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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位列唐宋八大傢之首
唐宋八大傢是指唐宋兩代八散文大傢的並稱。即唐代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八個在古文運動中貢獻最大.最初有明朝的朱右著<<八先生文集>>.因我國明代選傢茅坤輯錄他們的作品為《唐宋八大傢文鈔》，而因之得名，並由於該選本的廣泛流傳而名聲遠播。
他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睏頓，有讀書經世之志。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36～49歲，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纍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歲，先從裴度徵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
思想淵源於儒傢，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傢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闢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緻。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唐代散文學兼詩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屢被貶。纍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整頓舊時秩序和振興儒道統而提供學習古文，又為了宣傳古道而寫作古文。他對古方創作的要求是，“必出入於仁義、“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 “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因忠於古文，其成果頗碩，《原毀》、《進學解》、《送李願歸盤𠔌序》、《送孟東野序》、《雜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後敘》等都是優秀作品。在詩歌方面，他推崇陳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詩，或反映時事，或寫中下層文士的政治失意和個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古詩往往規模宏大，才氣縱橫，氣勢雄偉。為了矯正大歷詩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詩歌發展的新路。不過象《陸渾山火》、《南山》、《石鼓歌》、《月蝕》等，故意搜集險怪，過分散文化、議論化，有傷詩意。生平詳見《新唐書》捲一七六。
文學主張與創作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傢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傢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傢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衆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傢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麯”、“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衹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傢，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絶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絶《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傢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産生了不良影響。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傢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註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是另行係年的集註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註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雲、王元啓、瀋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
《調張籍》立意高妙，構思新奇，千百年來，有口皆頌。“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是千古不易的定論；“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傳的比喻。好詩，名句，相得益彰。
韓愈及其教育思想
一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傢，號稱“文人之雄”，曾倡導古文運動，被後人列為唐宋八大傢之首。同時，韓愈又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傢。
韓愈，字退之，河南南陽（今孟縣）人，生於公元768年，卒於公元824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稱韓昌黎。韓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後人也稱他韓吏部。
韓愈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和書香門第。他三歲而孤由其伯兄撫養，12歲時其兄韓會病故，由其寡嫂養大成人。韓愈從幼年時期便飽嘗寄人籬下之苦和長期顛沛流離的艱辛，經歷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歲月。這種經歷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較強的自我奮鬥精神。25歲擢進士第，29歲任節度使觀察推官，35歲授四門博士，36歲遷監察御史。後因直言諫上被貶，38歲遇赦，做江陵法曹參軍，39歲後歷任國子博士、都員外郎、河南令、職方員外郎、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考功和製誥、中書捨人等官職。元和12年，因評淮西吳元濟之亂有功，被升遷為刑部侍郎，進入大員之列。後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又內遷為表州刺史。穆宗繼位後，召回韓愈任國子祭酒。長慶元年轉為兵部侍郎，後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為吏部侍郎，長慶4年病卒，享年57歲。贈禮部尚書，謚號“文”。
韓愈的一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一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唐時期，他一生經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和藩鎮割據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治階級認識到衹有大力提高儒傢思想的政統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鞏固其統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百傢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傢學說的熏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復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於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的一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他的反佛鬥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與復興儒學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我國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響的。