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史迪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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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10月29日,美羅斯福總統召回史迪威。31日,新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抵重慶
史迪威氣得發瘋，他嚮馬歇爾建議由自己全權指揮中國軍隊，甚至將共産黨的部隊也納入他的麾下。這番建議最終得到羅斯福總統的首肯，他晉升史迪威為四星上將並且給蔣介石去信……然而，不論何因，嚮一個主權國傢公然索取對全國軍隊的指揮權，是違背國際關係準則的。
“史迪威事件”是抗戰後期中美外交關係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對民國史有一定瞭解的讀者想必不會陌生。
事件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1942年1月，二戰反法西斯同盟國宣佈成立中國戰區，由蔣介石擔任最高統帥。同年3月，美國派遣史迪威中將來華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一職，輔佐蔣介石指揮抗戰。但雙方因職務、個性和戰略見解的不同而屢生摩擦。由史迪威指揮的緬甸戰役失敗後，蔣介石萌生了撤換他的念頭，而史迪威認為，戰敗的責任應由國民黨將領承擔。此後兩人矛盾愈演愈烈，1944年雙方最終攤牌，美國政府不得不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事件”的主角是蔣、史，那麽其時遠在美國的宋子文居間扮演了什麽角色呢?宋子文當真是傳說中的幕後推手嗎?最近鬍佛研究所解密的宋子文檔案(宋子文檔案乃由宋子文傢人於其身後捐贈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典藏之專檔，共計四十六箱，其中三十九箱已經編目，開放供學人參閱)和蔣介石日記記載了有關該事件諸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為我們解開了謎底。
“外來和尚”會念經?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不久，為使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站在美國一邊，美國總統羅斯福主張將中國以大國來對待，讓蔣介石具有較體面的正式地位。1942年元旦，二十六個國傢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宣言，共同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在羅斯福的運作下，開列簽字國順序時中國被排在了第四位，以下二十二個國傢則按字母順序排列。中國與美、蘇、英一起位列四強，實現了所謂的“大國夢”，時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代表中國在《華盛頓宣言》上簽了字。進入四強使中國的聲譽和地位都得到空前提高，蔣介石在興奮之餘是誠惶誠恐。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國簽字於共同宣言，羅斯福總統特別對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日)不久，羅斯福又提議單獨闢出中國戰區，由蔣介石擔任最高統帥。
何謂“大國”?國際政治中對“大國”的界定，往往指的是擁有足夠的實力，並可以以此影響他國决策的國傢。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顯然不具備這一標準，對此蔣介石亦是心知肚明。為投桃報李，他决定由美國委派一位將領來華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宋子文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長期在美國尋求政治及軍事支持，尤其在出任外交部長後，更是如魚得水，顯示出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公關技巧，不僅成為白宮的座上賓，與美國軍方、財界亦是關係密切。