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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晉1678年10月9日入耶穌會，1687年7月23日為法王路易十四選派第一批六名來華耶穌會士之一。在出發前，他們被授法國科學院院士，並負有測量所經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收集科學資料之任務。這批傳教士以洪若翰神甫為首於1685年3月3日從法國布雷斯特東渡，經暹羅(今泰國)，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23日)夏，抵浙江寧波，請求在華永久居留。其中有一位神父被暹邏國王輓留，沒有同行來中國外，其餘五人最後於1688年2月7日抵達北京。這五人即為洪若翰、李明、白晉、張誠、劉應。當時的浙江巡撫金宏以這些人無護照入境，咨文禮部，擬遣送回國。因當時任職欽天監的比利時教士南懷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遂批準他們進京。白晉和張誠(J.F.Gerbillon)兩位神父當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職，其他三人則獲準前往各省自由傳播福音。
1688年，張誠等進宮，進獻了當時歐洲先進的天文儀器，包括帶測高望遠鏡的四分象限儀、水平儀、天文鐘，還有一些數學儀器。康熙非常喜歡，下令置於宮內禦室中，並傳旨白晉、張誠學習滿語，9個月後學成。白晉、張誠在嚮康熙講解所進儀器的使用的同時，還嚮他講解一些天文現象，並介紹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和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德拉伊爾(Philippe de Lahiere，1640～1718)觀測日食和月食的新方法，並繪圖加以說明。白晉還將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給他的測高望遠鏡轉呈給康熙皇帝。
1690年，張誠、白晉等係統地嚮康熙講授過幾何學和算術。張誠、白晉編寫了滿文實用幾何學綱要；後來，白晉、張誠的滿文講稿整理成册，並譯成漢文，由康熙親自審定作序。這就是現在故宮博物院所藏滿文本《幾何原本》，而漢文本則收入了《數理精藴》。
1691年，根據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晉和張誠曾準備講歐洲哲學史，但因康熙患病不能用功而未能按計劃進行。他們看到皇上很想瞭解人體組織及其機能動因，以及在這些組織中發生的那些有益作用的原理，所以又决定講授人體解剖學。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4日，白晉、張誠兩人進獻的奎寧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瘧疾，為了酬謝他們的功勞，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門內賜地建房，作為傳教士的住宅。同時，康熙皇帝為招徠更多的法國耶穌會士，任命白晉為特使出使法國，攜帶贈送法國國王的珍貴書籍四十九册，回國招募更多的傳教士來華。白晉輾轉於水陸，至1697年3月纔抵達布雷斯特，5月回到巴黎。當時，在法國衹有23册漢文書籍，因此白晉帶回的這套漢文書籍讓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歡喜和驚奇。白晉於該年出版《中國現狀》與《康熙皇帝》兩本書，分別獻給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白晉將康熙皇帝描繪為另一位太陽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對康熙的好感，從而獲取其對傳教區進一步的財政和人力的支持，亦即派遣更多的耶穌會士去中國並支付年薪。路易十四慷慨地答應了這一請求，同時授權白晉花一萬法郎為康熙皇帝準備禮物。
一切就緒之後，1698年3月，“安菲特利特”號載着一行9位耶穌會士自拉羅捨爾起錨駛嚮廣州，除白晉外，其餘8人分別是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利聖學（Jean-Charles Etienne de Broissia）、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國(Louis Pernon)、馬若瑟（Joseph Hennry M.de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顔理伯（Philibert Geneix）、衛嘉祿（Charles de Belleville）。
在此之前，白晉已經安排另外幾名耶穌會士先期離開，傅聖澤（Jean Francois Foucquet）和卜嘉（Gabriel Barborier）於1698年1月乘“拉澤蘭”號離開布雷斯特，並在路易斯港換上了“拉邦”號艦船，與已經在該船上的其他3名耶穌會士會合。加上他們在印度時，又有兩名法國會士結伴來中國，這樣，白晉此行共帶回了15名耶穌會士，其中的不少人在漢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他們於1699年返回北京，並攜來法國國王回贈的一批名貴雕刻。
白晉這次出使的巨大成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贊許。皇帝任命他為皇太子的輔導老師。白晉和康熙皇帝有着同樣的見解，他們希望找到儒教與天主教的共同點，從而使得中國人能夠接受並改信天主教。據說，康熙皇帝本人曾宣稱自己要信仰天主教，並使得全中國人民也將改信此教，在中國的傳教士們都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全力以赴，衹是最終並未成功。當時，白晉努力從“四書五經”中尋找天主教傳說的痕跡，通過研究，他認為自己已經從中國古典書籍中發現了天主教初傳的記載，於是他和兩個同道一起寫了《古今敬天鑒》一書。
1705年，羅馬教皇特使鐸羅，為頒布教皇“禮儀”的禁令來到中國，康熙皇帝大為震怒，下令將其逐出北京。但皇帝認為教皇的錯誤决策是由於他不瞭解中國，又聽信了壞人的讒言。於是打算派白晉前往羅馬，嚮教皇解釋。後由於與鐸羅的意見嚴重分歧，康熙下令將白晉召回，未能成行。
