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65年）
| 事件經過:
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西南三綫建設體製問題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綫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綫建設的領導。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三綫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復》同意以李井泉為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為副主任 。
3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上對文化戰綫上開展的錯誤批判提出批評。鄧小平指出：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衹收到兩篇稿子，戲臺上衹演兵，衹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麽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的肩膀上臺。並指出要趕快剎車。但是他的意見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復》，免去齊燕銘、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這是文藝界開展錯誤的批判和整風的結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說，鑒於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地威脅我國的安全，因此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要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在全國工業交通係統建立政治工作機關的决定》。《决定》規定：所有工業交通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級黨委必須把工業交通係統的政治機關建立起來，並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黨委都設置工業交通工作部，工業交通企業、事業單位，根據規模大小和任務繁簡，分別設置政治部、政治處或者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决定》並指出：“這個决定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農業、商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
5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全國專業化和協作工作會議紀要》。指出： “按照專業化和協作的原則，根據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組我國現有的加工工業特別是機械工業，是解放生産力，提高技術，促進生産發展的有力措施，是經濟管理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要爭取從1965年開始，用3年到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一重大的改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澤東、劉少奇先後接見了從海外歸來的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澤東在接見時說：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願意回來的，“我們都歡迎”，“都以禮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從他旅居的美國出發、經瑞士秘密回國，於7月20日到達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主要討論1966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長遠規劃問題。中央批準了國傢計劃委員會提出的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強調指出：“省、地、縣、社四級黨委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區、各部門必須在繼續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同時，掀起一個群衆性的增産節約運動”。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會議同意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綫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思想。會議還討論了財貿和黨的建設問題，指出：“要“藏糧於民”，穩定徵購，三年一定。並决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拿出 200億元來調整物價，降低農業生産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使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農民獲得好處。為了加強黨在基層的領導，會議决定在經過“四清”的地方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爭取農村人民公社每一個生産隊都有黨的小組或黨員。
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對政治形勢看得更加嚴重了。他說：要備戰。各省要把小三綫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他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綫，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現在你們要註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東興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免去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11月10日，上海《文化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在1959年4月毛澤東提倡學習海瑞之後開始寫作，於1960年底完成的。從1962年開始，黨內在對 “大躍進”的錯誤的認識，對糾正錯誤、剋服睏難所應采取的措施的認識等問題上的分歧有所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江青多次嚮毛澤東提出，《海瑞罷官》有問題，要批判。毛澤東開始時雖不同意，後來還是被說服了。從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與張春橋共同策劃，到姚文發表，整個寫作過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澤東外都無人知道的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姚文元的這篇點名批判文章，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硬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産階級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毛澤東批準發表這篇文章，並示意全國報刊轉載。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群衆性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綫。
12月，《紅旗》雜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點進行了錯誤的批判。1961年以來，剪伯贊先後發表《對處理若幹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等文章，針對當時史學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觀點，提出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註意歷史主義的正確意見。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擊翦伯贊的正確觀點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産階級觀點。1966年3月，《紅旗》雜志又發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進一步給翦伯贊扣上“資産階級史學代表人物”的帽子，說他的上述兩篇文章是“反馬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此後在其他一些報刊上也對翦伯贊進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間，翦伯贊終於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澤東主持在上海舉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任意羅織罪名，誣陷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對羅瑞卿進行突然襲擊，以進一步竊取軍隊的領導大權。因此，羅瑞卿被調離了軍事方面的領導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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