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徐 | ||||||
| 名： | 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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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
徐渭
徐渭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漁隱、青藤老人、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鷳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人。天資聰穎，二十歲考取山陰秀纔，然而後來連應八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終身不得志於功名，“不得志與有司”。青年時還充滿積極用世的進取精神，“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孜孜於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並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鬍宗憲看中，於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閩總督幕僚軍師，徐渭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多有籌劃，並參預過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 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抗倭愛國的英雄，曾為鬍宗憲草《獻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極大賞識。本以為能施展抱負，但後來 鬍宗憲被彈劾為嚴嵩同黨，被逮自殺，徐渭深受刺激，一度發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殺，竟然先後九次自殺，自殺方式聽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擊破頭顱，“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又曾“以利錐錐入兩耳，深入寸許，竟不得死”。還懷疑其繼室張氏不貞，居然殺死張氏，因之下獄，度過七年牢獄生活。 後為好友張元忭（明翰林修撰）營救出獄。出獄後已53歲，這時他纔真正拋開仕途，四處遊歷，開始著書立說，寫詩作畫。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窮睏交加。 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衹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傢吊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 最後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凄凄慘慘。命運的睏蹇更激發了他的抑鬱之氣，加上天生不羈的藝術秉性，“放浪麯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內心的情感，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當官的來求畫，連一個字也難以得到。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麽你 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小時候非常聰明，二十歲考上秀纔，但是後來一直沒有再升職。青年時的他充滿積極的進取精神，希望能治理國傢，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很有想法，曾參與過中國東南沿海抵抗倭寇的鬥爭。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愛國英雄，曾為鬍宗憲編寫《獻白鹿表》，得到明代皇帝的很大賞識。但後來因為某些政治牽連，他的精神深受刺激，蓄意自殺九次，自殺的方式令人吃驚。晚年的他命運更加睏窘，畫畫成為釋放自己內心情感的唯一方式，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才。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時期的中國，美術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階段。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名傢出現很多，技法也不斷更新，徐渭憑藉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師。他的寫意花卉，用筆狂放，筆墨淋漓，不簡單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獨創水墨寫意畫新風，與陳道復並稱"青藤、白陽"，對後來的影響很大。他的才能還表現在戲麯的創作中，他編寫的雜劇《四聲猿》在戲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己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徐渭死後二十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到處搜尋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宣揚徐渭。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後來喜歡徐渭畫的人很多，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鄭板橋等，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徐渭的寫意花卉驚世駭俗，用筆狂放，筆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傢，創水墨寫意畫新風，與陳道復並稱“青藤、白陽”，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歷來被世人稱道。當然他的才氣還表現在戲麯的創作之中。他的雜劇《四聲猿》曾得到湯顯祖等人的稱贊，在戲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詩文書畫處處彌漫着一股鬱勃的不平之氣和蒼茫之感。
徐渭的書法與沉悶的明代前期書壇對比顯得格外突出。徐渭處於祝允明之後，他和祝允明一樣學書的路子毫無例外是屬於二王一脈，他傾慕王羲之的人品書藝，作為同鄉人，他對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給他的影響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書米南宮墨跡》一跋中激動地說：“閱米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闢之朔漠萬馬，驊騮獨見。”沒有廣泛的研習，是不會作出“瀟散爽逸”的恰切評述，可見他對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很難為常人能接受，筆墨恣肆，滿紙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自負，他自己認為“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又曾在《題自書一枝堂帖》中說：“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這也難怪，“知者”又有幾許？
