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80年）
| 事件經過:
1月1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行的新年茶話會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們一定要在這10年中取得顯著的成就，以保證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要有安定團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團结，就必須保證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中帶根本性的一條。
1月4日至23日，全國物價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確定，1980年物價工作的方針和中心任務是：從安定團结的大局出發，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一般不作變動，少數極不合理的價格作必要的調整。同時抓緊開展對物價改革的調整研究和試點工作。
1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教育部、國務院科技幹部局最近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出國留學人員工作會議。會議指出，派出留學人員不僅是現階段為解决“四化”建設急需高級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今後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方針。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鬍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黨中央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草案)和《關於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復查平反報告》等文件。確定本年紀律檢查工作的任務是：(一)把工作重點進一步轉移到保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綫、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保證實現“四化”建設上來； (二)協助各級黨委監督、保證《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草案)和《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幹規定》作為黨規黨法，在全黨貫徹執行；(三) 繼續加強紀檢機關的自身建設，吸收中青年優秀幹部，建立健全紀檢機構。建議將各省、市、自治區和以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領導關係改為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同級黨委領導為主。有關請示報告隨後獲中共中央批準。
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譚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幫”誣衊譚震林同志為叛徒等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翻，徹底平反。
1月11日至2月2日，國傢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省代表以《聯繫産量責任製的強大生命力》為題介紹了安徽農村實行包産到戶的情況和好處，但多數與會代表表示還是要按現行的中央文件規定辦，即“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産到戶”。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會議情況匯報。鄧小平說：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們要按照這個目標，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
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題為《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决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解决的四個問題是：第一，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綫；第二，要有一個安定團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講話再次強調了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國戲劇傢協會、中國作傢協會、中國電影傢協會在北京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就近年來話劇、電影劇本創作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以及文藝創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討論和探索。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鬍耀邦到會作長篇講話，就現時文藝創作中出現的某些思想傾嚮，如怎樣看待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軍隊，怎樣看待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以及怎樣看待社會中的陰暗面等問題作了闡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會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於現代化建設，是否有利於安定團结，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
1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政法委員會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員會在中央領導下，研究處理全國政法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中央决定：彭真、黃火青、江華、趙蒼璧、程子華、魏文伯、武新宇、黃玉昆、劉復之為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彭真任書記，劉復之任秘書長。
1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及其工作機構的通知》，指出：早日編輯和出版黨史，是全黨的迫切需要，為此决定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負責審定黨史編輯計劃，决定對黨史中的某些重大問題的看法和最後審定全書書稿。中央黨史委員會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聶榮臻、鄧穎超、鬍耀邦組成。在中央黨史委員會領導下，成立黨史編審委員會，負責黨史編輯工作中的各項重要問題，初步審定全書書稿。黨史編審委員會由鬍耀邦、彭真、粟裕、鬍喬木、陸定一、李維漢、程子華、楊尚昆、王鶴壽、安子文、姚依林、馮文彬組成。在黨史編審委員會領導下成立黨史研究室，直接負責黨史資料的收集、研究、編寫工作。鬍喬木任黨史研究室主任。
2月1日，國務院下達《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並發出通知，指出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是國傢財政管理體製的重大改革。它不僅涉及財政收支結構、財權劃分和財力分配的調整和改進，而且也涉及計劃、基建、物資、企業、事業等管理體製的調整和改進。
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黨校工作座談會紀要》，肯定了各級黨校恢復以來的成績，強調為推進“四化”進程，必須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專業知識的宏大幹部隊伍。各級黨校的任務是，定期輪訓和培訓幹部，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和各種業務知識重新武裝幹部，保證黨在思想路綫和政治路綫上的統一，以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有關規定，通過了《關於縣級直接選舉工作問題的决定》。當年上半年，全國除北京外，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60個單位進行了縣級直接選舉試點。6月21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縣級直接選舉試點工作基本結束。下半年各地將普遍進行縣級直接選舉。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建立學位制度，是中國發展教育、科學事業的一項重要立法。同年12月，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的學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員：方毅，副主任委員：周揚、蔣南翔、武衡、錢三強。
2月9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海關管理體製的决定》，提出改革現行海關管理體製，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統一管理全國海關機構和人員編製及其業務。
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黨、政、軍幹部會議。李先念在會上作《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報告，指出：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我們終於開始實現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偉大戰略轉移，並及時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指導國民經濟的正確方針，明確了戰略轉移之後第一個戰役的目標和任務。當前存在的睏難是工農業發展水平大大落後於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規模過大，財政收入減少，漲價商品過多，經濟管理水平低，等等。報告闡述了1980年、1981年經濟工作各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和基本要求，強調了經濟工作中必須堅持貫徹的方針和原則。3月15日，中央轉發了李先念的報告。
