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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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4日至23日，全国物价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80年物价工作的方针和中心任务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研究和试点工作。
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最近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派出留学人员不仅是现阶段为解决“四化”建设急需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确定本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是：(一)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 (二)协助各级党委监督、保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作为党规党法，在全党贯彻执行；(三) 继续加强纪检机关的自身建设，吸收中青年优秀干部，建立健全纪检机构。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同级党委领导为主。有关请示报告随后获中共中央批准。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诬蔑谭震林同志为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彻底平反。
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但多数与会代表表示还是要按现行的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讲话再次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就近年来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到会作长篇讲话，就现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倾向，如怎样看待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军队，怎样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看待社会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阐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央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彭真任书记，刘复之任秘书长。
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指出：早日编辑和出版党史，是全党的迫切需要，为此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组成。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
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涉及财政收支结构、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调整和改进，而且也涉及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进。
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肯定了各级党校恢复以来的成绩，强调为推进“四化”进程，必须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的宏大干部队伍。各级党校的任务是，定期轮训和培训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各种业务知识重新武装干部，保证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统一，以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6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学位制度，是中国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员：方毅，副主任委员：周扬、蒋南翔、武衡、钱三强。
2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我们终于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转移，并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战略转移之后第一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当前存在的困难是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入减少，涨价商品过多，经济管理水平低，等等。报告阐述了1980年、1981年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了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3月15日，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委确定今年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对企业进行整顿，第一，调整好领导班子；第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第三，普遍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第四，开展全员培训工作；第五，改进奖励制度。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革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按姓氏笔画排名)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先后就建立书记处等问题讲话。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2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3月14日，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出版发行；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5月17 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 1962年，康生指控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文艺，并借此对给这本小说的创作提过意见、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进行审查，将他们说成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月8日、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第一次和第五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书记处成员的分工。3月2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建设西藏的大计。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这12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25日至27日，科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周培源为全国科协主席。
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他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3月20日，李立三、贾拓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参加追悼会，王震、薄一波分别致悼词。李立三、贾拓夫因受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分别于1967年6月22日和1967年5月7日逝世。
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谈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一)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确定积累率以25％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三)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如果有困难，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四)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 (五)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六)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七)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八)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会后，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
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规定自外汇兑换券发行之日起，国内禁止外币的使用和流通。外汇兑换券于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 。
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邓小平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和交通问题时，邓小平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最后，他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同日，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有关海关手续和征税的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海关总署规定：对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出口商品均免征出口税。
4月8日至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一文，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对包产到户的诘难：一、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是分田单干；二、包产到户是农户向生产队承包，实行联产计酬，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四、要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文章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个精神，包产到户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应当说不违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坚持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代表团。邓小平和贝林格早在15年前就见过面。会见时，邓小平说，15年是曲折的。你们有变化，我们也有变化。现在中意两党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4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4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指出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
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5月8日、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并讨论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说明。在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现在的教育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重视，力争在80年代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中国不提高教育水平，“四化”搞不成。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经济不发达、不平衡，齐头并进提高教育水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要下决心承认不平衡，要把重点抓好，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可。高等教育结构也有改革的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劳动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试办经济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5月18日至21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指出因罗瑞卿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
5月27日至6月1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
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和风阳县的包产到户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邓小平还向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了处理同兄弟党关系的原则。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57年反有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报告》还就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章罗同盟”的复查等问题提出请示报告，拟对章伯均、罗隆基等5人维持原案，其余予以改正，并认为在组织上不存在“章罗同盟”。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1957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肯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6月19日，邓小平会见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时说：80年代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关键年代，也是国际形势十分动荡的年代。我们搞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尽我们的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需要大家合作，不论国家大小，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件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对这些同志历史功过是非的评价，均以中央或相应一级党委最后作出的复查结论、平反决定为准。
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指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浪费大，效果不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必须认识一致，如果犹豫不决，拖延时日，势必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7月8日，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
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干到户就开始在贵州农村一些社队自发进行，群众称之为“包坨坨”。1978年3月起，关岭县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为题作了报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干到户的争论。省委一度采取“纠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和农民的抵制。1980年3月省委停止“纠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上宣布允许因队制宜，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经营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发文件。
7月21日，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6600多个，占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数的16％，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
