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91年）
| 事件經過:
1月12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調整糧食購銷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為了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1991年至 1992年度，國務院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糧食包幹指標，按1990年度計劃略加調整，繼續執行兩年。在此期間，全國糧食定購數量每年保持500億公斤不變。通知要求改變平價糧食銷售範圍過寬、數量過大的情況，通過壓銷，逐步做到國傢定購與平價銷售數量大體平衡；從1991年度開始，平價食油銷售衹保城鎮居民定量油和軍供用油，其他各項用油改為議價供應或市場調節。
1月15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四屆理事會暨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和先進新聞集體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李瑞環在會議開幕式上說：中央殷切期望新聞戰綫的全體同志，堅定地貫徹新聞工作的無産階級黨性原則，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始終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嚮。李瑞環強調：要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努力使新聞報道更加面嚮人民大衆，為讀者喜聞樂見，增強宣傳效果。
1月15日至21日，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在煙臺舉行。喬石在會上作題為《認真貫徹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精神，緊緊圍繞黨的基本路綫，加強政法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的報告，強調解决社會治安問題，必須從國情出發，堅持專門工作與群衆路綫相結合的方針，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齊抓共管，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進行綜合治理。喬石說：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是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必須堅持“嚴打”和綜合治理的其它各項措施“兩手抓”的方針，盡一切可能預防和減少犯罪。這是我們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長期的基本方針，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具有中國特色的、廣泛依靠群衆解决社會治安問題的新路子。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决定》。3月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决定》。為加強對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組織領導，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作為協助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常設機構，喬石任主任。3月22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和報道，介紹上年1月24日陳雲同浙江省黨政領導同志的談話情況和內容。陳雲對他所寫的條幅“不唯上、不唯書、衹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做解釋說：不唯上，並非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不要讀。衹唯實，就是衹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反復，就是决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15個字中，前9個字是唯物論，6個字是辯證法，合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1月18日至23日，全國農業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製是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應在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徑應是發展多形式、多層次的服務，並逐步形成社會化服務體係。科技興農是農業的希望所在，要在去年“科技、教育興農”取得明顯成效的基礎上，努力把科技、教育興農這件大事繼續嚮前推進一步。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要通過調整投資結構、提高農業投資比重來體現。要充分發揮中央、地方、集體、農民四個積極性，組織吸引各方面的財力，努力增加農業投入。
1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80％的國營企業如期完成第一輪承包合同。在1987年開始的國營企業第一輪承包期間，國傢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多億元，其中90％是實行承包的企業提供的。目前各地已進入第二輪承包。按 “大穩定、小調整”的方針改變了上一輪承包以上年或前幾年平均數作為承包基數的做法，采用資金利用率計算法、效益平均法、基數滾動法等靈活多樣的方式確定承包基數，既保證國傢財政收入，又利於搞活企業。為改變承包者的短期行為，新的承包合同書上都明確了以利潤為主的效益指標，以技術改造為主的企業後勁指標，以提高企業素質為主的企業管理指標，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約束機製。針對經營者與職工的矛盾，健全了職工民主測評、分配公開和民主審議的制度，並達成經營者與職工代表大會互相監督互相激勵的“雙保合同”，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合力經營的“利益共同體”。還有一些城市開始進行“稅利分流、稅後承包”的試點。
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闡述了有關改革開放的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指出：開發浦東不衹是浦東的問題，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鄧小平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他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麽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决不行。說“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害怕它的發展，這不好嘛。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傢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鄧小平還說：要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麽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1月30日，江澤民邀請各宗教團體領導人到中南海座談。江澤民在座談中指出：正確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一方面，從我們黨和政府來說，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保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這樣一些長期不變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從宗教界來說，要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堅持獨立自主辦教會的原則，堅持在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內開展宗教活動。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有了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綫，一定會不斷地得到鞏固和發展。江澤民提出，我們處理與宗教界朋友之間的關係的原則是：政治上團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