1月4日，宋子文收到蔣介石電令，轉請羅斯福總統遴選其親信將領來華任參謀長，希望其軍銜在中將以上，但“不必熟悉東方舊情者，衹要其有品學與熱心者可也”(《蔣介石緻宋子文支電》，1942年1月4日)。蔣介石提出這樣的要求，無非是他擔心一個熟悉中國國情的外國人，或許會對他的統治方式提出某些異議。對此，宋子文這樣嚮美方解釋：蔣介石是怕引起誤會，因為 “一些認識中國軍閥時代中國軍隊的武人每以今日國軍就如同軍閥之隊伍，所以蔣委員長認為不須遠東專傢來華”(《宋子文緻MeCloy函》，1942年1月 6日)。
美方“選秀”的結果卻令宋子文大跌眼鏡。
1月19日，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約見宋子文，嚮他通報了美方準備派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赴華的决定。史迪威畢業於西點軍校，時任第三軍軍長。他性情耿直，觀察敏銳卻易生疑，是一位相當自負又恃纔傲物的職業軍人。按理說宋部長對史將軍並沒有陳見，無奈的是這位美國陸軍公認的出色指揮官卻與蔣委員長的標準大相徑庭。其一，他非但不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還對總統大人相當不感冒，在他的日記裏甚至把這位美國總統戲稱為“我們的孩子”；其二，史迪威先後在華十年，會說中國話，被美國軍界稱為“中國通的中國通”。就連他這個中將軍銜還是因為派他去中國而火綫擢升的。
事已至此，宋子文衹好嚮蔣介石如實電告美方“擬推薦Stilwell中將，此人公認為美陸軍中最優秀之將纔，現充軍團長……通華語”。1月22日，蔣介石復電宋子文，一面對史迪威來華“甚表歡迎”，一面要求宋子文再嚮美方申明“聯軍參謀長須受統帥之命令而行”。兩天後，宋子文會晤了赴華前的史迪威，對其觀感頗佳，並在之後給蔣介石的電文中屢次推薦並多有美言，如描述史迪威“人極誠樸”，並轉述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原話：“史迪威為其部下最有能力之將材，諒蒙委員長重用。”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飛抵重慶正式嚮蔣介石報到。當參謀長遇見總司令，本該相談甚歡，孰料史迪威咄咄逼人，嚮蔣介石說明他來華的職責竟有六項之多：美國總統的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官、駐華空軍司令官、援華軍用物資監理官、滇緬公路監理官和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尤其強調他是美國總統的代表，而忽視作為蔣統帥參謀長這一職務，並提出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要由他全權指揮。這一連串雷人的職責和要求，加上史將軍倨傲的神氣，使蔣總司令相當不悅：這“外來的和尚”再會念經，對“住持方丈”最起碼還應該講點尊敬吧。可眼前跋扈的史將軍哪裏還有一絲半點的“誠樸”呢?蔣介石哪裏知道史迪威在美國軍界素以尖酸刻薄而聞名，享有類似“醋性子喬”這樣的諢號。有趣的是，以“酸”著名的史迪威卻指責蔣介石 “酸”，他在事後的日記裏這樣描述蔣，“他酸得像醋。對美國沒有一句感激之言。衹是想從我們手裏得到東西”(《史迪威日記》174-175頁)。
將在外不受君命?
在蔣介石統治中國的20多年中，他與宋子文既是親傢，又是冤傢。於私，宋子文是蔣的大舅子；於公，宋子文是蔣的僚屬、當傢重臣。然而，由於蔣宋兩人出身、經歷和性格愛好上的差異，還有一些政治觀點的相左，兩人經常一言不合便爭吵不斷，甚至施以拳腳。矛盾衝突貫穿幾十年，而最高潮尤以“史迪威事件”為甚。此乃後話。
宋子文作為一個大國的外交部長，卻在美國從事中國的外交工作，可謂中國外交上一大特例。在戰時外交的折衝上，宋部長的表現可圈可點，確有值得肯定的成就，但他在外交上獨攬獨任的作風卻常常遭人詬病。或許是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宋子文經常無視中國官場的潛規則，他在外交上的許多做法往往造成美國人衹知有宋博士而不知有蔣委員長，這顯然犯了中國政治倫理上的大忌。在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典藏之宋子文專檔中，我們發現了一封宋訓斥部屬中國銀行負責人霍寶樹的電報，用詞咄咄逼人，絲毫不留情面。茲錄如下：“有關二十七號來電，電文如此冗長，尤其已有完全相同者自其它管道遞交，你完全破壞了我們秘密電碼的價值。何以如此?以後絶不允許任何人如此，即或委員長命你如此，你也應嚮他解釋你何以不能。”(《宋子文緻霍寶樹電》，1941年3月16日)可見宋子文有時的確無視蔣委員長的存在，更別說是同儕或下屬了。