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面主張儒傢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淫靡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註重師道，傳道授業。提攜後生，在我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我國古代優良教育傳統，起着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教之外，還表現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教育的批判上，並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於真心。”他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於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衹要善於鑒別又培養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涌現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鑒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纔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産不毀鄉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象，歌頌鄭子産的不毀鄉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繫的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裏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於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1、關於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目標，即人才的規格。教育傢的政治主張規定着培養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傢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了《大學》的“修齊治平”的觀點，進一步將培養目標標準化。《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裏引用了《大學》裏的一段重要的話：“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傢；欲齊其傢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傢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後，《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傢經典，被列為“四書”之一。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傢的政權。
關於兼禮法，這裏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仁”與“禮”是儒傢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並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又通百傢，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並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就是儒傢的“道”，也就是體現“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群是核心內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都是培養忠君，實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傢治國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傢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2、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裏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跡人性上的作用。我國古代教育傢、思想傢，都談關於人性的問題，就儒傢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 ”“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治階級均受命於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衆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於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一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於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製。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化。在“品”的內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生一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3、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於“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18年（公元802年），社會上存在着嚴重的“恥學於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顔為師，並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闢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為師”。《師說》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師說》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於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師道的觀點，是有創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我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衹有456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卻一直影響着歷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教育遺産。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師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一個教師沒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 是師存在的基礎，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一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麽它就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2）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師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一直在啓示着教師忠實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於韓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一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傢之道，傳儒傢修身、齊傢治國評天下之道。授業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傢經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兩方面的疑。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後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一代師風的作用。