2月2日至6日，全國統一戰綫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兩面旗幟，鞏固和擴大包括兩個範圍的聯盟在內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綫：一個是大陸範圍內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團结全體勞動者和愛國者的聯盟，一個是大陸範圍以外以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團结臺、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的聯盟。
2月7日至1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企業工作會議，研究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部署開展“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以促使全部經濟工作轉移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9日，國務院發出《關於開展“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的通知》，决定1991年為“質量、品種、效益年”，指出開展這一活動的目的是提高企業的經濟素質和經濟效益，使企業逐步走上投入少、産出多、質量好、消耗低的效益型發展軌道。為加強對這一活動的組織領導，成立了以鄒傢華為組長的領導小組。
2月25日至3月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經濟體製改革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經濟體製改革“八五”綱要和十年規劃》，以及1991年經濟體製改革的要點。1990年初，江澤民曾經要求體製改革領導部門抓緊研究治理整頓期間以及治理整頓任務完成以後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問題。李鵬先後四次專門聽取國傢體改委關於經濟體製改革規劃設想的匯報。此後，江澤民、李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專門召開座談會，聽取國傢體改委的匯報，討論“八五”和整個90年代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指導方針。在經過一係列重要會議座談討論、反復徵求意見和總結12年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經濟體製改革“八五”綱要和十年規劃》。這個文件提出90年代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總目標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製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機製。圍繞這個總目標，提出了相互聯繫的五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即：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製結構；建立適應社會化大生産發展的企業制度，除少數非競爭性企業外，大部分企業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成為既有生機活力又規範自身行為的商品經營者和生産者；建立統一開放、平等競爭、規則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體係，除少數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務的收費實行國傢定價外，其他商品的生産和流通放開，實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建立間接調控與直接調控相結合、以間接調控為主，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兩級調控、以中央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係；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係。
2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根據國傢體改委提供的情況，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在六個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一、在堅持全民所有製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積極發展城市集體經濟和農村鄉鎮企業，適當發展個體、私營和其他非公有製經濟成分，改變了與現實生産力水平不相適應的單一公有製結構。二、合理改革公有製經濟單位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三、在堅持國傢對國民經濟的有效調控的前提下，改革價格管理體係與形成機製，逐步推廣發展各類市場，初步發揮了市場調節和價值規律的作用。四、在堅持中央政府必要的集中統一和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的前提下，通過財政、金融、投資、計劃等方面的改革，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促進了區域經濟的進步。五、在堅持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前提下，適當采用其它分配形式。六、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積極推進對外開放。經濟體製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有：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製企業的經營機製不合理；許多産品價格不合理；市場機製不健全；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宏觀調控體係尚未形成。
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和《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前一篇文章指出：研究新情況、探索新思路，關鍵在於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勞永逸的。就以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言，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着資本主義的幽靈。隨着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同志開始懂得：計劃和市場衹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這種科學認識的獲得，正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後一篇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大步子，必須有一係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這對我們的開放意識，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出自由、免徵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於這類被稱為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然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話難，那就衹能坐失良機。
3月3日，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八五”期間扶貧開發工作的目標，是在“七五”期間工作的基礎上實現兩個穩定：一是加強農田基本建設，提高糧食産量，使貧睏地區的多數農戶有穩定的解决溫飽問題的基礎；二是發展多種經營，進行資源開發，建設區域性支柱産業，使貧睏戶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力爭取到本世紀末貧睏地區多數農戶過上比較寬裕的生活創造條件。