康熙皇帝與西方傳教士接觸後，在學習使用天文、數學儀器的過程中，對大地的測量産生了興趣。但康熙關於測繪全國地圖的設想，首先萌發於平定三藩之亂時。在戰爭中地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地圖粗略模糊，有的甚至錯誤百出。據《張誠日記》記載，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之後，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張誠介紹俄國使團的來華路綫，張誠按照西方繪製的地圖給他講述，他發現地圖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尤其是中國東北部分過於簡略粗疏，由此决心依靠傳教士用西方的測量技術繪製一張全國地圖。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晉奉命與雷孝思(1663～1738)﹑杜德美(1668～1720)等人帶隊從長城測起，對長城各門、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𠔌、水
流等進行了測量。1709年1月，他們返回北京，帶回一張約15英尺長的地圖。之後，又有費隱等人加入。這一次白晉等人率隊測繪長城以西，即晉、陝、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帶。其餘的傳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測量繪製《皇輿全覽圖》，白晉等人還參加了最後的匯總工作，這項任務歷時九年纔最終完成。經康熙審定後，1718年繪製成《皇輿全覽圖》及各省分圖。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廣阔的國土上完成的大地測量。這次測量中統一了長度單位，發現經度長度上下不一，證實了地球是扁球形。
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白晉卒於北京，享年74歲。之後遺體也安葬在正福寺墓地。他一生的事跡充分證明他有着堅定的信念和真摯的傳教精神以及耶穌會士們普遍具有的政治才能。就他個人性格而言，他是一個溫厚誠實、忠順可靠的人，就算有時對別人不滿，也决不誹謗別人；他與人為善，因此總能和周圍的人友好相處，從而總是能夠很好地實現自己的願望和要求。
研究《易經》
白晉是一位對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貢獻的人物，而《易經》西傳史上，白晉的作用猶為重要。自白晉開始，在華的天主教教士之學術研究也漸漸顯示了分化的傾嚮。留駐北京的法籍教士，親近中國皇帝，甚至奉皇帝之命進行著述。他們雖致力於中國經典的研究，卻遠離了當時中國一般知識界，大多數中國人有何種思想，對他們仍是陌生的。他們以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學、科學知識和觀念為基礎，來研究中國古經，形成一種獨特的思想體係。他們研究中國學問的目的，在於為西方尋找更為理想的楷模。因此，他們藉助研究中國經典，進一步探討中西文化的共同問題。故而他們對中國的認識與中國學的研究，或多或少不同於中國的傳統。不過，這種不同是有意識的，相當自覺的。我們看到，而後西方世界形成的易學，並不是沿着中國傳統學術方式而發展的，這一點正好與東亞易學形成對照。正是這種深刻的差異性的展開，易學的演進漸漸進入一個更具有跨文化意義的發展時期。
白晉作為“索隱學派”的開創人物，他的形象理論的建立，直接得益於對《易經》的係統研究。白晉的形象主義構想，在未來華之前即已醖釀。至華後，研習《易經》，推動他進一步着手闡述一種基於形象理論的神學哲學體係。
1697年白晉在巴黎就《易經》的題目作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把《易經》視為與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一樣合理、完美的哲學，他說：雖然（我）這個主張不能被認為是我們耶穌會傳教士的觀點，這是因為大部分耶穌會士至今認為《易經》這本書充斥着迷信的東西，其學說沒有絲毫牢靠的基礎……然而我敢說這個被M .Maigrot所詰難的主張是非常真實的，因為我相信我有幸發現了一條讓衆人瞭解中國哲學正確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我想通過分析《易經》這本書中種種令人迷惑的表象論證（這個主張）的真實性。《易經》這本書中藴涵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者和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再說，除了中國瞭解我們的宗教同他們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學獨創多麽一致外（因為我承認其現代哲學不是完美的），我不相信在這個世界還有什麽方法更能促使中國人的思想及心靈去理解我們神聖的宗教。白晉認為《易經》及中國古史以“先知預言”方式表達了基督教教義。
評價康熙
白晉在給《康熙帝傳》作的跋中說，“現代人對於從遠方回國的人帶來的旅行見聞往往持懷疑態度。這種時代精神實不可思議。我如實地記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覺得這部《康熙帝傳》理所當然應該獲得讀者的全面信賴。但由於上述懷疑態度在作祟，也許不能實現這一願望。可是由於《康熙帝傳》衹記載了我們親眼看到的事實，並介紹了極準確的知識，所以我相信讀者一定會以和閱讀一般遊記不同的態度閱讀本書。另外，如果我把會招致世界上第一個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當的憤怒，或者會失掉東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寵的錯誤記述，呈獻給路易大王陛下，這無疑是一種輕率的舉動。”
白晉在《康熙帝傳》中對康熙大帝的情況嚮路易十四世進行了介紹：
“兩三年前，陛下派往這位皇帝身邊的耶穌會士，有幸接觸一位以前在法國以外連做夢也未曾見過的偉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樣，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備與帝王相稱的坦蕩胸懷，他治民修身同樣嚴謹，受到本國人民及鄰國人民的崇敬。從其宏偉的業績來看，他不僅威名顯赫，而且是位實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邊陲之地能見到如此英主，確實令人驚訝。簡言之，這位皇帝具有作為英明君主的雄纔大略。如果說，他治理國傢的才能還不如陛下，那麽，恐怕也可以說，他是自古以來，統治天下的帝王當中最為聖明的君主。法國耶穌會士對此甚為吃驚。
