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史迪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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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经过:
10月29日,美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31日,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抵重庆
史迪威气得发疯，他向马歇尔建议由自己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甚至将共产党的部队也纳入他的麾下。这番建议最终得到罗斯福总统的首肯，他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且给蒋介石去信……然而，不论何因，向一个主权国家公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是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后期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民国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想必不会陌生。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42年1月，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同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中将来华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辅佐蒋介石指挥抗战。但双方因职务、个性和战略见解的不同而屡生摩擦。由史迪威指挥的缅甸战役失败后，蒋介石萌生了撤换他的念头，而史迪威认为，战败的责任应由国民党将领承担。此后两人矛盾愈演愈烈，1944年双方最终摊牌，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事件”的主角是蒋、史，那么其时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居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宋子文当真是传说中的幕后推手吗?最近胡佛研究所解密的宋子文档案(宋子文档案乃由宋子文家人于其身后捐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典藏之专档，共计四十六箱，其中三十九箱已经编目，开放供学人参阅)和蒋介石日记记载了有关该事件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为我们解开了谜底。
“外来和尚”会念经?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为使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站在美国一边，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将中国以大国来对待，让蒋介石具有较体面的正式地位。1942年元旦，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宣言，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在罗斯福的运作下，开列签字国顺序时中国被排在了第四位，以下二十二个国家则按字母顺序排列。中国与美、苏、英一起位列四强，实现了所谓的“大国梦”，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在《华盛顿宣言》上签了字。进入四强使中国的声誉和地位都得到空前提高，蒋介石在兴奋之余是诚惶诚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日)不久，罗斯福又提议单独辟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
何谓“大国”?国际政治中对“大国”的界定，往往指的是拥有足够的实力，并可以以此影响他国决策的国家。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显然不具备这一标准，对此蒋介石亦是心知肚明。为投桃报李，他决定由美国委派一位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长期在美国寻求政治及军事支持，尤其在出任外交部长后，更是如鱼得水，显示出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公关技巧，不仅成为白宫的座上宾，与美国军方、财界亦是关系密切。1月4日，宋子文收到蒋介石电令，转请罗斯福总统遴选其亲信将领来华任参谋长，希望其军衔在中将以上，但“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蒋介石致宋子文支电》，1942年1月4日)。蒋介石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是他担心一个熟悉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或许会对他的统治方式提出某些异议。对此，宋子文这样向美方解释：蒋介石是怕引起误会，因为 “一些认识中国军阀时代中国军队的武人每以今日国军就如同军阀之队伍，所以蒋委员长认为不须远东专家来华”(《宋子文致MeCloy函》，1942年1月 6日)。
美方“选秀”的结果却令宋子文大跌眼镜。
1月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约见宋子文，向他通报了美方准备派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赴华的决定。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时任第三军军长。他性情耿直，观察敏锐却易生疑，是一位相当自负又恃才傲物的职业军人。按理说宋部长对史将军并没有陈见，无奈的是这位美国陆军公认的出色指挥官却与蒋委员长的标准大相径庭。其一，他非但不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还对总统大人相当不感冒，在他的日记里甚至把这位美国总统戏称为“我们的孩子”；其二，史迪威先后在华十年，会说中国话，被美国军界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就连他这个中将军衔还是因为派他去中国而火线擢升的。
事已至此，宋子文只好向蒋介石如实电告美方“拟推荐Stilwell中将，此人公认为美陆军中最优秀之将才，现充军团长……通华语”。1月22日，蒋介石复电宋子文，一面对史迪威来华“甚表欢迎”，一面要求宋子文再向美方申明“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两天后，宋子文会晤了赴华前的史迪威，对其观感颇佳，并在之后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屡次推荐并多有美言，如描述史迪威“人极诚朴”，并转述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原话：“史迪威为其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材，谅蒙委员长重用。”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飞抵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当参谋长遇见总司令，本该相谈甚欢，孰料史迪威咄咄逼人，向蒋介石说明他来华的职责竟有六项之多：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援华军用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尤其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忽视作为蒋统帅参谋长这一职务，并提出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要由他全权指挥。这一连串雷人的职责和要求，加上史将军倨傲的神气，使蒋总司令相当不悦：这“外来的和尚”再会念经，对“住持方丈”最起码还应该讲点尊敬吧。可眼前跋扈的史将军哪里还有一丝半点的“诚朴”呢?蒋介石哪里知道史迪威在美国军界素以尖酸刻薄而闻名，享有类似“醋性子乔”这样的诨号。有趣的是，以“酸”著名的史迪威却指责蒋介石 “酸”，他在事后的日记里这样描述蒋，“他酸得像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史迪威日记》174-175页)。