3月3日至5日，國傢體改委、國傢計委、國務院生産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企業集團工作會議，傳達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發展企業集團的一係列指示精神。據有關方面的介紹，國務院已經把組建一百個左右大型企業集團作為重要任務提上議事日程。會議提出：發展企業集團的一些改革性措施，都要突破現行體製。因此，不能以“與現行體製有矛盾”為理由，或以“現行法規中找不到根據”為理由，不允許進行突破。
3月9日，江澤民緻信國傢教委，強調要對小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孩子)、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由淺入深、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的教育。同年7月27日《中國教育報》報道：國傢教委日前發出通知，提出了1 991年秋季開學後在中小學加強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教育的措施。
3月16日，《人民日報》報道：新華社記者近日就臺灣當局通過的“國傢統一綱領” 采訪我有關方面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說：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以後，中國共産黨和國傢領導人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談話，明確闡述了實現祖國統一的政策主張，推動了兩岸關係朝着有利於國傢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現在，臺灣當局製定了這份稱為“統一綱領”的文件，這是臺灣當局對統一問題做出的一個有意義的表示。這份文件主張衹有一個中國，中國應當統一，表示同意“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我們對此表示贊賞。但是，這份文件仍然提出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條件，人為地拖延實現直接“三通”及兩岸高層人士互訪等許多現在就可以做的事情，仍然堅持臺灣當局在統一問題上的固有主張，這衹能延誤統一的進程。我們希望臺灣當局少說空話，多做實事，拆除障礙，切切實實地做一些符合兩岸人民利益、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和國傢統一的事情。這位負責人的談話重申中國共産黨堅持以“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堅决反對臺灣獨立，反對任何導致“兩個中國”、“一國兩府”的言行。這位負責人最後說：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應當以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為宗旨，及早進行直接的對等的協商。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評臺灣“國傢統一綱領”》。文章指出：臺灣當局要求兩岸“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等，目的就是要讓臺灣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進入國際社會，謀求外交上的所謂“雙重承認”。這種要求是極不現實的，衹能使兩岸走嚮分離，而不是邁嚮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早已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臺灣當局應正視此一現實。2月26日《人民日報》報道，臺灣“國傢統一委員會”23日正式通過“國傢統一綱領”。
3月23日至4月4日，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增選葉選平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3月25日至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李鵬代表國務院嚮大會作《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1991一2000年的發展總目標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把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大力提高經濟效益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國民生産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到本世紀末比1980年翻兩番。即到2000年，按1990年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産總值達到31100億元，十年內年均增長6％。工農業總産值年均增長6．1％，其中農業總産值年均增長3.5％，工業總産值年均增長6．8％。人民生活水平從溫飽達到小康。“八五”計劃的經濟增長規模和速度是：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5年國民生産總值達到23250億元，比1990年增長33.6％，平均每年增長6％；農業總産值達到8780億元，比1990年增長18．9％，平均每年增長3．5％；工業總産值達到32700億元，比1990年增長37．1％，平均每年增長6．5％。第三産業增加值，1995年比1990年增長53．9％，平均每年增長9％。大會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和李鵬就這一綱要所作的報告，並通過决議。大會根據李鵬總理的提名，决定任命鄒傢華、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為國務委員。會議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
4月15日至19日，全國紀律檢查工作會議在濟南舉行。會議提出，今後一個時期紀檢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嚴肅查處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案件，着重查處經濟領域裏黨員幹部的違紀案件，堅决查處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的案件，繼續查處以權謀私、侵犯群衆利益的違紀案件，認真查處違反人事紀律的案件。同時，各級紀委要認真抓好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等各類黨內違紀案件的查處工作。據統計：1989—1990年，全國紀檢機關共立案查處黨內違紀案40多萬件，結案率90％左右；處分黨員32．8萬多人，其中開除出黨7．2萬多人。
4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共同舉辦首次全 國黨建理論研討會。江澤民在同與會代表座談時指出：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改革開放健康發展。一定要牢記鄧小平的告誡：“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思想工作的傾嚮。”
4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60捲全部出齊。
5月1日，國務院决定從即日起調整糧油統銷價格。國傢定量供應城鎮居民的大米、面粉、玉米三種糧食的統銷價格每500剋平均提價0．10元，六種食油統銷價格每500剋平均提價1．35元。調整糧油統銷價格，是國務院在全面分析經濟形勢的基礎上，按照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的精神，為進一步深化經濟體製改革，逐步理順價格關係，做出的重大决策。實行這一措施，使國傢財政補貼減少75億元，扣除職工補貼增加與企業利稅上繳減少的因素，仍可淨減少財政支出30億元。
