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 　　此詩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責統治者對苦難人民的橫徵暴斂上，此詩詞意更為深沉，感情更為憤激。
　　　　詩前的序交待了作詩的原委。癸卯歲，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十二月，廣西境內的少數民族“西原蠻”發動了反對唐王朝的武裝起義，曾攻占道州（州治在今湖南道縣）達一月餘。第二年五月，元結任道州刺史，七月“西原蠻”又攻破了鄰近的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和邵州（州治在今湖南邵陽），卻沒有再攻道州。詩人認為，這並不是官府“力能製敵”，而是出於“西原蠻”對戰亂中道州人民的“傷憐”，相反，朝廷派到地方上的租庸使卻不能體恤人民，在道州百姓 “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舂陵行》）的情況下，仍舊殘酷徵斂，有感於此，作者寫下了這首詩。元結把起義的少數民族稱之為“賊”，固然表現了他的偏見，但在詩中，他把“諸使”和“賊”對比起來寫，通過對“賊”的有所肯定，來襯托官吏的殘暴，這對本身也是個“官吏”的作者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全詩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寫“昔”。頭兩句是對“昔”的總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長期的隱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寫山林的隱逸之樂，為後文寫官場的黑暗和準備歸老林下作鋪墊。這一段的核心是“井稅有常期”句，所謂“井稅”，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製收取的賦稅，這裏藉指唐代按戶口徵取定額賦稅的租庸調法；“有常期”，是說有一定的限度。顯然作者把人民沒有額外負擔看作是年歲太平的主要標志，是“日晏猶得眠”即人民能安居樂業的重要原因，對此進行了熱情歌頌，便為後面揭露“今”時統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設下了伏筆。
　　　　第二段從“忽然”句到“此州”句，寫“今”，寫“賊”。前四句先簡單敘述自己從出山到遭遇變亂的經過：安史之亂以來，元結親自參加了徵討亂軍的戰鬥，後來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蠻”發生變亂。由此引出後四句，強調城小沒有被屠，道州獨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貧傷可憐”，也即“賊”對道州人民苦難的同情，這是對“賊”的褒揚。此詩題為“示官吏”，作詩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寫“賊”是為了寫“官”，下文才是全詩的中心。
　　　　第三段從“使臣”句至“以作”句，寫“今”，寫“官”。一開始用反問句把“官”和“賊”對照起來寫：“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奉了皇帝之命來催徵賦稅的租庸使，難道還不如“賊”嗎？這是抨擊官吏，不顧喪亂地區人民死活依然橫徵暴斂的憤激之詞，是元結關心人民疾苦的點睛之筆。而下兩句指陳事實的直接描寫：“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畫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於水火的真實情景。和前面“井稅”兩句相照應，與“昔”形成鮮明對比，對徵斂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來的兩句：“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意為怎能斷絶人民的生路，去做一個當時統治者所認為的賢能官吏呢？以反問的語氣作出了斷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時世賢”的殘民本質。“絶人命”和“傷可憐”相照應，“時世賢”與“賊”作對比，這裏對“時世賢”的諷刺鞭撻之意十分強烈。更為可貴的是詩人在此公開表明自己不願“絶人命”，也不願作“時世賢”的决絶態度，並以此作為對其他官吏的一種告戒。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歸老”句，嚮官吏們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個官吏，他是不能違“王命”的，可是作“徵斂者”吧，他又不願“絶人命”，如何對待這一矛盾的處境呢？詩人的回答是：寧願棄官，歸隱江湖，也絶不去做那種殘民邀功、取媚於上的所謂賢臣。這是對統治者徵斂無期的抗議，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觸摸到作者那顆關心民瘼的熾熱之心。
　　　　元結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愛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學上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浮豔詩風，主張發揮文學“救時勸俗”（《文編序》）的社會作用。這首詩不論敘事抒情，都指陳事實，直抒胸臆，沒有一點雕琢矯飾的痕跡，而詩中那種憂時愛民的深摯感情，如從胸中自然傾泄，自有一種感人之處，亦自能在質樸之中成其渾厚，顯示出元結詩質樸簡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瀋德潛說：“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模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闢門徑。”（《唐詩別裁》）這樣的評論是恰如其分的。（吳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