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韩愈 Han Yu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阅读韩愈 Han Yu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阅读韩愈 Han Yu在诗海的作品!!! | |||||||
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两代八散文大家的并称。即唐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八个在古文运动中贡献最大.最初有明朝的朱右著<<八先生文集>>.因我国明代选家茅坤辑录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因之得名，并由於该选本的广泛流传而名声远播。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唐代散文学兼诗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屡被贬。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方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 “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象《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蚀》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调张籍》立意高妙，构思新奇，千百年来，有口皆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传的比喻。好诗，名句，相得益彰。
韩愈及其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号称“文人之雄”，曾倡导古文运动，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时，韩愈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今孟县）人，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称韩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称他韩吏部。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和书香门第。他三岁而孤由其伯兄抚养，12岁时其兄韩会病故，由其寡嫂养大成人。韩愈从幼年时期便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艰辛，经历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岁月。这种经历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较强的自我奋斗精神。25岁擢进士第，29岁任节度使观察推官，35岁授四门博士，36岁迁监察御史。后因直言谏上被贬，38岁遇赦，做江陵法曹参军，39岁后历任国子博士、都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和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元和12年，因评淮西吴元济之乱有功，被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大员之列。后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内迁为表州刺史。穆宗继位后，召回韩愈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转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长庆4年病卒，享年57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与复兴儒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我国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响的。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 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已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恢心颓废，报国之志不流，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
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
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
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
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
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
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
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
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
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
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
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
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
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
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
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
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
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
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
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
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
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
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
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
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
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
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
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
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
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
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
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
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
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
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
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
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
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
“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
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
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公
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宏大的气势、
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
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
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
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
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
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
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
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
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
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
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
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
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韩愈诗歌也给后世开启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
字和冷涩词，虽有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但过分使用则会破坏诗歌阅读的连贯性，造成整
体意境的割裂支离。像《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的“呀豁疚掊掘”《征蜀联
句》的“爇堞熇歊熺，抉门呀拗阎”之类，不仅“徒聱牙馎舌，而实无意义”（赵翼
《瓯北诗话》），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诗人把诗当炫耀奥博的工具而忽视表达情感的功能，
形成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由于他太过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恶怪诞的意象，这毕
竟与人们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去太远，有时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像写拉肚子、写牙齿
豁落等，又如写寒冷以“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苦寒》），写月亮以“兔入臼
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昼月》），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
诗人（如梅尧臣）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由于他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以文为
诗，有时便忽略了诗歌本身的韵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茧自缚，但完全不顾语言
的节奏却会使诗失去音乐性的美；诗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议论，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
则会使诗没有诗味。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
影响。
当然，韩愈的诗中也有自然流畅、平易明白的，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这不是韩诗的主要特色，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
崛，在这一方面，他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叶燮《原诗》所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
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当时，在韩愈周围有一批诗人，除了张籍与他们诗风不同外，其他如卢仝、樊宗师、
皇甫湜，刘叉、贾岛、李贺等，都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愈、孟郊有一定的相
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除贾岛开晚唐之风、
李贺独树一帜外，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等人的诗都是以怪异艰涩著称的。卢仝
的诗，句式参差，好像古文，而想象比喻又怪怪奇奇。如《观放鱼歌》中有“故仁人用
心，刺史尽合符，昔鲁公观棠距箴，遂被孔子贬而书”等等，完全不像诗歌；《月蚀诗》
想象尧帝决水沃九日，使“万国赤子鱡鱡生鱼头”，《与马异结交诗》想象女娲补天，
说是“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都是很怪特的。虽
然卢仝有的想象颇有味，如《月蚀诗》写夜色“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朣胧”；
有的诗句也很生动，如《白鹭鸶》写鹭鸶捕食“翘足沙头不得时，傍人不知谓闲立”，
但是他更主要的是把韩愈那种以文为诗、艰深晦涩、怪异诡谲的弊病推向了极端。另一
位樊宗师，则更是艰深晦涩的代表。据说他原有七百六十九篇诗作，但最后只存世一篇
《蜀绵州越王楼诗》。诗还勉强可以读通，那序文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读通，更谈不上欣
赏了。皇甫湜所擅长的是古文而不是诗。从他仅存的几首诗来看，《题浯溪石》、《出
世篇》的文字都如散文，缺乏节奏感。刘叉的诗很像韩愈，传说他曾把《冰柱》、《雪
车》呈给韩愈看，这两首诗句式就长短不一，想象也很奇特。如《冰柱》一开始就是五、
七、八、五、五、四、六字句，在想象冰雪景观时，写道：
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来斩蛇，人不识，谁为当
风杖莫邪。
比上述几个诗人都稍好些。他在《答孟东野》中写道：“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