将在外不受君命?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0多年中，他与宋子文既是亲家，又是冤家。于私，宋子文是蒋的大舅子；于公，宋子文是蒋的僚属、当家重臣。然而，由于蒋宋两人出身、经历和性格爱好上的差异，还有一些政治观点的相左，两人经常一言不合便争吵不断，甚至施以拳脚。矛盾冲突贯穿几十年，而最高潮尤以“史迪威事件”为甚。此乃后话。
宋子文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却在美国从事中国的外交工作，可谓中国外交上一大特例。在战时外交的折冲上，宋部长的表现可圈可点，确有值得肯定的成就，但他在外交上独揽独任的作风却常常遭人诟病。或许是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宋子文经常无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他在外交上的许多做法往往造成美国人只知有宋博士而不知有蒋委员长，这显然犯了中国政治伦理上的大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典藏之宋子文专档中，我们发现了一封宋训斥部属中国银行负责人霍宝树的电报，用词咄咄逼人，丝毫不留情面。兹录如下：“有关二十七号来电，电文如此冗长，尤其已有完全相同者自其它管道递交，你完全破坏了我们秘密电码的价值。何以如此?以后绝不允许任何人如此，即或委员长命你如此，你也应向他解释你何以不能。”(《宋子文致霍宝树电》，1941年3月16日)可见宋子文有时的确无视蒋委员长的存在，更别说是同侪或下属了。
对宋子文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蒋介石心里也非常不满，但是在这非常时期，获得“美援”关系到党国身家性命，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却非宋子文莫属，因此他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除了独断独行，宋子文在外交上引人非议的是他不按一般的外交通讯程序行事，在转达消息时有蒙蔽之嫌。史学界有观点把蒋史矛盾的源头指向宋子文，认为有关史迪威职权解释不清源自于宋对美国方面训令的转达不清，对蒋委员长的要求表达不明，甚至越俎代庖，上下其手。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宋子文在处理有关史迪威来华的问题上是相当慎重和谨慎的，在与蒋介石的往返电文中都是据实相告，甚至“将英文原文奉达，俾不失其措辞之确切本意”。在蒋史关系的问题上，宋也是奉令行事，只不过常常向蒋提出他自以为合理的建议。1942年6 月，也就是史迪威在缅甸战败一个月后，蒋宋两人开始讨论是否要以一位更乐意支持国民政府战略、更积极领导盟军在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抵抗日军的美方人士，来取代史迪威。宋子文针对蒋的优柔寡断直言不讳：“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知，钧座对史梯威(即史迪威，原档如此)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2日)意思是宋子文想知道蒋介石对史迪威这个人究竟是什么看法，如果确实不满意，他方可去做白宫的工作。几天后，在另一封发给蒋的电报中，宋子文提醒说他确认史迪威在帮助中国取得美方军事援助时仍将产生积极作用。因而建议蒋介石尽可以把史迪威当成他的部属，而不必奉为贵客。应该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国军方的人脉关系，促使美方给予国民政府更多的支持。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宋子文处理问题时十足就事论事的美国作风!他有一说一，并没有太多心机，一心想为蒋介石觅致良将并且希望蒋史能和睦共处。或许宋子文在别的事情上奉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时擅做主张，甚或先斩后奏，但他在“史迪威事件”中自始至终都是秉承蒋介石意志办事的，并没有僭越职权之举。不管后人如何评判宋子文的外交风格，好大喜功也好，买办作风也罢，我们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是宋子文在美国的三年，使中美外交达到了最高峰。不知道是不是宋博士早已预见到后人会对他多有非议，其所留存档案中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
请神容易送神难
公允地说，史迪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非是来抢班夺权，而是临危受命指挥对日作战。作为美国职业军人，他身先士卒，能与中国下层官兵打成一片。身材高挑的史将军平常爱穿运动服，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在前线时，他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一战时期的宽檐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用中国话发号施令。而作为“中国通”的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了若指掌，对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战，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再加上他孤傲的性格，与充满心机的蒋介石相处，注定是火星碰地球。
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就应接受他的命令，对此，史迪威在日记中这样嘲笑被他讽称为 “花生米”的蒋——“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还有别的身份，如顾问团美国代表、美军司令、租借物资分配人。”史既不根据蒋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资，也不容许蒋随意动用美国部队，蒋“气得发疯”却无可奈何。考察自1942年6月起蒋宋之间的电报往还，已经将撤换史迪威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几次均无功而返。
史迪威在缅甸作战失利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甚为焦虑，他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认为“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与此同时，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游说华盛顿，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之后，向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对此，美方表示：“如果委员长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9月29日，宋子文在对蒋的密电中报告说他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几份重要的协议，包括“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撤换史迪威，并催促蒋立刻发电报给罗斯福。
