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白 | ||||||
| 名： | 居易 | ||||||
| 字： | 樂天 | ||||||
| 網筆號： | 香山居士 | ||||||
| 籍貫： | 山西太原 | ||||||
| 出生地： | 河南新鄭 | ||||||
| 去世地： | 東都洛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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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奬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還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做左贊善大夫陪太子讀書，應驅逐出京。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諭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製誥、中書捨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於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瀎李泌所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並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衹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親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傢境貧睏，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傢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衹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宇航局、琴侶一起遊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傢，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後捧絲竹。於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傢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傢酩酊大醉後纔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衹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傢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衹空囊，裏面裝有美酒佳餚，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捲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麽能治好州裏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麽能娛樂的的身心。他是用酒來進行勞逸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緑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乾燥的時候.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註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嚮：“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奬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麯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絶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纔算達到了極緻。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衹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嚮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衹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纔會趨嚮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衹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己。
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捲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自無常冥使吧）關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後被徐州守帥張愔納為妾室。白居易遠遊徐州，張愔設宴款待他，席間，還讓寵妾關盼盼歌舞助興，白居易大為贊賞關盼盼纔藝，寫下了“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一詩。兩年後張愔病逝，姬妾們作猢猻散，衹有關盼盼難忘恩情，移居舊宅燕子樓，矢志守節，過着與世隔絶的生活。
一晃，十年過去了。白居易聽聞了關盼盼守節一事，認為她既已堅持這麽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貞節烈婦的名聲，成就千古美談呢。於是提筆作詩，托人轉交關盼盼衹見上書：
黃金不惜買娥眉，
揀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去不相隨。
關盼盼看到這首詩，立刻大哭一場。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別人誤會張愔自私，讓愛妾殉身，反辱沒了張愔名聲，所以苛延殘喘，偷生了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詩作諷，逼她殉夫，怎不悲憤？性情貞烈的關盼盼在十天後絶食身亡。一個出身風塵的女子，本來就無法以忠誠貞潔來要求她，就算良傢婦女為亡夫守節，也衹是個人選擇，或取决於夫妻感情。
像關盼盼這樣癡情重義的，衹能說是張愔的福分，遇上一個知恩圖報情深意切的女子。註意，關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載地擺擺姿勢，沽名釣譽。
慘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難於一死了之嗎？但是，嚮來都很悲天憫人的白居易不僅不同情她的境遇，還狠推一把，認為她應該自殺殉情，用粗暴的男權主義給她指出一條絶路，譯成口語就是，你怎麽不去死？
殉葬這種事有多麽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論證，而殉情，完全要看個人意願，你死了，我也無法獨活，那我們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為一個旁觀者，有什麽資格指手劃腳呢？
吃人的禮教終於生吞了關盼盼，她臨死前念了一句，兒童不識衝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識得我冰清玉潔。
她以自己高貴的死，回敬了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聽聞死訊也大為後悔。若幹年後，他歸隱洛陽香山，心知時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與小蠻（其實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個錯誤，兩個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殘花敗柳”之身卻被老白掃地出門，老白看來是沒想過她們其實也是也自己一樣的人），不想她們重蹈關盼盼的悲劇。