（3）“聖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係上的一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衹要有傳道授業的本領，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聖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優良傳統，這精闢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於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我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均具有啓發意義。
4、關於教學的論述
韓愈自己勤奮求學，曾幾度做大學教授，招收過很多學生，成為當時大批青年的導師，所以，在自學和教學方面均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見解。
在《師說》中，關於教師職責，師生關係的論述已是教學客觀規律的很有價值的概括了。關於學生如何“進學”的問題，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這是他治學多年寶貴經驗的結晶，也是他對先人治學經驗的總結。在這裏他要求學生在業務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達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遊終日，不勤奮用功，那麽學業就會荒廢，如果隨隨便便，不認真思考，那麽德行就會毀墮。這些雖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卻是學習成敗的規律。韓愈用明確、形象的語言固定下來了，對後來人們的學習和思想修養，起了極為有益的影響，成為人們的座右銘。自古以來，在學業上有成就的人都離不開勤奮和獨到。韓愈在文學方面高深的造詣，就是靠這兩條得來的。
韓愈在教學方法上註重生動活潑。他“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遊以恢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明。”教學是一種感情藝術，韓愈“抗顔為師”“以師自任”對教育事業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學生動活潑、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寫作教學上韓愈是更有見地的。從“文以載道”觀點出發，“以道弘文”。他認為“道盛則氣盛，氣盛則文昌，文以貫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這是寫作的基本特點。他還認為寫文章要奇雄簡約，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他的文章自成體係，形成所謂“韓文”派，影響深遠。
總之，韓愈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終以天下為已任，始終奉行“達則兼濟天下”，似乎從來也沒有甘心“窮則獨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雖然遭到被貶山陽令和潮州刺史等幾次重大打擊，然而並不恢心頽廢，報國之志不流，仍然關註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偉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於為天下先，敢於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偉岸氣節。如諫迎佛骨，說服王庭湊之舉，均為彪炳千秋史册的偉業。韓愈一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韓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傢師徒的基本內容，使其成為一代師表，他在文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及才華使其教育思想大放異彩，開啓了宋明理學的前導。他的教育思想流傳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們學習、研討與藉鑒。
[孟郊、韓愈及其周圍的詩人]
好奇尚險的詩風在韓愈手中有了進一步發展並蔚為風氣。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自稱昌黎韓愈，所
以後人又稱他為韓昌黎。貞元八年（792）中進士後，過了四年纔被宣武節度使任命為
觀察推官，貞元十八年（802）授四門博士，歷遷監察御史，因上書言關中災情被貶為
陽山（今屬廣東）縣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參軍，國子監博士，後隨宰相裴度平淮西
之亂，遷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諫憲宗迎佛骨被貶潮州刺史，穆宗時，任國子監祭酒，兵
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韓愈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文學家。一方面他有大量傑出的詩文作品，另一
方面，他作為文壇詩壇的領袖，廣交文友，提攜奬掖，不遺餘力，在他周圍聚集了不少
志趣相投，風格相近的文人。他不僅大力稱贊比他年長的孟郊，還奬拔比他年輕的賈島，
又鼓勵李賀這位天才詩人，並為他因避父諱而不得參加科舉而大聲疾呼；此外，他還與
皇甫湜、盧仝、樊宗師、劉叉、李翺等有密切交往。這樣，他與他周圍的這些文人便形
成了一個文學集團，並以他本人為主將，掀起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新詩潮。
韓愈詩歌的特點之一，用晚唐詩論傢司空圖的話說，就是“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
奮騰於天地之間”（《題柳柳州集後》），簡單地說，就是以氣勢見長。大歷、貞元以
來，詩人局限於抒寫個人狹小的傷感與惆悵，他們筆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這種情感
色彩；他們觀察細緻、體驗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氣勢單薄。而韓愈的詩則以宏大的氣
魄、豐富的想象，改變了詩壇上的這種纖巧卑弱現象。他的詩大都氣勢磅礴，如《南山
詩》掃描終南山的全貌，春夏秋鼕、外勢內景，連用五十一個“或”字，把終南山寫得
奇偉雄壯，氣象萬千。《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𠔌子詩兩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寫瀑布：
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衝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陽。
把一處瀑布想象得如橫空出世，頗有李白《望廬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則有以過
之。又如《忽忽》寫對於人生幻變的感受，“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
合”，竟然也把這種平常流於哀愁的情緒寫得雄壯悲愴。《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描繪一場山火：
……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
馳隳不復暾，虎熊麋豬逮猴猿，水竜鼉龜魚與黿，鴉鴟雕鷹雉鵠鵾，燖炰煨爊孰飛奔，
祝融告休酌卑尊。……
寫得奇奇怪怪，氣勢逼人。韓愈在寫詩時，有意采用了漢賦的鋪陳手法，博喻的排
比句式和遊仙詩的超越現實的想象，在詩中烘托出一種濃烈的氣氛和強大的力度。
韓愈詩歌的特點之二，是有意避開前代的爛熟套數，語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穎，
甚至不避生澀拗口、突兀怪誕。如《永貞行》中“狐鳴梟噪”、“晹睒跳踉”、“火齊
