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江蘇武進 | ||||||
閱讀呂思勉 Lv Simian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
吕思勉中國近代著名史學家，字誠之，江蘇武進人。曾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歷史係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呂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話本國史》四册，是較早的一部有係統的中國通史，對當時史學界很有影響，後又著成《呂著中國通史》兩册。晚年從事斷代史研究，先後出版有《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還著有《中國民族史》、《史通評》等書。
呂先生一生治學嚴謹，勤於著述，其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當時得風氣之先，《呂著中國通史》堪稱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此書由開明書店於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後甚受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曾數次重櫻可惜當時正值多事之秋，此書的作用和影響很快被獨裁、內戰和饑餓所掩蓋，以致絶版。
本書原上册為文化史，其中敘述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學術的歷史發展狀況、互相關係及特點，範圍廣博，取精用宏，多獨到之見，足資當今學人藉鑒；下册為政治史，敘述簡明精當，脈絡流貫，議論風發，對一般讀者熟悉中國歷史大有裨益。因此，我們决定將《呂著中國通史》重印出版發行。
為方便讀者，我們將此書原來的上下兩册合併，按其內容分為上下編，上編稱《中國文化史》，下編稱《中國政治史》，並將註釋形式統一為文中夾註。為保留此書原貌，在重印時，除將繁體竪排本改為簡體橫排本，以及將因明顯排印緻錯之處予以改正外，其餘的一切，如當時的概念、稱謂以及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對部分歷史所作的敘述等，均未改動。
1983年，楊寬先生曾主持過“呂氏史學論著編輯組”的工作，並寫過一篇“出版說明”，對此書作了很好的評介，現改為本書的“前言”，全文刊出，以期對廣大讀者研讀此書有所幫助。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呂思勉先生知識淵博，學術造詣高。他的史學研究通貫各時代，周瞻各領域，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各種專史領域都做出了獨到的貢獻，為後人的學習研究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著名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就說過，“論方面廣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傢”。但是目前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對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比較重視，對呂思勉先生則相對冷落，這與他在學術界應受到的重視程度是不相稱的。加強對呂思勉先生學術的研究，對於科學地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脈絡和推進當代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白話本國史》的開創之功
在呂思勉先生衆多的學術著作中，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話本國史》是他的史學成名作，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曾長期被用做大學教材和青年“自修適用”讀物，僅1933年至1935年間就重版了4次，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呂思勉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任過編審歷史教科書、參考書的編輯，又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工作的實踐，對當時流行的通史教材狀況有很深的瞭解。他認為，“中國歷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覽，很不容易。專看其一部分，則知識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簡要，鈔出的書，亦都偏於一方面。如《通鑒》專記理亂興衰，《通考》專詳典章經製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現在不同。近來所出的書，簡是很簡的了。但又有兩種毛病：
(1)其所謂簡，是在全部歷史裏頭，隨意摘取幾條。並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關緊要的。
(2)措詞的時候，隨意下筆，不但把自己主觀羼入，失掉古代事實的真相；甚至錯誤到全不可據”，這樣的著述既不能適應歷史教學，又不能滿足學生求知的欲望。鑒於此，呂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及，認認真真的，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有用極嚴謹的法子，都把原文鈔錄，有刪節而無改易。自己的意見，衹註明於後”的原則撰寫了《白話本國史》。該書是呂思勉先生在歷年教學講稿和史學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全書分4册，約60萬字。內容框架由緒論和五編構成，在每一編裏又分若幹章，詳細地記敘了上起遠古時代，下至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期間的中國歷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會經濟、文化現象，而且還敘述了東南亞中西亞各國、各民族與中國的關係，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書按照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組織的變化分為六個不同的時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漢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亂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東漸至清朝滅亡)；現代(辛亥革命以後)。這種按照社會進化的觀點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明顯區別於以往的史書，對時人和以後的史學界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白話本國史》出版以前，嚴格地說，當時的中國並沒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詒徵的《歷代史略》是在日本學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由於《支那通史》是專為日本人而寫，雖經柳詒徵改編，從總體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國的歷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和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書下限衹到隋朝，劉師培的書下限衹到西周末年。而《白話本國史》則是從遠古時代寫到了民國初年，是一本完全意義上的通史。
