掉“執行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綫”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1962年、1964年對李維漢同志的批判是錯誤的，在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包括李維漢本人，都不存在執行一條所謂“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綫”的情況，凡是因這個問題而受牽連的同志，應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鑒於該省肥西縣山南公社已經出現包産到戶，召開常委會專門討論包産到戶問題。省委第一書記萬裏說：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的政策，也毫無例外地需要接受實踐檢驗，我主張在山南公社進行包産到戶試驗。萬裏的意見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該省風陽縣小崗生産隊農民也自發地悄悄采取了包幹到戶的做法。
2月8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作出《關於農村牧區若幹政策問題的决定》。《决定》共10條：(一)人民公社、生産大隊和生産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傢法律的保護；(二)減輕農民負擔，嚴禁“一平二調”； (三)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剋服平均主義，全面建立生産責任製，實行聯産計酬；(四)正確執行糧食政策；(五)在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六)開放農村牧區集市貿易；(七)嚴禁開荒，保護牧場；(八)積極發展社隊企業；(九)努力辦好國營農牧場； (十)充分調動廣大農村基層幹部的積極性。2月10日，《內蒙古日報》將《决定》全文發表，公告全區，並配發了《狠批極左路綫，堅决貫徹十項政策》的社論。截至1980年底，全區3673個牧業生産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産責任製，占牧區生産隊總數的96．7％。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總結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等六傢企業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經驗的基礎上，製定《關於擴大企業權利，加快生産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簡稱“14條”）。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選擇了不同行業有代表性的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南充絲綢廠等六傢企業做試點，逐戶核定利潤指標，規定當年增産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後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的基金，並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額奬金。“14條”提出，要使企業擁有利潤提留權，擴大再生産權，聯合經營權，外匯分成權，靈活使用奬金權。文件要求把企業的責權利結合起來，把國傢、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結合起來，並且决定擴大試點範圍，在100傢企業中進行擴權試點。到1979年底，84個試點工業企業比1978年總産值增長14．7％，利潤增長33％，上繳利潤增長24.2％。
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越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鬥的通知》指出：我們進行自衛反擊的目的是求得我國邊疆地區的和平和安定，以利於四個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戰鬥的地區、時間和規模，都是極為有限的。我邊防部隊在廣西、雲南邊境地區進行的自衛反擊戰自2月17日開始，在完成預定作戰任務後，全部撤回中國境內。3月16日，對越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鬥結束。
2月17日至2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决定設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並通過了以彭真為主任的法製委員會組成人選。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隨即開展了各項立法工作。中國的法製建設在中斷多年後開始恢復和發展。
2月26日，文化部黨組作出决定，為所謂為資産階級服務的“舊文化部”、“帝王將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的錯案徹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後17年，文化部的成績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文藝黑綫”和以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為代表的“黑綫代表人物”問題，宣佈凡是受到這一錯案牽連和遭到打擊、誣陷的同志一律徹底平反。中央隨後批準了這一决定。
3月1日，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議，國務院决定從3月份起，提高糧、棉、油、豬等18種主要農副産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統購價格從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18種農副産品的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4．8％。這個措施使農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發展生産、交售農副産品的積極性。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蕭勁光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報告》提出：蕭勁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幫”打擊迫害的，所謂“上了林彪賊船”的問題完全是張春橋蓄意製造的一樁冤案，應當予以徹底平反。
3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農業勞動報酬聯繫産量計算的調查》一文，介紹了安徽滁縣和淮北地區一些社隊實行的“定産到組、責任到人”的做法及顯著成效。這一做法實際是包産到戶。
3月8日陳雲寫出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講話提綱，指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個部分：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讓它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産，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這一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問題的關鍵是要有意識地認識到這兩部分經濟同時並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這兩部分經濟在不同部門應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視了市場調節部分的一個後果是忽視價值規律。他還提出：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華社報道：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同成都地區部分理論工作者座談，就當前經濟領域內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探討；與會者在討論中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個概念不是絶對對立的，是可以結合的；在計劃經濟指導下，有一定範圍的市場經濟作補充，很有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綫的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綫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