磊落”、“盅蟲群飛”、“雄虺毒螫”《送無本師歸範陽》中“衆鬼囚大幽”、“鯨鵬
相摩窣”、“姦窮怪變得”這一類描寫，以及“夬夬”、“誾誾”、“兀兀”、“喁喁”
等疊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陸離；過去人們認為可怖的（如“鬼”、“妖”、“陰
風”、“毒螫”）、醜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嚕、牙齒脫落）、慘淡的（如荒蠻、死
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韓愈手裏都成了詩的素材，甚至主要以這一類素材構造詩的
意境，這無疑引起了詩歌的變革。
韓愈詩歌的特點之三，是把過去逐漸變得規範整齊、追求節奏和諧、句式工穩的詩
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壞，使之鬆動變形。他常常把散文、駢賦的句法引進詩歌，使詩句可
長可短、跌宕跳躍、變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
式，開頭就是一句“忽忽乎餘未知生之為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卻
又給人以一聲發自肺腑的嘆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詩》連用五十多個“或”和“若”，
如“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在五言古詩中開創了賦體
式的長篇排比句法，構成滿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風景圖。再如《寄盧仝》、《誰氏子》
等，則大量在詩句中羼用散文的虛詞，如“破屋數間而已矣”、“忽此來告良有以”、
“放縱是誰之過歟”、“不從而誅未晚耳”等等，使詩的平穩和諧節奏與意脈發生了麯
折變化，令人感到驚訝、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註目。
對韓詩歷來也有不同評價，貶斥者說它“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冷齋夜話》
引瀋括語），贊揚者說它“麯盡其妙”（歐陽修《六一詩話》），都有各自的道理。公
正地說，韓愈無疑是唐代、也是中國古代一個有獨特風格的大詩人。他以宏大的氣勢、
豐富的想象、新穎的語言所寫的詩歌，表現了一種過去從未曾有過的風格，雖然他着意
求變，翻新出奇，但絶不是一味地在語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
又有獨特的個性與深入的體驗熔鑄在其中，所以他的詩常常很有韻味，也很傳神，像
《遊青竜寺贈崔大補闕》寫寺院壁畫：
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赬虯卵。魂翻眼倒
忘處所，赤氣衝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
……
雖然寫來奇奇怪怪，但也確實傳達了壁畫驚天地動鬼神的氣勢，呈露了詩人在壁畫
前心靈所受到的強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詩，采用一般山水遊記散文的敘述順
序，從行至山寺、山寺所見、夜看壁畫、鋪床吃飯、夜臥所聞、夜臥所見、清晨離寺一
直寫到下山所見，娓娓道來，讓人如歷其境。在這一夜到晨的所見所聞中，又選用了色
彩濃淡明暗變化的若幹圖景，錯落交疊，如“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寫
出暮色蒼茫中的“暗”；下兩句寫芭蕉與梔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寫以火把
觀壁畫，是明中有暗；而夜臥無聲時“清月出嶺光入扉”，又是暗中來明；“天明獨去
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霖”，則是天色蒙蒙亮時的山嵐彌漫；
而下接“山紅澗碧紛爛漫”，則又豁然一明。這樣，就在讀者腦際留下了視感極強
的連續圖景。全詩流暢中見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顯得很自然。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韓愈詩歌也給後世開啓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
字和冷澀詞，雖有其出奇製勝的效果，但過分使用則會破壞詩歌閱讀的連貫性，造成整
體意境的割裂支離。像《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的“呀豁疚掊掘”《徵蜀聯
句》的“爇堞熇歊熺，抉門呀拗閻”之類，不僅“徒聱牙餺舌，而實無意義”（趙翼
《甌北詩話》），而且也影響了後世詩人把詩當炫耀奧博的工具而忽視表達情感的功能，
形成以學問為詩的陋習。二是由於他太過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醜惡怪誕的意象，這畢
竟與人們長期養成的審美習慣相去太遠，有時會引起人的厭惡感。像寫拉肚子、寫牙齒
豁落等，又如寫寒冷以“氣寒鼻莫齅，血凍指不拈”（《苦寒》），寫月亮以“兔入臼
藏蛙縮肚，桂樹枯枝女閉戶”（《晝月》），想象是很奇特，但並不美，這對宋代一些
詩人（如梅堯臣）也曾帶來不好的影響。三是由於他有意變化句式，好發議論，以文為
詩，有時便忽略了詩歌本身的韻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繭自縛，但完全不顧語言
的節奏卻會使詩失去音樂性的美；詩裏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議論，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
則會使詩沒有詩味。宋代有的詩人“以文為詩”，寫得幹癟枯燥，這不能說沒有韓愈的
影響。
當然，韓愈的詩中也有自然流暢、平易明白的，如《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
但這不是韓詩的主要特色，韓愈詩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氣勢宏大，尚險好奇，瑰麗奇
崛，在這一方面，他使唐詩乃至宋以後的詩歌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葉燮《原詩》所說：
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舜欽）、梅（堯
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皆愈為之發其端。
當時，在韓愈周圍有一批詩人，除了張籍與他們詩風不同外，其他如盧仝、樊宗師、
皇甫湜，劉叉、賈島、李賀等，都在詩歌語言、形式、風格上與韓愈、孟郊有一定的相
同或相近之處，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在當時頗有影響。其中除賈島開晚唐之風、
李賀獨樹一幟外，盧仝、樊宗師、皇甫湜、劉叉等人的詩都是以怪異艱澀著稱的。盧仝
的詩，句式參差，好像古文，而想象比喻又怪怪奇奇。如《觀放魚歌》中有“故仁人用
心，刺史盡合符，昔魯公觀棠距箴，遂被孔子貶而書”等等，完全不像詩歌；《月蝕詩》
想象堯帝决水沃九日，使“萬國赤子鱡鱡生魚頭”，《與馬異結交詩》想象女媧補天，
說是“補了三日不肯歸婿傢，走嚮日中放老鴉，月裏栽桂養蝦蟆”，都是很怪特的。雖
然盧仝有的想象頗有味，如《月蝕詩》寫夜色“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朣朧”；
有的詩句也很生動，如《白鷺鷥》寫鷺鷥捕食“翹足沙頭不得時，傍人不知謂閑立”，
但是他更主要的是把韓愈那種以文為詩、艱深晦澀、怪異詭譎的弊病推嚮了極端。另一
位樊宗師，則更是艱深晦澀的代表。據說他原有七百六十九篇詩作，但最後衹存世一篇
《蜀綿州越王樓詩》。詩還勉強可以讀通，那序文古往今來幾乎無人讀通，更談不上欣
賞了。皇甫湜所擅長的是古文而不是詩。從他僅存的幾首詩來看，《題浯溪石》、《出
世篇》的文字都如散文，缺乏節奏感。劉叉的詩很像韓愈，傳說他曾把《冰柱》、《雪
車》呈給韓愈看，這兩首詩句式就長短不一，想象也很奇特。如《冰柱》一開始就是五、
七、八、五、五、四、六字句，在想象冰雪景觀時，寫道：
始疑玉竜下界來人世，齊嚮茅檐布爪牙，又疑漢高帝西方來斬蛇，人不識，誰為當
風杖莫邪。
比上述幾個詩人都稍好些。他在《答孟東野》中寫道：“酸寒孟夫子，苦愛老叉詩，
生澀有百篇，謂是瓊瑤辭。”自稱“生澀”，這倒是符合他的詩風的。在這些詩人中，
他算是較有成就的，像下面這首《偶書》，就寫得豪邁雄健而不晦澀：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
[古文運動]
所謂“古文”，是韓愈等人針對“時文”即魏晉以來形成、至初盛唐仍舊流行的駢
體文而提出的一個概念，指先秦兩漢時單行散句、沒有規定形式的文體。
詩的格律化、文的駢儷化，同是六朝文學的結晶和主要特徵，而前者為唐人所繼承
發展，後者到中唐以後卻受到嚴厲的批判，這裏面有一個根本的原因：詩歌，儘管也有
人會強調它的政治和倫理作用，但它的藝術性、抒情性總是不可否認的，它具有某種特