2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國傢經委確定今年要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對企業進行整頓，第一，調整好領導班子；第二，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第三，普遍實行廠內經濟核算製；第四，開展全員培訓工作；第五，改進奬勵制度。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討論了《中國共産黨章程》修改革案；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决議》。全會增選鬍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會决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並且選舉鬍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按姓氏筆畫排名)萬裏、王任重、方毅、𠔌牧、宋任窮、餘秋裏、楊得志、鬍喬木、鬍耀邦、姚依林、彭衝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期間，葉劍英、陳雲、李先念先後就建立書記處等問題講話。鄧小平作題為《堅持黨的路綫，改進工作方法》的講話，着重強調了關於堅持黨的政治路綫、思想路綫和組織路綫問題。全會批準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傢的領導職務。全會還决定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四大”作為一個整體從未起過積極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國人民的意願和要求。
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會的另一項重要議題。2月29日，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議》，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叛徒、內姦、工賊”的罪名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錯誤决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剋思主義者和無産階級革命傢、黨和國傢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過去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3月14日，劉少奇著《論共産黨員的修養》一書重新出版發行；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傳達好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議的通知》；5月17 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鄧小平緻悼詞。
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 1962年，康生指控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文藝，並藉此對給這本小說的創作提過意見、提供過材料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進行審查，將他們說成是“習仲勳反黨集團”。《通知》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組織部對這一歷史遺留案件進行了復查，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純屬不實之詞。強加給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的反黨罪名應予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對因此案受株連迫害的幹部群衆，均應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鄧小平免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黨委第一書記；楊得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黨委第一書記、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3月8日、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第一次和第五次會議，討論並確定了書記處成員的分工。3月27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趙紫陽負責經濟方面的工作，擔任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鬍耀邦負責書記處全盤工作。
3月12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精簡軍隊，提高戰鬥力》的講話，指出：現在軍隊要“消腫”，主要是要解决軍隊機構重疊、臃腫，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級指揮不靈等問題。我們的軍隊體製有很多問題，不改革不行，體製和制度問題中，很重要的是建立軍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1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討論西藏建設的方針、任務和若幹政策問題。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鬥目標是，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加強各族幹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结，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西藏的實際情況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所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邊防，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繁榮富裕起來。5月22日至30日，鬍耀邦、萬裏到西藏進行考察，同當地幹部、群衆共商建設西藏的大計。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佈《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共12條：一、堅持黨的政治路綫和思想路綫。二、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三、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四、堅持黨性，根絶派性。五、要講真話，言行一致。六、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七、保障黨員的權利不受侵犯。八、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志。九、同錯誤傾嚮和壞人壞事作鬥爭。十、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十一、接受黨和群衆的監督，不準搞特權。十二、努力學習，做到又紅又專。這12條準則總結了我們黨幾十年來處理黨內關係的經驗教訓，特別是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同林彪、“四人幫”鬥爭的經驗教訓，是對黨章的必不可少的具體補充，對發揚黨內積極因素，剋服消極因素，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3月15日至23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25日至27日，科協二屆全國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選舉周培源為全國科協主席。
3月19日，鄧小平看過根據中央决定成立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起草小組提交的提綱後，對决議稿的起草問題提出了三條指導思想：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决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傢團结一致嚮前看。隨後，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他又陸續談了對起草歷史决議的意見。
3月20日，李立三、賈拓夫追悼會在北京舉行。追悼會由彭真主持。鄧小平、鬍耀邦參加追悼會，王震、薄一波分別緻悼詞。李立三、賈拓夫因受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分別於1967年6月22日和1967年5月7日逝世。
3月30日至4月24日，國務院召開長期計劃座談會，主要討論編製長期計劃的方針、政策問題。在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姚依林等談了一係列重要意見。主要有：(一)降低積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確定積纍率以25％為好，適當提高消費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兩三年內控製在500億元左右；(三)工業生産每年增長7—8％，如果有睏難，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後20年穩定增長，不走彎路；(四)經濟結構要適當調整，使農業、輕工業發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築業要加強； (五)在農村和城市的所有製問題上；要根據不同情況，搞得鬆動一些；(六)各項工作都要進行經濟效果的比較，這要作為一條十分重要的方針；(七)要發揮優勢，揚長避短，承認不平衡；(八)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對外貿易，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等等。會後，根據這些意見，國傢計委初步擬定了《製定長遠規劃的一些基本設想(匯報提綱)》。
4月1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銀行開始發行外匯兌換券，規定自外匯兌換券發行之日起，國內禁止外幣的使用和流通。外匯兌換券於1994年1月1日起停止發行，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 。