白居易逝世時，時年75歲。葬於竜門山。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麯，鬍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生平
他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縣）。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居傢，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疏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嚮“獨善其身”，閑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纍遷中書捨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後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竜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75歲病逝，葬於洛陽竜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志。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傢。立身行事，以儒傢“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傢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傢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3000 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産生又是有感於事而係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係列原則：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新樂府序》）。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文學創作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着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緻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藉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衹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絶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麯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傢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豔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稱、梅堯臣、蘇軾、張耒、陸遊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啓示。
後代劇作傢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75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編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長慶集》），收詩文3800多篇，後散亂。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刻本，收詩文3600多篇（羼入幾十篇他人作品）。明馬元調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本與紹興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詩集》僅收詩。今人顧學頡以紹興本為底本，參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傳記、白集重要序跋和簡要年譜。近人陳寅恪有《元白詩箋證稿》，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捲》、日本花房英樹《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較重要的研究參考書籍。
[元稹、白居易與新題樂府詩]
比起元稹，白居易對新題樂府詩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一方面，他對
詩歌創作有一套係統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的新樂府不僅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廣，在內
容上表現得更深入，而且在語言上也形成了獨特的平易淺切、自然生動的風格。因此，
在這一詩潮中，他無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陝西渭南）人。他少年時代是在戰亂中度過
的，十二、三歲便離鄉到越中避亂。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他考中進士，貞元十八年應拔萃科考試，被授秘書省校
書郎，與元稹一道開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元年（806），在應製舉時，白居易曾和元稹閉門思考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
寫下了七十五篇“對策”，這些後來被編為《策林》的政治短論，涉及了當時社會各方
面問題，其中如反對橫徵暴斂，主張節財開源，禁止土地兼併，批評君主過奢等等，都
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政治的參與熱情。這一年，他被任命為盩厔（今陝西周
至）縣尉，不久召回長安任翰林學士，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遺。
任左拾遺的三年，白居易從他的正義感和政治上的進取心出發，對時政提出了強烈
的批評。他屢次上書，反對宦官掌兵權，指責皇帝的過失，又創作了包括《秦中吟》、
《新樂府》五十首在內的大量政治諷諭詩，對這段在其政治與文學生涯中最有光彩的歷
史，直到幾年以後白居易還頗為自豪。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滿改授京兆府戶曹參軍，次年因母喪而回鄉守製三年，
然後返長安，任左贊善大夫。這時，他的政治熱情似乎開始消退，對閑適寧靜生活的興
趣滋長起來了。恰恰兩年後，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書
請捕刺客，反而因越職言事而得罪，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次打擊，使他早年生活理念逐
漸動搖，而嚮佛道思想靠近。他在廬山東林寺建了草堂，禮佛參禪，走嚮了獨善其身式
的閑適自娛。
此後，他又任過忠州、杭州、蘇州刺史，秘書監、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
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後他閑居洛陽，與香山寺僧人結社，捐錢修寺，自號香