同日，新華社報道：最近，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佈：對內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內人黨”三大冤案經黨中央批準予以徹底平反。
3月12日至24日，國傢農委邀請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七省農村工作部門和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三縣的負責人召開座談會，討論建立健全農業生産責任製問題。會上圍繞聯産計酬特別是包産到戶問題進行了熱烈爭論，最後達成折衷的意見：目前多數地方，還是實行包産到組、定額計酬；不許包産到戶；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可以包産到戶；現在春耕已到，不論采用什麽形式的責任製，都要很快定下來，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關於改革中國銀行體製的請示報告》，决定擴大中國銀行的權限；設立國傢外匯管理總局授權管理國傢外匯；將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直屬國務院領導，由中國人民銀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陳雲就財經工作緻信中央，建議在國務院下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並就財經工作提出重要意見：(一)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復和出現大的馬鞍形。(二)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四)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五)鋼的指標必須可靠。鋼的發展方向，不僅要重數量，而且更要重質量。鋼的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發展的比例關係。(六)藉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國務院下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製定財經方針政策和决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機關。陳雲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
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封讀者來信，反對農村中正在試行的包産到組生産責任製，認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應該穩定；並在“編者按”中指出：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産到組，已出現的地方要堅决糾正。結果引起正在試行包産到組、包産到戶地區的人心波動和強烈反對。3月3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正確看待聯繫産量的責任製》的署名文章，批評3月15 日讀者來信的看法；同時在“編者按”中承認：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夠準確，今後應當註意改正，不同意見可以繼續討論。
3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建議中央撤銷兩個文件的報告》。《報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轉發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的對教育戰綫17年的“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綫是資産階級專了無産階級的政，是‘黑綫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産階級的，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是“四人幫”強加在廣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鎖，影響極壞。1974年1月31日中央轉發的《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撫公社中學情況簡報》，是“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需要炮製的，並由此製造了許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黨組的建議，决定撤銷這兩個錯誤文件，並要求肅清其流毒和影響。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通知，同意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為“總政閻王殿”等冤案徹底平反的請示》、《關於為“總政閻王殿”冤案徹底平反的决定》和《關於為“譚政反黨宗派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總政治部召開了平反大會。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1979年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此前，中央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已經對這一問題做了比較充分的醖釀。針對1979年計劃中留有很大物資缺口的問題，陳雲曾於1月1日和5日兩次批示： “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1月6日，鄧小平批示：“我們要從總方針上來一個調整”。“今年計劃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根據陳雲和鄧小平的意見，國傢計委會同有關部門對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進行了調整。對這個調整過的計劃，政治局會議進行了討論。陳雲提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我國有9億多人口，80%在農村，革命勝利30 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現在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最好有3年的調整時間。23日，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針對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兩年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更加嚴重的情況，鄧小平指出：中心任務是3年調整。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經過調整，會更快地形成新的生産能力。這次調整，首先要有决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决心很大才幹得成。要看到睏難，把道理講清楚，把工作做充分。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一個國傢的工業水平，不光决定於鋼。鋼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數量决定的，還要看質量、品種、規格。鋼鐵要抓質量，抓尖端的。談農業，衹抓糧食不行，還是要因地製宜，農林牧副漁並舉。人口增長要控製。爭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這個水平不行，國傢負擔不起。在這方面，應該立些法，限製人口增長。鄧小平還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衹能達到發達國傢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會議原則同意了國傢計委對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進行的修改和調整，决定用3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
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楊、餘、傅事件”公開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謂“楊、餘、傅事件”純係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製造的冤案，中央决定，為這一事件公開平反。
