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ì dà lì ān dūn ní wáng cháo  (121niánsìyuè26rì～180niánsānyuè17rì)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
mǎ kě · ào lè liú · ān dūn níng · ào gǔ sī dū
mǎ 'ěr kù sī · ào liè lǐ wū sī
mǎ kě · ào lǐ lüè
jíguàn：	luó mǎ
kāiduān zhōngjié zàiwèi 161nián 180nián  zhé xué sī kǎo philosophy apprehend： 《chén sī lù》 yuèdòumǎ kě · ào lè liú Marcus Aureliuszài百家争鸣dezuòpǐn!!!

马可·奥勒留（拉丁语：Marcus Aurelius，121年4月26日－180年3月17日），全名为马可·奥勒留·安敦宁·奥古斯都（拉丁语：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注 1]}）。是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拥有凯撒称号（拉丁语：Imperator Caesar）。于161年至180年在位。有“哲学家皇帝”的美誉。

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其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罗马黄金时代的标志。他不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思想家，有以希腊文写成的关于斯多葛哲学的著作《沉思录》（Τὰ εἰς ἑαυτόν）传世。在整个西方文明之中，奥勒留也算是一个少见的贤君。

公元177年，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的皇帝，坐上了奔赴北方的战车。如果 121 年 4 月 26 日是他准确的生日的话，这一年他刚好五十六岁。但那时候人们通常只能活四十岁。
多年来他的帝国一直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甚至可以说兵荒马乱，加上军队的内讧，他的年轮几乎是在战车下转动的，他的身体也十分疲惫。尽管所到之处，人们都在高呼“皇帝万岁！”皇帝本人却深知来日不多，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预感徘徊在他心头。不过他早已作好随时放弃生命的充分准备。作为万万人之上的皇帝，通常是没有朋友的，但马可·奥勒留拥有许多知心的朋友。直到三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谈论宇宙、神灵与人生的深奥哲理。罗马城外，风把旗帜吹得猎猎作响，他深情地与朋友一一握手，就像生离死别一样。他的情绪可能感染了朋友，他们请求他留下自己的箴言。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在书架上看到的《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多亏他的朋友，不然我们也许就读不到这册智慧的书——它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虽然那场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奥勒留却在胜利的喜讯中撤离人世。
马可·奥勒留从小就表现出探索万物本源的兴趣，十一岁时，他便有意身着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家们常穿的简陋的长袍，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少年的心智，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化。在《沉思录》的第一篇，他列举了一长串对他的人格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他们是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家庭教师和一些哲学家。令人感兴趣的是，奥勒留所列举的自己得到的教益大多是否定性的。如，他的母亲教给他不要在心中产生报复的念头；他的家庭教师使他“学会了不在运动场上加入某一方——无论是蓝队还是绿队；也不要为格斗比赛的任何一方叫好——无论他们是执方盾还是圆盾 ”；拉斯提库斯告诫他“不要因为虚荣而撰写冥思玄想的文字，或慷慨陈词地谈论道德，不要故作热情洋溢”；阿波罗尼乌斯教导他“不要让心依赖于偶然机遇”。等等。