他天賦極高、博文強記、智力過人、明察秋毫。他有處理復雜紛繁事務的剛勁毅力，他有製定、指揮、實現宏偉規劃的堅強意志。他的嗜好和興趣高雅不俗，都很適於帝王的身份。他為人公正，伸張正義，倡導德行，愛護臣民。他具有服從真理的性格以及絶對抑製情欲的剋己之心。諸如此類高貴品德，不勝枚舉。此外，在日理萬機的君王中，能如此愛好藝術並勤奮學習各門科學的也不能不令人驚訝。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無私，按國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賢，並把這些視為施政中嚴守的信條。因此，從未發生過因徇私情或出於個人利益而反對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視並嚴格選拔優秀官吏，監督他們的行動，這表明皇上平素對於臣民的仁愛之心。此外，當某省發生嚴重災荒時，從他內心中表現出來的異常憂慮之情，充份說明他作為一國之主和國父的強烈責任感。
康熙皇帝為瞭瞭解國民的生活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時常巡幸各省。視察時，皇上允許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並以非常親切慈祥的態度對待他們。皇上溫和的問詢，使對方甚為感動。康熙皇帝經常嚮百姓提出各種問題，而且一定要問到他們對當地政府官吏是否滿意這類問題。如果百姓傾訴對某個官員不滿，他就會失去官職，但是某個官員受到百姓的贊揚，卻不一定僅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卻過著樸素的生活，就其衣著來說，令人絲毫沒有奢侈浪費的感覺，這並非由於他愛財和吝嗇。他雖然自己力求節儉，但對用於國傢的經費卻特別慷慨。衹要是有利於國傢、造福於人民的事業，即使支出數百萬兩的鉅款，他也從不吝惜。這就是其中的一個例證。為了修繕官署，以及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進商業發展，而治理河流、運河，建設橋梁、修造船衹及其他類似的事業，他經常撥出鉅款。由此不難看出，康熙皇帝的樸素生活，完全是由於他懂得節約的意義，也是由於他希望做一個為臣民所愛戴的君主和國父，所以努力為國傢的實際需要積纍財富。”
白晉在《康熙帝傳》對他與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觸進行了回顧。他說，“皇上親自嚮我們垂詢有關西洋科學、西歐各國的風俗和傳聞以及其他各種問題。我們最願意對皇上談起關於路易大王宏偉業績的話題；同樣，可以說康熙皇帝最喜歡聽的也是這個話題。這樣一來，皇上竟讓我們坐在置放御座的壇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兩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從未賜予過任何人。”
白晉在《康熙帝傳》中說，“肯定地說，這位皇帝是自古以來君臨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從許多方面來看，他都與陛下極其相似。”
主要著作
《中國現狀》(Etat prsent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
《古今敬天鑒》(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1707年自序，僅有抄本。
《康熙帝傳》(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康熙帝傳》除對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簡要敘述外﹐對其品德﹑性格﹑生活﹑愛好等方面都作了詳細介紹。有英﹑荷﹑德﹑義 ﹑拉丁文譯本。中譯本名《康熙皇帝》，係黑竜江人民出版社根據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後藤末雄的日譯本譯出，1981年出版。
《易經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
《中國皇帝歷史畫像》(Po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éreur de la Chine)是一部相對來說脫離禮儀爭論的作品，它頌揚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穌會士群星捧戴的孔子。
[《滿漢服裝圖册》中的圖片]
《滿漢服裝圖册》中的圖片
《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
《中國現狀記·滿漢服裝圖册》是白晉作為欽差返回法國時，把中國的滿漢文武官員及貴族婦女們的服裝圖樣繪成草圖，並據此草圖製成宮中人員的服裝銅版畫，共46張，裝成一册獻給布爾哥尼公爵及其夫人。這本書與其說是《中國現狀記》，莫如說是《滿漢服裝圖册》更為恰當。作者還在捲首介紹中國的政治組織，是因為他想要確證當時歐洲所宣傳的“中國出色的政治法”，並試圖將此制度介紹給自己的祖國。
《白晉神父自北京至廣東旅行記》
BiographyBorn at Le Mans, Joachim Bouvet became a philosophy student in 1676 at the Collège Royal Henry-Le-Grand in La Flèche. He came to China in 1687, as one of six Jesuits, the first group of French missionaries to China, sent by the French King Louis XIV of France, under Superior Jean de Fontaney.
Before setting out for their destination, he and his associates were admitted to the French Academie des Sciences and were commissioned by that learned body to carry on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to determine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s of the various places they were to visit, and to collect various scientific data.