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無可非議；文章則不同，它作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語言
載體，形式上的過分束縛會使它的多種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從政教需要的角度來看，
駢文更顯得不切實用。
從六朝文章的發展趨勢來看，是越來越顯示出以下幾方面的嚴重的弊病：第一，是
駢體文的過度膨脹。本來，六朝人提出“文”、“筆”之分，包含着區別藝術性與實用
性文章的意識，但士人好尚麗藻的風氣，不僅使抒情寫景一類文章完全駢偶化，而且把
駢文的寫作推進到奏議、論說、公文、信札等各種實用文的領域，使用散體文的幾乎衹
剩下歷史、地理等不多的幾種著作類型。第二，是駢體文的束縛越來越嚴重。本來，駢
文的基本特徵衹是使用對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駢句雜用，到了後期，不僅對偶的
要求越來越嚴格，句式也定型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錯，還要講究用典、聲律，實際成了
一種“格律文”。第三，對文章形式的極度講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會矛盾的心理
有很大關係；而形式的嚴重束縛，又推進了程式化和好用陳詞濫調的習氣。因此，文章
的抒情、敘事、說理等各種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夠在層層束縛中自由揮灑
的駢體文不是沒有，但這畢竟太睏難，大多數人衹能靠套用陳舊的程式、典故、語匯來
寫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癢、半死不活的文字。由於以上弊病的存在，文體的改革就不可
避免。不但實用之文要恢復其實用性，就是藝術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達思想、抒
發情感的形式。何況，文章的所謂實用性和藝術性也不是截然分開的因素。
由上述情況就可以知道，所謂“古文運動”，其實並不是單純的文學運動。從基本
的特徵來看，古文運動是要改革文體；而改革文體，卻可以用於不同的目的。一方面，
古文傢企圖以此來復興儒道，恢復散文宣揚正統思想的功能、以輓救唐王朝的衰亡；另
一方面，他們也需要以此來更好地表達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這一種需要同
前一個目的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古文運動”之所以有文學史上的價值，主要還是
因為後面這一點。
駢體文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的貢獻，但它是帶着偏頗和弊病發展起來的；
古文運動也是如此。而且，儘管古文運動以一種“矯枉過正”的面貌出現，也並沒有對
前者徹底“取而代之”。後代是駢體文與散體文兩者共存，並互相融匯。我們需要知道：
文學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從來不存在不偏不頗、十全十美的發展道路。
在中唐以前的一、二百年裏，不是沒有人看到六朝駢文的弊病，也不是沒有人寫質
樸的散文。西魏文帝時宇文泰、蘇綽等和隋初的隋文帝、李諤等，就從政治功利的角度、
用行政手段試圖強行改革文體，但都沒有成功；唐代初期，史官也曾從歷史興衰的角度
批評過六朝文風“意淺而繁，文匿而彩”（《隋書·文學傳序》），後來又有過陳子昂
“以雅易鄭”、“以風雅革浮侈”的努力（見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及梁肅《補闕
李君前集序》）。但是，駢文本身是審美情趣趨於華麗、文學風格追求典雅的産物，也
是時代文化精神的結果。在這樣的文化心理和審美習慣還沒有失去它存在的土壤時，硬
性以行政手段或僅以個別人的大聲疾呼與不高明的示範，是不能使它發生根本改變的。
特別是科舉考試，從貞觀到開元百餘年間都以駢文寫對策，更助長着駢儷文風的流行。
大約在開元、天寶年間，文風出現了緩慢的變化。首先是駢體文從典雅雍容而內容
貧乏開始嚮質樸流暢、內容充實的方向轉化。如被稱為“燕許大手筆”的張說的一些碑
志，李白、王維的一些書、序，都寫來生動簡潔，情理兼備，並且在駢中夾散，句式有
了變化。其次是散體文章不僅在書信尺牘中，而且在記、論、表、銘、碑等文體中開始
有了藝術性較高的作品，如李白的《與韓荊州書》及李華的《著作郎廳壁記》、元結的
《自箴》、《七不如篇》等，都寫得很自然流暢。
元氏作於安史之亂以後的文章，仍繼續朝這一方向發展，如《右溪記》已經具備柳
宗元山水遊記的某些特色。
正是在創作實踐上有了一定變化的情況下，理論上的呼籲纔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從天寶末到貞元末，由於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的現實，使一部分士大夫急於尋找
輓救衰世的方案，他們認為，社會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人們違背了儒傢傳統的社會
規範而導致禮義淪喪，道德水準下降，因此需要再次樹立起儒學權威，以重新整頓社會
秩序，包括肅清文壇上的頽敗浮靡之風。於是，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柳冕等
人相繼從兩個角度又一次提出了文體改革的問題。
第一，他們從文學的社會功能角度提出了為教化而復興“古文”的主張。獨孤及在
《趙郡李公中集序》中說：“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
舟楫而後濟。”梁肅《祭獨孤常州文》也引獨孤及的話說：“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
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醜。”合起來看，即是說文章是志的呈露、道的載體，“道”、
“志”要用“文”來發揚，而不本於“道”、不表現“志”的“文”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批評六朝以來“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拳拳守之，如
奉法令”，認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
之用”（獨孤及同上文），元結也在《文編序》裏極力強調散文的教育勸化作用，說作
文“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梁肅更在《補闕李君前集
序》中提出了“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裁）成典禮，厚人
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即“文本於道”的見解；柳冕則更明確了
散文的教化作用，認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為“君子”所恥（《謝杜相公論房
杜二相書》）。在他們看來，衹有把倫理教化意義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內容充實，氣
格剛健，纔顯出它的實際效用，這就叫“道能兼氣，氣能兼辭”（梁肅《補闕李君前集
序》）。
其次，他們從文學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復古的口號。蕭穎士《贈韋司業書》曾自我表
白道：“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因為
在他們心目中，文章好壞，關鍵在於作者及其時代，這叫“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係乎
時”（李華《崔淝集序》），在先秦兩漢，時代風氣比較醇正，作者又以儒傢經典為本，
所以文風也純樸雅正。而自那時以後，“世道陵夷，文亦下衰”（獨孤及前文）。用柳
冕的話說，就是自屈原、宋玉以後，“為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
矣”（《與徐給事書》），而“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聲
色而亡興致”（《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所以文風改革的途徑，首先在於復古。
蕭穎士、獨孤及、李華、梁肅、柳冕等人的見解，從本質上說，首先是為了推動儒
學復興而提出的，其次纔涉及文體改革的問題。所以，他們把散文的價值限定在倫理教
化和服務於政治的範圍，把對散文的形式、文辭、風格的要求限定在對先秦兩漢古文的
模擬中，力圖“助人主視聽”而“以名教為己任”（蕭穎士《贈韋司業書》），抹殺楚
辭、漢賦以來文學發展的意義，其保守色彩是很顯著的。這一特點使古文運動從一開始
就帶有很深的隱患。但同時也應看到，他們打着“經典”和“古人”的權威旗號攻擊駢
體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這對推進必定要出現的文體改革，客觀上也起了頗為
