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出版说明
中国通史 出版说明呂先生一生治學嚴謹，勤於著述，其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當時得風氣之先，《呂著中國通史》堪稱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此書由開明書店於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後甚受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曾數次重櫻可惜當時正值多事之秋，此書的作用和影響很快被獨裁、內戰和饑餓所掩蓋，以致絶版。
本書原上册為文化史，其中敘述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學術的歷史發展狀況、互相關係及特點，範圍廣博，取精用宏，多獨到之見，足資當今學人藉鑒；下册為政治史，敘述簡明精當，脈絡流貫，議論風發，對一般讀者熟悉中國歷史大有裨益。因此，我們决定將《呂著中國通史》重印出版發行。
為方便讀者，我們將此書原來的上下兩册合併，按其內容分為上下編，上編稱《中國文化史》，下編稱《中國政治史》，並將註釋形式統一為文中夾註。為保留此書原貌，在重印時，除將繁體竪排本改為簡體橫排本，以及將因明顯排印緻錯之處予以改正外，其餘的一切，如當時的概念、稱謂以及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對部分歷史所作的敘述等，均未改動。
1983年，楊寬先生曾主持過“呂氏史學論著編輯組”的工作，並寫過一篇“出版說明”，對此書作了很好的評介，現改為本書的“前言”，全文刊出，以期對廣大讀者研讀此書有所幫助。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1.4
這部《呂著中國通史》是呂思勉先生史學論著的一種。呂先生先後曾著作兩部中國通史：前一部稱為《白話本國史》，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呂著中國通史》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由於當時出版條件的艱難，上册於194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年纔由開明書店出版。
這部書針對當時上海大學文科學生學習上的需要，沒有采用一般通史的體例。全書分上下兩册，上册分門別類地、有係統地敘述了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册分章按時代順序有條理地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作者認為當時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雖然在敘述理亂興亡的過程中，夾敘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條理係統，上下不夠連貫，使初學者摸不清頭緒，不能構成係統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大學文科的學生，他們正需要有係統的歷史知識，以求進一步的鑽研，因此就有采用這樣特殊體例來編寫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來，這種體例的中國通史，對於初學者還是有一定用處的，它對幫助讀者初步掌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文化等係統的歷史知識有很大的好處。
當時作者編寫此書，不僅是為了大學教學上的需要，還有個明顯的目標，就是想從中總結出一些歷史的經驗，用來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啓示。”
作者當時在這部書中總結了哪些重要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的前途作了怎樣的推測？對我們的行動又作了怎樣的啓示呢？重點在於社會經濟的變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財産”一章，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的敘述，着重說明了中國歷代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認為中國古代有兩大社會改革思潮：一是儒傢（主要指經今文學家）主張“三世”之說，要求從“亂世”經歷“小康”而到達“大同”的“太平世”，謀求恢復井田製，平均地權；一是法傢，主張節制資本，實行????鐵等大工商業官營，管理民間的商業和藉貸。法傢的主張，漢武帝時桑弘羊曾經實行，但衹收到籌款的結果，沒有取得改革社會的成效。西漢末年王莽綜合儒法兩傢主張，進行社會改革，結果完全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96頁）。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國傢是階級時代的産物，治者階級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們來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
作者認為衹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而且認為“中國歷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這是作者從我國歷來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說明我們所以容易接受社會主義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樣推行社會主義呢？作者在“實業”一章中，指出農工商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在敘述農業“自粗耕進於精耕的過程”之後，接着檢討“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認為主要由於土地私有和小農製，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製”，改變生産方式，效法蘇俄的集合農場，使用耕作機械，化除農民私見，因為“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産的方法變則生活變”。
作者一方面通過對經濟制度和社會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嚮社會主義的趨勢；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嚮民主政治的趨勢。“政體”一章，突出地說明殷、西周、春秋時期的貴族專製政體內，保存有許多民主政治的遺跡。《周官》上有“大詢於衆庶”之法，國傢有危難，國都要遷移，國君要改立，都必須召集國人而徵詢意見。這在《尚書·盤庚》和《左傳》等書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從《尚書·洪範》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龜、筮各占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兇，亦必係一種會議之法，亦非隨意詢問”。他因此斷言，遠古確有民主政治制度，後來纔破壞掉的。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至有如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之事；然在古初，輿論“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得不從”。作者又指出，我國從來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見於儒傢書中的獨多，尤以《孟子》一書為深入人心。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對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義，“發揮得極為深切”。作者認為這種“旁薄鬱積的民主思想”，因為條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見之於行動，正有待於時勢的變化。作者還認為西洋用代議政體繼君主專製，自有其歷史條件，而中國卻沒有這個條件，“於是急轉直下，而成為現在的黨治”。這裏所說“現在的黨治”，是指當時國民黨而言。