5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製人口增長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國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提出，“爭取今後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控製在千分之十二點五以內”；完成這個控製人口增長的計劃指標，對於保證我國現代化建設第二步、第三步戰略目標得以實現具有重大的意義。《决定》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統一認識，切實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堅决貫徹落實現行政策，依法管理計劃生育；抓住重點，紮實穩妥地做好計劃生育工作；齊抓共管，保證計劃生育工作順利開展。
5月15日，中國銀行上海浦東分行正式開業。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開發上海浦東的决策，中國銀行决定：采取兩年內每年撥1億美元貸款用於基礎建設，港澳中銀集團每年提供2億美元的外貿短期周轉資金等十項措施支持開發浦東。
5月16日至19日，應蘇聯總統、蘇聯共産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邀請，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江澤民這次訪蘇，是對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訪華的回訪，也是中蘇兩國自1989年恢復正常關係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對蘇聯的首次正式訪問。1 6日，中蘇雙方就中蘇邊界東段劃界問題簽署協定。17日，江澤民在剋裏姆林宮會見蘇聯公衆代表並發表題為《走嚮21世紀的中國》的講話。19日，雙方在莫斯科發表《中蘇聯合公報》。
5月20日，國務院同意並批轉國傢體改委《關於1991年經濟體製改革要點》。《要點》提出：1991年是“八五”計劃的第一年，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是調整經濟結構和提高經濟效益，把改革與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更多地嚮生産要素合理流動和結構調整要效益；改革的重點是搞活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同時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宏觀、流通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並加強對改革工作的領導綜合協調。
5月22日，慶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大會在拉薩舉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賀電。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為團長的中央代表團參加了慶祝大會。
5月23日至27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科學論斷，指出：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把經濟建設真正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這不僅可以極大地提高生産力，而且必將引起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深刻變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决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轉變。把經濟建設真正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决定的工作重點轉移的進一步深化，是把這個轉移推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同樣具有戰略意義。會議選舉朱光亞為中國科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主席。
5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增強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的通知》。《通知》指出：國營大中型企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支柱和骨幹，是國傢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增強其活力，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和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關鍵，直接關係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應從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和改善外部環境兩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增強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活力。為了改善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外部環境，自1990年年底以來，國務院先後采取了一係列增強企業活力的政策措施。《通知》將這些措施歸納為十一項，包括；適當增加企業技術改造的投入；酌情減少部分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任務，擴大其産品自銷權；適當提高部分企業的折舊率，逐步完善折舊制度；適當增加新産品開發基金；補充部分企業的自有流動資金；適當降低貸款利率；給部分企業外貿自主權；進一步做好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雙保”工作；繼續清理“三角債”；選一百個左右大型企業集團分期分批進行試點工作；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通知》要求各有關經濟綜合部門抓緊做好協調工作，圍繞貫徹落實上述11項政策措施，盡快製訂具體實施 方案。
6月1日，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彭真文選》(1941一1990年)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嚮全國發行。這部文選收入彭真的文章、電報、講話共90篇。
6月7日，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負責人就海峽兩岸關係與祖國和平統一問題發表談話，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並宣佈：我們主張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絶不是針對臺灣人民，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臺灣獨立”的。對於臺灣當局宣佈於5月1日終止“動員勘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事，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負責人指出：“動員勘亂時期”及“臨時條款”本來就是非法的，早就應該廢除。現在决定終止，仍不失為正視現實、降低敵意之舉，應當說是一個進步。這位負責人受權建議：兩岸有關部門和所授權的團體或個人盡快商談實現直接“三通”和雙嚮交流的問題；國共兩黨派代表進行接觸，為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談判創造條件；中共中央歡迎國民黨中央負責人以及國民黨中央授權的人士訪問大陸，如國民黨邀中共代表訪問臺灣，我們願意前往共商國是。
6月10日，江澤民會見香港總商會訪京團。江澤民在會見時指出；如中英聯合聲明所確定的，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將長期實行“一國兩製”，香港將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高度自治，凡屬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决不會去幹預。一個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大陸將有助於香港的穩定和繁榮。香港過渡期間，我們無意幹預港英政府的日常行政管理，但隨着1997年的日益臨近，我們不得不為香港幾百萬居民的未來着想，所以希望港英當局多從保持香港今後的長期穩定和繁榮方面考慮。江澤民還說：香港的確需要一個新機場，中國政府對新機場建設一貫予以積極合作，但機場建設不應讓香港居民今後背上包袱。