有力的作用。
當散文創作實踐與理論開始出現變革苗頭的時候，在關係到讀書人前程、影響到讀
書人文風好尚的科舉考試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寶應二年（763）也就是安史之
亂平息的那一年，楊綰和賈至主張在科舉中廢詩賦、去帖經而重義旨、以促進人們對儒
學精神的真正理解，改變華而不實的文風；建中元年（780），令狐峘主持賢良方正能
言極諫科策試，開始采用散體文形式。這些事實，一方面說明文體改革的主張開始滲入
科舉的主持者心中，證明它已形成了思潮；另一方面則可以推斷，由於科舉策試允許了
散體文形式，那麽它一定對文風變革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中唐時代，雖然考試依舊考詩
賦，但人們嚮官員請謁求薦，嚮主考投行捲，卻大量用了散體文。像韓愈當年便是一個
以散體寫書信投謁的舉子，《舊唐書·韓愈傳》說他“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
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可見，儘管詩賦取士沒有廢除，但無論是主考官還
是應試者，都已經把散體文看得重了。
所謂“古文”的復興，有賴於韓愈的出現。而說到韓愈，則必須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韓愈具有積極維護封建專製和儒傢“道統”的熱情，而另一方面，韓愈又是一
個個性很強、自我表現欲很強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縱肆的詩歌中，我們已經可
以感覺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張揚外露的氣質，而“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芍藥歌》）這一類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謹斂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繼承
道統自命，也可以說是上述兩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現。所以，當韓愈投入古文復興運動時，
他的態度與前人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復興儒學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場上，他確是繼承
了前人；但他的整個散文理論，特別在變革文風、推進創作方面，卻增添了許多新的和
更為合理的內容。而古文運動獲成功，不僅由於他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寫出了
許多富於個性、才力和創造性的佳作，從實踐上重新奠定了散體文的文學地位。同時，
他大力提倡與呼籲文體改革，團结了一批撰寫散體文的作傢，使散體文創作形成了一股
較大的文學潮流。
《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
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其中，獨孤及對韓愈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因為大歷十二年獨孤及去世時，韓愈纔十歲。
但梁肅對韓愈卻有直接影響。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中曾說到過梁肅對自己及朋友的
提攜，《唐摭言》還記載韓愈、李觀、李絳、崔群在梁肅處遊學，三年未得見面，而一
見之下，梁肅大為稱賞，於是十分推奬他們的文章。這可能是後人杜撰的故事，但韓愈
接受了梁肅的散文理論，則無可懷疑。不過，韓愈的古文理論絶不是簡單地抄襲或因循
前人的見解，它的實際內容要豐富得多。
第一，韓愈主張寫散文“宜師古聖賢人”（《答劉正夫》），但學習古文，並不因
為“其句讀不類於今”，而是“學古道則欲兼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題歐陽生哀辭後》），也就是說，學古文根本上是為了學習“道”。表面看來，這
與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等人的思想並沒有區別，但是，蕭穎士等人所說的“道”衹是
指倫常教化、道德規範，即儒傢學說中的外在倫理規範，而韓愈所說的“道”則兼指
（有時偏重）人的內在道德修養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論》中曾說過，“不務修其誠
於內，而務其盛飾於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遲生書》中又說過，“夫所謂文者，
必有諸其中，故君子慎其實”，並反復強調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的論點
（《答侯生問論語書》），顯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學說的精神，把內在精神看得很重的。
所以，他很重視“氣”的作用，認為文章的好與壞，就决定於這種精神性的“氣”充實
與否。
他曾藉孟子的話說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實，文章也會充實，而“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同上）。《答李翊書》中又說：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與言猶是也。
這當然不是韓愈的發明，但是，韓愈再次提出這些見解卻有兩重意義：一是他把
“文本於道”從外在禮法規範、道德信條對文學的製約轉化為人的內在人格修養對文學
內容的决定。儘管韓愈所要求的人格修養與內在精神總體上並不與儒傢禮法相衝突，但
它畢竟使文學趨嚮自覺的表現而不是被動的詮釋。二是韓愈肯定了內在精神與人格修養
中情感的地位。
所謂“氣”，也包括了“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喜怒窘窮、憂悲愉佚、
怨恨思慕、酣醉無聊”（《送高閑上人序》）、“愁思之聲”、“窮苦之言”（《荊潭
唱和詩序》）等等“不平有動於心”的個人情感活動及其在各種藝術中的表現。這說明
韓愈講“文以明道”仍是有較大包容性的，它並不排斥、甚至贊許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
的存在。
第二，學習古人的散文體格，主要應該學習古人“詞必己出”（《南陽樊紹述墓志
銘》），而不是簡單地模擬古文。駢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創造力的作
者便把一些爛熟的套話翻來復去地鑲嵌在文中，既無真情實感，又無新鮮的語言。針對
這種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韓愈，便把“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看得很重。雖然
他也很重視從古人的作品中學習語言，如《進學解》中曾歷數“周《誥》殷《盤》，佶
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麯”，但他並不是停留在這些古文的技巧和語
言上。在《答李翊書》中，他說自己學文，開始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
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但這時並不能“唯陳言之務去”。其後，“識古書之正
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漸漸有了心得，於是“當其取於心而註於手也，汩汩然來矣”。
最後，對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養氣守醇，纔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寫
自己的話、自己的心了。可見，韓愈要求的，乃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的學習古文方法
和“自樹立，不因循”（《答劉正夫書》）的文章語言風格。而實際上他對前代文章的
藉鑒吸收，範圍是很廣泛的，其中也包括駢文的成分。
在主張“文以明道”的同時也承認作者個人的內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現的合理性，在
主張“師古人”的同時又強調語言的創新和風格的個性化，這是韓愈散文理論的精華所
在。但是，個人內在情感與個性的表現與“道”的要求，並不是很容易統一的，而常常
會出現矛盾。面對這種矛盾，韓愈在理論上還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認人的
內在情感是文學創作成敗的基礎，但另一方面又試圖把這些感情盡可能納入合乎封建倫
常的規範中。他說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重答張籍