作者這部書寫成於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因此書中敘述中國歷史上民族之間的鬥爭時，十分強調漢族對於所謂異族的反抗鬥爭。這是要請讀者註意的。這書最後一章，題為《革命途中的中國》，作者以“大器晚成”這句成語，預祝革命必將成功。同時指出民族前途是光明的，應該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作者果斷地說：“悲觀主義者流，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最後引梁任公所譯英國文豪拜倫的詩：“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作為全書的總結。作者在這一章中強調當時革命前途的重要問題是“不在對內而在對外”，認為“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惡勢力，决無可以自存之理”。
書中有些地方沿用舊的術語，和今天我們通用的術語含義有所不同，例如所說“封建時代”和“封建社會”。“封建”是指分封製，“封建時代”是指春秋以前貴族推行宗法的分封製的階段，諸如此類，在此不一一列舉了。尚請讀者留意。
呂思勉史學論著編輯組（楊寬執筆）
一九八三年八月
這部書針對當時上海大學文科學生學習上的需要，沒有采用一般通史的體例。全書分上下兩册，上册分門別類地、有係統地敘述了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册分章按時代順序有條理地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作者認為當時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雖然在敘述理亂興亡的過程中，夾敘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條理係統，上下不夠連貫，使初學者摸不清頭緒，不能構成係統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大學文科的學生，他們正需要有係統的歷史知識，以求進一步的鑽研，因此就有采用這樣特殊體例來編寫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來，這種體例的中國通史，對於初學者還是有一定用處的，它對幫助讀者初步掌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文化等係統的歷史知識有很大的好處。
當時作者編寫此書，不僅是為了大學教學上的需要，還有個明顯的目標，就是想從中總結出一些歷史的經驗，用來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啓示。”
作者當時在這部書中總結了哪些重要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的前途作了怎樣的推測？對我們的行動又作了怎樣的啓示呢？重點在於社會經濟的變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財産”一章，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的敘述，着重說明了中國歷代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認為中國古代有兩大社會改革思潮：一是儒傢（主要指經今文學家）主張“三世”之說，要求從“亂世”經歷“小康”而到達“大同”的“太平世”，謀求恢復井田製，平均地權；一是法傢，主張節制資本，實行????鐵等大工商業官營，管理民間的商業和藉貸。法傢的主張，漢武帝時桑弘羊曾經實行，但衹收到籌款的結果，沒有取得改革社會的成效。西漢末年王莽綜合儒法兩傢主張，進行社會改革，結果完全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96頁）。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國傢是階級時代的産物，治者階級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們來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
作者認為衹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而且認為“中國歷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這是作者從我國歷來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說明我們所以容易接受社會主義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樣推行社會主義呢？作者在“實業”一章中，指出農工商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在敘述農業“自粗耕進於精耕的過程”之後，接着檢討“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認為主要由於土地私有和小農製，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製”，改變生産方式，效法蘇俄的集合農場，使用耕作機械，化除農民私見，因為“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産的方法變則生活變”。
作者一方面通過對經濟制度和社會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嚮社會主義的趨勢；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嚮民主政治的趨勢。“政體”一章，突出地說明殷、西周、春秋時期的貴族專製政體內，保存有許多民主政治的遺跡。《周官》上有“大詢於衆庶”之法，國傢有危難，國都要遷移，國君要改立，都必須召集國人而徵詢意見。這在《尚書·盤庚》和《左傳》等書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從《尚書·洪範》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龜、筮各占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兇，亦必係一種會議之法，亦非隨意詢問”。他因此斷言，遠古確有民主政治制度，後來纔破壞掉的。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至有如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之事；然在古初，輿論“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得不從”。作者又指出，我國從來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見於儒傢書中的獨多，尤以《孟子》一書為深入人心。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對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義，“發揮得極為深切”。作者認為這種“旁薄鬱積的民主思想”，因為條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見之於行動，正有待於時勢的變化。作者還認為西洋用代議政體繼君主專製，自有其歷史條件，而中國卻沒有這個條件，“於是急轉直下，而成為現在的黨治”。這裏所說“現在的黨治”，是指當時國民黨而言。
作者這部書寫成於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因此書中敘述中國歷史上民族之間的鬥爭時，十分強調漢族對於所謂異族的反抗鬥爭。這是要請讀者註意的。這書最後一章，題為《革命途中的中國》，作者以“大器晚成”這句成語，預祝革命必將成功。同時指出民族前途是光明的，應該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作者果斷地說：“悲觀主義者流，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最後引梁任公所譯英國文豪拜倫的詩：“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作為全書的總結。作者在這一章中強調當時革命前途的重要問題是“不在對內而在對外”，認為“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惡勢力，决無可以自存之理”。
書中有些地方沿用舊的術語，和今天我們通用的術語含義有所不同，例如所說“封建時代”和“封建社會”。“封建”是指分封製，“封建時代”是指春秋以前貴族推行宗法的分封製的階段，諸如此類，在此不一一列舉了。尚請讀者留意。
呂思勉史學論著編輯組（楊寬執筆）
一九八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