7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70周年大會。江澤民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回顧黨的70年奮鬥歷程，把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中國社會的進步所做的貢獻歸納為三件大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江澤民強調：鄧小平同志是捍衛、堅持和發展馬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傑出代表。他提出的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綫、方針和原則，是集中全黨的智慧和經驗的創造，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最重大的貢獻，標志着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飛躍，標志着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江澤民指出，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莊嚴重命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綫，團结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沿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總起來說，就是要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以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産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同日，根據中共中央的决定，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修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捲至第四捲第二版開始嚮全國發行。《毛澤東選集》第一捲至第四捲第二版的修訂包括：對正，主要是改正一些文章的寫作或發表時間，校正少量錯訛的史實和錯字、漏字；對題解，訂正某些史實的錯誤，刪改少量不合史實的提法和評價，增寫部分題解。遵照毛澤東生前的意見，修訂《毛澤東選集》第一捲至第四捲的重點是校訂註釋。對註釋中一些錯訛的史實、不準確的提法和偏頗的評述，作了訂正和修改，並新寫了一些註釋。在保持第一版原有篇目的同時，第二版增加了《反對本本主義》一篇文章，這是表達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衆路綫、獨立自主的最早的文獻。7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一捲至第四捲第二版的通知》，指出：《毛澤東選集》第一捲至第四捲第二版在建黨七十周年之際出版。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事情，這套著作是今後長期內對幹部群衆包括青年學生進行思想理論教育的基本教材，學習這套著作是深入開展馬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的重要內容。至年底，《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全國發行總量已超過1000萬套。
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實現了股票的集中交易。1982年7月，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了新中國第一張股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試點股份化暫行規定》，這標志着國營企業股份化改造進入制度化、法製化的階段。股份製企業的發展推動了以股票為主力的證券市場的建立。1988年4月7日，深圳發展銀行股票挂牌上市，揭開了深圳股票交易市場的序幕。
7月16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部分地區災情汛情匯報，研究部署抗洪救災工作。當年入夏以來，中國部分地區氣候異常，澇、旱、風、雹等自然災害頻繁，特別是江淮和太湖流域發生了嚴重的洪澇災害。會議指出：面對嚴峻形勢，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步動員起來，戰勝災害。
7月31日，國務院在瀋陽召開東北三省四市清理“三角債”試點工作會議。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會上提出，清理“三角債”要做到“三清”：“兩頭清”，即一頭清理債權、一頭清理債務；“兩手清”，即一手清理固定資産投資拖欠，一手清理流動資金拖欠；“思想清”，即各級政府和企業應高度重視“清欠”工作，消除試點工作的阻力。
8月20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正式提出兩點建議：一個總結經驗，一個使用人才。鄧小平說：堅持改革開放是决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這一段總結經濟工作的經驗，重點放在哪裏?我看還是放在堅持改革開放上。沒有改革開放十年經濟發展的那個飛躍，取得順利調整是不可能的。強調穩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特別要註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臺階。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人們都在說“亞洲太平洋世紀”，我們站的是什麽位置?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東南亞一些國傢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面。我們不抓住機會使經濟上一個臺階，別人會跳得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就落在後面了。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麽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麽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還有一個問題，發現和使用人才的問題。你們覺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點缺點，也要放手用；一個人才可以頂很大的事，沒有人才什麽事情也搞不好。我們現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沒有很好地發現，發現了沒有果斷地起用。總的看，我們對使用人才的問題重視不夠。我建議中央總結一下用人的問題，尊重人才，廣開進賢之路。
同日，鑒於蘇聯局勢自8月19日開始出現劇烈動蕩，外交部發言人就此發表談話說：蘇聯發生的變化是蘇聯內部事務。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8月22日，錢其琛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強調中國政府尊重蘇聯人民的選擇，蘇聯的內部事務應由蘇聯人民自己來處理。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蘇聯共産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發佈一係列停止俄羅斯共産黨活動並限製蘇聯共産黨活動的命令。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维埃非常會議通過的關於國內形勢的决議决定：“暫時中止蘇聯共産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
8月31日至9月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工作會議。會議提出：要把清理“三角債”作為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突破口，立足於治本清源，從解决“三角債”的源頭入手，努力做到防止新的投資缺口，防止新的虧損，防止新的産成品積壓，從而防止新的拖欠。主要任務是：從清理固定資産投資缺口造成拖欠這一源頭抓起，重點從大中型項目清起，順次解决“三角債”的債務鏈，努力防止前清後欠，使“三角債”問題切實得到緩解。主要做法是：源頭入手，付方啓動，收款還欠，連環清理。清理的重點對象是：國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城市批準立項的大中型基本建設項目、限額以上和國傢專項安排的技術改造項目的拖欠款。