書》），自己的“文”是“歌頌堯舜之道”的文，內容“皆約六經之旨”，雖然有“感
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但也决“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
其中”（《上宰相書》）。總之，“道”對個性對情感的寬容，還是有限度的。
至於韓愈本人的創作，又比他的理論更能反映出他作為文學家的氣質。其中雖然有
大量論“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讀荀子》等，但也有許多既出於真情，
又刻意追求藝術性的文學作品。所以，當時人裴度說他“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
立製，而以文以為戲”（《寄李翺書》），後來人說他“徒語人以其辭”（王安石《上
人書》）、“第文人耳”（宋釋契嵩《非韓》）、“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
（張耒《韓愈論》），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讀唐
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與追求“文”之間的脫節現象，看到了他對文學性的
興趣往往超過了對政治倫理的興趣這一事實。但是，這恰恰是韓愈在文學創作中取得成
功的原因所在。在創作實踐中，他既投入了豐富的情感，又運用了很高的語言技巧，因
而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散文作品。
韓愈的《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說理文結構嚴謹，重視行文
的氣勢和邏輯，過去很受一般古文傢的稱賞，但文學價值並不高。倒是一些議論性的短
文，帶着充沛的感情，寫得真摯動人。如《送孟東野序》為孟郊鳴不平，激動地發泄着
對時代與社會埋沒人才現象的一腔怨氣；《送董邵南序》則藉安慰因“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而衹好去燕趙謀事的董邵南，抒發對纔士沉淪不遇、生不逢時的感慨；
而《送李願歸盤𠔌序》則藉贊美退隱者的清高，斥責那些“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徑，藴含了下層文人在社
會壓抑下一種急於宣泄的“不平之氣”。此外，還有一些近乎寓言的雜感，則銳利尖刻、
生動形象，往往一針見血，而又不動聲色。
如《雜說一·說竜》、《雜說四·說馬》、《獲麟解》等，都是藉竜、馬、麟等動
物的遭遇來寫人的，在這些雜感中往往包含了韓愈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或窮愁寂寞的嘆
息。如著名的《說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衹辱於奴隸
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
能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食不飽，力不足，纔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
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
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在韓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韓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哀
吊之文前人多用駢體或四言韻文寫作，在整齊的格式中求得一種莊肅之感。而此文全無
格式、套語，而且不像韓愈其他文章那樣講究結構。全文以嚮死者訴說的口吻寫成，哀
傢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數乃至疑後
嗣之成立，極寫內心之辛酸悲慟；中間一段寫初聞噩耗時將信將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
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動人。文章語意反復而一氣貫註，最能體現在特定情景下散體文相
對於駢體文的優長。
韓愈的記敘文中，如《張中丞傳後敘》、《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等，敘事
中或加渲染，或雜諧謔，也寫得很生動傳神。像《張中丞傳後序》寫南霽雲嚮賀蘭進明
求援，而賀蘭進明出於妒忌，按兵不動，反而設宴以籠絡南霽雲，這時，韓愈以濃筆重
彩寫道：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節：
（南霽雲）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着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
蘭，此矢所以志也。”
這兩段，在刻畫南霽雲忠勇堅貞品格的同時，把南霽雲剛烈的個性也凸現出來了。
在《石鼎聯句詩序》中，韓愈充分運用欲擒故縱、藉外現內的方法，描寫才智過人的道
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侯喜二人聯詩的戲劇性過程和人物的心理變化。
他先寫道士的貌不驚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因而反襯出
侯喜等人“視之若無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當應彌明之請而聯詩後，這種心理上
的高傲就開始發生變化：一開始聽到寫詩，劉師服便“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侯
喜也當仁不讓，“踴躍，即綴其下”，道士卻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墻坐”，一面高吟
兩句“竜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機帶雙敲，詭譎中暗含譏刺，兩人便驚住了；但他
們心中仍然不服，還想倚多取勝，“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
道士則“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
直到三更，兩人心理上已徹底被擊潰，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這時兩人“大懼，
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卻已“倚墻睡，鼻息如雷鳴”。這篇文字如同小說，把兩個文人
酸文假醋的模樣、前倨後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節、放蕩機智的形象寫得十分生動。
縱觀韓愈的散文創作，其藝術技巧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韓愈很註意語匯的創新。駢文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語言陳舊、套路濫熟、好
用典故，而他從前人的語匯中推陳出新，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新詞，創造出不少新穎的
語匯，使文章常常閃現出妙語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氣。像《送窮文》中的“面目可憎”、
“垂頭喪氣”，《進學解》中的“動輒得咎”、“佶屈聱牙”、“業精於勤荒於嬉，行
成於思毀於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東野序》中的“不平
則鳴”，《應科目時與人書》中的“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等，都是沿用至今、鮮
明生動的詞語。此外，韓愈還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采摭一些不為人所用或刺
激性很強的詞彙，如《送窮文》寫鬼“張眼吐舌，跳踉偃僕，抵掌頓腳，失笑相顧”，
《石鼎聯句詩序》寫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進學解》寫治學“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送廖道士序》寫山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看起來未必
美，但極其生動傳神。當然有時韓愈也不免矯枉過正，用一些冷僻生澀的文字，使文章
佶屈聱牙，拗口難通。
其次，韓愈很註重句式的設計。駢文的句式，固然整齊合拍、音節響亮，但缺少變
化，氣勢較弱，韓愈的散文，則極善於交錯運用各種重複句、排比句、對仗句，來增加