對宋子文在美國的所作所為，蔣介石心裏也非常不滿，但是在這非常時期，獲得“美援”關係到黨國身傢性命，而與美國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選卻非宋子文莫屬，因此他也衹好聽之任之了。
除了獨斷獨行，宋子文在外交上引人非議的是他不按一般的外交通訊程序行事，在轉達消息時有蒙蔽之嫌。史學界有觀點把蔣史矛盾的源頭指嚮宋子文，認為有關史迪威職權解釋不清源自於宋對美國方面訓令的轉達不清，對蔣委員長的要求表達不明，甚至越俎代庖，上下其手。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宋子文在處理有關史迪威來華的問題上是相當慎重和謹慎的，在與蔣介石的往返電文中都是據實相告，甚至“將英文原文奉達，俾不失其措辭之確切本意”。在蔣史關係的問題上，宋也是奉令行事，衹不過常常嚮蔣提出他自以為合理的建議。1942年6 月，也就是史迪威在緬甸戰敗一個月後，蔣宋兩人開始討論是否要以一位更樂意支持國民政府戰略、更積極領導盟軍在東南亞和中國戰場抵抗日軍的美方人士，來取代史迪威。宋子文針對蔣的優柔寡斷直言不諱：“文追隨鈞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絶非意存推諉，更不願敷衍因循。事實如此，不得不一再曉瀆。即請鈞座明白示知，鈞座對史梯威(即史迪威，原檔如此)感想如何，文各電所列問題，是否已與其商洽，有何睏難。美方認定接濟中國，必須史梯威商承鈞座之後，來電證實，始剋有濟。是以文必須明了鈞座對史之感想及史對我之態度，始可設法相機應付也。”(《宋子文緻蔣介石電》，1942年6月12日)意思是宋子文想知道蔣介石對史迪威這個人究竟是什麽看法，如果確實不滿意，他方可去做白宮的工作。幾天後，在另一封發給蔣的電報中，宋子文提醒說他確認史迪威在幫助中國取得美方軍事援助時仍將産生積極作用。因而建議蔣介石盡可以把史迪威當成他的部屬，而不必奉為貴客。應該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國軍方的人脈關係，促使美方給予國民政府更多的支持。
從以上史實我們可以看出宋子文處理問題時十足就事論事的美國作風!他有一說一，並沒有太多心機，一心想為蔣介石覓緻良將並且希望蔣史能和睦共處。或許宋子文在別的事情上奉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時擅做主張，甚或先斬後奏，但他在“史迪威事件”中自始至終都是秉承蔣介石意志辦事的，並沒有僭越職權之舉。不管後人如何評判宋子文的外交風格，好大喜功也好，買辦作風也罷，我們不應忽略這樣的事實：是宋子文在美國的三年，使中美外交達到了最高峰。不知道是不是宋博士早已預見到後人會對他多有非議，其所留存檔案中出現了這樣的字樣：“外界於我之毀謗，毫不在乎；為國傢民族之責任，淡然處之。”
請神容易送神難
公允地說，史迪威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並非是來搶班奪權，而是臨危受命指揮對日作戰。作為美國職業軍人，他身先士卒，能與中國下層官兵打成一片。身材高挑的史將軍平常愛穿運動服，而不願着表明軍階的製服。在前綫時，他腳蹬美國大兵靴，戴一頂一戰時期的寬檐戰鬥帽，嘴裏叼着煙斗，用中國話發號施令。而作為“中國通”的他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了若指掌，對國民黨軍隊各自為戰，保存實力的做法，更是深惡痛絶。再加上他孤傲的性格，與充滿心機的蔣介石相處，註定是火星碰地球。
蔣介石認為史迪威擔任他的參謀長就應接受他的命令，對此，史迪威在日記中這樣嘲笑被他諷稱為 “花生米”的蔣——“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還有別的身份，如顧問團美國代表、美軍司令、租藉物資分配人。”史既不根據蔣的旨意分配租藉物資，也不容許蔣隨意動用美國部隊，蔣“氣得發瘋”卻無可奈何。考察自1942年6月起蔣宋之間的電報往還，已經將撤換史迪威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幾次均無功而返。
