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61年）
| 事件經過: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河南信陽地委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即《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産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信陽地委的這個報告，誇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矛盾，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産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闢勢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陽地委的這個報告，並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發展。
1月14日至18日，中國共産黨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鑒於“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和帶來的嚴重睏難局面，會議強調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適當縮短基本建設戰綫和降低重工業發展速度。會議正式通過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並决定在農村深入貫徹《12條》，進行整風整社。全會還批準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關於成立6個中央局的决定。在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會議，對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傳統作風，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是一個轉折的關鍵。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據農民群衆的要求，决定試行“定産到田，責任到人”的田間管理責任製。試行以來得到農民群衆的熱烈歡迎，到秋末，全省85.5%的生産隊都實行了這種辦法。同時，在全國各省區，也有20%以上的地區實行了類似的辦法。在這期間，安徽省委曾3次(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嚮中央、毛主席作了書面報告，並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但後來在1961年12月，毛澤東嚮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表示了改變對“責任田”的看法，他認為有了以生産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就不要再搞“責任田”了。此後，“責任田”問題，即被當作 “單幹風”受到錯誤批判。
3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跡宣傳中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報告指出，在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中存在着簡單化、庸俗化的現象；在宣傳領袖革命事跡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寫事實不真實。希望各地黨委和中央有關各部黨組，督促報刊書籍出版部門認真對待這一工作。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廣州舉行工作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討論和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60條》)。這個條例是在總結農村人民公社過去3年多的經驗和貫徹《12條》的經驗的基礎上製定的，對民主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都作了比較係統的規定。
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同時印發了不久前發表的毛澤東1930年春寫的《關於調查工作》(1964年公開發表時題名改為《反對本本主義》)。信中指出：中央要求縣以上黨委領導，首先是第一書記，要認真學習毛澤東註重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層，蹲下來親自進行係統的典型調查，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信中還特別指出：調查必須實事求是，“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决定”。指示信發出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紛紛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着手解决各項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在中央和各地負責人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了修改，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給製的規定。會議還討論了商業工作和城鄉手工業問題。陳雲在會上就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作了題為《一項關係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講話。會議製定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9條辦法》，規定在1960年底1.29億城鎮人口的基數上，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本年內減少 1000萬。會議還决定調整當年的鋼産量，由原定的1800萬噸降為1100萬噸。會議還决定對幾年來受批判處分的黨員和幹部，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平反，並規定以後在不脫産幹部和群衆中，不再開展反右反“左”的鬥爭，也不許戴政治帽子。
6月19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闡述了藝術民主、解放思想、物質生産與精神生産、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綫、為誰服務、文藝規律、遺産和創造以及文藝領導等問題。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批評了當時文藝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闡明了黨的文藝工作方針。
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幹規定(試行草案)》(簡稱《商業40條》)和《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幹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手工業35條》)。《商業40條》規定，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商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我國現階段商品流通的三條渠道。要把過去撤消或合併的農村供銷合作社恢復起來，把過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恢復起來，同時，在領導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手工業35條》規定，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手工業的主要所有製形式應是集體所有，前幾年已改為全民所有製的，一般仍應恢復原來的手工業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組。個體手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和助手，應當積極發展城市家庭手工業，允許個體手工業者自産自銷，自由支配個人的收入。
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堅决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指出：衹有徹底退賠，“才能恢復廣大農民群衆對黨的政策的信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幹問題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組織力量，突破原子能技術。
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幹政策問題的批示報告》，同意聶榮臻《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幹政策問題的請示》和國傢科委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14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 14條》)。中央認為，文件的精神對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都是適用的。批示強調指出，“做好知識分子，很關緊要”。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片面認識和簡單粗暴的作風必須糾正，在學術研究工作中，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方針，對幾年來批判錯了的人，要進行甄別平反。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及教育等問題。會前，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傢計委等曾派出11個工作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礦企業進行調查研究。會議作出了《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八字”方針雖然已經提出1年多，但是，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能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不能有效地進行。我們已經喪失了1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就堅决退下來，必須退夠。並指出，所有工業部門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切實地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今後3年內，執行這個方針“必須以調整為中心”。中共中央認為，“衹有經過一係列的調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鞏固、充實和提高，為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作好準備。”毛澤東在講話中分析當時的經濟形勢，認為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嚮反面，現在是退到山𠔌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嚮上升了。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準試行廬山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60條》)。這個條例，規定了高等學校的方針、任務和有關政策。指出，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條例規定：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對參加社會活動和生産勞動應作適當的安排，但不宜過多；在教學中，必須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科學研究工作，必須堅持“雙百”方針；高等學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製等。
9月16日，中共中央將廬山工作會議上通過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70條》)發給各地各部門討論和試行。《工業70條》根據當時實際情況，提出了整頓國營工業企業、改進和加強企業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導原則。主要內容是：加強企業的計劃管理；建立健全各種責任製；實行職工代表大會製，加強對企業的民主管理和監督；嚴格企業的技術管理、規章制度；加強企業的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規定職工工資和奬懲制度等。
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議，發出了《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要各級黨委就此問題認真調查研究，以便黨中央作出决定。翌年2月13日，經過充分討論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决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産隊(即小隊，相當於初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這樣，便將組織生産和進行分配的單位統一起來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級社以來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後更趨嚴重的生産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的問題。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於加強對黨員的教育管理工作的報告》。中央指示說：最近幾年來，不少黨的組織忙於領導經濟建設，包辦代替行政工作，放鬆了對黨員的教育管理。指示強調重新教育黨員“是當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央組織部的這個報告說：1961年6月底，全黨共有1738萬名黨員，133萬個基層組織。1958年以來，新接收了 642萬名黨員，新建立了50萬個基層組織。還指出，不少地方在接收新黨員的工作中，存在着追求數量，降低質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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