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78年）
| 事件經過:
1月2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中央、國傢機關26個部、委副部長座談會，討論給待分配幹部盡快安排工作問題。鬍耀邦在會上強調，幹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要盡快分配工作；年老體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數幹部要作出審查結論的應盡快作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對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項文件進行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1976年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10年規劃綱要(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和《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和决議，一致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16個月來的工作，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由於受“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報告對當時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估計不足，急於求成，提出了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這個方針的執行，造成國傢財政睏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的嚴重後果。這次大會選舉葉劍英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
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作重要講話，闡明了馬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強調在我國造就更宏大的科學技術隊伍的必要性，徹底駁斥了“四人幫”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破壞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種種謬論。華國鋒作了《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強調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國範圍內造就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億萬勞動者，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的戰略任務。大會製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綱要(草案)》，表彰了先進工作者和先進集體，號召大傢樹雄心，立壯志，嚮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黨中央批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實施方案》；同時指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隨後，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結束，改正的占原劃“右派分子”總數的97%以上，餘下的改正工作在繼續進行。
4月20日，中央作出《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决定(草案)》(簡稱《工業30條》) ，發到各工業管理機關、各工業交通企業試行。這是當時指導工業交通戰綫撥亂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講話要求提高教育質量，提高科學文化的教學水平；學校要大力加強革命秩序和革命紀律，造就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一代新人，促進整個社會風氣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業必須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尊重教師的勞動，提高教師的質量。這篇講話，為新時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討論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韋國清在會上作報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講了話。鄧小平在6月2日的講話中闡述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際相結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再次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有力地支持了正在開展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天，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文章論述了馬剋思主義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正確地指出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當前，依然存在着“聖經上載了的纔是對的”錯誤傾嚮。這是“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必須堅决打碎。這篇文章引發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黨內外絶大多數人支持和擁護文章的觀點。雖然華國鋒指示中央宣傳部門的某些負責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表態”、“不捲入”；汪東興在不少場合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嚮毛主席思想的”，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加以壓製。但是，這一討論受到黨中央的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鬍耀邦等多數同志的積極領導和支持，討論在全國逐步展開。從6月到11月，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絶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都發表文章或講話，一致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剋思主義的原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這一討論，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促進了全國性的馬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
5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根據憲法規定，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與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製約，同各種違法亂紀行為作鬥爭。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批判了“四人幫”炮製的“文藝黑綫專政論”，並宣佈全國文聯正式恢復工作。
6月9日，我國外交部發表《關於越南驅趕華僑問題的聲明》，指出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與中國毗連的省份推行“淨化”邊境地區的方針；同年10月，越方即開始在越南西北地區驅趕華僑；以後又逐步擴展到大批驅趕越南北方的華僑。聲明嚴正抗議本年4月以來越南大規模的排華反華運動，指出這是越方追隨蘇聯反華、破壞中越關係的一個嚴重步驟。到5月底，被越南驅趕回國的華僑達10萬餘人。他們受到祖國熱情關懷和接待，政府對他們作了妥善的安排。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字。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情況的報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國內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8月16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分三批召開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匯報會。鬍耀邦在會上強調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是個戰略問題，要走群衆路綫才能選好。
9月8日至17日，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總結21年來婦女運動的經驗，討論和確定新時期婦女運動的新任務，通過中華婦女聯合會的新章程，選出新的領導機構。
9月20日，鬍耀邦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指出，判斷對幹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分批召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會議認為知識分子隊伍的狀況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對知識分子“團结、教育、改造”的方針已經不適用於目前的情況，當前要繼續做好復查與平反昭雪知識分子中的冤假錯案工作；對知識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職有權有責；調整用非所學、做到人盡其纔，纔盡其用；努力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會後，中組部發出《關於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
10月11日至21日，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緻詞，指出：為了在本世紀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各工會組織要深入群衆，積極進行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各企業必須發揚民主，企業的重大問題要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討論；各企業的工會，將成為職工代表大會和職工大會的工作機構。
10月16日至26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韓英代表共青團十大籌委會作了題為《為偉大的新長徵貢獻青春》的工作報告。鬍啓立作關於修改團的章程的報告。大會通過關於工作報告的决議和新的共青團章程，選出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就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建議提出的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陳雲發言，提出六條意見，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以發展安定團结的政治局面，保證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到會的許多老一輩革命傢和黨的領導骨幹就這些問題，以及華國鋒提出和堅持的“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兩年來領導工作中的失誤問題和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問題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和建議。12月13日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结一致嚮前看》的重要講話，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
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衆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這個决定，得到了廣大群衆的熱烈擁護。
12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聯合公報，决定自 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重申了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且指出，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治，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國將宣佈斷絶同臺灣的外關係。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决策，指出實現現代化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産力，多方面改變同生産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全會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全會在總結建國以來農業發展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入討論並原則同意關於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决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製定了加強農業的措施；决定改進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調的狀況；同時提出對我國權力過於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進行改革，並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設備，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全會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指導下，審查和解决歷史上遺留的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决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傢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和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鬍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剋誠、宋任窮、鬍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提請黨的十二大追認。全會選舉陳雲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鬍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剋誠為常務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開始了係統的撥亂反正，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端正了全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剋思主義的思想路綫、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成為新的歷史時期的開端。經過這次全會，鄧小平實際上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全黨和全國人民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實行改革開放，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彭德懷、陶鑄舉行追悼大會，為他們恢復了名譽，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武漢軍區黨委《關於處理武漢“七·二事件”的請示報告》，指出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一夥為反黨亂軍、挑動群衆鬥群衆而挑起的，應該徹底平反。12月16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於“61人案件”的調查報告》，鄭重宣佈，把薄一波等61人定為“叛徒集團”，是不正確的。為這一大錯案平了反。
12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人事問題，决定鬍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鬍喬木、姚依林任副秘書長，姚依林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鬍喬木兼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宋任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同時免去汪東興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職務。
12月28日，國務院通知，决定在全國恢復增設169所普通高等學校，進一步發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
1978年，工農業生産得到進一步恢復，農業總産值比上年增長9%，工業總産值比上年增長13.5%。這一年，在經濟建設上的急於求成的做法，已經開始給經濟工作帶來了危害，並在後來的經濟發展中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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