史迪威在緬甸作戰失利後，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成為公開的秘密。羅斯福對此甚為焦慮，他給馬歇爾寫了一封信，認為“史迪威是以錯誤的方法在和蔣委員長打交道”。與此同時，宋子文奉蔣介石之命遊說華盛頓，以“改組中國戰區”的名義，試圖要美國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務。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在得到蔣介石的允許之後，嚮羅斯福呈遞了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史迪威的地位。對此，美方表示：“如果委員長本人正式提出要求，總統會考慮召回史迪威的。”9月29日，宋子文在對蔣的密電中報告說他已經和美國政府達成了幾份重要的協議，包括“不惜以一切代價”來撤換史迪威，並催促蔣立刻發電報給羅斯福。
眼看史迪威在華氣數將盡，不料宋美齡的介入扭轉了他的敗局。她正告丈夫要慎重：“如果你使這位美國英雄失去在中國的指揮權，那就可能得不到他們的飛機大炮或其他任何東西。”蔣介石終於改變了心意，在史迪威承諾“痛改前非”後，他也决定“和諧地繼續工作”，留下史迪威。為此，宋子文有種被愚弄的感覺，感到莫大的鬱悶和羞辱，同時也覺得無法嚮美國有關方面交待。10月16日，蔣介石和宋子文兩人大吵了一架。據說憤怒的蔣把一隻青花瓷碗重重摜在地上，同樣憤怒的宋，則重重地摔上門，離開了蔣的住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辦人陳光甫在回憶錄中描述，那天下午去宋部長傢探望，進門見到滿地的碎玻璃，於是詢問原委。宋說，今天早上，委座嚮他拍桌子、摔碗，而他衹好回來摔玻璃杯。
宋部長和蔣委座為史迪威之事發生口角，前者被勒令每天在重慶傢中閉門思過，滿朝官員中無人敢去拜訪宋子文。外交部次長吳國楨為匯報工作前往宋傢，冷靜下來的宋子文就如何收場嚮他徵求意見。吳說：你跟委座是親戚嘛!寫個悔過書就好了。吳次長的高見最終被宋部長采納，1943年12月23日，宋子文以一種謙遜、剋製和巧妙的方式寫信給蔣：“兩月以來，(文)獨居深念，咎戾誠多，痛悔何及。竊文之於鈞座，在義雖為僚屬，而恩實逾骨肉，平日所以競競自勵者，惟知效忠鈞座，以求在革命大業中，略盡涓埃之報，而抗戰以後，內心更加興奮，無論在國內國外，惟知埋頭苦幹，秉承鈞座指導，為爭取勝利，竭其綿薄，無奈個性愚憨，任事勇銳，對於環境之配合考慮，任事每欠周詳，甚或夙恃愛護過深，指事陳情不免偏執，而流於激切。此誠文之粗謬，必賴鈞座之督教振發，而後始足以化其頑鈍，亦即文於奉教之後，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鈞座琢磨之厚也。今文以戴罪之身，誠不敢妄有任何瀆情，一切進退行藏，均惟鈞命是聽。伏乞俯鑒愚誠，賜以明示，俾能擇善自處，稍解鈞座煩擾，則文此身，雖蒙嚴譴，尤必與青天白日，同其貞恆，惶悚上陳，伏祈垂察，敬叩鈞安。”(《宋子文緻蔣介石函》，1943年12月23日)這封信目前保留在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宋子文專題檔案中，見證了消氣以後的宋子文主動示好的態度。信雖長，其實最精妙的衹是八個字，“雖為僚屬，實逾骨肉”!生動揭示了蔣宋二人的關係。相信這封聲情並茂的檢討信打動了蔣，不久宋於 1944年春天開始恢復出席官方活動。
蓋棺似應有新論
國民黨軍隊在日軍進攻豫湘桂戰役中的潰敗，引起美國的強烈不滿。為保存實力，蔣介石要求將正在緬甸酣戰的中國遠征軍撤回國內，這讓史迪威氣得發瘋，他嚮馬歇爾建議由自己全權指揮中國軍隊，甚至將共産黨的部隊也納入他的麾下。這番建議最終得到羅斯福總統的首肯，他晉升史迪威為四星上將並且給蔣介石去信，讓他交出指揮權並由美方支配美國援華物資。過去史學界的觀點認為蔣介石一門心思搞獨裁，甚至不惜出賣國傢利益，而以今天客觀的眼光來評價蔣介石，應得出不一樣的結論。因為不論何因，嚮一個主權國傢公然索取對全國軍隊的指揮權，是違背國際關係準則的。在蔣介石看來，儘管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但中國的抗戰還是應由中國來主導，因此軍隊指揮權不能交給美方，援助物資的支配權也不應交給援助國。可見他對二戰期間的國傢主權還是非常看重的。