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自称“生涩”，这倒是符合他的诗风的。在这些诗人中，
他算是较有成就的，像下面这首《偶书》，就写得豪迈雄健而不晦涩：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
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诗的格律化、文的骈俪化，同是六朝文学的结晶和主要特征，而前者为唐人所继承
发展，后者到中唐以后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诗歌，尽管也有
人会强调它的政治和伦理作用，但它的艺术性、抒情性总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某种特
殊形式、特殊要求，也似乎是无可非议；文章则不同，它作为一切文化的最基本的语言
载体，形式上的过分束缚会使它的多种功能受到很大妨害；而从政教需要的角度来看，
骈文更显得不切实用。
从六朝文章的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严重的弊病：第一，是
骈体文的过度膨胀。本来，六朝人提出“文”、“笔”之分，包含着区别艺术性与实用
性文章的意识，但士人好尚丽藻的风气，不仅使抒情写景一类文章完全骈偶化，而且把
骈文的写作推进到奏议、论说、公文、信札等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用散体文的几乎只
剩下历史、地理等不多的几种著作类型。第二，是骈体文的束缚越来越严重。本来，骈
文的基本特征只是使用对偶句式，而且也不妨散句和骈句杂用，到了后期，不仅对偶的
要求越来越严格，句式也定型为四字句和六字句交错，还要讲究用典、声律，实际成了
一种“格律文”。第三，对文章形式的极度讲究，原本和南朝文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心理
有很大关系；而形式的严重束缚，又推进了程式化和好用陈词滥调的习气。因此，文章
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各种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能够在层层束缚中自由挥洒
的骈体文不是没有，但这毕竟太困难，大多数人只能靠套用陈旧的程式、典故、语汇来
写作，造出大批不痛不痒、半死不活的文字。由于以上弊病的存在，文体的改革就不可
避免。不但实用之文要恢复其实用性，就是艺术之文，也需要有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抒
发情感的形式。何况，文章的所谓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素。
由上述情况就可以知道，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
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
古文家企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
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
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
因为后面这一点。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
古文运动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也并没有对
前者彻底“取而代之”。后代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我们需要知道：
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来不存在不偏不颇、十全十美的发展道路。
在中唐以前的一、二百年里，不是没有人看到六朝骈文的弊病，也不是没有人写质
朴的散文。西魏文帝时宇文泰、苏绰等和隋初的隋文帝、李谔等，就从政治功利的角度、
用行政手段试图强行改革文体，但都没有成功；唐代初期，史官也曾从历史兴衰的角度
批评过六朝文风“意浅而繁，文匿而彩”（《隋书·文学传序》），后来又有过陈子昂
“以雅易郑”、“以风雅革浮侈”的努力（见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及梁肃《补阙
李君前集序》）。但是，骈文本身是审美情趣趋于华丽、文学风格追求典雅的产物，也
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还没有失去它存在的土壤时，硬
性以行政手段或仅以个别人的大声疾呼与不高明的示范，是不能使它发生根本改变的。
特别是科举考试，从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都以骈文写对策，更助长着骈俪文风的流行。
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文风出现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骈体文从典雅雍容而内容
贫乏开始向质朴流畅、内容充实的方向转化。如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张说的一些碑
志，李白、王维的一些书、序，都写来生动简洁，情理兼备，并且在骈中夹散，句式有
了变化。其次是散体文章不仅在书信尺牍中，而且在记、论、表、铭、碑等文体中开始
有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及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元结的
《自箴》、《七不如篇》等，都写得很自然流畅。
元氏作于安史之乱以后的文章，仍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如《右溪记》已经具备柳
宗元山水游记的某些特色。
正是在创作实践上有了一定变化的情况下，理论上的呼吁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从天宝末到贞元末，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使一部分士大夫急于寻找
挽救衰世的方案，他们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
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再次树立起儒学权威，以重新整顿社会
秩序，包括肃清文坛上的颓败浮靡之风。于是，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
人相继从两个角度又一次提出了文体改革的问题。
第一，他们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复兴“古文”的主张。独孤及在
《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
舟楫而后济。”梁肃《祭独孤常州文》也引独孤及的话说：“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
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合起来看，即是说文章是志的呈露、道的载体，“道”、
“志”要用“文”来发扬，而不本于“道”、不表现“志”的“文”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批评六朝以来“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
奉法令”，认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
之用”（独孤及同上文），元结也在《文编序》里极力强调散文的教育劝化作用，说作
文“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梁肃更在《补阙李君前集
序》中提出了“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
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即“文本于道”的见解；柳冕则更明确了
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为“君子”所耻（《谢杜相公论房
杜二相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伦理教化意义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内容充实，气
格刚健，才显出它的实际效用，这就叫“道能兼气，气能兼辞”（梁肃《补阙李君前集
序》）。
其次，他们从文学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复古的口号。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曾自我表
白道：“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因为
在他们心目中，文章好坏，关键在于作者及其时代，这叫“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
时”（李华《崔淝集序》），在先秦两汉，时代风气比较醇正，作者又以儒家经典为本，
所以文风也纯朴雅正。而自那时以后，“世道陵夷，文亦下衰”（独孤及前文）。用柳
冕的话说，就是自屈原、宋玉以后，“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
矣”（《与徐给事书》），而“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声
色而亡兴致”（《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所以文风改革的途径，首先在于复古。
萧颖士、独孤及、李华、梁肃、柳冕等人的见解，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为了推动儒
学复兴而提出的，其次才涉及文体改革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散文的价值限定在伦理教
化和服务于政治的范围，把对散文的形式、文辞、风格的要求限定在对先秦两汉古文的
模拟中，力图“助人主视听”而“以名教为己任”（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抹杀楚
辞、汉赋以来文学发展的意义，其保守色彩是很显著的。这一特点使古文运动从一开始
就带有很深的隐患。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打着“经典”和“古人”的权威旗号攻击骈
体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这对推进必定要出现的文体改革，客观上也起了颇为
有力的作用。
当散文创作实践与理论开始出现变革苗头的时候，在关系到读书人前程、影响到读
书人文风好尚的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宝应二年（763）也就是安史之
乱平息的那一年，杨绾和贾至主张在科举中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以促进人们对儒
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改变华而不实的文风；建中元年（780），令狐峘主持贤良方正能
言极谏科策试，开始采用散体文形式。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文体改革的主张开始渗入
科举的主持者心中，证明它已形成了思潮；另一方面则可以推断，由于科举策试允许了
散体文形式，那么它一定对文风变革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中唐时代，虽然考试依旧考诗
赋，但人们向官员请谒求荐，向主考投行卷，却大量用了散体文。像韩愈当年便是一个
以散体写书信投谒的举子，《旧唐书·韩愈传》说他“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
馀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可见，尽管诗赋取士没有废除，但无论是主考官还
是应试者，都已经把散体文看得重了。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
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
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
（《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
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
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
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
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
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
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
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
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
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
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
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
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
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
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
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
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
（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
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
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
（《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
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
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
“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
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
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
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
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
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
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