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後一階段的會議上講話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闢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針對撥亂反正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思潮，鄧小平着重講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問題，宣佈：中央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産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的講話強調：我們必須一方面繼續肅清“四人幫”散布的極左思潮的流毒(這種思潮是從“左”面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决的鬥爭。至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開始形成。理論工作務虛會後一階段的會議由中共中央主持召開，從3月下旬開始，到4月3日結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調整問題。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講話中分析了經濟形勢，論述了調整經濟的必要性，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同時指出：我們一定要從自己國傢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會議通過了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針和調整後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
4月8日至1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訪日期間，鄧穎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舉行的周恩來詩碑揭幕儀式。
4月9日，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分行行長會議紀要》。《紀要》提出，要把銀行工作的着重點迅速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人民銀行既是國傢的金融管理機關，又是辦理信用業務的經濟組織。它是全國資金活動的樞紐，連接國民經濟的紐帶。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生産的專業化，銀行的作用會愈來愈顯著。全黨必須十分重視提高銀行的作用，努力學會運用銀行的經濟手段，促進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同日，國務院批轉輕工業部《關於輕工業工作着重點轉移問題的報告》，並嚮各地政府及財經部門指出，輕工業具有投資少，見效决，積纍多，換匯率高的特點。把輕工業工作着重點轉好，可以加快輕工業的發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榮城鄉市場，擴大對外貿易，為國傢增加資金積纍和外匯收入，從而加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4月13日至20日，國傢經委召集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傢企業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討論企業管理體製改革問題，决定在這8個企業進行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的改革試點，允許它們在完成國傢計劃的前提下，根據市場需要安排生産，並在人、財、物方面擁有相應的自主權。5月25日，國務院轉發了會議紀要。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建議撤銷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示》，並發出通知，决定撤銷中央於1966年4月批發的這一紀要。總政治部在請示報告中指出，《紀要》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步驟，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幫”極左的機會主義路綫，它的貫徹和推行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對受《紀要》影響被錯誤批判、處理的人員和文藝作品，應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3日至9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和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同時舉行。兩個大會選舉産生了新的一屆全國青聯和全國學聯，鬍啓立當選為全國青聯主席，伍紹祖當選為全國學聯主席。
5月25日，首都鋼鐵公司等企業被國傢經委等6部委確定為第一批國傢經濟體製改革試點單位，實行利潤留成。1980年又試行以稅代利。1981年，首鋼在國務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變國傢與企業之間分成的辦法，實行承包製，即全年上繳利潤2．7億元定額包幹，超過部分利潤全部留給企業，並按照4：3：3(生産發展基金、集體福利基金、個人消費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實行定額包幹後，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當年就實現利潤3．16億元，不僅完成了上繳利潤包幹任務，企業還留利4000多萬元。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首鋼開始實行上繳利潤遞增包幹辦法，即以1981年上繳利潤2．7億元為基數，每年上繳利潤遞增6％(1983年又主動把遞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補，國傢不再給首鋼投資；留用利潤的分配比例改為6：2：2；職工工資總額與實現利潤按0．8：1挂鈎浮動；企業計劃內産品自銷15％，超産産品全部自銷，承包期限15年。企業內部，實行全員承包，責權利到人。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優秀共産黨員、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張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幫”英勇鬥爭事跡的報道。
6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於陸定一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報告》指出，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認定陸定一同志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內姦嫌疑”問題， 是錯誤的，應予以平反。
6月15日，萬裏在安徽省鳳陽縣農村調查時，肯定了當地實行的“大包幹”生産責任製(“大包幹”即保證國傢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萬裏勉勵有關人員：衹要能增産，什麽也不要伯，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把鳳陽討飯花鼓扔掉，扔得遠遠的，扔到太平洋裏去。無論怎麽說，討飯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8月8日，《安徽日報》發表《鳳陽縣在農村實行“大包幹”》一文，嚮全省介紹了這一做法。
6月15日至7月2日，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國傢進入了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中心任務的歷史時期，我們的革命統一戰綫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
