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中國共産黨大事記（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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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迎接1953年的偉大任務》的社論，指出：“1953年將是我國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年”，將“開始執行國傢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黨和政府中是一個大問題，各級領導機關要在1953年結合整黨、建黨及其他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檢查一次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分子的情況，並嚮他們展開堅决的鬥爭。在反對壞人壞事的鬥爭到了一個適當階段時，又要將好人好事加以表揚，使全黨都嚮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根據中央指示，各地開展了“新三反”運動。
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馬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其任務是有計劃地、係統地翻譯出版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發給各級黨委試行的《關於農業生産互助合作的决議》作了個別修改，通過為正式决議。《决議》的正式通過，推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全國各地開始普遍試辦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在 1952年鼕到1953年春期間，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強迫農民入社，侵犯中農利益，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等現象。黨中央及時采取措施，解决這些問題。
3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各大區縮減農業增産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的指示》，要求各地糾正互助合作運動中急躁冒進的偏嚮。
3月16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春耕生産給各級黨委的指示》，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領導農業生産的關鍵所在》的社論。這些文件指出，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要保護個體農民利益；領導農業生産要從小農經濟現狀出發；生産關係的改變一定要適應生産力發展的狀況，否則，生産會受到損失；在合作化運動開始後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個體經濟在發展農業生産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在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時，要保護個體生産者的利益，不要挫傷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解决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黨政組織在農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册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的問題需要解决。在農村中農業生産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着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産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各級黨委必須在1953年內，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鬥爭中，着重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改變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
4月3日，中共中央將《關於春耕生産給各級黨委的指示》、《領導農業生産的關鍵所在》和《關於農業生産互助合作的决議》匯編成《當前農村工作指南》一書，發到全國。毛澤東寫了學習這本書的通知，號召從事農村工作的人員“來一次認真的學習”，將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證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不斷勝利。4月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會上批評了當時互助合作運動中發生的急躁冒進的偏嚮，闡述了“穩步前進”的方針。上述措施，對糾正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冒進傾嚮，穩定農民情緒，鞏固和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起了積極的作用。
4月15日至23日，全國婦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4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基本總結和今後任務報告的决議》和修改後的《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章程》，選出了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會委員。4月25日，全國婦聯召開第二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選出宋慶齡、何香凝為名譽主席，蔡暢為主席，鄧穎超、李德全、許廣平、史良、章藴為副主席。
5月2日至11日，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會上緻祝詞。大會製定了工會在國傢進入有計劃建設時期的方針和任務，通過了《關於中國工會工作的報告的决議》、《關於修改中國工會章程的决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章程》，並選舉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行委員會。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名譽主席，賴若愚為主席，劉寧一、劉長勝、朱學範為副主席。
5月27日，中共中央統一戰綫工作部部長李維漢嚮黨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帶領調查組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調查後寫出的《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幾年來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國傢資本主義的情況和經驗，明確指出，國傢資本主義是利用、限製、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將其納入國傢計劃軌道，使資本主義工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公私合營是國傢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最有利於將私有企業改造成社會主義企業。這個調查報告還指出，隨着企業的改造，這些企業中的資産階級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同意了這個報告。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傢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綫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路綫，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這是一條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並舉的總路綫。它的根本思想，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來了。1952年9月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問題。在6 月15日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中央宣傳部着手起草關於總路綫的宣傳提綱。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提綱時，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進一步完整準確地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傢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傢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綫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 ‘左’傾的錯誤”。