奥勒留对哲学的爱好不能被视为是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它出自他的天性。在奥勒留活动的年代，罗马帝国风行斯多葛派哲学。整个斯多葛派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一次旅行。在前往雅典的中途，芝诺的船沉入了深深的爱琴海，哲学家丧失了所有的财物，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品质完好无损。于是便有了斯多葛派——这种圣人的哲学。
斯多葛派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神，一个心灵，它分配给每一个人以灵魂。“人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人应当摈弃肉体的享受，一切可称为快乐的东西，去完善自己的灵魂。奥勒留向往这种高尚的生活。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写到：“他是一个悲怆的人；在一系列必须加以抗拒的各种欲望里，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种就是想要引退去一个宁静的乡村生活的那种愿望。但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机会始终没有来临。”他渴望成为一个圣人 , 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 , 但是命运让他踏上了一条看起来是相反的道路。作为皇帝安东尼庇护的养子，当他还是一个十九岁青年的时候，就被推举为罗马的执政官，此后又两次连任，还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他在世俗的事务中愈陷愈深，不可自拔，直到 161 年，养父驾崩之后，他被推上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座位。看来，他是一个听从命运安排和感召的人。“让命运成为你唯一的意向吧，因为此外再没有更合理的事情。 ”这句话不像是对别人说的。
一个渴望归隐的圣人却坐上辉煌的宝座，一个哲学家成了一个皇帝，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经过数百年的征服与扩张，特别是到了恺撒和屋大维统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版图变得十分辽阔。它的疆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北抵英吉利海峡、莱茵河、黑海、高加索一线，南至北部非洲，东到阿拉伯沙漠。在交通信息如此不便的时代，要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随着版图的扩大，愈来愈多地把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纳入了一个国度，其结果是增加不安定的因素，使国家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 , 皇帝也越来越不好当。因此，在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之后，屋大维嘱咐后人，不要一意扩张了。奥勒留执政时期，帝国已经转入守势，但是国家内部仍然不能平静。它必须随时接受来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是与天灾一起降临的。
奥勒留在位的二十年时间，就是在应付这些事件中度过的。但在戎马倥偬之际，奥勒留依然继续他对宇宙人生究竟的思索。《沉思录》的许多篇章，是在刀光剑影的征途上写下的。
与所有真正的斯多葛哲人一样，奥勒留的关怀远远超出罗马的版图。他的志向不在于成为一个万万人之上的罗马皇帝，而是要成为一个宇宙公民，因为“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在宇宙不过是一角落；海洋之大，不过犹如一小水滴；马其顿的埃索斯山，与全宇宙相比，不过尘埃一粒；而此时此刻，在无尽的时间序列中，也只是无穷中的一点。所有一切存在物，都是渺小的，变化着的，无任何稳定性可言的东西。”宇宙的本性操纵物质界时好像玩弄蜡块，命运刈割生命有如收麦子。“仔细地审视所有的事物，你会看到它们一直在凋萎和变易。也可以说，一直在腐败和离散，换一个说法，事物的一再形成一如它们之前的一再瓦解。”
整个世界是一道生灭不息的潮流。“既然如此，又有谁能赋予那绝不能静止下来的迁流中的事物以什么价值呢？”因为，没有谁能站到这一潮流之外去。在这辽阔无际、迁流不息的宇宙流中，人什么也抓不住，包括万里江山和金碧辉煌的宫殿，也包括人自己的肉身。“名医希波克拉底治愈了好多疾病，但他自己终究也病倒而死去。占星家查尔丁之流预言别人的大限之期，最终自己却没有躲过死亡之日。亚力山大、庞培、恺撒一生征战，毁灭了多少城市，在战场上砍杀了成千上万的马匹士卒，可他们自己终归仍然追随死人而去。赫拉克利特曾大谈宇宙之火，却因水肿病而死亡。”《沉思录》的作者要求人们“经常思想一下往昔的古人吧。他们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的怨恨和家族的世仇作报复，并且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有的声名显赫一世，有的则罹难蒙灾、创巨痛深。然后你问自己一句：似诸人等，而今安在？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一缕烟逝去。”“不用多长的时间，你将释怀于整个世界；更短的一点时间内，世界也就忘记了你。”那些执着的企图，只能使人陷入被动与烦恼，并且最终也要失算。“那些戏，甚至不值得耗费蜡烛去演出呢！”
