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人物列錶
孫廣 Sun Guang薛易簡
杜牧
唐代  晚唐(803年852年)
字: 牧之
網筆號: 樊川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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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覺揚州夢

閱讀杜牧在诗海的作品!!!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唐代詩人,漢族,字牧之,號樊川居士,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杜從鬱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進士,授宏文館校書郎。後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勳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至中書捨人。晚唐傑出詩人,尤以七言絶句著稱。擅長文賦,其《阿房宮賦》為後世傳誦。註重軍事,寫下了不少軍事論文,還曾註釋《孫子》。有《樊川文集》二十捲傳世,為其外甥裴延翰所編,其中詩四捲。又有宋人補編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別集》各一捲。《全唐詩》收杜牧詩八捲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矯之。七絶竜有逸韻遠神,晚唐諸傢讓渠獨步。
  人稱“小杜”,以別於杜甫。與李商隱並稱“小李杜”。牧之有抱負,好言兵,以濟世之才自詡。工行草書。《宣和書譜》雲:“牧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裏。”董其昌《容臺集》稱:“餘所見顔、柳以後,若溫飛卿與(杜)牧之亦名傢也。”謂其書”大有六朝風韻”。傳世墨跡有《張好好詩》。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舊唐書》捲百四十七、《新唐書》捲百六十六皆有傳。《張好好詩》,行草墨跡,杜牧太和八年(834)所書,此時年32歲。帖為麻箋,縱28.2釐米,橫162釐米,46行,總322字。從整幅詩捲中可以看出,其書法深得六朝人風韻。真跡現藏故宮博物院。此篇書法作品氣勢連綿,墨筆酣暢,因是詩稿,所以更得樸實無華之美。捲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題簽、題跋印章。曾經宋直和分府、賈似道、明項子京張孝思、清梁清標、乾隆、嘉慶、宣統內府及張伯駒收藏。曾著錄於《宣和書譜》、《容臺集》、《平生壯觀》、《大觀錄》等。杜牧由於以詩稱著,故其書名為詩名所掩蓋。此書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係》均有影印。杜牧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後世稱“杜樊川”。
  文學成就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詩、賦、古文都堪稱名傢。他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有比較正確的理解。並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在詩歌創作上,杜牧與晚唐另一位傑出的詩人李商隱齊名,並稱“小李杜”。他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阔,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托物的手法,對遭受回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麯而有餘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嚮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註重辭采的一面。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嚮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緻婉約。
  杜牧在湖州的浪漫史
  杜牧在宣州幕下任書記時,聽說湖州美女如雲,便到湖州遊玩。湖州刺史崔君素知杜牧詩名,盛情款待。他把本州所有名妓喚來,供杜挑選。可杜牧看了又看,有些遺憾地說:“美是很美啊!但還不夠盡善盡美。”又說:“我希望能在江邊舉行一次競渡的娛樂活動,讓全湖州的人都來觀看。到時候我就在人群中慢慢地走着,細細地尋找,希望或許能找到我看中的人。” 湖州刺史按照杜牧的意願,舉行了這樣一次競渡活動。那天,兩岸圍觀的人密密麻麻,可杜牧挑了一天,直至傍晚,竟沒有找到一個合意的。眼看就要收船靠岸,在人群中,有一位鄉村老婦人,帶領一個女孩子,大約十幾歲。杜牧看了好一會,激動地說:“這個女孩子真是天姿國色,先前的那些真等於虛有其人啊!”就將這母女倆接到船上來談話。這母女倆都很害怕。杜牧說:“不是馬上就娶她,衹是要訂下迎娶的日期。”老婦人說:“將來若是違約失信,又應當怎麽辦呢?”杜牧說:“不到十年,我必然來這裏作郡守。如果十年不來,就按照你們的意思嫁給別人吧。”女孩的母親同意。杜牧便給了貴重的聘禮。
  分別後,杜牧一直想念着湖州,想念着這位女孩子。可他官職較低,不能提出調任湖州的請求。後來他出任黃州、池州和睦州刺史,都不是他的本意。等到他的好朋友周墀出任宰相,杜牧便接連寫了三封信,請求出任湖州刺史。大中三年,杜牧四十一歲,獲得湖州刺史的職位。此時距離與當年那母女倆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四年。那位女孩子已經出嫁三年,生了三個孩子。杜牧將女孩的母親叫來。這老婦人帶了外孫來見杜牧。杜牧責問說:“從前你已經答應將女兒許配給我,為什麽要違背諾言呢?”老婦人說:“原來的約定是十年,可你十年過了,沒有來。這纔出嫁的。”杜牧取出盟約看了看,想了想,說:“她講得很有道理。若是強迫她,是會鬧出禍事來的。”便送給老婦人很多禮物,讓她走了。為着這件傷心事,杜牧寫下這樣一首詩:
  自是尋春去較遲,往年曾見未開時。
  如今風擺花狼藉,緑葉成陰子滿枝。