4月2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人談長期規劃問題；在談到建築業和住宅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從多數資本主義國傢看，建築業是國民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過去我們很不重視建築業，衹把它看成是消費領域的問題。但是這種生産消費資料的部門，也是發展生産、增加收入的一個重要産業部門。要改變一個觀念，就是認為建築業是賠錢的。應該看到，建築業是可以賺錢的，是可以為國傢增加收入、增加積纍的一個重要的産業部門。建築業發展起來，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可以多蓋房，更好地滿足城鄉人民的需要。隨着建築業的發展，也就帶動了建材工業的發展。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這個問題放在重要地位。鄧小平還說：要考慮城市建築住宅、分配房屋的一係列政策。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後，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繫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感到買房合算。不同地區的房子，租金應該有所不同。將來房租提高了，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這些政策要聯繫起來考慮。在談到能源和交通問題時，鄧小平說：長期規劃第一位的問題是能源，把它規劃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長期規劃一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决，各項事業寸步難行。各國解决能源問題，都有各自的側重點。我們的側重點，應該是煤的開發和利用。發展商品經濟，交通必須走在前面。在談到農業問題時，鄧小平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睏的地區，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製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要使每傢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産，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這些地區要靠政策，整個農業近幾年也要靠政策。政策為農民歡迎了，即使沒有多少錢搞農業投資，衹要群衆的積極性發揮了，各種形式的經濟、副業發展了，農業增産的潛力大得很，發展餘地大得很。農業問題，計劃不要摳得太細，不一定要那麽多投資，還是多從政策上考慮問題。最後，他說：總之，就是要從提高經濟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慮問題，要按這個精神搞長期規劃，這是個最大的問題。
同日，海關總署發言人就大陸與臺灣通商中有關海關手續和徵稅的問題發表談話，指出祖國大陸同臺灣的貿易是地區間的物資交流。海關總署規定：對嚮臺灣公、私企業直接購買的臺灣商品，不徵收進口稅；對於大陸運往臺灣的出口商品均免徵出口稅。
4月8日至1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决定任命趙紫陽、萬裏為國務院副總理，免去紀登奎、陳錫聯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4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聯繫産量責任製好處很多》一文，從四個方面回答了對包産到戶的詰難：一、包産到戶是集體生産責任製的一種形式，不是分田單幹；二、包産到戶是農戶嚮生産隊承包，實行聯産計酬，有利於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三、實行聯繫産量責任製决不是倒退；四、要采取積極態度解决實行責任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全面正確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實質。文章強調：我們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産力的需要，就是要看這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根據這個精神，包産到戶有利於充分調動群衆的生産積極性，應當說不違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4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們堅持毛主席有關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不稱霸，堅持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堅决反對霸權主義。
4月15日，鄧小平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麥剋納馬拉。鄧小平在會見時說：看來國際上還要經歷一些風浪，就我個人來說，看遠一點，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險可以渡過，不是不能渡過的。我們說爭取20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這就需要聯合努力，需要行動有力和有效，否則80年代的危險能不能渡過要打個問號。對我們中國來說，考慮問題歷來不從中國自身利益一個角度考慮，而是從全球戰略來提出問題，考慮問題的。當然，這個考慮是有利於中國的。這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和平環境來發展。我們太窮了，要改變面貌。
4月17日，鄧小平會見意大利共産黨總書記貝林格率領的意共代表團。鄧小平和貝林格早在15年前就見過面。會見時，鄧小平說，15年是麯折的。你們有變化，我們也有變化。現在中意兩黨終於走到一起來了。這是整個國際局勢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4月1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參議院外委會訪華團時指出，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基礎就是衹有一個中國，現在這個基礎受到了幹擾。中國對美國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係法》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一個問題，就是實際上不承認衹有一個中國。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决定》。《决定》指出：為了使出席黨的十二大的代表和大會選舉産生的中央委員，有相當比例的年富力強的同志，使黨的領導機構能夠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繁重任務的需要，保證黨的集體領導的長期穩定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喪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當黨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這是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幹部職務終身製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
4月26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各單位加強物價管理，堅决製止亂漲價和變相漲價的現象，指出穩定物價、活躍市場是當前經濟生活中的大事。
4月29日，鄧小平接受盧森堡電視組電視采訪。在回答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問題時，鄧小平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兩個基本特點。中國既然是個大國；完全依靠外國資金來建設我們的國傢是不可能的，必須立足於國內，立足於自力更生這個基本原則。就是立足於自己，也要照顧自己的特點，完全按照別的國傢的模式來建設中國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自己關起門來建設也不行，必須充分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充分利用外國的資金，外國的技術，來加速我們的發展。我們歡迎國際資金來幫助我們發展。你們叫多國公司，我們叫合資經營，這種方式，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當然，這個法律通過以後，據國際反映，認為還不充分。這方面我們還缺乏經驗，以後還要逐步充實起來。我們希望外國朋友不要等我們法律完備以後再同我們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們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完備起來。
5月5日，鄧小平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鄧小平在會見時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産力發展，這是主要的。衹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産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
