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64年）
| 事件經過: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開始，國傢集中全國石油部門的人力、物力，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鬥，開發了大慶油田。到1963年，大慶油田油産量達到600萬噸，國傢投資已全部收回，還為國傢積纍了大量資金，並鍛煉出一支有一定技術素養、有組織有紀律、能吃苦耐勞的石油工業隊伍，“鐵人”王進喜是這支隊伍的優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慶油田的經驗不僅在工業部門中適用，在其他部門也適用，或者可作參考。此後，全國工業交通戰綫掀起了學習大慶經驗的運動。
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後會見兩個外國黨的領導人。在談話中，他批評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有人不講階級鬥爭，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人主張“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是包産到戶)，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他又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搞修正主義的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頭更多。4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一個外國黨的代表團時說：中國如搞修正主義，你們就不好混。如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搞資本主義路綫，你們怎麽辦？你們要幫助中國的馬剋思主義者，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反映出他認為中國已經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義的完全不切實際的嚴重估計。
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的報道，同時發表《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介紹了當時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在貧脊的山梁上，艱苦奮鬥，發展生産的事跡。此後，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開展學大寨運動，對促進農田基本建設、發展農業生産起過積極作用。但到後來，學大寨成為推行“左”傾政策的政治運動，大寨也從先進典型演變成為“左”傾政治運動的工具，使學大寨的消極作用超過了它的積極作用。
5月，林彪根據他自己“走捷徑”“背警句”的主張，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林彪製造個人崇拜蓄謀已久，早自他接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時起，即多次鼓吹“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強調學習馬列主義主要是學習毛澤東著作(以後甚至還提出“要99%地”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而學習毛澤東著作，衹要學好 “老三篇”就夠用了。隨後，他又提出“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口號。對於林彪的這種主張和作法，鄧小平等當時就指出，這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簡單化”，“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農業規劃和農村工作、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政治工作問題。此外，還討論了反修防修、培養接班人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等問題。會前，毛澤東在聽取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指出：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從存在着新的世界戰爭的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綫的戰略佈局，要下决心搞三綫建設，首先把攀枝花鋼鐵基地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交通、煤、電建設起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這種對現狀不切實際的估計下，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劉少奇說，四不清不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險性在於上層。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報告》和批示，把企業的經營管理問題、幹部的作風問題都看作是階級鬥爭問題，說地主、資産階級篡奪了領導權，企業已經演變為地主資産階級所有製。這是在大型企業中開展“奪權鬥爭”的先聲。
6月27日，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的批語中指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在這種不切實際的估計下，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隨後，即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接着，《紅旗》雜志發表《哲學戰綫上的新論戰》一文，任意上綱，說楊獻珍是在國內外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候，有意識地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産階級、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宣傳矛盾調和論。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轉國傢經濟委員會黨組《關於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的報告》，批準在全國協辦12個托拉斯，試圖為消除我國現行的用行政辦法而不是用經濟方法管理工業所産生的各種弊端摸索經驗。後因“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而中斷。
9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簡稱“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工作隊的作法是：先搞“紮根串連”，然後搞“四清”，再搞對敵鬥爭；對待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們強調“四不清”幹部在上邊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種方法抵抗運動，不解决上邊問題，“四清”就搞不徹底；強調“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清工、清賬、清庫，現在是要解决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認為，縣以下的許多幹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於放手發動群衆有無窮的顧慮”，“片面強調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四不清’嚴重的幹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桃園大隊在解决這些問題上的經驗具有普遍意義。這對於運動中“左”的錯誤的進一步發展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規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簡稱第二個《10條》)。第二個《10條》修正草案對形勢估計更加嚴重，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 “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衆運動”；強調有些地區還要“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必須把放手發動群衆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幹部中的問題，並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些指導方針，對運動影響很大，造成了對基層幹部打擊面過寬、打擊過重，以致混淆敵我界限的“左”的錯誤。
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是我國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同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中國政府鄭重宣佈，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發《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並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决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决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作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復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
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10月間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中國共産黨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他們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决任何問題。
12月5日，毛澤東在謝富治關於瀋陽冶煉廠的蹲點報告上批示：“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並認為這種“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主要根源”是來自上邊。
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産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絶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傢計劃委員會）。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佈這次會議討論的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23條》雖然對1964年下半年以來“四清”運動(按《23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並把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嚮作了糾正，但又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更“左”的觀點。《23條》下達後，全國城鄉的“四清”運動繼續進行，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到1966年春，在農村，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縣、社先後開展了“四清”運動。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概述了我國農業、工業、財政貿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宣佈在這一時期，我國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並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傢和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報告還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而未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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