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详。本月氏人，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支谦随之俱来。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东汉末，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时人称为“智囊”。吴主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从吴孙权黄武二年到孙亮建兴二年（公元223-253年），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他虽不是僧人，但对佛教的贡献却十分伟大。
【生平】
他的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在那里他得到从事翻译的机会，从吴黄武元年到建兴中约三十年间（２２３—２５２）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本如《道行》、《首楞严》等，著意加以重译。同时他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祇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主孙权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过隐居生活，年六十岁卒于山中。
【翻译经典】
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晋道安的经录里就著录了三十部，梁僧佑又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旁搜杂录增广到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别生或传抄的异本，不足为据。现经考订出于支谦翻译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１、《阿弥陀经》（又称《无量寿经》）二卷，２、《须赖经》一卷，３、《维摩诘经》二卷，４、《私诃末经》一卷，５、《差摩羯经》一卷，６、《月明童子经》一卷，７、《龙施女经》一卷，８、《七女经》一卷，９、《了本生死经》一卷，１０、《大明度无极经》四卷，１１、《慧印三昧经》一卷，１２、《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１３、《菩萨本业经》一卷，１４、《释摩男经》一卷，１５、《赖吒和罗经》一卷，１６、《梵摩渝经》一卷，１７、《斋经》一卷，１８、《大般泥洹经》二卷，１９、《义足经》二卷，２０、《法句经》二卷，２１、《佛医经》一卷，２２、《四愿经》一卷，２３、《阿难四事经》一卷，２４、《八师经》一卷，２５、《孛经钞》一卷，２６、《瑞应本起经》二卷，２７、《菩萨本缘经》四卷，２８、《老女人经》一卷，２９、《撰集百缘经》七卷。
在这些佛经里《了本生死经》，据道安的《经注序》说，原来是汉末译出，支谦加以注解或修改，道安的经录便又将它列在支谦译本之内。黄武三年（２２５）支谦曾请竺将炎译出维祇难传来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后来又请他根据中本（七百倡本）加以补订，其间自然也有支谦参加的意见，所以可说是支谦和竺将炎的共同译本。其次《佛医经》，情况也相同。另外，《历代三宝记》载有支谦所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并加注说：‘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别录大概泛指另外一种记录，决不会是刘宋时代的《别录》，因为僧佑著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过《别录》，并将其中所载的支谦译本都收在《记集》里，却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四十二章》。所以支谦是否重译过《四十二章经》尚有疑问。最后，《菩萨本缘经》（始见于《历代三宝记》）和《撰集百缘经》（始见于《大唐内典录》），虽然原始的记录出处不明，但从译文体裁上看无妨视为支谦所译。
【翻译风格】
支谦除翻译外，还作了合译和译注的功夫。他曾将所译有关大乘佛教陀罗尼门修行的要籍《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怯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现已不存）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断句，上下排列，首创了会译的体裁（后来支敏度的合《维摩》、《首楞严》，道安的合《放光》、《光赞》，都取法于此）。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支谦又深谙音律，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他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传了。后来连《共议》一章梵呗也绝响了，现在只能想像那三契或者即是《无量寿经》里法藏比丘赞佛的一段和《瑞应本起经》里天乐般遮之歌及梵天劝请的两段而已。他这一创作对赞呗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影响。被称为始制梵呗的陈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的启发而有《瑞应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构，成为学者之所宗。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深知翻译甘苦的人，像后来的支敏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给予他的翻译文体的评语是：‘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的明了原文本意，译文就难恰到好处。看他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般若‘冥末解悬’的宗旨是比支谶《道行》更能阐发的。他用‘得法意而为证’等译语，虽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说法，但般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的基本精神，他已经掌握到了（因此，他的自注说‘由言证己，当还本无’。本无即指的实相）。他翻译的《维摩诘经》，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后来罗什门下虽对他的翻译还嫌有‘理滞于文’的不足处（见僧肇的经序），可是仔细将罗什重译的《维摩经》相对照，不少地方都采用谦译，述而不改，足见支谦译风已远为罗什的先驱。不过，在拘泥形式的学人看到支谦尽量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各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程度，以至有时连应存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后来道安就说他是‘斲凿之巧者’，又以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从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的趋势；支谦开风气之先，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