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中宗神龙二年（706），宋之问奉恩旨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北归，经过汉江(也就是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了这首诗。宋之问的家在巩县，汉水离巩县，虽然还有不少路，但较之岭外的泷州，毕竟要近得多，所以诗里说“近乡”。诗的语言，极为浅近通俗，但乍一读，仍不免会有疑惑。一个离开家乡已逾半年的游子，能踏上归途，自当心情欢悦，而且这种欣喜之情，也会随着家乡的越来越近而越来越强烈。宋之问却偏说“近乡情更怯”，乃至不敢向碰到的人询问家人的消息，这岂非有点不合情理?
　　要解开这一疑团，必须重视诗的前两句，它们提供了必要的线索。诗人在到达贬所后，即与家人断绝了联系，且已持续了半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心境如何呢？诗中似未明言，其实不然。“近乡情更怯”，说明诗人早巳“情怯”。对家中情况的一无所知，使诗人的思虑中，增加了不安和疑惧：亲人们是否遭遇到什么不幸呢?空间的阻隔，时间的推移，使这种不安和疑惧，日趋沉重地郁结在诗人的心头。渡过汉水，离乡日近，但心中的恐惧也越来越沉重，因为不祥的猜测，有可能即将被证实。“不敢问”，不是“不想问”，诗人也想能尽早知道家人的消息。不过，假如能听到好消息，固然会无限欣喜，但万一相反呢？那么，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岂不将被这无情的消息一下子所粉碎?与其如此，不如听任这模糊不明再持续下去，因为毕竟还存在着一切皆好的希望啊。这种想问而又不敢问的矛盾心理，反映了诗人焦虑痛苦的心情。大诗人杜甫在战乱中与亲人分离，又音信不通，在《述怀》一诗中，写了这样几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尽管诗人的身份不同，造成音书惭绝的原因不同，但矛盾痛苦的心情却完全相同。当然，这种独特的生活体验，不会人人都有；但这种特殊微妙的心理状态。却是大家都能理解，真实可信的。看似不合情理，其实只是情况特殊而已。
　　　　以上这一思索，理解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对这首诗巧妙的抒情艺术，有更深刻的体会。诗人在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鉴赏］
　　这是宋之问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象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宋之问这次也并未逃归家乡，而是匿居洛阳）。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作者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透过“情更怯”与“不敢问”，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分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人们爱拿杜甫《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作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而它们所概括的客观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刘学锴）

【资料来源】 卷53_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