5月8日、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並討論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工作匯報提綱》和教育部部長蔣南翔的說明。在討論中，中央領導同志指出：現在的教育狀況很不適應四個現代化的要求。全黨、全國人民都要重視，力爭在80年代使我國的教育事業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教育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第一，中國不提高教育水平，“四化”搞不成。第二，中國有10億人口，經濟不發達、不平衡，齊頭並進提高教育水平不可能。在一定時期內，要下决心承認不平衡，要把重點抓好，把先進地區先搞上去。中等教育結構非改不可。高等教育結構也有改革的問題。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勞動制度、幹部制度的改革緊密結合起來。要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教師待遇，改革教育的領導管理體製。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决定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紀要》認為，中央决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改革經濟體製的一種試驗。其特點：一是財政和外匯收入實行定額包幹；二是物資、商業在國傢計劃指導下適當利用市場的調節；三是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擴大地方權限；四是試辦經濟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試辦經濟特區，必須采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逐步實施。經濟特區的管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采取與內地不同的體製和政策。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調節。中央批示指出：一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央决定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正確的，成績是顯著的。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决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並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5月18日至21日，我國嚮太平洋海域發射運載火箭獲得圓滿成功。
5月20日，鄧小平同鬍喬木、姚依林、鄧力群談編製長期規劃問題。在談到生産資料應同生活資料一樣，實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從根本上改變物資管理辦法時，鄧小平指出：這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勢在必行。方向是徹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銷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指出因羅瑞卿問題受株連的同志，也應予以平反。
5月27日至6月1日，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國政府總理第一次訪問日本。
5月31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農村政策問題時，肯定了安徽省肥西縣和風陽縣的包産到戶做法。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産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産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關鍵是發展生産力。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除表現在集體化的組織形式這方面外，還有因地製宜發展生産的問題。所謂因地製宜，就是說那裏適宜發展什麽就發展什麽，不適宜發展就不要去硬搞。鄧小平還嚮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了處理同兄弟黨關係的原則。他說：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綫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
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廣漢縣委在嚮陽公社進行人民公社體製改革試點，撤銷嚮陽人民公社，恢復建立嚮陽鄉黨委、嚮陽鄉人民政府。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1957年反有鬥爭，全國共劃了右派分子49萬餘人，以後又陸續劃了幾批，共計55萬餘人。1959年到1964年，先後五批摘掉30餘萬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根據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報告》還就27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復查、“章羅同盟”的復查等問題提出請示報告，擬對章伯均、羅隆基等5人維持原案，其餘予以改正，並認為在組織上不存在“章羅同盟”。中央在批轉這一報告的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决定給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並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被劃為右派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這是嚴肅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一項重大政治措施。對右派問題的復查結果表明，1957年確有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確有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嚮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猖狂進攻，對這種思潮進行了批判，對這種進攻進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鬥爭確實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處理得不適當。為了消除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造成的嚴重後果，進行復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反右派鬥爭的主要教訓在於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當作了敵我矛盾，以致造成擴大化的錯誤。肯定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同時指出擴大化的錯誤，並堅决加以改正，目的是為着團结一致嚮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6月19日，鄧小平會見西薩摩亞總理圖普奧拉時說：80年代是我們進行建設的關鍵年代，也是國際形勢十分動蕩的年代。我們搞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要在維護世界和平以及其他國際事務中盡我們的義務。在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需要大傢合作，不論國傢大小，都有自己的責任，都能做出自己的貢獻。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幹部在報刊和文件上被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通知》說：對“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軍隊的報刊、文件上被錯誤點名批判的同志，宣佈一律予以平反。對這些同志歷史功過是非的評價，均以中央或相應一級黨委最後作出的復查結論、平反决定為準。
6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傢建委黨組《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匯報提綱》，指出：基本建設戰綫過長，浪費大，效果不好，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全黨必須認識一致，如果猶豫不决，拖延時日，勢必妨礙國民經濟的發展。
7月8日，國務院頒發《關於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指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是調整好國民經濟和進一步改革經濟體製的需要，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規定》的主要內容是：組織聯合要堅持自願互利的原則，逐步發展，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製、隸屬關係的限製，但不能隨意改變聯合各方的所有製、隸屬關係和財務關係；要推進原料産地與加工地區的聯合；各種經濟聯合體都必須保證國傢稅收和利潤上交任務的完成；聯合企業應由有關各方的代表組成聯合委員會，作為權力機構。
7月15日，中共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允許在全省農村普遍推行以包幹到戶為主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製。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幹到戶就開始在貴州農村一些社隊自發進行，群衆稱之為“包坨坨”。1978年3月起，關嶺縣頂雲公社28個生産隊中有16個隊實行“定産到組；超産奬。勵”的生産責任製。同年11月11日，《貴州日報》以《“定産到組”姓“社”不姓“資”》為題作了報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幹到戶的爭論。省委一度采取“糾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許多地方和農民的抵製。1980年3月省委停止“糾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書記會上宣佈允許因隊製宜，實行包産到戶、包幹到戶等經營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發文件。
7月21日，新華社報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工業企業已達6600多個，占全國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總數的16％，其産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實現了增産增收。