眼看史迪威在华气数将尽，不料宋美龄的介入扭转了他的败局。她正告丈夫要慎重：“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蒋介石终于改变了心意，在史迪威承诺“痛改前非”后，他也决定“和谐地继续工作”，留下史迪威。为此，宋子文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感到莫大的郁闷和羞辱，同时也觉得无法向美国有关方面交待。10月16日，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人大吵了一架。据说愤怒的蒋把一只青花瓷碗重重掼在地上，同样愤怒的宋，则重重地摔上门，离开了蒋的住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在回忆录中描述，那天下午去宋部长家探望，进门见到满地的碎玻璃，于是询问原委。宋说，今天早上，委座向他拍桌子、摔碗，而他只好回来摔玻璃杯。
宋部长和蒋委座为史迪威之事发生口角，前者被勒令每天在重庆家中闭门思过，满朝官员中无人敢去拜访宋子文。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为汇报工作前往宋家，冷静下来的宋子文就如何收场向他征求意见。吴说：你跟委座是亲戚嘛!写个悔过书就好了。吴次长的高见最终被宋部长采纳，1943年12月23日，宋子文以一种谦逊、克制和巧妙的方式写信给蒋：“两月以来，(文)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竞竞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无奈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之配合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也。今文以戴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情，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扰，则文此身，虽蒙严谴，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敬叩钧安。”(《宋子文致蒋介石函》，1943年12月23日)这封信目前保留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专题档案中，见证了消气以后的宋子文主动示好的态度。信虽长，其实最精妙的只是八个字，“虽为僚属，实逾骨肉”!生动揭示了蒋宋二人的关系。相信这封声情并茂的检讨信打动了蒋，不久宋于 1944年春天开始恢复出席官方活动。
盖棺似应有新论
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为保存实力，蒋介石要求将正在缅甸酣战的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这让史迪威气得发疯，他向马歇尔建议由自己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甚至将共产党的部队也纳入他的麾下。这番建议最终得到罗斯福总统的首肯，他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且给蒋介石去信，让他交出指挥权并由美方支配美国援华物资。过去史学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一门心思搞独裁，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而以今天客观的眼光来评价蒋介石，应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因为不论何因，向一个主权国家公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是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在蒋介石看来，尽管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但中国的抗战还是应由中国来主导，因此军队指挥权不能交给美方，援助物资的支配权也不应交给援助国。可见他对二战期间的国家主权还是非常看重的。
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交出军权导致矛盾得到总爆发，双方为此反复磋商、争论甚至摊牌，最终美国政府在蒋介石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的要挟下，从维护美国本身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发，于1944年10月19日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另委魏德迈(Wedemeyer)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蒋史矛盾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其中过程曲折反复，复出后的宋子文仅仅是有所参与，故本文按下不表。
综观整个“史迪威事件”，宋子文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史迪威上任伊始，与宋子文的关系是融洽的。正面接触虽然不多，但因为马歇尔、史汀生的鼎力支持，宋子文还是向委员长隆重推出了史将军。不料史迪威与蒋介石命中相克，矛盾愈演愈烈，这便有了之后长达两年多的召回和反召回之争。而在这之中，宋子文应无夹杂太多私人意见，而是就事论事。他与史将军电无个人过节，据云宋子文在重庆的家里有一个手艺极好的大厨，他回国时经常宴请在华的美国友人，史迪威就是其座上常客。美食过后不免心生感慨，于是在《史迪威日记》里便有了如下记载：“昨晚我赴宋子文的晚宴，中国菜，很精美，虽然他老是在说这是‘便饭’而已。”(《史迪威日记》1943年1月4日)这在某种程度上击破了所谓的“宋史交恶”之说。
一直以来，宋子文在“史迪威事件”中被冠以幕后推手之名。称宋子文不择手段挤走了史迪威，这样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从而为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这种推论除了前文所述宋在外交上的独断作风授人以柄外，还基于以下一桩公案。
1942年7月，美国政府得知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的情况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罗斯福总统授权马歇尔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长函，由当时在美的宋子文负责转交。可是史迪威收到了该函的副本，蒋却未接到宋转来此函。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 “总统如此重要文件，宋部长安可延搁不发?”史迪威更是在日记中疾呼：“简直是谋杀!马歇尔来电说罗斯福的信要宋转给花生米，他竞没有转达。这混账东西，他难道不知道会被发现?”宋子文被口水所淹没，幕后黑手的形象更是越描越黑。
原来，罗斯福的那封信态度极为强硬，他表示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宋子文被罗斯福 “内容过于强烈”的回函惊呆了，他不敢把这封信如实地转交蒋介石，于是擅自对信件的内容、措辞和语言都作了修改。事后，蒋介石去电相询，宋遂回电说明此事原委，“为中美两国以后亲切合作之关系，及总统与蒋委员长之情感，故未便转呈”(《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7月27日)。此后蒋介石也没有对宋的处理方式进行问责。由此可见宋子文担负瞒天过海的罪名实属冤枉。
宋子文与史迪威之间应该没有所谓的利益冲突。面对蒋史矛盾，宋子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请蒋直言，让美方召回史追威；一是可视史为部属，无须以上宾礼遇。无奈蒋介石投鼠忌器，一直顾虑美方态度，不肯明言。之后在召回问题上又反复无常，让宋子文觉得无法向美国交代，与蒋激烈争吵，导致二人关系一度破裂。因此恐怕不能指称是宋子文主导撤换史迪威，而应解释为宋子文为蒋介石设想，执行蒋介石的意愿，以达成撤换史迪威的目的。综上所述，扣在宋子文头上的所谓“幕后推手”的恶名可以去掉!这样才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8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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