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
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
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
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
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
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
《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
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
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
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
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
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
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
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
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
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
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
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
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
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
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
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
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
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
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
（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
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
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
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
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
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
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
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
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
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
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
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
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
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
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
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
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
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
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
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
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
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
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
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
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
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
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
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
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
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
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
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
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
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
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
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
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
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
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
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
“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
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
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
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
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
《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
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
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
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
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
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
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
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
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
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
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
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
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
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
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
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
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
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
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
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
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
《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
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
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
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
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
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
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
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
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
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
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
《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
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
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
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
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
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
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
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
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
“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骆玉明，youth扫校）
An orphan, he went to Chang'an in 786, but needed four attempts to pass the jinshi exam, finally succeeding in 792. In the last few years of the 8th century, he began to form the literary circle which spread his influence so widely.
He gained his first central government position in 802, but was soon exiled; seemingly for failing to support the heir apparent's faction (other possible reasons are because of his criticism of the misbehaviour of the emperor's servants or his request for reduction of taxes during a famine). From 807 to 819 he held a series of posts first in Luoyang and then in Chang'an. During these years, he was strong advocate of reimposing central control over the separatist provinces of the north-east. This period of service came to an end when he wrote his celebrated Memorial on Bone-relics of the Buddha. This protest against Buddhist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 has been called "belligerently uncompromising and... disrespectful to the edge of personally insulting the emperor". Its only immediate effect was to prompt Han Yu's dismissal and exile to Chaozhou.
In poetry, Han Yu sought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 the form of the work should match the content; thus a simple subject would be treated in a simple style, and vice versa.
In prose, he was a strong proponent of the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古文運動), which advocated a clear and concise style of writing.
Nearly three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 Han’s ide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yang Xiu, an eleventh century Song Dynasty refor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