9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23日，李鵬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會上作題為《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的講話。會議認為：經過三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已經恢復到正常年份的增長速度，經濟秩序明顯好轉。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尚未扭轉，國傢財政較為睏難，一些主要經濟關係沒有理順。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同部分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不強，效益不高有着直接關係。為此，會議確定1992年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是：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在鞏固治理整頓的成果和繼續保持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的基礎上，將經濟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調整結構和提高效益的軌道上來。27日，江澤民在會上講話，強調要把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作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件大事，擺到突出位置，集中精力抓下去。
10月9日，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奧林匹剋體育中心體育館隆重舉行。楊尚昆在大會上講話指出：中國人民從改革開放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看到了民族振興的希望。改革開放已經深入人心。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他說，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願望，也是孫中山先生的遺願。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是解决祖國統一問題的根本大計，是一項長期的方針。在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為祖國的統一事業未能完全實現而深感不安。這些年來，海峽兩岸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兩岸交往日益增多，這對祖國和平統一是有利的。但近來臺灣島內“臺獨”勢力氣焰囂張，臺灣當局某些人士對“臺獨”活動姑息縱容，某些外國勢力慫恿“臺獨”分子分裂祖國，以便他們從中染指。楊尚昆強調：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政，决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干涉。對任何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徑，我們决不坐視。
11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闡述中國關於人權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政策，以大量事實介紹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人權狀況發生的根本變化。白皮書指出：人權問題雖然有其國際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個國傢主權範圍內的問題。由於各國的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狀況有巨大差異，因而對人權的看法往往並不一致，對人權的實施各有不同。觀察一個國傢的人權狀況，不能割斷該國的歷史，不能脫離該國的國情；衡量一個國傢的人權狀況，不能按一個模式或某個國傢和區域的情況來套。11月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近年來國外有一些人蓄意散布什麽中國不講人權，侵犯人權的言論，這完全是不顧事實，顛倒黑白。中國使毫無做人權利的億萬人民爭得了人權，這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因此要講人權，應該說中國最有資格。我們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將有助於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較全面地、係統地、準確地瞭解中國人享有人權的事實。
11月4日，新華社成立60周年前夕，江澤民視察新華社。江澤民指出：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新聞宣傳工作面臨的重要任務，就是引導廣大人民群衆充分認識黨的基本路綫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進一步團结起來，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黨的總目標、總任務而奮鬥。11月6日，新華社成立60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李瑞環在會上講話指出：圍繞黨的基本路綫和中心任務進行宣傳，是黨的新聞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新華社取得成績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要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處理好兩個基本點的關係，防止由於宣傳報道上的片面、搖擺，影響黨的基本路綫的貫徹落實。
11月5日至10日，越南共産黨中央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率領越南高級代表團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同杜梅總書記、武文傑主席舉行會談。兩國領導人一致認為：中越關係已經實現正常化。江澤民指出：隨着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兩黨也將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四項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正常往來。7日，中越兩國政府貿易協定等文件在北京簽署。10日，雙方發表聯合公報。
11月25日至29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九十年代中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農業綜合生産能力和效益要提高到新水平，到本世紀末確保糧食總産量達到5000億公斤，農林牧副漁各業和鄉鎮企業持續發展，農村國民生産總值再翻一番；農村改革要有一個新的進展，逐步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經濟體製和運行機製；農村社會面貌要有一個新的變化，形成經濟繁榮興旺、思想健康嚮上、社會安定團结的局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經濟建設，必須始終把農業真正擺在首位，切不可農業狀況一有好轉，就忽視和削弱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村改革，必須繼續穩定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製，不斷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機製，積極發展社會化服務體係，逐步壯大集體經濟的實力，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不可偏離這一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點和總方向；製定和執行農村政策，必須切實保障農民群衆經濟上的物質利益和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切不可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堅持科技、教育興農的發展戰略，多渠道增加農業投入，加快農用工業的發展，切不可放鬆農業物質技術基礎建設；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必須尊重價值規律。重視流通領域的改革和建設，切不可忽視流通對生産的促進作用；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必須嚴格控製人口增長，嚴格控製非農占地，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切不可脫離國情，違反基本國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加強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組織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切不可一手硬一手軟；指導農村工作，必須堅持群衆路綫，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製宜，分類指導，切不可違背群衆意願，不顧客觀條件照搬照套，一刀切。全會審議並通過《關於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决議》，確定黨的十四大於 1992年第四季度在北京舉行。29日，中國共産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分別召開第八次全體會議。