史載他“醉後專撿敗筆處擬試桐美人，以筆染兩頰，豐姿絶代。轉覺世間胭粉如垢塵，不及他妙筆生花。”他的作品不拘於物象，能抓住其神氣，用禿筆鋪張，勢如急風驟雨，縱橫脾睨。他的大寫意潑墨之勢，繼陳道復以後，更加狂縱，筆簡意濃，形象生動，影響深遠。開啓了明清以來水墨寫意法的新途徑。清代朱耷、原濟、揚州八怪中李（善）、李方膺都受其影響。數百年來勢頭未衰。在作品中，徐渭經常題詩題句，藉題發揮，抒寫對世事的憤懣，所表現的思想政治傾嚮多比較激烈。如他題《螃蟹圖》雲：“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紙上翻身看，應見團團董卓臍。”這正是對權貴的憎恨與輕衊。徐渭亦工書法，行書效仿米氏，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不論書法而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這足以說明徐渭繪畫對後人影響之深。
徐渭死後二十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偶於友人陶望齡傢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但在燈下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絶，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讀復叫，叫復讀”，以致把童僕驚醒。而後袁宏道不遺餘力地搜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揚徐渭，認為徐渭詩文“一掃近代蕪穢之氣”，認為徐渭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又云“不論書法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書林藻鑒》）。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者，而後來追隨者不計其數，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當“青藤門下牛馬走”的鄭板橋等，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這足以說明徐渭對後人影響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
閑拋閑擲野藤中。
奇者徐渭
藝術往往是痛苦的結晶，或是身世或是精神的痛苦，纔使得藝術在靈魂負役般的煎熬和磨礪中得以升華而成為不朽——我在展讀徐渭的行草《青天歌捲》時撞擊心頭的便是這一感慨。
在民間，關於徐文長的傳說與故事最多。他，首先是個智慧的化身。比如《對課》裏說，私塾的一位老先生出了很怪的上聯：“喜鵲叫，尾巴翹，越叫越翹，越翹越叫，叫叫，叫叫，翹翹，翹翹；”十四歲的徐文長對曰：“螞蟥遊，身子縮，越遊越縮，越縮越遊，遊遊，遊遊，縮縮，縮縮。”簡直是個天才！其次，他又是為民作主、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的民間鬥士。比如“山陰勿管、會稽勿收”說的就是他痛斥山陰、會稽兩縣官員不盡職守的故事。
一個平庸的人，是絶不會屢屢遭遇如徐渭那樣的獨特命運的。
然而，正是這樣苦難的人生經歷，造就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傢。
徐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是他伴隨着苦難的一生，在與靈魂的苦苦搏鬥中，在堅守自我堅持藝術的崇高性上耗盡了心力。
徐渭曾嚮人說過：“吾書第一，詩第二，文三，畫四”。他的用心，以我猜測，無非是想讓人註意尋找積澱於他筆墨之外的東西吧！
展觀徐渭的佳作《青天歌捲》，開首數字，似乎還心平氣和，可是沒寫幾行，便按捺不住奇逸的情思和表現自己的衝動，字形忽大忽小，筆勢或斷或連，結體或正或斜，用墨或濃或淡。有時一行一字，有時一筆數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奔騰起伏，千態萬狀。四百年後，追隨着那縱筆揮灑的墨痕，同樣讓我觸摸着一種無法使人平靜的激情。用荷迦茲在《美的分析》中的話說：“儘管這裏是一種綫條”，卻能啓發人們去想象“它包含着各種不同的內容”。使人聯想起：群山中的奇峰，急流裏的風檣，開合的雲濤，奔走翻飛的遊竜……他打破了傳統的規矩，又實現了新的平衡。衹有把筆墨與生命熔鑄在一起的人，纔會把生命對自然的渴望轉化為筆底風光。這裏，書傢不是在寫字，而是用自己的心靈在表白，在傾訴，在抒情，在發泄，他似乎要用這支筆支撐自己的人格，負載苦難的重壓，展現美好的願望，告示生命的吶喊。詩文書畫，相對徐渭來說，衹不過是一個載體，承托着這個載體的卻是一種人格力量，一種超越生命之上的精神追求。
把目光從《青天歌捲》中移開，再註視徐渭的其他巨幅草書，那塞天塞地的佈局，狂放離亂的走筆，大江東去的氣勢，你說什麽也不能把它與孤寂、寥落聯繫在一起，與平和、簡遠聯繫在一起。他展示的是雄健，壯美，恣肆，豪放。徐渭與平庸，輕巧，小傢子氣是絶緣的，他以特有的狂態為中國書法史添加了濃重的一筆，即使是“顛張醉素，”也不得不遜他一席之地。可是，他那狂態十足富有創新的書法風格同樣不為時人所看重。不看重就讓人不看重唄，沒有什麽了不起的。重要的是書者要有自知之明。徐渭在《題自書一枝堂帖》中十分感嘆：“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然此言衹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你聽，徐渭有多狂多倔強！他不願“多買胭脂畫牡丹”，也不願“以近而忽之”後的隨大流，照樣取其意氣，寫他自己所謂“真我面目”的字，他之自言“吾書第一”，真是對時人俗眼的一種有力的反撥。三四百年之後，猶令人想見他當時堅定不移不為時風所惑的大勇氣。這種勇氣，這番見解，自是大傢的風采。
今天，我們欣賞徐渭的書法，側重點也正是基於他變化了我們的整個視覺：論其大局，論其氣勢，論其時代意義。當然，在徐渭這個“不平衡怪物”的筆下，我還註意到了他所獨具的“各趨極端”的氣質傾嚮，而這種氣質的形成之因，卻是社會對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和他對世道人生的一種反抗，而最後凝結為超乎常人的一個“奇”字。徐渭曾於四十五歲作《自為墓志銘》，說到他自己的為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疏放，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幹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製，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難怪袁宏道驚呼：“餘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這樣一個“無之而不奇”的特徵，也許便是我們平常所謂的“天才”特徵。天才是什麽？我的理解便是創造，精神之光穿透生命表層的創造，革故鼎新從無到有的創造，在內外兩界壓抑與反壓抑，反抗與順從，墮落與升華的角力過程中的創造。
徐渭成功了。
他生前貧病交加，身無分文，窮睏潦倒，但他卻在身後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教後人享用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