7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自即日開始陸續邀請科學家給中央領導同志講課。第一課是由錢三強講科學技術發展簡史。整個課程內容包括農業、能源、資源、人口、環境保護、計算機、空間科技、數學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轉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黃剋誠同志的復查結論》。《結論》指出，給黃剋誠同志強加的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均屬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盡快把內蒙古自治區經濟搞活的問題。根據自治區的實際，會議研究製定了放寬所有製方面的政策，確定：“總的原則是，多種所有製經濟成分和多種生産經營方式並存、保護競爭，互相促進”，“國傢、集體、個人適合誰幹，就讓誰幹，誰幹有利，就讓誰幹。這裏唯一的標準，就是發展生産力，增加社會財富。”會議明確提出，要允許“包産到戶”、“包産到勞”和“口糧田”等一切可以增産的生産責任製長期並存。凡是群衆要求搞責任製的都應該支持，而不應該“頂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决定了“多歌頌工農兵群衆，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傢，少宣傳個人”的方針，在執行中還有一些問題，主要是對老一輩革命傢的歌頌仍有一些過於突出個人，不夠實事求是，特別是許多紀念方法嚴重地流於形式，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剋思主義教育和掃清封建主義遺毒。為此，中央作出决定：從現在起，除非中央有專門决定，一律不得新建關於老一代革命傢個人的紀念堂、紀念館等建築；出版個人傳記或個人文集應比較慎重，對於重要人物或重要歷史問題的宣傳，報刊或出版社應註意遵照中央有關指示；報紙上要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過去挂得太多，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級幹部喪事的辦理應力求簡化和節約。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會議指出，多年來，由於壓製乃至取消個體經濟，加上在勞動制度上對所有城鎮勞動力采取由國傢包下來統一分配的辦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業的人等着國傢分配。會議提出：必須逐步做到允許城鎮勞動力在一定範圍內流動；在解决勞動就業問題上，打破由國傢全包的老框框，實行在國傢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大力扶持興辦各種類型的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合作社；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一切守法的個體勞動者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禁止在對外活動中送禮、受紮的决定》。
同日，新華社報道：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掄、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和吳景超，已經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18日，鄧小平在會上作題為《黨和國傢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講話分五部分：一、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將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關於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中央做這樣的考慮，原因一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是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是着手解决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是從長遠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問題。二、改革黨和國傢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為此，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産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傢、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三)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三、黨和國傢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傢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衹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决徹底的改革，人民纔會信任我們的領導，纔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四、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製，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同時，决不能絲毫放鬆和忽視對資産階級思想和小資産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五、中央經多次醖釀，正考慮逐步進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嚮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關於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將在憲法上表現出來。(二)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産生。(三)正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強有力的工作係統。(四)有準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經理負責製，經過試點，逐步推廣、分別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的聯合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製、經理負責製。(五)各企業事業單位普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這是早已决定了的，現在的問題是推廣和完善化。(六)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改革黨和國傢的領導制度，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成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
8月21日、23日，鄧小平兩次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問。在談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鄧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傢輓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傢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在回答毛澤東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區別問題時，鄧小平說：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錯誤是從50年代後期開始的，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製、群衆路綫，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製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毛主席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他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當談到周恩來時，鄧小平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睏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當談到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時，鄧小平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决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傢長製或傢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製。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着手。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製。衹有這樣，才能解决問題。
8月2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布什。鄧小平在會見時說：我們對裏根先生最近一個時期發表的一些政見和共和黨的執政綱領感到不安。不管你們哪個黨執政，都涉及到中美關係是停滯、前進還是後退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歷來闡述的觀點是，中美關係是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其他問題不能代替。鄧小平請布什嚮裏根轉達中國政府的四點正式立場： (一)中國政府希望中美關係發展，不應該停滯，更不應該後退。任何從中美建交公報後退的言論和行動，中國政府都堅决反對。(二)不管美國1980年大選後哪一個黨執政，中國政府評價和判斷美國政府的戰略决策和對外政策都將把對中國的政策視為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戰略的問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三)如果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對中國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對臺灣的政策)和裏根先生最近發表的有關言論，真的付諸實施的話，這衹能導致中美關係的後退，連停滯都不可能。(四)如果以為中國有求於美國，以致一旦美國共和黨競選綱領中的對華政策和裏根先生發表的有關言論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付諸實行，中國也衹好吞下，別無選擇，那完全是妄想。這不衹是對共和黨執政而言，即使民主黨這樣搞，也一樣。因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所以，我把話說清楚，把這幾點寫成文字交給你，請轉告裏根先生。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於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報告》，决定為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製造的“放火燒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徹底平反。