11月27日，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第二期工程在湖北宜昌通過國傢正式驗收。至此，這一當時中國最大的水利水電工程宣告全部竣工。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分兩期建設，一期工程於1981年基本建成，1985年通過了國傢驗收。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黨外人士情況通報會，江澤民嚮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通報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的精神。江澤民說：最近我們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一是九月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如何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問題；一是這次八中全會，研究如何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問題。兩次會議所研究的問題，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兩個關鍵性環節。這兩個環節抓好了，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
12月8日，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幹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新的形勢下，按照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民族地區要繼續貫徹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方針，發揮資源優勢，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國傢要大力支援、幫助民族地區加速發展經濟文化事業，逐步改變其相對落後的狀況，使之與全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促進各地區的協調發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國傢要根據經濟計劃和資源開發的需要，適當增加對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加快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的步伐；國傢對民族地區已經實行的特殊措施和優惠政策在“八五”計劃期間均保持不變；民族自治地方要吸引、支持發達地區到本地開發資源、興辦企業，要堅持改革開放方針，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盡快解决民族貧睏地區群衆的溫飽問題；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傢各有關部門，要加強對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的領導和支持等。
12月11日至16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對印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21年來中國總理對印 度的首次訪問，也是對印度已故總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訪華的回訪。13日，中印兩國政府簽署中印領事條約等五項協議和備忘錄。16日，中印聯合公報在新德裏發表。
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成立大會。這是一個以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統一為宗旨的民間團體。汪道涵當選為會長，榮毅仁任名譽會長。
12月27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致電俄羅斯聯邦外長，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俄羅斯聯邦政府並决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原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藎卿改任為駐俄羅斯聯邦特命全權大使。錢其琛還分別緻電烏剋蘭、白俄羅斯、哈薩剋、烏茲別剋、塔吉剋、吉爾吉斯、土庫曼、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摩爾多瓦等11國外長，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這些國傢的獨立，並準備分別與之談判建交事宜。此前，12月21日，俄羅斯等十—個獨立國傢領導人在哈薩剋首都阿拉木圖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告建立獨立國傢聯合體，成立於1922 年1 2月30日的蘇维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不復存在。
本年度，據國傢統計局統計，全年國內生産總值為21617．8億元，比上年增長9．2％，其中，第一、二、三産業分別增長2．4％、13．9％和8．8％。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總額5594．5億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國有單位完成基本建設投資2115．8億元，比上年增長24．2％。全國財政收入3149．48億元，比上年增長7．2％；財政支出3386、62億元，比上年增長9．8％。全年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2．9％。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1356．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7．5％，其中，出口718。4億美元，進口637．9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5．7％和19．6％。實際利用外資115．5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3％。社會商品零售總額9415．6億元，比上年增長10．2％。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700．6元，指數為212．37；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708．55元，指數為 317．43。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基本完成，國民經濟轉嚮全面增長，主要表現是：社會總供求恢復基本平衡，通貨膨脹得到控製；基礎産業得到加強；經濟保持適度增長，改革開放邁出新的步伐；人民生活繼續改善，社會各項事業有新的發展。主要問題是：經濟總量平衡的基礎還比較脆弱；經濟結構不完全合理；經濟效益仍然不高；經濟運行機製還不健全，一些基本經濟關係沒有理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