6月16日至29日，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連續召開四次全體會議討論上海寶山鋼鐵廠建設問題會議認為。寶鋼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進程中引進的第一個特大項目，本應用更多一點時間，聽取更多方面的意見來考慮决定。現在看來决定得倉促了，這是由於我們對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經驗不足所致。中央既已决定建設，就應當統一全黨認識，協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幹到底。建設期限可以延長一兩年，所用外匯也適當調減。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緻開幕詞，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作政府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和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的重大决策。會議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産力變為在新的生産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産力；把我國目前很低的生産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現代化水平，為此而改革我國目前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那些妨礙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部分，掃除一切不利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舊習慣勢力，這就是我國現階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會增選彭真、蕭勁光、朱藴山、史良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任命陳雲、薄一波、姚依林為國務院副總理；陳雲不再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6月28日，葉劍英在軍隊代表團會議上作《軍隊也要做好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工作》的發言。大會審議和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七個法律。彭真就七個法律草案作了說明。他說，這些法律的通過，邁出了加強和健全我國社會主義法製的一大步；今後，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還要經過係統的調查研究，陸續製定各種經濟法和其他法律，使社會主義法製逐步完備起來。9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决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領導幹部和全體黨員帶頭遵守法律。
6月25日，正在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的四川寧江機床廠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廣告，承接國內外用戶直接訂貨。産品不經物資部門收購入庫，不占用國傢流動資金，而由用戶直接訂貨，這一舉動對探索産銷結合的新形式，産生了重要影響。 8月，國傢經委同意在該廠進行以銷定産、産銷直接見面的試點。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三傢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為所謂“三傢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撤銷對鄧拓、吳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恢復他們的政治名譽。隨後，鄧拓追悼會於9月5日在北京舉行，吳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會於9月14日在北京舉行。
7月4日，國務院將《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幹問題的規定(草案)》下發試行。為鼓勵社隊企業的發展，草案提出今後新辦的小工廠從開辦起免稅三年；對邊境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縣(旗)、社、隊企業，從1979年起免徵所得稅五年。
7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財政部黨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匯報提綱》，並發出通知，指出：全黨必須統一思想，正視當前已經出現的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立即扭轉那種光想辦好事，開口子，減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節支的措施少的現象。解决財政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增産節約。根據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提出的改革設想，7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試行“收支挂鈎、全額分成、比例包幹、三年不變”的財政管理辦法的通知》，决定從1980年起，對各省、市、自治區開始試行這項辦法。
7月13日，國務院將《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5個文件下發各省、市、自治區和有關部門，要求在少數國營企業組織試點。主要內容是“放權讓利”：允許企業實行利潤留成；提高固定資産折舊率；在保證完成國傢計劃的前提下，企業可製定補充計劃，自行銷售産品；有權設置內部機構，任免中層以下幹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現行管理體製，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搞活生産。到年底，據四川、北京、上海等2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963個試點企業的統計，全年完成的工業總産值比上年增長12．2％，實現利潤增長20％，上繳利潤增長13．4％，超過了試點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業由於國傢計劃部分所占比例過重，上交基數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顯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平反、改正問題的通知》，指出：中央關於對1959年以來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甄別問題，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會以後，曾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由於提出了反對“右傾翻案風”，致使這一工作實際上停止下來了。在1959年以來的 “反右傾”鬥爭中，許多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同志，他們的意見大多數是正確的，把他們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作為右傾機會主義進行批鬥是錯誤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中，因反映實際情況或在黨內提出不同意見，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實政策。
7月13日至30日，全國高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院長會議在北京召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會上講話指出，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七項重要法律標志着我國社會主義法製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要求司法人員必須依法辦事，要學法、懂法、執法。會議研究了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問題。要求各地法院為明年1月1日起施行幾個重要法律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和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兩個報告是根據當年4月鄧小平在同習仲勳、梁靈光等人的一次談話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條件，創辦特區的意見起草的。中央和國務院决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以充分發揮兩省的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條件，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原則同意兩省試行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大包幹的經濟管理辦法，在計劃、物資供應、物價政策等方面也實行新的經濟體製和靈活政策。同時决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特區。中央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决策，對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意義。8月13日，國務院頒發《關於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幹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擴大地方和企業的外貿權限，鼓勵增加出口，辦好出口特區。