山居士。七十五歲時卒於洛陽。有《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對於詩歌的見解形成於元和初年，在他與元稹“揣摩當代之事”而寫成的
《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詩以補察時政》，係統地談到了詩的功能與作用。首先，他
指出詩是人們有感於某種事實而觸發了情感的産物，所謂“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
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因此他強調從詩歌中可以瞭解社會問題，觀“國風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所
以國君應當效法古人，建采詩之官。元和元年以後，這一理論逐漸成熟，在元和四年所
作的《新樂府序》中，白居易明確地提出詩應“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
作也”。他一方面要求君主“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嚮歌詩求諷刺”（《新樂府·采詩
官》），另一方面則要求詩人在詩中反映現實問題，提出諷諫。在《讀張籍古樂府》中，
他通過表彰張籍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
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
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捲之善一身。”也就是說，詩要寫得有“諷”、
“感”、“勸”的實際效用。兩方面綜合起來是一個意思，白居易強調的是詩歌的政治
與社會功能，即《與元九書》中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而最終的目的，是要藉此幫助國君實現良善的政治秩序與良善的社會風俗。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大體上是漢儒詩說的推衍，沒有多少新的創見。從其消極意義
來說，他完全從對於政治與教化的作用來看待詩歌的功能，使之處於從屬性和工具性的
地位，而忽視了詩歌自由抒情的意義，以及它的審美功能和娛樂功能，對詩歌加上了嚴
厲的限製。這種理論與同時期韓愈在散文領域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的理論，都是儒傢
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學觀在長期受到冷淡以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中的再興；
這種理論不可避免的弊病，是引發出源於政治理念的創作。但應該說，這種理論在
當時也還有它的積極意義。在此之前，普遍註重自我內心傷感、惆悵的風氣，造成詩歌
的格局窘狹、氣勢萎靡、內容單薄。白居易等人的理論呼籲詩人正視廣阔的社會生活，
自然有再度擴展詩歌題材的作用。在這種呼籲下，不少詩人寫下了反映社會面貌和民生
疾苦的詩篇，使更多的人認識到社會的弊病；而其中的一些具有真實感受的優秀之作，
還表現了人對人應有的同情和友愛。
白居易最為人稱道的是主要創作於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的《秦中吟》及《新樂府》五
十首等他標為“諷喻”一類的詩歌。
這些詩歌從總體上來說，都是作者關懷現實政治、關懷社會問題，企圖對其所認為
的不良現象加以糾正的産物，但具體分析，卻有所不同。在一部分作品中，白居易常以
儒傢正統道德的維護者自居，批評他所不滿的習俗敗壞現象。譬如他告誡少女們不要為
愛情而“淫奔”，以免遭受惡果；他指責自天寶以來，鬍樂、鬍舞、鬍妝盛行，人心不
古，連皇帝也受到了迷惑，以致雅正之樂無人問津，社會風氣遭到破壞。從這裏可以看
出，白居易所提出的復興唐王朝之道，包含着復古保守的成分，而這不僅是白居易個人
的問題，實際也是唐代文化精神衰落的表現。而在另一部分詩中，詩人廣泛涉及了社會
的不公正和民衆生活的艱難，具有更為積極的意義。
首先，他描述了這個時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
難掙紮的悲慘狀況。《重賦》中寫下層民衆“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並寒氣，
並入鼻中辛”，而《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此形成對照：
“一堂費百萬，鬱鬱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暑不能幹。……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
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以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無惜心。”在
《買花》詩中，他藉一個田捨翁之口發出感嘆：“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詩
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為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
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貪吏、
宦官。在《輕肥》中，他揭露了宦官“樽罍溢九醖，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
池鱗”，而這時百姓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賣炭翁》
則指責宮中黃衣使者盤剝掠奪百姓，不問青紅皂白搶走賣炭翁辛辛苦苦燒的一車炭；
《杜陵叟》中則寫長吏明知莊稼為自然災害所毀，卻仍然“急斂暴徵求考課”，逼得百
姓典桑賣地來抵官租，白居易憤怒地說道：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
其次，白居易還註意到邊疆無休止的戰爭導致千萬百姓無辜喪生。著名的《新豐折
臂翁》寫了一位在天寶年間逃過兵役的老人，當時，宰臣“欲求恩倖立邊功”，發動對
南詔的戰爭，無數被強徵去當兵的人冤死異鄉，這位老人“偷將大石捶折臂”，纔留得
殘命。詩中藉老翁之口說道：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
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
塚上哭呦呦。
這位命運悲慘的老人，卻以欣喜口吻自慶僥幸，讓人讀來更覺得悲哀，同時也感受
到詩人的目的不僅在記敘一樁往事，而是反映出戰爭帶給廣大人民的無窮苦難。
除了上述兩大主題，白居易的樂府詩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有許多。他揭
露了官吏昏庸無能，將帥驕橫無勇，藉君國之名義而飽一己之私；他批評宮中幽禁了無
數宮女，要求皇帝將他們釋放；他還批評求仙之虛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
來幹預……，這些都切中了時弊。
元和年間，正是社會相對穩定，戰亂稍稍平息的時候，醉生夢死的人又開始花天酒
地，庸凡的人又在彈冠相慶，而白居易卻挑開虛飾的面紗，暴露出這個社會的黑暗、動
亂、骯髒和不合理，批評的鋒芒橫掃了整個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官吏，這是自杜甫以
來沒有人做到過的。據說這些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
“握軍要者切齒”（《與元九書》），恰恰說明它擊中了社會要害，刺痛了權勢者的神
經，也說明白居易是有正義感和勇氣的。
如果與杜甫的同類詩相比較，可以看到，在抨擊現實的尖銳性方面，白居易並不比
杜甫遜色。但從詩歌藝術來說，杜甫的詩大都是實際生活體驗的産物，具有很強的感染
力；而白居易的詩則有明確的服務於政治的目的，當這種目的與他的實際生活感受能夠
密切結合而藴涵着熱情時，一部分作品也寫得很感人，尤其像《新豐折臂翁》等可以說