由於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在內容體例等方面都明顯地具有新意，高於時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們的贊譽。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就說：“中國通史的寫作，到迄今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本來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睏難的事業，而中國史上須待考證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例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變相的《綱鑒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先生出，有鑒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白話本國史》四册，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為一部極好的著作”。《白話本國史》為中國通史的編撰開創了一個新紀元。
另外，就《白話本國史》對秦檜和嶽飛的評價而引起的訴訟案實際上屬於學術爭鳴的範疇，很多學者如明代的丘濬、清代的趙翼等對秦、嶽二人都有過不同的看法。呂思勉先生對這一問題做了如下說明：“此書(《白話本國史》)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予詆毀嶽飛，乃係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龔君之意，亦以與商務印書館不快，藉此與商務為難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詆餘者，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將，即欲表揚戰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表明呂思勉先生十分註重自己獨立思考所獲得的見解，主張“治學要根據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從一般人和什麽權威的說法”。這場訴訟案在學術界可以見仁見智，但沸沸揚揚的修改事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白話本國史》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
二、《白話本國史》的獨特風格
呂思勉先生是一位時代意識很強的史學家，他在史事考證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傳統，但又不同於乾嘉學派的為考證而考證，其思想能夠緊緊跟上史學進步的潮流。《白話本國史》産生於20世紀20年代，因此有着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念與西方著史風格交互影響的特徵。《白話本國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學術魅力，與該書的獨特風格和呂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白話本國史》熱情地宣揚進化史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是一個變革的時期，中西文化交融為史學研究輸入了新鮮的血液。進化史觀最先由嚴復通過翻譯《天演論》介紹到了國內，與此同時梁啓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後發表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係統地嚮國人論述了進化論歷史觀，發出了“史界革命”的號召，要求推翻舊史學，建立新史學，從而使中國史學的傳統受到了猛烈的衝擊，進化史觀一時成為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呂思勉先生熱情地接受了進化史觀，並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撰寫了《白話本國史》，以此來聲援新文化運動。在《白話本國史》裏，呂思勉先生熱情地宣揚了進化史觀，將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不斷運動和變化的實體。他說：“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者也”，“研究社會進化現象的一部分，就喚做歷史學 ”，“現在研究史學，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種種科學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說明社會進化的現象”。“這是樸素的正確的歷史發展觀點。”他運用進化史觀對中國遠古的歷史進行探討，認為中國可考的歷史起於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漁獵時代，伏羲氏代表遊牧時代，神農氏代表農耕時代，人類社會是由野蠻逐步走嚮文明的。這種用進化觀點詮釋傳說中的歷史的做法雖然有不確切之處，但運用進化論的觀點把上古時代作階段性的劃分，這在前代是沒有出現過的，讀來使人耳目一新，用呂思勉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此外，呂思勉先生還依據進化觀點對婚姻、官製、賦稅、兵製等進行了論述。《白話本國史》全書就是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敘述的中國歷史，證明了人類社會是在不斷的進化之中走嚮發展的，從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環之見和崇古卑今的觀念。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反映了“新史學”的發展方向。也正是基於此，《白話本國史》成為了中國史學界第一部有係統的新式通史。
第二，《白話本國史》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五四時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深深地影響了史學著作的語言風格，一些史傢也開始嘗試運用白話文來撰寫史著，如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特別是當時的《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等刊物，專闢有‘歷史’或‘歷史故事’欄，以通俗的口語嚮人們介紹中外歷史知識……同時，中國歷史通俗讀物激增……此後，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國語，訓令學校教材使用語體文。”呂思勉先生積極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話文來撰寫通史，《白話本國史》成為最早使用白話文撰寫的新式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全書基本上是用較為淺顯的白話寫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譯成白話處；②雖能翻而不免要減少其精神處；③考據必須照錄原文處，仍用原文”，這表明呂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來對待白話文的。在1920年發表的《新舊文學之研究》一文中，呂思勉先生認為文學創造美的途徑是“心有美感，以語言為形式而表現之”，運用白話文可以使語言具有美感、突出時代性，且更易於“行遠而傳後”；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於它陳舊、不合時宜和不易流傳。所以文言必須去掉其不適合當代人的思想和古代專用語的部分以此來白話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簡潔的句式表達深刻的內涵和語法嚴謹等優點，所以，應當文言與白話互相取長補短，同時進行。雖然呂思勉先生的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有可議之處，但在白話文剛剛起步的20世紀20年代，他能夠看到二者的利與弊，大膽地肯定白話、運用白話的做法比同時代的許多人都進步得多。由於《白話本國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話文，去掉了晦澀難懂的文言詞語，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時代特徵，從而受到了歡迎，成為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對於歷史知識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義。
