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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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4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此前后，还有不少类似张志新的好同志被杀害。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义，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卓有成效的。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 《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8月18日，邓小平等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20条》)。《工业20条》规定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9月23日至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会上，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10月20日至31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于从1964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以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11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9月底到11月底，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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