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國政協五屆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人民政協是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實現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结合作的重要組織，也是我們政治體製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鄧小平還指出：我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綫具有空前的廣泛性，它在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了。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團结，使我國統一戰綫和人民政協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實踐中，作出積極的貢獻。大會决定：增補何長工、蕭剋、程子華、楊秀峰、沙千裏、包爾漢、周培源、錢昌照8人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韋國清、彭衝、趙紫陽、宋任窮、楊靜仁、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不再兼任政協副主席。大會通過了關於修改政協章程的决議和章程修改委員會名單。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葉劍英主持會議並緻開幕詞，華國鋒作政府工作講話，姚依林作《關於1980、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報告》，財政部長王丙乾作《關於1979年國傢决算、1980年國傢預算草案和1981年國傢概算的報告》。姚依林在報告中指出：國民經濟在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中取得了新的進展。實行國傢計劃指導下市場調節，國傢計劃要搞好綜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標是指令性的，這類指標將逐步減少；有一部分指標是指導性的和預測性的，國傢通過經濟政策、經濟法令和經濟杠桿的作用，對企業的生産和發展方向進行引導，以發揮企業的主動性，這類指標將逐步增加。大會討論了製定發展國民經濟長遠規劃和繼續推進經濟體製改革等問題；檢查了 1977、1978兩年經濟工作中的新冒進帶來的不良後果。大會通過了《國籍法》、《婚姻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通過了關於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即取消“四大”的决議，關於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决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决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接任；同意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徐嚮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增補楊靜仁、張愛萍、黃華為副總理；接受聶榮臻、劉伯承、張鼎丞、蔡暢、周建人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補選彭衝、習仲勳、粟裕、楊尚昆、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大會還接受了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這次大會在推進國傢領導體製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2日，國務院批轉國傢經委《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批準從下年起把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全面推開。《報告》說：一年來，全國已有6600多個企業實行了擴大自主權的試點，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的16％左右，其産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對搞活經濟，促進生産發展起了明顯作用，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産品的分配調撥計劃完成得不好；有的企業為擴大自銷壓低生産指標；盲目建設、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的現象有所發展等等。《報告》提出，要改進現行的利潤留成辦法；積極進行企業獨立核算、國傢徵稅、自負盈虧的試點；使企業在人財物、産供銷方面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着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製問題。9月27日，中央印發這次會議的紀要《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紀要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製，同時指出：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嚮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隊，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各種不同形式，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搞一刀切；在邊遠山區和貧睏落後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産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産隊，可以包産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穩定。這是聯繫群衆，發展生産，解决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在這次座談會上還印發了國務院體製改革辦公室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意見》，其中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産資料公有製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薛暮橋代表國務院體改辦作了說明，指出這種認識是對30年來占統治地位的觀點的挑戰，“究竟對不對，應當廣泛討論，如果對，這是馬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新發展”。會上沒有展開討論作出决定，《意見》衹是作為草案供大傢進一步研究。這是我國市場取嚮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草案。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嚮中央的匯報提綱》，並發出通知指出，三中全會以來，宣傳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是我黨歷史上宣傳工作做得較好的時期之一。但極左路綫的流毒和影響絶不可低估，封建主義和資産階級的思想影響仍廣泛存在，整個思想戰綫仍面臨着繁重而緊迫的任務。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復查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錯判死刑案件的幾點意見的請示報告》，並指出：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判處的死刑案件應全部復查，對其中冤殺、錯殺的案件，要按照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的原則，實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糾正 。
9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關於廣東工作的匯報。 9月28日，形成《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第50號)，指出：中央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優勢，使廣東、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製改革探索道路，積纍經驗，培養幹部。中央要求廣東充分利用和發揮本地優勢，盡快把廣東的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使廣東成為我國對外聯繫的樞紐。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采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
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緻全體共産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強調：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製在12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嚮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衹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係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相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産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幹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這一號召，並且積極負責地、耐心細緻地嚮廣大群衆進行宣傳教育。