在揭示世界的流变和生命的无常之后，奥勒留追问，“究竟是什么使你执意盘桓于此呢？”
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们，通常会抱怨是外部事物的诱惑与违逆导致他们内心的痛苦不安。
奥勒留告诉人们，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是逃避人生使命的托词。“如果外部事物使你烦恼不安，那么请你注意，使你心情烦乱的并非事物，而是你对事物的看法，而只要你愿意，你是很可以将它打发掉的。”他坚持了两条格言：事物不能拂乱灵魂；人生不过一种意见 ( 这话听起来有些“唯识无境”的味道 ) 。如果生活使你痛苦 , 那就反省并且去除自己的意见和观念吧，是它们令你痛苦的，而不是生活使你无法承受。“不要忘了，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一种意见。只要你乐意 , 都属于你的思想所支配。因此，去掉你的见解，就好像你绕过某个危险的海岬，你不会损失什么 , 但你却获得了安全的航线，平静的海面 , 还有风平浪静的海湾。”
由于有了这种直指人心的痛快淋漓，奥勒留便无须去寻找隐逸的丛林了，或者说他在自己心中找到了寺庙。“人们习惯于凡欲隐退便寻找那人迹罕见的地方，或乡间，或海滨，或山中。而这也是你一心向往的。可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俗不可耐的向往，因为你自身当中便有这样的力量，随时可以隐退的，只要你希望如此。一个人的心便是他回避喧嚣世人的最自由的宁静去处。如果你心中宁静，那你就已获得了内在的和平；这种和平安宁在于听从自心的吩咐。”这种在自己心灵发现丛林的结果是，奥勒留不像一般的隐者那样逃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厌弃、回避与执着追逐同样是烦恼的诱因，外在的企求与内向的蜷缩同样使心灵变形，愤怒和狂喜都会使灵魂扭曲，失去自性的圆满。因此，他既不追逐人生，也不逃避人生，从不怠慢社会历史赋予一个罗马皇帝的使命。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要尽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当你清晨不愿早起时，可以简短地对自己说这么一番话：我要起床去履行一个人所负有的责任，难道我会不乐意履行我之被塑造，我之被生于此世间而应该负有的责任吗？”他生活态度既积极又消极：尽人事而听天命。
奥勒留的终极关怀是心灵的关怀。他指出，“一个毫不犹豫便会跻身于赴死者的高尚队伍的人，便是一个类似祭司和神之伺奉者的人，一个能够正确利用心中神性的人。在这种神性力量的帮助下，此人便获得了庇护。他不受欢乐的诱惑，不怕痛苦的侵袭，不受伤害又超然于恶人们的邪恶意志之上。因此他在进行一场高贵的战斗，抵御心中的所有情欲。他的内心深处浸透了公义的精神，全心全意地接受一切逆顺之境，面对自己的命运。若非公众的必然利益和普遍的福利，他对任何言谈、思想或行动都不屑一顾。不，他只专门于自己的事业，仔细地思想命运分配给自己的大自然的那一份，尽其所能地追求第一和至善。他由衷地相信自己得天独厚，相信任何人的命运都是得其所宜的，因为适宜便是命定的东西。”对于那些以高贵的灵魂去伺候肉体的人，奥勒留指出，“你只是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去服务于那并无价值的存在。因为前者是灵魂、智慧和神性，而后者却是污垢和腐败。”
心灵若依附于财富、地位、权力等外物，并以其为尊严和荣耀，就会多了虚妄不实的成份，变得猖狂而又脆弱。把它们纳入心灵，与把众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是一样的。为了保持灵魂的高贵和纯洁，他劝戒人“把你的感觉局限于它们应有的范围，让你的心保持应有的距离，不用与它们混在一起。”使你的心像清泉一样长流不息，时刻保持自由、澄明、节制和善良，不至于成为一潭死水。这就是奥勒留“世出世间”、解脱烦恼的秘诀。没有任何外境能颠倒一个回到心灵的人，“可以说，生死、荣辱、苦乐、贫富——所有这一切都是善者和恶者会共同遭遇的东西，从本质上说，他们并没有内在的高尚性或卑鄙性，因而，如果说它们是非善非恶的，也就没有任何不妥了。”
