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张兆和（11）
然而，张兆和不可能再“自由”，沈从文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加上两个孩子的牵连，她只能“游移”而已。在沈从文几近摊牌的来信中：“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同上书，第120页。她终于在1938年秋天，带着儿子、九妹，经香港取道河内，来到了昆明，分别一年多的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1939年4月，为躲避日机空袭，沈从文全家迁居滇池附近的呈贡县龙街居住。自此以后到抗战结束，沈从文奔波于昆明与贡县之间。在西南联大上课、编教科书；在龙街写作与沉思。抗战中后期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沈从文一家日子过得极其窘迫。保姆早已辞退，家务都由自己操持。重活粗活归沈从文；洗衣烧饭、照看孩子属张兆和。为缓解家中困境，张兆和还去中学教英语以补贴家用。沈从文在此期间，花了相当大的精力给那些向他写信求助的朋友们回信。在这些回信中，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做人态度的谆谆劝导。这些回信的一部分，后来结集为《云南看云集》1943年由重庆民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他沉浸于滇池风光中，对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思索。这些沉思默想式的灵魂对白，结集为《烛虚》，旨在“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第258页。，“使生命之光，煜煜照入，如烛如金。”同上书，第265页。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回到北平，除继续在北大任教外，他还兼任了《益世报》、《经世报》和《平明日报》等文学副刊的主编。军人出身的沈从文，对战争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总是以悲悯的眼光去看待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他认为，战争是“民族自杀的悲剧”，会“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人类应该以“理性”来战胜这种“愚蠢”。沈从文：《从现实学习》，1946年11月3、10日《大公报》。这种疏离政治、超越战争具象而不管战争的正义与否的观点，必然要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其中，乃超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1948年3月1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里，不仅对他的回忆性散文《芷江县的熊公馆》1948年1月《大公报》。横加指责，而且还给他戴上了“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巨”和“奴才主义者”的高帽。给沈从文致命一击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同注②。。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以红黄蓝白黑色对一些秉承文学独立性的著名作家定性。指出：“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具体而言，是指“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黄色的方块报”和“黑色的萧乾”。沈从文本人“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这无疑是对沈从文文学生涯的死亡判决。
沈从文、常风、冯至、赵君；前排右起：李长之、梁实秋、杨振声、俞平伯、朱光潜。
1948年暑假，沈从文受老友杨振声邀请，在颐和园东北的霁清轩消暑，因张兆和要照料生病的弟媳，不能一同前往。独处霁清轩的沈从文，又给妻子续写了情意缠绵的家书。这就是《从文家书》中的《霁清轩书简》。沈从文酷爱自由，喜欢独立，不满束缚，与张兆和长相厮守，便感到不自由，特别是妻子在生活细节上的管束，使他感到头昏目眩，很不自在。如今分处两地，沈从文又因左翼文坛逐步升级的批判，陷入惶惑、孤独和无助之中。妻子的关怀和抚慰，才使他迷乱的灵魂得到暂时的安慰，“厌倦”包裹的他，因为独处，才真正感受到了妻子“圣母”般的“人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地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从文家书》，第134页。他在思念中消化妻子所给予他的一切，使之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同上书，第132页。面对妻子的爱和理解，沈从文对此充满着感激，增强了“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罢。”为此，他要把妻子给予的“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从文家书》，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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