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公開進行審判。準備審判10名主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蚊。特別法庭的判决是終審判决。
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 “鬍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並發出通知指出：“鬍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為鬍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因“鬍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對鬍風的判决，宣告鬍風無罪。1985年公安部對鬍風政治歷史中遺留的幾個問題進行復查，予以平反撤銷，經中央書記處同意，嚮有關部門發出了為其進一步平反的通報。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鬍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在1980年對鬍風集團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礎上，經過調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說明，取消了對鬍風的文藝思想和宗派活動等問題的嚴厲指責。至此，所謂“鬍風反革命集團”案得到徹底平反。
10月1日，中國首次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聯合年會，中國財政部長、世界銀行的中國理事王丙乾在會上發言。
10月7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國傢勞動總局《關於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報告》提出：中等教育應當實行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並舉，全日製學校與半工半讀學校、業餘學校並舉，國傢辦學與業務部門、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辦學並舉的方針，改變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的狀況。
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 (草稿)》討論的通知。並隨通知發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要求15日以前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中央辦公廳組織的這次討論開始時預定參加的人數是4000人，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這次大討論從10月中旬先後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 11月下旬結束。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和《關於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中央的批語指出：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謝富治兩人，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預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央决定，把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嚮全黨公佈，同時撤銷對這兩個人的《悼詞》，開除他們的黨籍。
10月17日，國務院通過《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指出：隨着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和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競爭逐步開展起來，在我國經濟生活中顯示出它的活力，推動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應當逐步改革現行的經濟管理體製，積極地開展競爭，保護競爭的順利進行。《規定》要求：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成分之間、各個企業之間，開展競爭；廣開商品流通渠道，為競爭開闢場所；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鼓勵革新技術和創造發明，重要技術成果要實行有償轉讓；競爭要嚴格遵守國傢的政策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進行。
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復查報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後，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誣衊為“叛徒”，是完全錯誤的，應當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0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决定，在今後二三十年內，一律不挂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以利於肅清個人迷信。
10月23日，經中央書記處批準，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印發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審查並糾正了過去對楊尚昆所作的錯誤結論，但有些問題，如“私錄毛主席談話”等尚未徹底澄清。這次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報告》指出，林彪、江青、康生一夥強加給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謂“私錄毛主席談話”，全屬不實之詞，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11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書記處最近批準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給武漢大學原校長、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平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黨校召開大會，宣讀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的中央黨校黨委的决定，為楊獻珍徹底平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批準嚮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和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討論稿)》的過程中，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傢機關和軍隊係統，都有許多同志提出，華國鋒不適宜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要求中央調整他的工作。在這次政治局連續會議的第一次會上，華國鋒提出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黨內其他職務的請求，並對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作了一些檢查和解釋。其他同志在發言中對華國鋒在過去4年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意見，主要是：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中是有功勞的，但不應把功勞衹歸於個人；他提出並長時間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實際是要把毛澤東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他在十一大前後提出了一係列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口號，從來沒有主動地提出過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創議，對解放大批老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態度，明顯地違背了黨內大多數同志的願望；他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他對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和損失，也負有重要責任。華國鋒在過去四年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對軍委主席不能胜任。鑒於上述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繼續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但希望六中全會繼續選舉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最後通過三項决議：(一)嚮將要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二)嚮六中全會建議，選舉鬍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三)在六中全會前，暫由鬍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這次會議還决定，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討論稿)》，參照討論中提出的意見進行改寫，最後提請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認為：現在通過這一决議的時機已經成熟，不宜再行延遲。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的通知》，决定將有關情況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座談會。鬍耀邦在會上傳達和闡述陳雲關於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的重要意見，並就搞好黨風問題作了講話。