同样道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罪恶能伤害另一个人。“我确定地相信，没有人可以真正地伤害我，因为没有人可以迫使我错误地行动；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不怀有对什么人的仇恨，我也不会对自己的本性和家人生出愤怒。”那些企图伤害别人的人，他们的忌妒、仇恨、愤怒和歹毒首先伤害了自己的心灵，使之失去了安详、澄明和美好。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十分愚昧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的不良行径出于无知，他的过错属于不得已。你与他这两方都会很快归于坟墓。你特别应该想到的是：你其实并没有从他受到伤害，因为你的心决没有觉得因此受害了。”人既然不可以被别人的行为所伤害，那么，伤害人的只能是人自己本身。而人的不幸的根源正在于此。“如果一个发生的事件不能拂乱你的天性，那还为什么要称它为不幸呢？再说，一件并不与造化的用意相悖的东西，怎么会挫折一个人的天性呢？”
人要归依于自己的心灵，心灵又归依于什么？或者说，心灵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叫作心灵的实体吗？这是一个令人茫然的问题。按照奥勒留的哲学，回归心灵的道路与回归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条。由于奥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的，因此，他的心灵所要归依的便只能是自然了。宇宙万物自发自然地协同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服从于同一目的。不论是事物还是人，“不管你将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参与者”，目的都蕴藏于你的内部。奥勒留写道：“当心的活动符合自然时，它便处在良好的状态下，它从容地接纳事物。无论逆顺，心都能应付裕如。诚然，这样的心并不是完全冷漠的，无倾向性的，它有自己的选择性和趋向性。但如果遭遇什么，它便会全力以赴，就像火将落入自身的东西转为燃烧一样。”在自然之中，没有所谓的不幸，也没有所谓的意外。所谓不幸和意外都不过是人的一种意见罢了。他像一个诗人那样赞叹：“啊，大自然，凡对你来说是适宜的，于我也是如此。 ”奥勒留把死亡当成一件善事，因为它是自然的事业、宇宙活力的体现、神的颂歌中的一个乐章。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第一个宣言。它确立了人作为世界的价值主体和源泉的创世地位，把本来没有价值差异和价值取向的自然世界加以分别，而这种做法除了因为我们自己是人外，没有任何根据。奥勒留可以说是“一个精神视野遍及物质全体与时间的人” ( 柏拉图语 ), 他已不再坚持人对万物的尺度。他的自然之道已超出人道主义 ( 或曰人类中心主义 ) 的范围，他的回归自我实际上也是放弃自我。他放弃了人的立场。不仅如此，奥勒留还认为，人对自然世界的分别之心和非分之想正是痛苦和不幸的根源。
仔细考察奥勒留的价值观是相当有趣的。《沉思录》通篇充满着对物质形态变幻不实，人生短暂无常的感叹，强调了存在的无意义、无价值。
但是从宇宙统一体和自然之神的角度，他又指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有这一切存在都是渺小的、变化着的、不稳定的东西。不要忘记，这所有一切，均来自宇宙的灵魂，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因果法则的支配。因此，咆哮的狮子的凶恶，蝮蛇的毒汁，或任何自然界中有害的东西，如荆棘、污泥之类，都是高贵和美丽的某种东西的产物。因而不要以为它们是毫无疑义的，是不值得你崇敬的某种存在。要了解所有这一切所由来自的那个源泉。”而且，奥勒留还体会到“事物之间存在着自然的交感同情”。正是这种万物等价同源的观念使奥勒留不至于滑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他要去掉的是顽固不化的个人立场。这种立场的实在性是一种障碍，它使人愚昧，也使人痛苦。奥勒留要消除个人立场和佛家要消除人的私我是一致的。只有你的视野开阔并且保持立场的变通，世间的一切事件就会畅快地从你的心中流过。除了这个，你还需要什么呢！
或者有人把奥勒留归结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这种归结使皇帝对政治等世俗事物的恭敬和勉力，以及对社会公义的坚持变得荒谬和不可理解。因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虚无主义者的唯一出路，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去处了结自己的生命，不麻烦别人。一个半拉子的、冒牌的虚无主义者通常的选择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让杯樽空对月。奥勒留二者都不是。他也不同于那些在境遇不通、时运不济的时候否定一切，看透一切，一旦利益在前就斤两不让、尺寸必争的伪虚无主义者。
许多虚无主义者，起源于对人注定要死去的无奈，认为死亡是对人存在的彻底灭绝，因此它堵住了通往永恒和神圣的出路，使生命显得无根无据，毫无希望。其实生与死、寿与夭不见得是人存在的究竟，长生不死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活得幸福、愉悦。如果一个人过得痛苦难熬又欲死不成，那才是最可怕的。