7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自即日开始陆续邀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课是由钱三强讲科学技术发展简史。整个课程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指出，给黄克诚同志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均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快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搞活的问题。根据自治区的实际，会议研究制定了放宽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确定：“总的原则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存、保护竞争，互相促进”，“国家、集体、个人适合谁干，就让谁干，谁干有利，就让谁干。这里唯一的标准，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会议明确提出，要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劳”和“口粮田”等一切可以增产的生产责任制长期并存。凡是群众要求搞责任制的都应该支持，而不应该“顶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作出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扎的决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经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三)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二)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三)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在回答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区别问题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谈到周恩来时，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时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邓小平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正式立场： (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制造的“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
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邓小平还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大会决定：增补何长工、萧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8人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彭冲、赵紫阳、宋任穷、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不再兼任政协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决议和章程修改委员会名单。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讲话，姚依林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姚依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标是指令性的，这类指标将逐步减少；有一部分指标是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以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这类指标将逐步增加。大会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 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大会通过了《国籍法》、《婚姻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下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报告》说：一年来，全国已有6600多个企业实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产品的分配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有的企业为扩大自销压低生产指标；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有所发展等等。《报告》提出，要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中央印发这次会议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印发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其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改办作了说明，指出这种认识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挑战，“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作出决定，《意见》只是作为草案供大家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宣传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历史上宣传工作做得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绝不可低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仍广泛存在，整个思想战线仍面临着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并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应全部复查，对其中冤杀、错杀的案件，要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纠正 。
9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9月28日，形成《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相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这一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公开进行审判。准备审判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蚊。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说明，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
10月1日，中国首次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中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的中国理事王丙乾在会上发言。
10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中等教育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改变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草稿)》讨论的通知。并随通知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这次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 11月下旬结束。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预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央决定，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10月1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竞争逐步开展起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显示出它的活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地开展竞争，保护竞争的顺利进行。《规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革新技术和创造发明，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
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0月23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印发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审查并纠正了过去对杨尚昆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如“私录毛主席谈话”等尚未彻底澄清。这次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报告》指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给武汉大学原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平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宣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党委的决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都有许多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在这次政治局连续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的请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主要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他提出并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实际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他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对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背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他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他对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也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军委主席不能胜任。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但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决定将有关情况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和阐述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搞好党风问题作了讲话。
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讲话中主要谈了调整问题，强调1981年基本建设要退够，为克服困难必须集中，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调整，主要是将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由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3．7％；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550亿元减为300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由242亿元减为170亿元。
11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报告》，决定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的投资，除尽量利用自有资金外，一律改为银行贷款。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 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各地应认真总结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领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山西省委在《检查报告》中分析，大寨和昔阳县“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搞“穷过渡”，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扼杀了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双方对两党关系的恢复表示高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 (一)教育事业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教育长期被忽视，与经济的比例不相适应，使我国长期处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状态。(二) 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三)普及小学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调动社队集体和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四)应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五)必须切实改革普通教育和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
1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制止迄至当时的一段时期市场上比较严重的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现象，以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2月9日，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并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是好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执行。
12月10日，《人民日报》据《福建日报》报道：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在讲话中就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改革、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必要的国家干预、商品价格、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14点意见，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或需要注意的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25 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1981 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
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一卷选集收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共60篇。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7．8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其中，第一产业下降1．5％，第二产业增长13．6％，第三产业增长5．9％。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8．89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全国财政收入为1159．93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28．83亿元，比上年下降4．1％。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 6．0％。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8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181．2亿美元，进口200．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7％和 27．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6.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4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62 元，指数为113．2。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有所上涨，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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