  杜牧生平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生於世代官宦並很有文化傳統的家庭。他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傢和學者。曾祖杜希望為玄宗時邊塞名將,愛好文學。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傢、史學家,先後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學,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捲。父親杜從鬱官至駕部員外郎,早逝。杜牧對自己的傢世很自豪,他說:"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傢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鼕至日寄小侄阿宜詩》)。
  杜牧的童年生活富裕而快樂。杜佑的樊川別墅在長安城南,其地有林亭之美,卉木幽邃,杜枚常在園中嬉戲。祖、父相繼去世後,他傢日益貧睏,"食野蒿藿,寒無夜燭"。穆宗長慶二年(822),杜牧20歲時,已經博通經史,尤專註於治亂與軍事。23歲寫《阿房宮賦》。文宗大和二年(828),26歲進土及第。同年又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鼕季,入江西觀察使瀋傳師幕,後隨其赴宣歙觀察使任,為幕僚。大和七年(833),淮南節度使牛僧孺闢為推官,轉掌書記,居揚州,頗好宴遊。大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開成二年,入宣徽觀察使崔鄲幕,為團練判官。旋官左補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武宗會昌二年(842),出為黃州刺史。後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柏周墀之力,入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大中四年,出為湖州刺史。次年,被召入京為考功郎中、知製誥。第三年,遷中書捨人。歲暮卒於長安,終年五十歲。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生當唐王朝似欲中興實則無望的時代,面對內憂外患,他憂心如焚,渴望力輓狂瀾,濟世安民。他在《郡齋獨酌》裏說自己:"豈為妻子計,未在山林藏。平生五色綫,願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商。"他主張削平藩鎮,收復邊疆。其"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的氣概很像後來嶽飛的《滿江紅》。他在《燕將錄》裏褒揚譚忠,是因為他能勸說河北諸鎮不反抗朝廷。為了實現這些抱負,他主張讀書應留心"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他強調知兵與否關係着國傢的興亡:"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傢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註孫子序》)。為此,他寫了《原十六衛》、《罪言》、《戰論》、《守論》和《孫子註》。由於懷才不遇,他的願望不能實現,所以往往在生活上曠放不羈。這些都影響到他的創作。
  據《唐才子傳》載,“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註坡,謂圓快奮爭也”。劉熙載在《藝概》中也稱其詩“雄姿英發”。細讀杜牧,人如其詩,個性張揚,如鶴舞長空,俊朗飄逸。
  杜牧出生於詩書之傢,雖不是鐘鳴鼎食般的生活,但未受過半點窮。祖父杜佑不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學者,著有二百捲的《通典》。這給了自幼好學的杜牧以深厚的傢學功底,早在他參加科舉考試之際,就曾以一篇《阿房宮賦》傳誦於文士之間。太學博士吳武陵擊掌稱好,甚至跑去嚮主考官登門直薦。
  杜牧確實有才華,而且政治才華出衆。他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註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可惜杜牧有相纔,而無相器,又生不逢時在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氣息已一去不返,諸帝纔庸,邊事不斷,宦官專權,黨爭延續,一係列的內憂外患如蟻穴潰堤,大唐之舟外滲內漏。杜牧死後不過數年,農民起義便如風起雲涌,再過五十年,江山易幟。“請數擊虜事,誰其為我聽”,杜牧的才能,湮沒於茫茫人海之中。
  熟讀史書,看透時局,杜牧無法力輓狂瀾,衹得無奈將一腔悲憤交於酒肆。對於杜牧而言,飲酒,成了療傷祛痛的樂事。
  “高人以飲為忙事”,“但將酩酊酬佳節”,“半醉半醒遊三日”……杜牧喜歡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絲絲細雨,也不忘嚮牧童尋問酒傢。杜牧詩中,飲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願“一世一萬朝,朝朝醉中去”。剛剛“乞酒緩愁腸”,卻不料又是“得醉愁蘇醒”。酒浸肝腸,愁縈心間,唉,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發出“醺酣更唱太平麯,仁聖天子壽無疆”的夢話來。那麽,就將這副身子,這腔醉意,連同滿腹的經綸,交付青樓佳人,交付紅顔知己,及時行樂,來個春滿人間。
  杜牧風流得別具一格,風流得聲名遠播,在繁華的揚州,杜牧的足跡踏遍青樓,宿醉不歸。乃至淮南節度使牛僧孺不放心,暗中派人保護。有一日,杜牧調任回京,牛僧孺勸他切莫“風情不節”,並且拿出兵卒們發回的滿滿一篋平安帖,杜牧見此,又愧又羞。正是“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字詞之間,滿是豔情。杜牧的風流軼事,與他的才華一樣,傳之於世。
  杜牧最為膾炙人口的詩作,是詠史與七絶。杜牧的詠史,充滿着幽默與調侃,飽含藉古鑒今之意。遊經赤壁,他說,假如周瑜藉不到東風,則將是“銅雀春深鎖二喬”,一反常人思維,給人以全新的視角。過華清宮,想起當年楊貴妃喜啖荔枝的情景,杜牧感嘆“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小中見大,雖未出現唐明皇半個字,卻點出當年安史之亂的個中原委。夜泊秦淮,歌舞升平,可是,杜牧聽出來了,那是什麽樣的歌麯啊,分明是亡國之音,若照這樣下去,大唐亡國也指日可待了。杜牧詠史是表,諷今纔為其裏。
  杜牧臨死之時,心知大限將至,自撰墓志銘,但這篇短文寫得卻是平實無奇,絲毫不顯文豪手筆。據《新唐書》載,墓志銘寫就,杜牧閉門在傢,搜羅生前文章,對火焚之,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許,在外人看來,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他在強作笑顔、把酒盡興的背後,卻是不欲示人的悲涼吧?