是很優秀的，這種詩在元稹那裏是看不到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卻和元稹的同類詩差不
多，說教氣味很重，讀起來索然無趣。
白居易對諷諭詩的語言表現有明確的要求，他在《新樂府序》中說：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就是說，為了達到諷喻的目的，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樸素淺顯，直接了當，而不追求
任何含蓄、麯折，當然更反對艱深晦澀。
衹有這樣，才能讓人容易明白並受到震撼。這種語言風格的缺陷是過於直露，有時
頗為羅嗦，少了些精煉和含蓄。但一些優秀之作，則不僅通俗平易，而且意緒流暢，節
奏明快，形象生動，也還是花費了艱巨的功夫的。不管怎樣，在當時，它是一種新的詩
歌風格，也贏得了最廣泛的讀者。據說，當時“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
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元稹
《白氏長慶集序》）。
由於文學思想和人格上的致命弱點，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既在成就方面受到一定
限製，也難以持續。他的詩歌理論，是把政治目的、社會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謂“為君
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首先是“為君”而作。這不僅在寫作立場上造成自我限定，
而且當君主並不支持這種創作時，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動力。而白居易又是一個性格很矛
盾的士大夫，一方面深切地關心現實，富於同情心，另一方面又很愛惜自己，生一根白
頭髮就終日惶惶然。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遺時所激起的政治熱情，隨着屢遭挫折而
漸漸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回鄉後，寫“諷喻詩”就少了，更多的是寫曠達平和的
“閑適詩”。元和十年被貶為江州司馬，雖然寫下了著名的《與元九書》，全面總結了
自己的文學觀點，但這衹是對前一時期創作的再肯定，實際上此後他已經不再實行這一
套文學主張。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
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
（《與楊虞卿書》）這種消極的念頭，使他越發地去問道參禪，排遣憂愁。元和十
一年所作《歲暮》詩，也明白地表達了他此時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
所以，閑適生活成了白居易後期詩歌的主要內容。
這些閑適詩對後世士大夫影響很大。這不僅因為它比較吻合中國士大夫的心理，而
且因為它有明朗自然的氣脈和平易流暢的語言，讓人讀來有親切的感覺。白居易很推崇
陶淵明，在他退居渭上時，寫過《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在江州還專門去訪問過陶淵明
的故居。不過，雖然他的閑適詩也追求自然淡泊、悠遠平和的風格，但並不像陶詩那麽
古樸，倒有些跳蕩的明麗與亮色，也不像陶詩那麽渾厚，倒有些悠長的理趣，語言也更
顯得淺切流暢，像《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不僅寫出了在山寺看見遲開桃花的驚喜，還藴含了人間事所謂“別有一番天地”的
理趣。又如《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傢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
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潮東行不足，緑楊陰裏白沙堤。
詩寫得淺切平易，但五六兩句中“迷”、“沒”等字卻是極貼切精緻的，顯然經過
了用心錘煉。《問劉十九》是一首小詩：
“緑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紅爐緑酒，色彩已是十
分明麗，而又在欲雪的暮天裏，這色彩就越發有鮮明和暖人的感覺，末一句親切的問語，
又使人在陰寒中得到一種友情的溫暖。短短二十字，寫來趣味十足，色彩鮮明。
在所謂“閑適詩”中，像上述幾首那樣寫得很出色的還有一些。但類似的情懷寫得
太多，未免重疊復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當多寫得很平庸。尤其是他總愛
在詩裏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嘆自己的衰老孤獨，談論佛經的道理，實在沒有什麽趣
味。
在諷諭、閑適之外，白居易還把自己的詩歌分出“感傷”一類，其中的《長恨歌》、
《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詩歌的最高藝術成就。
《長恨歌》作於元和元年。據陳鴻的《長恨歌傳》，白居易寫《長恨歌》的本意是
要“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這可以說也有“諷喻”的意味。而且，《新樂府》
中的《李夫人》詩中，特別提到“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見……泰陵
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也正是《長恨歌》
創作的主觀意圖的一個註腳。所以，《長恨歌》從寫楊貴妃入宮到安史之亂，都對君主
的耽色誤國和貴妃的專寵有所諷刺。但是，這一意圖並沒有貫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楊、
李愛情悲劇本身時，又抱着同情態度，用了許多動人的情節和語言把這場悲劇寫得纏綿
悱惻，這樣就出現了雙重主題彼此糾纏的現象。特別是詩中對玄宗與貴妃二人生死相戀、
夢魂縈繞的那種帶神話色彩的反復渲染，更把前一個主題大大地衝淡了。如詩中寫到楊
貴妃死後，玄宗的對景傷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在這段之後，他又以濃重的筆調繼續寫玄宗回長安後的孤寂：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盼望夢中相會，卻是“悠悠生死別經年，
魂魄不曾來入夢”。到這裏，可以說是把生死間的苦戀之情寫到了極緻，但下面推開一
層，又寫了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在仙山見到了死後歸仙的楊貴妃。看
來似乎生死懸隔的戀人可以相會了，但又一轉，楊貴妃的魂魄卻不能回去，“昭陽殿裏
恩愛絶，蓬萊宮中日月長”。這時讀者會代唐玄宗感到一種絶望，然而再一轉，又是楊
貴妃請道士帶去當年的定情物給玄宗，並重溫舊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
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是一種深深的，
又是衹留下眷念而永遠無法實現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結尾處寫下：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
因而《長恨歌》留給讀者的，主要不是“懲尤物”式的道德教訓，而是對刻骨銘心
的愛情的深深的感動。
寫於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則是一首感傷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敘事詩。開頭記
述詩人秋夜在江州潯陽江頭送客，聽見江上琵琶聲，於是便請彈琵琶女子相見：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麯調先有情。
在聽了一麯琵琶之後，女子訴說了自己的身世。原來這女子與白居易一樣來自京都，
也有一番由繁華而凄涼的遭遇，同病相憐的白居易深有感觸：“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