某些存在主义者把死亡作为否决人生的借口。加缪将全部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要不要自杀？因为无根无据、毫无意义地赖着活是无耻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但这恰恰是他反思人生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人只有在对荒谬、无意义的反抗中才能获得意义。西西弗就是这样的英雄，他把一块注定要滚下山去的石头推向山顶。加缪的逻辑似乎勉强。的确，按照有理数的原则，如果一个数是负值，那么它的反数就是正值的。但是，如果这个数是零，它的反数是正值的吗？零乘以什么都是零，正与负都没有意义。如果人生的意义是恶的，那么对它的反抗就是善；如果人生的意义是虚无，顺从与反抗都是虚无。加缪似乎是个与命运闹情绪的人。萨特更是要与世界闹别扭。加缪的车后来撞到了树上，他的死看不出是他杀还是自杀。
一般的价值淘金者通常是把世界敲碎成一片散沙，然后从中检测各粒沙子之间的差别，以此来确定它们的轻重贵贱，然后淘汰那些轻贱的沙粒，从而获得贵重的金子。对于他们来说，价值是一种差别。奥勒留是一个特殊的淘金者，他从宽广的时空视野来考察宇宙之沙，发现这些沙子尽管眼前五光十色，千差万别，但是这些差别更多是来自我们的褊狭的立场和意见，依特殊立场而成立的意见必定随着立场的转变而转变。
在生灭变化的火之河流中一切差别最终都被抹平。因此，肆意扩张这种差别使之升级来获得荣耀是可笑的，人把心灵交付到这种差别之中去受作弄是不值得的。
换一个角度讲 , 万有等价等值的思想却不意味着虚无主义 , 因为万物等价只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对值相等 , 但不能由此得出它们的绝对值等于零的结论。等价既可以等于零，也可以等于万，等于亿。只有在万物的价值相等，并且等同于零时，才产生绝对虚无主义。奥勒留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虚无主义者，因为他否决了事物之间、境遇之间的价值差异；但奥勒留不是一个绝对虚无主义者，他并不否决任何事物存在对于自身和对于宇宙统一体的意义，只是否决此事物对于它事物在价值上的高低贵贱。依照奥勒留的哲学，说一切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时，必须补充一句：一切事物都是有意义的、神圣的。这两句话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同时成立，少了一句就成荒谬。
由于奥勒留所事的神并非超越个人存在的人格上帝，而是内在于人的灵魂，人完善的心灵就是它的法身。因此，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供奉自己和邻人便是供奉诸神。人的事业便是神的事业。奥勒留不必放下手中的活计、卸下肩上的担子去投效神圣的领域。只需把份内的事情办妥，给命运带到身边来的人以爱护，并且保持心灵的澄明与自得，也就可以了。在一个等价同源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地加以夸张，不论是是还是非，不论是善还是恶，不论是美还是丑。最为珍贵的是在无常之中的平常之心。
然而，完全消除世间事物的价值差异是否可能，又是否必要？对于汹涌而来的无穷无尽的世俗事务不加分别地应对，似乎不是办法。作为一个帝国的皇帝，奥勒留一定会面临许多难以两全其美的选择。比如，要指挥军队去平定某一个地方势力的叛乱，这个过程免不了要杀害一些无辜。按照奥勒留的哲学，这些生命具有与他相等的价值，而且都拥有高贵的心灵，都蕴藏着宇宙之神。但是，我想，他只能对他们的尸体表示惋惜。
心灵可以完善，世间的事务却难以尽善尽美。佛陀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充满着遗憾。在世俗生活中，在有限的条件范围内，保持适度的价值分别和选择看来是必要的权宜，这种分别的知识在现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已经非常发达。不过必须时刻警惕，不要把相对的价值绝对化，不要把权宜的东西当成终究。不要被分别分别了你的心灵——这是绝对不可侵犯的领域。
每一个站到宇宙自然的立场上去的人，都会以平等的态度来观照这个世界，保持价值中立，不再坚持等级的观念，自以为出类拔萃。奥勒留的等价同源观与庄子的齐物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具有一种超越价值或者说无价值的开放态度。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 《秋水》 ) 价值的观念其实是在人与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分国界、挖鸿沟，它并没有对自然之物产生约束，反而对人本身形成了桎梏，使人陷于个我利害得失的计较和趋避，使心灵失去雍容和舒放的风度，不能全然地投入自然的怀抱。实际上，价值观念既是立场狭隘的产物，也是心灵迷惑的结果。与庄子遥隔万里的奥勒留也揭示了许多价值观念的虚伪可笑。他指出，大理石只是硬化的土，金银也不过是某种沉积物，精美的织物只是织在一起的毛发，紫袍的颜色只是某种小鱼血染成的，它们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人们的灵魂却去追逐这种差别，并企图扩大它。
