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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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6日，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著名小说《飘》（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名《乱世佳人》）的原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逝世。
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年11月8日出生于名门，她一生都生活于亚特兰大，从小就喜欢听大人讲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是南北战争中南军据守的最后防线，小米切尔常常骑马凭吊战争后的遗迹。
在同酒商厄普肖的婚姻破裂后，她嫁给了记者马什，这让守旧的亚特兰大社交界大吃一惊。更让人惊讶的是，她不从夫姓。正是在马什的鼓励下，米切尔开始默默写作，十年后完成了《飘》。书原名叫《明天是个新日子》，斯佳丽也不叫斯佳丽，叫潘茜。出版时，米切尔才把书名改成《飘》——这是英国诗人道森长诗《辛拉娜》中的一句，用在这部小说中意喻南方的奢华全被北军洗劫殆尽，一切都化为乌有，随风飘去，充满了女性的伤感。这种对南方的同情，引起了评论界广泛争议。
《飘》1936年问世后引起轰动，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后，米切尔更名扬四海。面对荣誉，米切尔谦虚地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她自己也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了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此书自1936年首次出版后，在世界上被翻译成29种文字，总共销售了近3000万册。根据此书拍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于1939年12月15日在亚特兰大举行首映，引起轰动，并迅速风靡全球。次年这部电影获得10项奥斯卡奖。1949年8月11日，玛格丽特·米切尔与丈夫出门看电影时发生车祸，5天后逝世。
由于她生前坚决拒绝使故事有个结尾，从而使不少制片人纷纷请求得到拍摄续集的机会。1976年，玛格丽特的兄弟斯蒂芬斯·米切尔准许美国环球制片公司选择一个剧本拍续集，但是制片人的尝试失败了。
美国女作家亚历山德拉·芮普利经过3年的辛勤笔耕，于1991年9月25日在40个国家同时出版发行她创作的《飘》的续集——《郝思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米切尔的两个侄子突然心血来潮，感到有必要找位作家，创作《飘》的续集，这必须是一部他们能完全控制的上乘之作。于是，纽约威廉·莫里斯事务所受托于1986年组织了一次挑选作家的竞赛。在纷至沓来的成千上万名人中，莫里斯筛选出11名参加决赛，其中女性10名，男性1名。最后，57岁的芮普利获得了米切尔家族的这一殊荣。
在众多候选人中，芮普利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她是女的，又是地道的美国南方人，在当年南部贵族的首府、《飘》的男主角白瑞德的故乡查尔斯顿长大。人称芮普利是文坛的“福将”，她早年写的那些供火车站旅客看的流行小说，本本畅销。后来，她又创作过4部关于美国南方的小说，头一本《查尔斯顿》再版了11次，人们常将之与《飘》相提并论，她也因此而跻身于美国成名作家的行列。
芮普利在签订了这份450万美元的合同之后，马上开始构思。她先是仔细通读原著，尽力感受原作者的创作思想，还动手抄了其中的300页。她认为这是认真领悟作者风格的最好办法。芮普利治学严谨、尊重历史，为了保持作品的时代特点和风貌，她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并且实地考察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此后，她就像一位隐士那样，静静地续写这部风靡世界55年、拥有众多读者的巨著。其间，美国文坛和艺术界始终有人对此非难不已，同名影片的导演助手拉勃文甚至指责说，续书“是对这部美国古典巨著的糟蹋”。但作者不为任何压力所动，默默无闻地苦干了3个年头。1991年2月，她终于将1000页的续集——《郝思嘉》的原稿放在了出版商的办公桌上。
由于出版商与作者有约在先，此书的创作和出版过程全属保密。9月25日之前，世人无法得知郝思嘉和白瑞德最终是否再度重逢、破镜重圆——这个令《飘》迷们猜测了半个世纪的谜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续集尚未问世，就已先声夺人，成为今年世界文坛最轰动的事件之一。
不过，这样一部世界名著在中国的命运却不佳，曾被当成是有害读物加以批判。1999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无法飘逝的记忆——追踪20年前一场关于<飘>的争论》。文章说：揭开封尘已久的记忆，当年的主要当事人、浙江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原负责人马守良感慨万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没有中国出版界的今天。
风波源于那个特定时期所产生的严重“书荒”。1978年，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认真审读了一部分以往出版过的中外名著。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他们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重印《飘》的消息刚一传开，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就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10万册一路飚升至60多万册。上海一家文化单位甚至派人亲赴浙江坐等，不给几万册不走。然而正当《飘》的上册刚刚出版，中下册尚在印制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顷刻而至。1980年1月27日和29日，一家地方党报连续发表了“《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拉开了批判出版《飘》的序幕。紧接着，又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以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呼吁为名，发表了“出版图书要考虑社会效果”的文章。4月18日，文化界一位著名人士对日本新闻代表团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大好的东西”，日本时事社随即作了报道。4月23日，一家大报也发表了“揭开《飘》的纱幕”的文章。
几乎与此同时，内部通报，大小会议，各种来信，对于《飘》的批评同样接连不断。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局长会议上，批评《飘》成了未列入议程的议程；一位文化名人竟在信中言辞激烈地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飘》的“问题”已不仅限于出版这本书，它已经被一些人引申到如何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而尽管出版界的许多领导都不赞成批《飘》，但显然，单靠出版界的力量已经难以顶住这莫大的压力。就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对《飘》的出版给予了肯定。1980年6月14日，香港《文汇报》登载了美联社13日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稿，尽管只有几百字，但它对中国出版界、文化界来说，却是一股真正的暖风，一剂强有力的清醒剂。
这条关于小平同志6月13日接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的电稿是这样写的：坦普尔的大学联络办公室负责人乔治·英格拉姆说，该代表团“同邓小平讨论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美国小说《飘》”。“邓氏说，有些人不同意在中国出版这本小说，因为它歌颂奴隶主；但邓氏认为应该出版，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而据接待这个代表团的科学院外事局整理的谈话记录记载：当谈到美国南北战争时，小平同志说：“你们有一本书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外宾说：“是的，现在正在拍电影，有一位电影明星作主角。40年前已经拍了一部电影，现在又在拍另一部。”小平同志说：“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一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那样深刻，似乎永远无法飘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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