7月21日，鄧小平在上海接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鄧小平在接見時說：大問題是接班問題，任何地方、任何部門都有這個問題。現在就要有意識地選一些比較年輕的人，這是黨的戰略任務、根本任務。現在老同志要註意，要任人唯賢，選真正好的，不能論資排輩。講解放思想，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說，三中全會解决了思想路綫問題，這次就是解决組織路綫問題。現在的問題，在一部分幹部中一種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對四個堅持；一種是利用毛主席旗幟，堅持“兩個凡是”，這個問題是大量的，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綫不解决，政治路綫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搖搖晃晃的。我們的根本問題是要搞四個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窮過渡、窮社會主義。否則你吹有什麽用。思想路綫解决了，政治路綫纔容易貫徹。歸根到底，是製定正確的路綫、方針、政策。所以三中全會的意義不能低估，這是根本建設，是毛主席延安路綫的繼續。組織路綫，有黨規黨法問題，有組織紀律問題，但現在最迫切的是班子問題，是找接班人的問題。
7月29日，鄧小平在接見人民解放軍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指出：黨的思想路綫和政治路綫已經確立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解决組織路綫問題。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解决組織路綫，最大、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綫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
8月4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志丹》不是反黨小說，所謂利用寫小說《劉志丹》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大錯案。中央决定，為小說《劉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誣陷的習仲勳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7日至11日，鄧小平到天津視察工作，就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方針，加深理解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綫、思想路綫和組織路綫，把天津市的工作搞上去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鄧小平嚮有關同志指出：你們要考慮天津的發展方向。搞一個總體規測，把方向定下來，就可以搞得活一點，發展快一點。
8月25日，張聞天追悼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緻悼詞，對張聞天一生的革命活動作了全面、公正的評價。宣佈為張聞天平反和恢復名譽。
9月2日至24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1980、1981兩年的計劃安排，認為國傢計委提出的計劃，基本建設規模仍然過大。財政有幾十億元赤字，物資供應也不平衡。9月18日，陳雲在會上指出：經濟的調整是必要的，並不是多此一舉。基本建設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
9月5日至10月7日，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要把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培養選拔中青年幹部，改革幹部制度作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來抓。
9月1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决議，將“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改為人民政府。同時决定各省、市、自治區可在1979年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恢復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權力機構。
9月14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宣佈為北京大學原校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貫堅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錯誤批判的“新人口論”和關於國民經濟要綜合平衡的觀點。
9月15日至30日，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李先念等出席開幕式和閉幕式。本屆運動會在整個34個項目比賽中，共有5人5次打破世界紀錄；2人3次打破3”項青年世界紀錄；3人3次平3項世界紀錄；12人24次打破8項亞洲紀錄；204人和34個隊376次打破102項全 國紀錄。
9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全國物價工資會議紀要》。鑒於部分農副産品收購價格提高後出現的購銷倒挂、經營部門賠錢等問題，决定從11月1日起，對部分農副産品提高銷售價格，同時對職工實行物價補貼，並給40％的職工增加工資。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討論通過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稿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决定》，增選趙紫陽、彭真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劍英的講話稿，充分肯定了建國以來黨和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初步總結了建國30年來的重要經驗教訓，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還不成熟，不完善；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努力走出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製，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10月4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講了對計劃安排的意見，強調1980年和1981年兩年的經濟工作，調整是關鍵。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在談到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標準時，他提出了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的設想。
10月9日，新華社報道：經中共中央批準，國傢科委黨組最近召開大會，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錯誤批判的“科研14條”、廣州會議”等一些重大冤假錯案徹底平反，並為因此而受到株連和迫害的幹部及科技人員平反昭雪，進一步澄清科技戰綫上的路綫是非。