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着重討論了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綫問題，提出了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這個計劃草案從1951年即着手編製，經過多次修改，提交這次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重點項目為中心的、由限額(國傢為了便於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設項目，按照我國的具體情況，規定出各類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限額。一個建設項目，不論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資額大於限額者，即是限額以上項目。例如，在工業中各類工業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限額是：鋼鐵工業、汽車、拖拉機、船舶、機車製造業的投資限額為1000萬元；有色金屬、化學工業、水泥工業的投資限額為600萬元。電話、石油加工業的投資限額為 500萬元)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製的農業生産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産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傢資本主義軌道，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在五年內，全國經濟和文教建設的投資總額為760多億元(折合黃金7億兩以上)。用這樣大量的投資進行國傢建設，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這個計劃後來在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定，開始形成我國高度集中的以計劃體製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財經會議期間，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高崗，利用黨批評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機會，進行分裂黨的活動，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傢領導人，陰謀篡奪黨和國傢的最高權力。中共中央糾正了在他影響下發生的一部分不正確的意見，會議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7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金城戰役的勝利。從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國人民志願軍配合停戰談判，先後發起兩次進攻作戰，殲敵四萬餘人。6月中旬，停戰談判各項協議均已達成。但李承晚集團不接受協議，叫嚷要“單獨幹”，企圖阻撓停戰的實現。為了打擊李承晚集團，實現停戰，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人民軍的協同配合下，從7月13日起發動了金城戰役，殲敵5萬餘人，收復土地178平方公裏，有力地促進了停戰的實現。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至此，歷時3年多的朝鮮戰爭宣告結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維護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利益，保衛了中國的安全，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9月7日，毛澤東就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進行談話。他在談話中係統闡明了經過國傢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方針政策。這次談話有力地推動了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會議確定黨的組織工作任務是：動員全黨從組織上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綫的貫徹執行，保證國傢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現；不斷鞏固和擴大黨的組織，提高黨員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黨的戰鬥力。會議還討論了幹部政策、發揚黨內民主和鞏固黨的紀律等問題。會議期間，身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積極支持和參加高崗的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傢最高權力的活動。黨中央及時覺察並製止了他們的反黨陰謀，打破了饒漱石利用這次會議分裂黨的企圖。
10月15日、11月4日，毛澤東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他說，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對於農村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辦合作社要有控製數字，攤派下去。攤派而不強迫，不是命令主義，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戶一社。“糾正急躁冒進”是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産合作社。“確保私有”是資産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農貸、發救濟糧、減免稅收、興修水利、打井開渠、深密植、推廣新式農具等等，都衹是行小惠。這些事跟總路綫、社會主義聯繫起來，那就不同了。“綱舉目張”，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决這個矛盾，這就是綱。總路綫就是逐步改變生産關係。在3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後的農村中允許農民有藉貸、租佃、雇工、貿易的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傢，走資本主義道路。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發展到3.2萬多個，1957年可以發展到70萬個，甚至100多萬人，要積極領導，穩步發展。這兩次談話對後來的工作的影響很大，其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意見，但也表現出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急於求成，貪多圖大的思想，對工作中的缺點的批評也不夠實事求是。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實於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决議》，11月15日又作出《關於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决定》，後來國傢又對棉花和棉布實行了計劃收購和供應。所有這些，都是在物資比較缺乏的情況下采取的必要的過渡性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在關係着國計民生的糧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締了市場投機，保證了國傢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並且初步切斷資産階級和農民的經濟聯繫，有利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總結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討論《關於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决議(草案)》。
11月至12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召開了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産合作會議。會議確定：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組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産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産社到手工業生産合作社；方法是從供銷入手，實行生産改造；步驟是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朱德在會上講話指出：“組織手工業生産合作社，是改造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幫助他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組織形式。”“一部分手工業合作社是可能長期存在的，不僅在過渡時期，就是到社會主義社會，也是會存在的。”根據會議精神，各級黨委加強了領導，到1954 年底，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社(組)員激增到121萬人，合作社組織發展到4.1萬多個。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决議》。這時，全國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已有1.4萬多個。决議總結了辦社的經驗，進一步指明引導個體農民經過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這是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確道路；並強調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日益成為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的環節。在决議的指引下，農業生産合作社從試辦時期開始進入發展時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發展到9萬多個，生産普遍增長，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
12月31日，周恩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談話時，提出了國傢之間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寫入了1954年4月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
12月，中共中央批準並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傢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在全國各條戰綫掀起了學習和宣傳總路綫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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