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钟谭宗 | ||
| 籍贯： | 广东汕尾海丰 | ||
阅读钟敬文在散文天地的作品!!! | |||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广东汕尾海丰人。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
少年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毕业后在家乡一带教小学，20年代中期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工作并学习 。
1927年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与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了《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同时写作散文与新诗，出版了散文集和民间文艺论集。先在家乡小学教书时，就酷爱民间文学，开始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等。后到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就着手整理了《粤风》专集。
1928年秋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级商校教国文，后转至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此时除继续研究民间文学发表论文及译著外，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创作，在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积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山散记》，新诗集《滨海的二月》,文艺短篇集《柳花集》,写了《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中国地方传说》等学术论文,并与人合创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等刊物和丛书 。
193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并继续民间文学研究，在当地《民族学研究》、《民俗学》和国内的《艺风》发表论文。
1936年夏回杭州，从事教育和研究上作。后到桂林，在迁至桂林的无锡教育学院任教。不久赴广州,到粤北战地考察后,写了《抗日的民间老英雄》等数篇报告文学、散文。 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 ；与何家槐共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写了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他被聘为副教授，后为教授。
1941年到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倾思想被中大当局解聘。旋转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
1947年夏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文学系教授，被选为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这一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和写了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朱自清的文章,出版了新诗集《未来的春》,还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
1949年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不久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副教务长、科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他一如既往致力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创作，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他深入生活，涉足兄弟民族地区，写了《西北纪游诗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民谣中所表现的有觉意识》和有关鲁迅研究等一批学术论文，还有《一声春雷》、《碧云寺秋色》等散文20多篇，撰写了《近代民间文学史略》，翻译了日本学者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一书。
他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文字“三大干流”的概念，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
钟敬文先生文学著作目录：
《荔枝小品》(散文集) 1927，北新
《西湖漫话》(散文集) 1929，北新
《海滨的二月》(新诗集) 1929，北新
《湖上散记》(散文集) 1930，上海明日书店
《未来的春》(诗集) 1940，上海言行社
《钟敬文散文选》 1989，百花
学术理论著作及其他: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 钟敬文 中华书局 96-11-1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册)1982-1985，上海文艺
《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98-12-1
《民俗学通史》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民间文学概论》 钟敬文 409页1980年7月第1版
《民间文学基础理论》 钟敬文主编，1985年6月第1版，上海文艺
《新的驿程》(民间文学、民俗学论集) 1987，民间
《民间文艺谈薮》(论文集) 1981，湖南人民
《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理论) 1930，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诗心》(诗论)1942，桂林诗创作社
《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1951，师大
《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 1982，陕西人民
《民间文艺丛话》(短论集) 1928，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柳花集》(文艺短论集) 1929，群众图书公司
《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50万字
严谨的治学作风
上世纪70年代，钟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间文学教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从1979开始到1980年结束，前后经历的时间将近一年。据曾经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回忆，在这段时期，大家通过学习、讨论、试写（草稿）、试讲、改写（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系列过程，终于完成了这部暂时可以付印的稿子。尽管如此，钟敬文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指出，“这本教材，从一开始计划编写起，我们就明确了它的内容和性质。它是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用的‘引论’书，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它不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发表个人见解的专业论文。因此，在这本教材里，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所阐述的，相对地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知识。”严谨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对此，许多人都感到颇为困惑。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和诗词创作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大家闻名于世的。可是为什么他却只是以“诗人”来概括和评价自己呢？
其实，纵观钟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包含了这样两层的意义：首先，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其次，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他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从30年代以来，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但对诗文的关爱却始终没有中止。散文的写作，虽然时断时续，他却一直在坚持，写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对于诗，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抛开。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
反复诵读前人的诗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是为了滋润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坚持不断地写诗，则是为了记录和抒写自己的旅迹心痕。从少年时起，一直到今天，用诗来吟唱心声、歌咏时代，成了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习惯。多年来，它非但没有一丝的改变，反而越来越深厚。据统计，他在八十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八百余首。这些诗篇，在表现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历经的时代的风云，可以说既是文学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们借以了解他、了解他所走过的时代的可贵史料。
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先生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诗是自己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他怎能与之分离？即使偶尔稍有远离，燃烧的乡愁也会迫使那情感、那精神，回归到它的故乡来！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促使钟敬文在坚持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体裁写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着其他诗歌形式的写作，像词、新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赵朴初、林林等一批诗人开始倡导写作“汉俳”——一种中国式的俳句，钟敬文先生也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干将。由于早就熟悉日本俳句，并对其神韵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写过类似的小诗，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创作的一组汉俳作品，具有颇为隽永、独特的韵味。且以下面两首为例：
错过
花事正荼蘼，
又错过赏春时节。
且待来年罢。
赠加藤千代女史
重踏神州土，
像女儿回到娘家，
梦样的喜悦。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也使得写诗对钟敬文来说，成了心灵的一种自然咏唱——自然得就像心脏的搏动一样，而不是一种劳心费神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大量诗坛佳作的主要原因。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还使他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诗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学术论文也充满了特有的文采。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更使得诗渗透在了钟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人生的导师，让心灵得到了充实，生命得到了升华：
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
这也就使“诗人”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具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它指的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的人。与它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些因素，用他经常作为座右铭的几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奋、淡泊”。这是真正的诗人素质的内核，也是决定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诗篇的根本。
“以天下为己任”的天赋使命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十分久远而深厚的传统。钟敬文显然是这种伟大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投身何种活动，从事何种工作，对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始终在他的心灵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时期积极组织、参加爱国活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都是这种情怀直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一直强调为民族文化的“发采扬辉”而奋斗的目标，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的结果。
“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诗心》，1942年）在钟敬文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时，还是那样地“勇冠三军”。（程千帆语）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这种精神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经费问题的困扰，有一度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进行都十分艰难。钟先生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放弃。“就是当裤子也要搞学问！”他用这样充满黑色幽默风格的话，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
其二：钟敬文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要开展日常工作，诸如印刷刊物并向会员寄发，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费。但学会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有一年，为了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他和学会的其他领导成员，不断商讨，费尽了心思。恰好当时国家教委要评选全国优秀教师，钟先生所在的北师大，把以90多岁高龄仍然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他，也作为候选者之一推荐了上去。那些日子，本来并不关注荣誉的他，却忽然显得很振奋：“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获奖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奖金来开会了！”
钟先生曾经谦虚地说，自己的资质只能算中上，如果说还有所成就的话，那主要是来自勤奋。在我们看来，这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因为他的资质，单是博学强记这一点，就远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后半句话，却是不争的事实。勤奋，几乎是钟先生的一种天性，它突出地表现为“腿勤”、“手勤”和“脑勤”。比如，1927年，他在广州时，听到鲁迅先生来羊城的消息，尽管他和鲁迅并不认识，却约上友人，费尽周折找到了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并在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散文《记找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从少年时期的刻苦攻读古典文学、积极参加歌谣和故事的搜集并踊跃投稿，到年届百岁时还在不断思考和探索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各种重要问题，并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点，勤奋，成了贯穿他一生的素质。在《〈孟姜女研究集〉校后附记》中，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好朋友顾颉刚：“有颉刚聪明的，颇不乏其人，但有颉刚的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么？缘故就在努力和谦逊与否而判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弟子的话。他所谓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刚刚从出版社得到的一笔稿费，租车、购买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
“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