The group, after being provided with all necessary scientific instruments, by order of the King, sailed from Brest, 3 March 1685, with Father Fontaney as Superior.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in Siam, they finally arrived in Peking, 7 February 1688. The Jesuits were well received by Emperor Kangxi. Bouvet and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tayed at Peking, teaching the emperor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While engaged in this work, the two Jesuits wrote several mathematical treatise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which the emperor caused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dding the prefaces himself. So far did they win his esteem and confidence that he gave a site within the Imperial City enclosure for a church and residence which were finally completed in 1702.
Bouvet later served as the Chinese emperor's envoy to France,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 country in 1697 with instructions from the emperor to obtain new missionaries. Kangxi made him the bearer of a gift of forty-nine volumes in Chinese for the French king. These were deposited in the Royal Library, and Louis XIV, in turn, commissioned Father Bouvet to present to the emperor a magnificently bound collection of engravings. In 1699 Father Bouvet arrived in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accompanied by ten missionaries among them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Jean-Baptiste Régis, and Dominique Parrenin. Kangxi honored Bouvet further with the title of interpreter to his son, the heir-apparent.
In 1700, with four of his fellow missionaries, Bouvet presented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asking for a decision as to the meaning attached to the various ceremonies of the Chinese in honor of Confucius and their ancestors. The emperor, who had taken a keen interest in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eremonies, replied that they were simply civil usages, having no religious significance whatsoever. The memorial, together with the emperors reply, was published in the Peking Gazette but failed to allay the excitement then raging in Europe over the question.In 1706, Kangxi decided to send Bouvet to the Vatican to settl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but took back his decision later.
From 1708 to 1715, Bouvet and Jean-Baptiste Régis were engaged in a surve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eparation of maps of its various provinces.
As a sinologist, Bouvet focused his research on I Ching. Trying to find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ible, Bouvet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had known the whol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in ancient times and that this truth could be foun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Even though he had some of his texts published, none of Bouvet's more extreme Figurist texts were published until the mid-19th century. He died in Peking on October 9, 1730. His gravestone stele is on display at the Stone Carving Museum of Beijing (at the Five Pagoda Temple) together with the gravestone steles of Father Gerbillon, and Father Regis.
Major works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 gravées par P. Giffart sur les dessins apportés au roi par le P. J. Bouvet (Paris, 1697)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