第三，《白話本國史》註重從社會經濟、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闡述與分析歷史發展的原因和過程。梁啓超在1923年發表的《歷史統計學》中指出，“我們以為，欲知歷史真相，决不能單看臺面上幾個大人物幾樁大事件便完結，重要的是看到全個社會的活動變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絶不註意者，一旦把他同類的全搜集起來，分別部局一研究，便可以發現出極新奇的現象，而且發明出極有價值的原則”，也就是要求歷史研究者應關註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更加註意被舊史傢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從中發現有價值的史料，拓寬史學研究的範圍。呂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經過了三次較大的變化，少年時期最信康有為、梁啓超的學說；17歲時服膺法傢中的術傢之說；47歲時開始信仰馬列主義。所以，當梁啓超發起“史界革命”時，當時年僅十四五歲的呂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動是巨大的，他拋棄了舊的史學觀念，在思想上開始追隨梁啓超，在實踐中開始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以後呂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規模上深受梁啓超‘新史學’的影響，如將呂思勉先生的幾部斷代史與梁啓超在1901年所擬的‘中國通史目錄’做一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呂思勉先生的史學正是梁啓超所設想的‘新史學’的具體實踐”。也正是基於此，呂思勉先生在他撰寫的《白話本國史》中，擺脫了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關註政治和軍事的歷史撰述格局，着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歷史研究的目光轉嚮了常人常事，關註普通民衆的生活。呂思勉先生批評了舊史的“常事不書”，認為“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衹是當然的結果”。所以，《白話本國史》收集了豐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係統地論述了我國歷史上的婚姻家庭、風俗習慣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變。《白話本國史》除了敘述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和漢族以外諸族歷史的內容也十分豐富，而且對一些重大的歷史現象都作出了分析。呂思勉先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宗法制度是古代貴族社會的根底，通過它把“血族團體裏頭的人，無論親疏遠近都團结了起來，橫裏頭的範圍也廣，竪裏頭的時間也長久了”。對於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朝每代都發生的農民起義，他認為最根本原因就在於從秦漢統一以後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生産方法和生産的社會組織始終沒有變更，而中國人的生計就在於農業，所以當農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後勢必就會發生農民起義，這些看法確實很有見地。更為可貴的是，呂思勉先生在《白話本國史》裏敘述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時更加強調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傢的歷史事實，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分別敘述了每個王朝國傢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稱這些少數民族為“漢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對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稱之為“朝”，“這為當時編寫中國通史開創了新體例”。從而使《白話本國史》明顯區別於其他舊史，從觀點到內容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學思潮在中國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呂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呂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藴深厚、服膺顧炎武治學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觀影響的史學大師”。就《白話本國史》而言，呂思勉先生研究歷史的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占有豐富的史料和融合社會學知識。
第一、以進步的史識駕馭豐富的史料。呂思勉先生治史註重占有豐富的史料，主張論從史出，反對主觀的武斷。他認為史書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貴的，“讀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現在實不易得；大體上，衆共據為原始材料的，則歷代正史而已”。呂思勉從1906年起首次通讀正史，以後又對正史通讀了三次，做到了融會貫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應手。在《白話本國史》裏，呂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必不可無著者而為之”的原則，做到一般與特殊相結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並一一註明篇名捲第，所以全書“雖不過六十萬言，而讀者不啻得到二三百萬言的參考書”。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史學偏重於政治而忽略了經濟，實際上經濟也是很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根柢。因此，呂思勉先生很註意談社會經濟方面的情況，運用的史料很豐富，尤其註意封建的賦稅制度，認為這是民生狀況的反映。他說，“從秦漢統一以後，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二千多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什麽根本上的變更。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計，是以農業為本位。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就須註意農民。但是中國史傢，記載平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少的。ｘì@②是當時的田賦制度，便是當時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所以，他詳細地敘述了中國歷史上賦稅制度的沿革，在敘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賦稅制度時，呂思勉先生不僅參考了正史的食貨志，而且還參閱了《文獻通考•田獻門》的記載，詳細地敘述了晉朝的“戶調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調製”實施和瓦解的過程，並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會平均地權行不通的結論。但是，由於時代條件的限製，《白話本國史》所用史料幾乎都以古籍為主，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新發現的史料卻未加運用，這反映了他的史料觀點尚有陳舊之處。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價值。