美國政府要求蔣介石交出軍權導致矛盾得到總爆發，雙方為此反復磋商、爭論甚至攤牌，最終美國政府在蔣介石不撤換史迪威中美兩國即無法合作的要挾下，從維護美國本身及其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出發，於1944年10月19日致電蔣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另委魏德邁(Wedemeyer)將軍為中國戰區參謀長。蔣史矛盾最終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其中過程麯折反復，復出後的宋子文僅僅是有所參與，故本文按下不表。
綜觀整個“史迪威事件”，宋子文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史迪威上任伊始，與宋子文的關係是融洽的。正面接觸雖然不多，但因為馬歇爾、史汀生的鼎力支持，宋子文還是嚮委員長隆重推出了史將軍。不料史迪威與蔣介石命中相剋，矛盾愈演愈烈，這便有了之後長達兩年多的召回和反召回之爭。而在這之中，宋子文應無夾雜太多私人意見，而是就事論事。他與史將軍電無個人過節，據雲宋子文在重慶的傢裏有一個手藝極好的大廚，他回國時經常宴請在華的美國友人，史迪威就是其座上常客。美食過後不免心生感慨，於是在《史迪威日記》裏便有了如下記載：“昨晚我赴宋子文的晚宴，中國菜，很精美，雖然他老是在說這是‘便飯’而已。”(《史迪威日記》1943年1月4日)這在某種程度上擊破了所謂的“宋史交惡”之說。
一直以來，宋子文在“史迪威事件”中被冠以幕後推手之名。稱宋子文不擇手段擠走了史迪威，這樣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國對華租藉物資的控製權和分配權，從而為他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並增強他在政治上的地位。這種推論除了前文所述宋在外交上的獨斷作風授人以柄外，還基於以下一樁公案。
1942年7月，美國政府得知史迪威與蔣介石發生衝突的情況後，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場。羅斯福總統授權馬歇爾起草了一封給蔣介石的長函，由當時在美的宋子文負責轉交。可是史迪威收到了該函的副本，蔣卻未接到宋轉來此函。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 “總統如此重要文件，宋部長安可延擱不發?”史迪威更是在日記中疾呼：“簡直是謀殺!馬歇爾來電說羅斯福的信要宋轉給花生米，他競沒有轉達。這混賬東西，他難道不知道會被發現?”宋子文被口水所淹沒，幕後黑手的形象更是越描越黑。
原來，羅斯福的那封信態度極為強硬，他表示史迪威既是中國戰區參謀長，又是美國總統的代表，美國不會召回史迪威，即使換人，任何繼任者都將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權力。因此，“要史迪威將軍全部按照你的命令來行使職權是不切實際的”。宋子文被羅斯福 “內容過於強烈”的回函驚呆了，他不敢把這封信如實地轉交蔣介石，於是擅自對信件的內容、措辭和語言都作了修改。事後，蔣介石去電相詢，宋遂回電說明此事原委，“為中美兩國以後親切合作之關係，及總統與蔣委員長之情感，故未便轉呈”(《宋子文緻蔣介石電》，1942年7月27日)。此後蔣介石也沒有對宋的處理方式進行問責。由此可見宋子文擔負瞞天過海的罪名實屬冤枉。
宋子文與史迪威之間應該沒有所謂的利益衝突。面對蔣史矛盾，宋子文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一是請蔣直言，讓美方召回史追威；一是可視史為部屬，無須以上賓禮遇。無奈蔣介石投鼠忌器，一直顧慮美方態度，不肯明言。之後在召回問題上又反復無常，讓宋子文覺得無法嚮美國交代，與蔣激烈爭吵，導致二人關係一度破裂。因此恐怕不能指稱是宋子文主導撤換史迪威，而應解釋為宋子文為蔣介石設想，執行蔣介石的意願，以達成撤換史迪威的目的。綜上所述，扣在宋子文頭上的所謂“幕後推手”的惡名可以去掉!這樣纔比較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09年第8期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楊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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