10月11日至22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民主促進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緻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九三學社第三次全國社員代表大會、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分別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各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各自的工作報告，修改了章程，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並且討論了今後的方針、任務以及組織發展工作。19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時講話強調，共産黨堅持同各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為實現四化和祖國統一大業共同奮鬥。23日，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各自選出的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分別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各自的領導成員：民革中央主席朱藴山、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民建中央主任委員鬍厥文、民進中央主席周建人、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季方、緻公黨中央主席黃鼎臣、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臺盟總部理事會主席蔡嘯、全國工商聯執委會主任委員鬍子昂。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問題的請示》。《請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期間及以後幾年內劃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者，不論是按照敵我矛盾還是按照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的，都應根據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對確實劃錯了的，也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對摘帽和改正的人都應妥善落實政策。
同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文件《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綫的方針任務》，並發出通知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綫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那種認為統戰工作可有可無和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現在，臺灣回歸祖國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這是統一戰綫面臨的新的重大任務。要放寬視野，把統一戰綫的範圍搞得寬一些，衹要贊成祖國統一，即使並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也要團结。《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綫的方針任務》提出了應當做好的十項工作：（－）繼續抓緊落實政策，發展安定團结的政治局面；（二）加強對知識分子工作；（三）加強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工作；（四）認真貫徹對黨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五）繼續做好對原工商業者的工作；（六）在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的實踐中幫助黨外人士繼續實行思想改造；（七）加強民族工作；（八）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九）開展對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統一戰綫工作；（十）開展對外友好活動，促進國際反霸統一戰綫。
10月15日至11月6日，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應邀對法國、聯邦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四國進行正式訪問。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是粉碎“四人幫”後文藝界的第一次盛會，與上屆文代會相隔19年。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緻祝辭。這篇祝辭成為新時期黨指導文藝工作的基本綱領。茅盾緻開幕詞，周揚作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夏衍緻閉幕詞。大會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藝路綫基本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指出所謂“黑綫專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幫”的誣衊。大會認為，粉碎“四人幫”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文藝界已經和正在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過去受到人民歡迎的一大批文藝作品重新和人民見面；一大批新出現的作品，對於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嚮四個現代化進軍，起了積極的作用。大會提出，圍繞着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共同目標，文藝的路子要越走越寬，在正確的創作思想的指導下，文藝題材和表現手法要日益豐富多彩，敢於創新。
11月6日，烏魯木齊毛紡織廠與香港、日本的合資公司正式簽訂合資經營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的合同。1980年6月23日，經國傢批準，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現已更名為新疆天山毛紡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公佈後第一批被批準的中外合資企業中的一個。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6部門提出的《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1956年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時，把一大批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勞動者統統稱為私方人員，按資産階級工商業者對待。這個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决。當前應明確他們本來的勞動者成分。文件下達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在這項工作結束時，有70萬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身分。各地在開展區別工作的同時，貫徹執行中央12月17日批轉的《關於對原工商業者的若幹具體政策的規定》，摘掉了原工商業者的資本傢或資本傢代理人的帽子。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幹規定》和鄧小平於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高級幹部要帶頭髮揚黨的優良傳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目前，廣大人民群衆對少數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生活特殊化問題，意見很大，反映強烈。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認真加以解决。鄧小平在講話中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必須帶頭恢復和發揚黨的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衆的優良傳統，自覺遵守有關規定，堅决反對特殊化，糾正一切不正之風，認真選拔、培養好接班人，切實關心群衆生活。
11月19日至27日，全國保險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就國務院批準1980年開始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作了具體部署。