11月15日至12月2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會議和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經濟形勢，調整1981年計劃。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是好的，但是有潛在的危險。一是財政出現大量赤字，二是基本建設規模大大超出國傢經濟的可能。必須下决心狠抓調整，關鍵是壓縮基本建設，適當控製消費，搞好關停並轉，根本改變比例失調的嚴重局面，為今後經濟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今後國民經濟的發展，不能再走那種“高速度、高積纍、低效率、低消費”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條速度不那麽高，但國民收入、社會財富增加比較多的路子。會議期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在講話中主要談了調整問題，強調1981年基本建設要退夠，為剋服睏難必須集中，財政要沒有赤字，銀行不增發票子。會議根據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的精神，對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作了調整，主要是將工農業總産值的指標由6955億元減為6800億元，比上年預計增長3．7％；財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設投資由550億元減為300億元，其中國傢預算內投資由242億元減為170億元。
11月18日，國務院批轉國傢計委等單位《關於實行基本建設撥款改貸款的報告》，决定從1981年起，凡是實行獨立核算、有還款能力的企業，進行基本建設所需的投資，除盡量利用自有資金外，一律改為銀行貸款。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 20年、陳伯達18年、黃永勝18年、吳法憲17年、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江騰蛟18年，均剝奪政治權利5年。這次審判表達了人民的意志，伸張了正義，體現了社會主義法製的尊嚴。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山西省委總結了大寨大隊從農業戰綫的先進典型變成執行“左”傾路綫的典型的經驗教訓。各地應認真總結學大寨和三中全會以來農業戰綫上的經驗教訓，以利於進一步肅清農業戰綫上“左”傾路綫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三中全會以來中央製定的各項農村政策。“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和昔陽縣推行“左”領路綫，主要應由陳永貴負責。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大寨經驗的錯誤，主要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絶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任何先進技術經驗或經營管理經驗都必須同當地農民的經濟利益聯繫起來，重視經濟效果，在農民自願接受的基礎上，經過試驗逐步推廣。要接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使培養勞動模範、培養工農幹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實可行的制度，不要讓他們擔任不能胜任的領導職務。山西省委在《檢查報告》中分析，大寨和昔陽縣“左”的錯誤的主要內容及其危害是：人為製造階級鬥爭，使相當多的幹部群衆遭到迫害；搞“窮過渡”，阻礙和破壞生産力的發展；不斷地 “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扼殺了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阻礙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發展；不斷地鼓吹平均主義，破壞按勞分配。
11月24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共産黨總書記卡裏略時指出：黨與黨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關係，不應該是“父子”關係。任何人都不應當把自己的觀點和革命經驗作為“模式”強加於人。雙方對兩黨關係的恢復表示高興。
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幹問題的决定》，提出： (一)教育事業在“四化”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過去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和小生産觀念的束縛，教育長期被忽視，與經濟的比例不相適應，使我國長期處於文化落後、人才缺乏的狀態。(二) 在80年代，全國應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歷史任務，有條件的地區還可以進而普及初中教育。(三)普及小學教育，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國傢辦學為主體，調動社隊集體和廠礦企業等各方面辦學的積極性。(四)應當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建設一支穩定、合格的教師隊伍。(五)必須切實改革普通教育和領導管理體製，大力加強對這一事業的領導。
12月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嚴格控製物價、整頓議價的通知》，製止迄至當時的一段時期市場上比較嚴重的隨意提價、變相漲價、哄擡議價的現象，以穩定經濟，安定人民生活，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
12月9日，國務院批轉《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紀要》，並在批示中指出：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提出的“控製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方針，是好的，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應該認真執行。
12月10日，《人民日報》據《福建日報》報道：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廈門經濟特區。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16日，陳雲在講話中就利用外資引進新技術、經濟形勢、經濟體製改革、按經濟規律辦事和必要的國傢幹預、商品價格、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等一係列問題發表了14點意見，肯定了成績，指出了存在的或需要註意的問題。他強調：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對實現四個現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目前的調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陳雲還強調，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仍然是我們在幹部政策上的大方針。我們老幹部必須擔負起挑選德纔兼備的青年幹部的責任。25 日，鄧小平作《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结》的講話，強調：經濟調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調整，“四化”建設就不可能順利進行；為保證這次調整的順利進行，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執行三中全會以來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措施，繼續把經濟搞活，執行對外開放政策；改善黨的領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驟地和穩妥地實行幹部離休、退休制度，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幹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提出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三個條件。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安定團结的政治局面是繼續鞏固還是遭到破壞，是這次調整成敗的關鍵。1981 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工作會議確定的經濟上進一步調整，政治上進一步安定的方針。
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周恩來選集》上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嚮全國發行。這一捲選集收入周恩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著作共60篇。
本年度，據國傢統計局統計，全年國內生産總值為4517．8億元，比上年增長 7．8％，其中，第一産業下降1．5％，第二産業增長13．6％，第三産業增長5．9％。全國國有單位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558．89億元，比上年增長 6．8％。全國財政收入為1159．93億元，比上年增長1．2％；財政支出為1228．83億元，比上年下降4．1％。全年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 6．0％。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81．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0％。其中，出口181．2億美元，進口200．2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增長32．7％和 27．8％。全年實際利用外資6.1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7．4％。社會商品零售總額2140億元，比上年增長18．9％。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762 元，指數為113．2。國民經濟穩步發展，較好地完成了國傢計劃，但是，由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物價有所上漲，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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