文章的變化與氣勢，發揮散文句子可長可短的優勢，彌補散文缺乏音樂美和節奏感的缺
陷。如《進學解》第二段論先生的學業、儒道、文章、為人，四層敘述結尾分別是“先
生之業，可謂勤矣”、“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於文，可謂宏其中而肆
其外矣”、“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使四層意思的節奏顯得很整齊分明，語氣在
流暢中重重疊疊，層層加碼，為後面突然的大轉折作了有力的鋪墊。又如《畫記》中述
畫中之人，不避重複地列舉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
前立，騎而被甲載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等三十二種姿態的一百二十三
人；
記畫中的馬，則一一寫了二十七種馬的姿態，看起來很羅嗦，但讀來卻娓娓動聽，
畫上各種人、馬姿態畢現，各種長短錯落、節奏不一的句式以極其繁復的方式組織在一
起，正好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幅龐大細密、錯落參差的宏大圖畫的佈局形式。此外，《送
孟東野序》連用三十八個“鳴”，由於句式變化，並不令人感到單調，反而有一種噴涌
而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寫初聞噩耗時心理的一段，句句用
語助詞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語氣錯落相雜，或感嘆或疑問，句子忽
長忽短，很真實地表現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變化。
再次，韓愈極為註意文章的結構佈局。他有時以重筆陡然而起、突兀而現，抓住讀
者目光，然後再轉入本題，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首；
有時則從遠處迂回而來，如《送區册序》先說陽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後，然後藉
莊子關於逃世之人聞空𠔌足音而喜的話轉接，寫出其時其境中與區册交識的愉快。至於
《送孟東野序》則是上述兩種類型的結合，文章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警句振起
後，卻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文辭又是從上古說到
有唐，一路惝恍迷離，不着邊際。最後寥寥數語歸結到孟郊，反觀前文，既是作者自身
人生感想的抒發，又成為本文正題的鋪墊。另外，像《原道》那種抽絲剝筍般的層層推
進，《原毀》的正反互映、通篇對比，雖是單純說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
得註意的是，在特定情況下，韓愈還有意避免搖曳生姿的文章結構。如《柳宗元墓志銘》
寫得十分平實，表現出他對這位朋友愛其人格、才華而惜其行事（韓不贊同柳參與永貞
革新）、憐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為文。但這其實也是
對於文章結構的一種精心考慮，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平實就是最好的結構。
韓文具有各種體式，風格也有所不同，其最顯著的特徵是氣勢雄大、感情充沛而文
字奇崛新穎、句式參差交錯、結構開闔變化，前人說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韋珩
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竜，萬怪惶惑”（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當然，韓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跡也是難免的。
當時，韓愈是文壇上的領袖，他不僅自己提出理論，參與實踐，而且極力推奬提攜
文學上的同道，如作《薦士詩》推薦孟郊，寫狀推薦張籍、樊宗師（《薦張籍狀》《薦
樊宗師狀》），寫文為李賀打抱不平（《諱辯》）等。他自己也說交遊很廣，“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藝取”（《與崔群書》），李翺則說他“頗亦好
賢”，像“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答韓侍郎書》），因此，在他周圍形成了一
個作傢集團，他們在詩文兩方面都進行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努力。在詩歌方面取得成就的
人不少，散文方面則除了韓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翺以議論文為主，雖結構
整飭，卻缺乏文采和氣勢；皇甫湜的散文則比較重視外在語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
度較弱，氣勢也不夠雄大；樊宗師的散文更把韓愈的語言奇崛險怪推嚮了極端，雖然
“詞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語言交流的通則，走嚮了晦澀艱深。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 駱玉明，youth掃校）
An orphan, he went to Chang'an in 786, but needed four attempts to pass the jinshi exam, finally succeeding in 792. In the last few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he began to form the literary circle which spread his influence so widely.
He gained his first central government position in 802, but was soon exiled; seemingly for failing to support the heir apparent's faction (other possible reasons are because of his criticism of the misbehaviour of the emperor's servants or his request for reduction of taxes during a famine). From 807 to 819 he held a series of posts first in Luoyang and then in Chang'an. During these years, he was strong advocate of reimposing central control over the separatist provinces of the north-east. This period of service came to an end when he wrote his celebrated Memorial on Bone-relics of the Buddha. This protest against Buddhist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 has been called "belligerently uncompromising and... disrespectful to the edge of personally insulting the emperor". Its only immediate effect was to prompt Han Yu's dismissal and exile to Chaozhou.
In poetry, Han Yu sought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 the form of the work should match the content; thus a simple subject would be treated in a simple style, and vice versa.
In prose, he was a strong proponent of the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古文運動), which advocated a clear and concise style of writing.
Nearly three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 Han’s ide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yang Xiu, an eleventh century Song Dynasty refor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