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最後，沉浸在哀傷中的女子再彈一
麯，聲音越發凄涼悲切，而同樣沉浸在傷感中的白居易聽畢之後，更是淚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詩歌中，這一類敘事兼抒情的感傷詩是寫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
敘事抒情中，他往往采用精緻生動、音聲色彩與氣氛相和諧的意象來勾勒一個個鮮明的
畫面，烘托出濃重的情緒氛圍。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鈴聲，組成有聲有色的傷感情景；“夕殿螢飛思悄然，
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從黃昏到凌晨，空殿螢飛、孤
燈衹影、鐘鼓之聲、耿耿星河，四種色彩、音聲都給人以寂寞孤單感的意象，映襯出了
玄宗徹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裏，一開始就挑選了“楓葉荻花秋瑟瑟”這樣
的意象，以呈現悵惘傷感的氛圍，接着以“江浸月”，即江水寧靜地映着團團月色這樣
的意象，再給人以孤寂的感覺；而聽了琵琶後，又以“唯見江心秋月白”這樣靜謐、蕭
瑟的意象再次呼應，烘托出凄涼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於掌握節奏，他以變化
的節奏把畫面連綴起來，造成各種不同的氣氛。如《長恨歌》寫安史之亂中玄宗西遷的
那一段，從“九重城闕煙塵生”到“回看血淚相和流”，畫面變換急促，好像鼓點頻敲，
構成了緊張的敘事氣氛；而寫玄宗思念死去的楊貴妃的一長段，從“蜀江水碧蜀山青”，
畫面變換便舒緩下來，顯得沉重緩慢，抒情意味便全出來了。這樣的不同節奏與內容結
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繪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這種比
喻在顧況、韓愈、李賀詩中也有，而是善於通過描寫音樂節奏的變化來表現情緒的起伏。
它開始零散，“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麯調先有情”，繼而“低眉信手續續彈”，出現
了舒暢的節奏。此後逐漸由慢而快，用了反復排比重疊的字句寫出“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詩的用字造句與琵琶聲響交映
成趣。最後在一個小小的迴旋跌宕之後進入了高潮：“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
鳴。”然後這驚天動地之後又突然煞住：“麯終收撥當心劃，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
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歸於一片寂靜。在這裏，不僅所描寫的音樂是有節奏感
的，詩歌語言本身以及詩中畫面的變換也都是有節奏感的。這種絶妙的處理，便造成了
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這類感傷詩的意脈流暢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澀，抒情敘
事結合得天衣無縫，語言也很明白易懂，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數詩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
了。
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樂府詩創作為核心的一股新詩潮，以其對社會
政治問題的強烈關註，和與此相關的平易通俗的語言，突破了過去一段時期內狹隘的詩
歌內容，改變了過分雕琢的詩歌語言習慣，恢復了中國古典詩歌關心社會現實和民生疾
苦的優良傳統，既開拓了詩歌的表現領域，也發展了新的詩歌語言。
但是，這一新詩潮過分偏激地強調詩歌的政治意義和理念化的傾嚮，也造成了另一
方面的弊病。特別是在封建專製主義越來越嚴厲、個性受到的壓抑越來越強烈的環境下，
文人的真實感情受到來自外部與內心的雙重壓力，個人的理想、欲望被潛藏起來，而冠
冕堂皇的儒傢倫理觀念便籠罩了詩歌。
白居易等人的詩在政治理念之外，還有真正為生活現實所激發的熱情，後來的有些
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單純或主要從理念出發，衹是把詩歌當作工具，寫一些毫無激情的
說教文字了。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 駱玉明，youth掃校）
Bai Juyi or Po Chü-i (白居易) (772 - 846) was a Chinese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His poems are not cheerful, and were themed around his responsibilities as a governor of several small provinces to sympathise with his people. He is renowned in Japan as well, where he is called Haku Rakuten.
Life
Bai Juyi was born in Xinzheng to a poor but scholarly family. At the age of ten he was sent away from his family to be educated near Chang'an. He passed the jinshi degree in 800. His official career was initially successful: he was a Member of the Hanlin Academy and Reminder of the Left from 807 until 815, when he was exiled for remonstrating too forcefully. His career resumed when he was made Prefect of Hangzhou (822-824) and then Suzhou (825-827).
Work
He wrote over 2,800 poems, which he had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He is most notable for the accessibility of his work. It is said that he rewrote any part of a poem which one of his servants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He tried to use simple language and direct themes. Two of his most famous works are the long narrative poems Song of Eternal Sorrow,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Yang Guifei, and Song of the Pipa Player. Like Du Fu, he also had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e is also well-known for his satirical poems, such as The Elderly Charcoal Seller. Bai Juyi's accessibility made him extremely popular in his lifetime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and he continues to be so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