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四川廣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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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偉大的馬剋思主義者，無産階級革命傢、政治傢、軍事傢、外交傢，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早年
四川廣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鄧先聖，學名鄧希賢。5歲入學，高小畢業後考入廣安縣中學。1919年秋考入重慶勤工儉學留法預備學校。1920年夏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1926年初到蘇聯學習。
1927年春回國，被派往西安馮玉祥國民軍聯軍從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改名鄧小平，8月7日在武漢參加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年底隨中央機關遷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9年夏，作為中央代表前往廣西領導起義，化名鄧斌，同張雲逸等於12月和次年2月，先後發動百色起義和竜州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據地，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據地，先後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由於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綫，被當時黨內“左”傾領導者撤職。以後，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主編。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徵，年底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5年1月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後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和師長劉伯承深入華北敵後，創建了太行、太嶽等抗日根據地。1942 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艱苦的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原局、華東局第一書記。1945年9月至11月同劉伯承一起領導了上黨戰役、邯鄲戰役。1947年夏他們率軍南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地區，由此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在解放戰爭的戰略决戰階段，擔任統一指揮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總前委書記，同兩個野戰軍的領導人一起，指揮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攻剋了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蘇、浙、皖、贛等廣大地區。
1949年9月，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參加了開國大典。10月，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後和劉伯承率部嚮西南進軍，占領了雲、貴、川、西康諸省，參加領導了進軍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實現中國大陸的完全解放。此間，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
建國後
1952年7月調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4年改為國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部長。 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反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傢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中，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産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195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在任總書記的10 年中，協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進行談判，堅决維護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
1966年“文化大革命” 開始以後，失去一切領導職務。1969～1973年間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1973年3月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74年4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在會上係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主持起草了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周恩來病重以後，在毛澤東支持下，他主持黨、國傢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進行全面整頓，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收到顯著的成效。由於“四人幫”的誣陷，1976年4月又被撤銷一切職務。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他原來擔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主席。他首先推動思想路綫的撥亂反正，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必須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還提出要盡快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改革開放時期
1978 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他在這個會議上對中國共産黨政策的歷史轉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為這次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结一致嚮前看》的講話。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國共産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由他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思想。在這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他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立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本質，第一次比較係統地回答了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係列基本問題。他認為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要從這個實際出發來製訂規劃。根據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製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綫。他指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全黨要一心一意地搞現代化建設。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他設計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下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目標。並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傢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標準，不斷開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動農村改革，推進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國第二次革命”。他關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述，為中國共産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製的改革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倡議興辦經濟特區，開放14個沿海城市，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推動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他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他提倡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他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軍隊和國防建設指導思想要實行戰略性轉變，提出要把軍隊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他為解决香港、澳門、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傾註了大量心血。他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 “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構想，按照這個構想，香港和澳門已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回歸中國。他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準則。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日本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發展了同周邊國傢和第三世界國傢的友好關係。他為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來進行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辭去了最後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在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嚮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傢穩定的過程中，他起了關鍵的作用。退休以後，他仍然關心黨和國傢的事業。1992年視察中國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重要談話，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驗，從理論上回答了一些重大問題。以這次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997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鄧小平理論，指出這一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剋思主義，是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並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産黨以馬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鄧小平文選》（3捲）。
夫人：卓琳（1916.4.6—2009.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