奥勒留不仅认为万物等值，而且认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境遇中自性也没有实质上的增减。“一块石头抛上或掷下，对石头的自身言，并无什么区别。上升时于它无益，下落时于它无损。”他的平常心来自平等智，等价同源的价值观使他具有了十分豁达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如果你乐意，你现在可以活，如果你真的将死时，你也决意去死一样。但假设人们不让你活，那就坦然放弃生命，但绝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不幸。如果房子冒烟了，我就离开它，总得有个了结，为什么我们一定得执着于物质形态呢？不过，只要还没有这样的事逼我，我就呆着，行止像个自由人，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除了我的头脑和公众的利益要我去干的，我又根本无意干任何别的事情。”
与庄子的齐物论不同的是，庄子在指出万物等价，没有任何东西享有优越性的特权的时候，虽然也肯定事物之间“道通为一”，但他似乎止于“立于本原而知通于神”，给人的感觉事物之间是相对平行、漠不关怀的，相互交关反而有碍于道。老子以为“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庄子也多次强调，“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相忘而化其道；奥勒留在强调万物等价的同时，还指出它们有一个共同本源，“万有均来自此一喷泉 ”。他相信宇宙间的事物都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生下来，便是为了相互支持帮助，有如手足，有如上下眼睑，有如上下牙齿。”“凡是不符合蜂群全体利益的，也就不会符合单独的每一只蜂的利益。”
“只要你是同宇宙的利益一致 , 那么你便不会遭遇意外的事情。”本来无得亦无失，人大可不必在变化之中高唱咏叹调。奥勒留欣赏这样的话：“请给予我你乐意的，请拿走你所乐意的”。他还要求人要“衷心地热爱那些命运将他们带到你身边的人。”而且不要挂念自己的善行，耿耿于自己的美德，要像蜜蜂采蜜时那样不发出嗡嗡的叫声。至于自私的行为，在奥勒留看来，并不能达到自利，因为这意味着把一朵花从树上摘去，把一只手从身体上砍下来。在他的笔下，自私是这样一种行为，即“将自己从自然整体上砍下来，而他生来便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复归于整体的特权是神对人的奖励。”
在等级观念之下，也会有爱的给予，但这种爱是有分别的，而且是和恨相反相成的，隐蔽着仇怨的危机，它要求等值的爱作回报。这种爱转化为深仇大恨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奥勒留的等价同源观所支持的爱却是无分别的、一厢情愿的、没有暗藏妒忌和怒火的、全然的爱，不要求爱的回报，即使爱的对方以怨报德，也不会收回，也不会转化为痛恨。
他甚至从不把灵魂获得拯救的希望交付于来世。对于死后灵魂的出路和归宿以及人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奥勒留并没有形成坚固的信念，倒是存有许多疑问。“如果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那么自古及今，天空以怎样的方式为他们腾出地方来呢？”“实际上，神的存在和他们对人世的关心是无从讨论的事。”因此，奥勒留把当下此刻作为存在的唯一栖居之所。人必须全然地生活在此时此刻，因为尽管宇宙永恒，人所能把握的时间只是现在；不论是寿比南山还是朝生夕死，你所能拥有的都只有此时此刻。“哪怕你活上三百年，或者，如果你乐意，你会要求活三千年，但要记住，除了现时的生活，人不会失去别的什么；人除了现时失去的，也不可能还拥有别的什么。从而，我们可以说，我们通常所谓的长生不老同随生即死的夭亡，计算起来都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就现在而言，它的持续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说，死亡的损失对每一个人说来，其严重性是一样的。没有人能达到现在之外的时间之点，因为没有人会失去过去或将来。人怎么能够被剥夺他还没有或已失去的东西呢？”