11月20日至12月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討論擬定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及各項保證措施。計劃安排是：工農業總産值比上年預計增長5．5％，其中農業總産值增長3．8％，工業總産值增長6％。會議還討論了財政體製的改革，確定全國財政體製，除京、津、滬三市外，廣東、福建實行特殊照顧辦法，江蘇按原定辦法實行，廣西、雲南、內蒙、新疆、寧夏、青海、西藏、貴州8個省區實行民族自治地方體製，其餘15個省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辦法。
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外賓時指出：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影響比較大。這些方面資本主義國傢先進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發展科學的方法，我們社會主義應該繼承。說市場經濟衹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衹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11月28日，國傢體委、全國體育總會、中國奧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茶話會，祝賀我國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鄧小平等黨和國傢領導人出席，鄧穎超在會上發表講話。此前，國際奧委會於26日通過决議，决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林匹剋委員會的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剋委員會”；設在臺北的奧委會名稱為“中國臺北奧林匹剋委員會”。
11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處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幹部審查材料問題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全國立案審查的幹部達200萬人左右。這部分審查幹部的材料大都無限上綱、誣衊不實。各級黨組織對這些材料應進行認真清理。
12月3日，國務院批轉全國供銷總社《關於省、市、自治區供銷社主任會議的報告》。《報告》提出，對三類農副産品也就是小宗農副土特産品，根據供求情況，實行議購議銷。國務院指出，開展三類農副産品議購議銷，是黨對農副産品收購的一項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場搞活的一種經濟手段。要在國傢計劃的指導下，運用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搞好小宗農副産品的經營工作。
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指出：所謂四個現代化，就是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能夠恢復符合自己情況的地位，對人類作出比較多一點的貢獻。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傢”，即到本世紀末，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傢的水平，實現國民生産總值人均1000美元。
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講話，就各方面比較關心的幾個問題發表意見：第一，一定要爭取國民經濟有一個較快的發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實實在在的速度，持續發展的速度。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避免瞎指揮、瞎呼隆的錯誤，保證在政治上、經濟上不再亂折騰。第二，在發展生産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在國民經濟的調整中，一定要正確處理生産和生活、積纍和消費的關係。第三，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是完全必要的，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這對於今後生産建設能不能較好較快地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第四，在調整國民經濟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外資，善於利用外資，努力引進我們需要的先進技術。當然，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繼續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李先念指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的新的偉大事業，我們知識很少，經驗不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四個現代化的成敗，决定於我們學習的好壞。
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善始善終地完成復查糾正冤假錯案工作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三中全會以來，全國各地人民法院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全面復查“文化大革命”以來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糾正了一大批冤、假、錯案。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復查24．1萬餘件，約占總數的83％，從中糾正了冤、假、錯案13．13 萬餘件，約占復查的54％。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和為鄧小平受誣陷鳴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已復查結束，做了糾正。同時復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萬餘件，糾正冤、假、錯案3．58萬餘件，占已復查總數的7％。此外，各地法院從辦理申訴案件中，還糾正了許多“文化大革命”前判處的冤、假、錯案。但復查任務仍相當繁重。全國還約有4.6萬餘件反革命案件、50多萬件普通刑事案件沒有復查。
本年度，據國傢統計局最新統計資料，全年國內生産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下同)為4038．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下同)，比上年增長7．6％，其中，第一産業增長6．1％，第二産業增長8．2％，第三産業增長7．8％。全國國有單位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523．48億元，比上年增長4．5％。全國財政收入為1146．38億元，比上年增長1．2％；財政支出為 1281．79億元，比上年增長14．2％。全年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以上年為基期，下同)上升2．0％。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93．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2．1％，其中，出口136．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0．1％；進口156．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43．8％。全年實際利用外資4．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0．7％。社會商品(包括農業生産資料，下同)零售總額(按經濟類型計算，下同)為1800億元。比上年增長15．5％。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6．68元，指數(以1978年為100，下同)為106．6。由於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製1978年國民經濟新冒進帶來的不良後果，造成國傢財政出現135．41億元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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