第二，融合社會學的知識。五四運動後，中國出現了科學的新史學。新史學十分強調方法論，要求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歷史。呂思勉先生對這種新史學的發展趨勢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麽成為這個樣子。……前人的記載，衹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對於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並非其事各不相幹，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於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由於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研究十分強調社會學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將歷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白話本國史》裏，呂思勉先生比較全面地敘述了社會各方面的歷史；以後他又以歷史學的眼光撰寫了關於社會歷史的各種專著，足以證明社會學對他的歷史研究影響深遠。呂思勉先生的女兒呂翼仁女士就曾說過：“父親是在廣泛研究社會科學基礎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論，眼光就比較寬。眼界寬，看事情容易融會貫通，以橫的角度來說，就能着眼於事情的變化發展；從縱的角度來說，也有利於比較研究。父親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說不定和他治學方法有關。父親早年就認為歷史的基礎是社會科學，在研究歷史之前，對各種社會科學應當多少懂一點。”呂思勉先生正是因為擁有了廣泛的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纔使他的著作眼界開闊，能緊緊地跟上時代的步伐。
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學見解，以後他又對其中的一些觀點進行了修正，使史論更加符合史實，40年代由開明書店出版的《呂著中國通史》則是他較為成熟的通史著作。
收稿日期：2002-04-14
【參考文獻】
嚴耕望.治史三書•錢穆賓四先生與我[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19.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3；112-113；407.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M].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7.85.
呂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J].史學理論研究，1996，(2).
蔡尚思.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值得回憶的呂思勉先生[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510.
楊寬.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研究[A].俞振基.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生活[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5；6；15.
趙曉陽.西學傳入與近代中國歷史觀念的創新[J].史學理論研究，1997，(2).
梁啓超.歷史統計學[N].史地學報，1923，2，Vol.2.
張耕華.呂思勉：史學大師[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86.
呂思勉.史學四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57.
劉學照.愛國、述變、求真的《呂著中國近代史》[J].歷史教學問題，1998，(2).
呂思勉.自述學習歷史之經過[A].俞振基.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233.
呂翼仁.回憶我的父親——呂思勉先生[J].歷史教學問題，1998，(2).
In 1926 Lü was invited to teach at Guanghua University by his friend and the school's headmaster Qian Jibo. Lü remained at the school, which later became par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until his death.
Lü was born in Wujin (now Wujin district of Changzhou city) in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At the age of 15 he entered the county school. In the second year he began teaching himself history. He later became a member of the Doubting Antiquity School which was a group of scholars and writers who showed doubts regarding the authenticity of pre-Qin texts.
His former home in Changzhou is a protected property open to the public, offering numerous artifacts from his life displayed in the restored building.
Notable PublicationsSong Dynasty Literature (1931)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Qin Science (1933)
A Histor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1934)
A History of Pre-Qin Era (1941)
A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1943)
A Histor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1947)
A History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Jin (1948)
A History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1959)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