使人不能全然地进入此时此刻的，莫过于心中的非分之想和对心外之物的好奇。人们或者纠缠于无法挽回的过去，或是憧憬着虚无缥缈的未来，渴望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企图生活在别处他乡，使得灵魂不能归宿，从而把自己的心搅得像一汪浊水，失去澄明自在的本来面目。想象力的滥用是人类的一大不幸，好奇心使心灵蒙受玷污。为此，奥勒留要求人们要把好奇心与异想天开的非分之想从心灵中清除出去。他说：“ 再没有比人类的好奇心更不幸的了，它处处钻头觅缝，像某位诗人说的，为有所发现而在地上挖坑打洞。好奇心是利用猜测而急于找到强行进入他人思想的通道，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只是服务于心中的神性。所谓服务于自身中的神性，是指人使自身远离喧嚣的情欲、邪恶的感情、轻率和虚荣，以及远离对于神和人类的不满。”
作为一个斯多葛派的哲人，马可·奥勒留也许没有太多可以称得上个人创见的哲学主张，但他是这一哲学的实践者，而不仅仅是一个饶舌的学问家。要实践一种犬儒主义、甚至一种存在主义并不难，但要实践斯多葛派哲学可就难了。后来的人们往往会在奥勒留的哲学中发掘出许多可疑的问题。譬如，命定论与自由，虚无主义与仁义道德这些矛盾的东西被拼成一盘。还有，他的站在宇宙立场上的无条件的普爱思想，也被视为是一种爱的幻想，爱的乌托邦，爱的谎言。但是在奥勒留的生活中，在他心灵的火炉里，矛和盾已经熔化在一起，显示出金属的本质。内圣外王之道在他身上获得了统一。奥勒留还躬亲实践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爱。大约是 169 年，罗马军队在劫掠塞琉西的阿波罗神庙时，据说打开了一个神秘的金盒子，里面藏有疾疫的毒菌，于是末日降临，意大利的许多村庄和城市沦为废墟，罗马城里也有近万人死亡。正当奥勒留为赈济灾民焦头烂额时，他亲信的将军，帝国东部总督阿维第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举兵反叛，意欲夺取王位。叛乱最终被平定了。杀死卡西乌斯的是他手下的属将。但对于卡西乌斯的死，奥勒留深为遗憾。他为权力的欲望毒害将军的心灵而感到沉痛，还说本来要求宽恕的应该是他自己。奥勒留还小心地毁掉一切有关叛乱的文件，以免牵连参与其中的人。奥勒留说到做到。当奥勒留说，不要从权力、地位、名誉等身外之物中去寻找快乐，要在物质现象面前保持心灵的尊严时，他不是只面对别人。历史上有哪一位皇帝把自己的王位分成两半，将一半交给另一个人？这种“二日并出”的政治范例却在奥勒留时代出现。当然，我们不能离开奥勒留所处的历史境况去要求他，以一个人的匹夫之力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历史的积弊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符合奥勒留的哲学。罗素曾经指出，“马可·奥勒留确乎曾经敕令过角斗士必须使用粗钝的剑进行角斗，但是这种改革是暂时的，而且他对于人与野兽的角斗也没有做过任何改革”。
奴隶制的罪恶造成的苦难仍然存在。这种批评同样中肯。
尽管如此，尽管奥勒留皇帝统治的时代时有战争、瘟疫和地震发生，但是历史学家仍把这个时期评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年代之一。生活在他的时代的人们是幸运的。公元 180 年马可·奥勒留的逝世，意味着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继承王位的独子康莫多斯是最坏的皇帝中的一个。后来的子孙似乎都没能像奥勒留一样给臣民带来如此多的恩惠。他生下了孩子却不能生下他的心。
1999 年 4 月，一个东方人无意中看到了奥勒留留下的著作，他十分惊讶，时隔两千一百多年，一个人的心灵竟然与另一个人如此相通。他对别人说，我好像是在读父亲的遗嘱。不过，《沉思录》的读者不应该忘记，它的作者是一个皇帝，无须像一个平民一样为生计日夜操劳——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这个部分是应该写入本书的。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ɔːˈriːliəs/ ə-REE-lee-əs; 26 April 121 – 17 March 180) was Roman emperor from 161 to 180 and a Stoic philosopher. He was the last of the rulers known as the Five Good Emperors (a term coined some 13 centuries later by Niccolò Machiavelli), and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Pax Romana, an age of relativ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oman Empire. He served as Roman consul in 140, 145, and 161.