  杜牧小傳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孫。二十六歲舉進士,因為秉性剛直,被人排擠,在江西、宣歙、淮南諸使幕作了十年幕僚,“促束於簿書宴遊間”,生活很不得意。三十六歲內遷為京官,後受宰相李德裕排擠,出為黃州、池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失勢,內調為司勳員外郎。官終中書捨人。
  杜牧看到唐帝國的種種內憂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為。他讀書註意“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善於論兵,作《願十六衛》、《罪言》、《戰論》、《守論》,又註《孫子》。任地方官時也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鎮壓滄州抗命的藩鎮,他寫了《感懷詩》,慨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急徵厚斂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為國傢作一點事。《郡齋獨酌》一詩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綫,願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又如《河湟》一詩:
  元載相公曾藉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自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麯,流傳天下樂閑人。
  詩人通過河湟無力收復的事件,對朝政的昏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這個時候,朝廷裏連元載這樣曾經想到收復河湟的人也沒有了。儘管河湟的人民還在戎服下面懷着係念祖國的丹心,但是,舉國上下卻以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態度來聽取從河湟涼州傳來的歌舞。他的《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也和這詩後兩句具有同樣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詩則用比興的手法,以雁象徵邊地人民:
  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鬍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驚飛四散的哀鴻,象徵在回紇侵略蹂躪下逃回祖國的邊地人民。詩中既表現了對難民的體貼同情,也暗示統治者對他們的漠不關心,“仙掌”、“長門”,並非泛泛的修詞設色,“豈逐春風”也不僅僅是寫鴻雁秋來春返的自然現象。這兩首詩的思想內容和現實背景,和白居易《縛戎人》、《西涼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體,寫得更簡練渾括。
  他的詠史詩也很著名。有的詩是藉歷史題材諷刺統治者的驕奢荒淫。如《過華清宮三絶句》中的兩首:
  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緑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麯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詩裏通過人們所熟知的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諷刺了晚唐帝王們的荒淫享樂。其創作意圖和他不滿“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而作《阿房宮賦》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詠史作品,則帶有較為明顯的史論特色。如《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詩:“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都是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關鍵問題發表獨創的議論。他這種論史絶句的形式,後來頗為許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寫景的七言絶句,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裏鶯啼緑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江南春》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傢。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泊秦淮》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傢。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行》
  這些詩詞采清麗,畫面鮮明,風調悠揚,可以看出他才氣的俊爽與思緻的活潑。前兩首在寫景中還流露出對時事的憂傷。但他的詩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詩帶有濃厚的個人潦倒失意的感傷情調,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懷》、《贈別》、《嘆花》等詩,更是專寫徵歌狎妓的頽放糜爛生活。飲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風氣,杜牧的這類詩更為後代無行的文人們所稱道。這些作品無疑是他詩中的糟粕。
  杜牧作詩是比較重視思想內容的。他認為文章應“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答莊充書》)。他很推崇李杜,說“李杜泛浩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他的《李賀歌詩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賀歌詩是“騷之苗裔”,同時也指出他缺乏《離騷》那種“言及君臣理亂”,“有以激發人意”的思理。他說自己的創作是 “苦心為詩,本求高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獻詩啓》)。這些話,可以看出他在詩歌理論上的主張和創作上的積極追求。但在創作實踐上,他那些以華麗詞藻寫頽放享樂生活的詩,顯然和“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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