Marcus was born during the reign of Hadrian to the emperor's nephew, the praetor Marcus Annius Verus, and the heiress Domitia Calvilla. His father died when he was three, and Marcus was raised by his mother and grandfather. After Hadrian's adoptive son, Aelius Caesar, died in 138, the emperor adopted Marcus' uncle Antoninus Pius as his new heir. In turn, Antoninus adopted Marcus and Lucius, the son of Aelius. Hadrian died that year and Antoninus became emperor. Now heir to the throne, Marcus studied Greek and Latin under tutors such as Herodes Atticus and Marcus Cornelius Fronto. He kept in close correspondence with Fronto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s. Marcus married Antoninus' daughter Faustina in 145. After Antoninus died in 161, Marcus acceded to the throne alongside his adoptive brother, who took the name Lucius Verus.

The reign of Marcus Aurelius was marked by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East, the Roman Empire fought successfully with a revitalized Parthian Empire and the rebel Kingdom of Armenia. Marcus defeated the Marcomanni, Quadi, and Sarmatian Iazyges in the Marcomannic Wars; however, these and other Germanic peoples began to represent a troubling reality for the Empire. He modified the silver purity of the Roman currency, the denarius.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appears to have increased during his reign, but it is unknown how involved Marcus was in the persecution. The Antonine Plague broke out in 165 or 166 and devastated the popul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causing the deaths of five million people. Lucius Verus may have died from the plague in 169.

Unlike some of his predecessors, Marcus chose not to adopt an heir. His children included Lucilla, who married Lucius, and Commodus, whose succession after Marcus has been a subject of debate among both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ians. The Column and Equestrian Statue of Marcus Aurelius still stand in Rome, where they were erected in celebration of his military victories. Meditations, the writings of "the philosopher" – as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called Marcus, are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the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Stoic philosophy. They have been praised by fellow writers, philosophers, monarchs, and politicians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