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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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姦殷汝耕組織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漢姦殷汝耕在通縣宣佈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1931年之後，在中國土地上陸續出現了偽滿洲國、偽蒙疆自治政府、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汪偽政府等幾個偽政權。在這幾個偽政權中，以殷汝耕建立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勢力最小，僅維持了一年半就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成為一出歷史鬧劇。
日本侵略者的“華北自治運動”
冀東偽政權的建立，是適應日本當局“華北自治運動”的産物。在1935年，通過《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日本實現了對冀察兩省的覬覦。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了冀察兩省，察哈爾省的主權實際上已經喪失。由此，實現了分離華北的第一步計劃。繼之，日本又開始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 “自治運動”。從1935年4月開始，日本侵略者就積極策動“華北自治運動”。同年9月，繼梅津美治郎之後出任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召集日本記者，散發了名為《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的小册子，計劃成立“親日、反蘇的華北五省組成聯合自治體”，開始公開鼓吹“華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內閣通過的“廣田三原則”中，日本重申了在華北尋求特殊體製的意嚮。
1935年10月中旬，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來到到華北策動“華北自治”運動。土肥原擬訂了一個詳細的計劃：“第一步先說服並切實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四人中選擇突破口，首先切實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與關東軍結合起來成立一個新政權；第三步再將其他三人包括進來。”
鑒於駐平津冀北察哈爾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兼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掌握着平津地區這一華北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舉足輕重，“華北自治運動”的整個工作，實際上是以宋哲元為中心的，這一點得到關東軍司令部和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的認可。土肥原嚮宋哲元提出在華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為首、以土肥原為顧問的“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海軍在青島集結待命，嚮宋哲元施加壓力。
當時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愛國思想的宋哲元，沒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軍在侵占熱河後繼續嚮長城各要塞進犯，二十九軍就掀起了著名的“長城抗戰”，讓本為雜牌軍的二十九軍一下子名震全國，成為著名的愛國部隊。在日軍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處境艱難，一度産生動搖思想。由於蔣介石於1935年11月20日拒絶了日本駐華大使有吉要蔣承認華北自治的要求，而日本外務省和關東軍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不同意見，日本外交部門擔心英美的干涉，不主張以武力強製推行華北分離。在這種情況下，土肥原爭取宋哲元的工作沒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裏沒有收穫的情況下，為了首先在“華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東地區扶植了以漢姦殷汝耕為頭目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繼續嚮宋哲元施加壓力。儘管殷汝耕的威望遠不及宋、閻、韓、商四人，但是畢竟有了進展。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陽人，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經濟係，娶日本女子為妻。通過其妻，殷汝耕與日本軍政界建立了聯繫。1916年回國後，殷汝耕先在北洋時期的國會中任秘書，後轉南方軍政府任駐日特派員。1925年，他參加郭鬆齡的反奉事件。郭鬆齡反奉失敗後，殷汝耕衹身逃入日本駐新民縣領事館，請求保護，這纔僥幸活命。
殷汝耕對日本軍國主義很有好感，曾多次參與對日交往，與殷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督辦）、袁良（曾任北平市長）、程剋（曾任天津市長）並稱日本通四巨頭。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殷汝耕都保持着穿和服、講日語和手輓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從日本回國後，便開始在各軍閥之間進行投機活動，並把蔣介石當成了自己的靠山。當蔣介石有意與日本人談判時，殷汝耕便出面充當蔣介石的特使，與日本人進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當時殷汝耕正負責對日交涉，他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遭到國人的唾駡。1931年 “九一八”事變以來，殷汝耕竭力為南京政府的對日屈辱外交效勞。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參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長吳鐵城委派，參與《淞滬停戰協定》的談判工作。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期間，殷汝耕被親日派黃郛派到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專門辦理對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參與了《塘沽協定》的談判，並以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身份參加了該協定善後處理的會談。此間，殷汝耕的表現深得日本方面的賞識。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在冀東成立了“薊密區”和“灤榆區”兩個行政專員公署。薊密區公署設在通縣的孔廟，灤榆區公署設在唐山。殷汝耕任“薊密區” 專員，陶尚銘任“灤榆區”專員。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悅於日本方面而被去職，“灤榆區”專員也由殷汝耕兼任。從此，殷汝耕獨攬了整個冀東地區的軍政大權。任職期間，殷汝耕勾結日商，對日本的走私活動予以掩護。他對日本運來的商品衹徵收象徵性的進口稅，使得日貨源源不斷地流入內地。殷汝耕也由此開闢了一條很好的財源。而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間，也自然而然地親密起來。
對於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還積極
1935年10月間，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大迫通貞，授意漢姦武宜亭等人鼓動數千饑民在香河縣發動暴亂，製造“自治”是出於“民意”的謊言。當土肥原嚮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戰區”實行“自治”時，殷汝耕顯得興奮異常，欣然從命，决心遠遠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計。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傢飯店召開會議，秘密討論“自治事宜”。土肥原到會給衆漢姦打氣。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佈自治，殷汝耕馬上表示會後就返回薊密區公署所在地通州，宣佈成立“自治政府”。據土肥原的助手專田盛壽回憶說：“在殷汝耕發表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來到天津某一飯店，那裏已聚齊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員，土肥原要求他們起事。意氣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說：‘好事要快辦，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為高興，讓我馬上去拿香檳酒，並說：‘那麽我們就以香檳酒預祝成功吧！’”但是不巧，當時飯店中的香檳酒已賣光。於是專田盛壽建議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馬上說：“用日本酒比香檳酒還好。”殷汝耕的漢姦奴才相，畢露無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當天，殷汝耕就召開了由薊密、灤榆兩區各區縣長及香河、昌平、寶坻三縣縣長、各保安隊長參加的會議。殷汝耕當場宣佈實行“自治”，並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宣言”，列舉了國民黨和共産黨的“六大罪狀”，宣佈“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佈自治，樹立聯省之先聲，謀東亞之和平”。殷汝耕也想步偽“滿洲國”的後塵，成立一個所謂的“國”。但在和日本人商議之後，日本方面認為殷汝耕的冀東“政權”規格不夠，殷汝耕衹好暫稱“政府”。
同日，殷汝耕還嚮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晉綏綏靖主任閻錫山、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北平特別市長秦德純、天津特別市長程剋、青島特別市長瀋鴻烈等人發出通電，稱：“為華北柱石為民衆領袖之諸公，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計，藉救國傢之滅亡而負磐石之重任。”
11月25日，以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通州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殷汝耕宣佈以殷汝耕、張慶餘、張硯田、李海天、李允聲、王廈材、池宗墨、殷體新、趙雷等九人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殷汝耕為委員長，自治區域除原冀東18縣（通縣、三河、密雲、薊縣、遵化、玉田、平𠔌、順義、興隆、臨榆、遷安、灤縣、昌黎、扶寧、盧竜、豐潤、樂亭）外，還包括昌平、寶坻、寧河和察哈爾的延慶、竜門、赤城三縣。12月15日，塘沽和大沽也被強行劃入轄區。
“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下設七個處，即民政處兼秘書處（處長張仁蠡）、民政處（處長趙從懿）、建設處兼教育處（處長王廈材）、外交處（處長霍實）、保安處（處長董鳳祥）、稅務管理處（處長缺）、北寧路新榆段監理處（處長陸逑）、駐唐山辦事處（處長殷體新）。殷汝耕還宣佈，該會自即日起辦公，所有薊密、灤榆兩區行政專員公署同時停止辦公，限月底結束，並將薊密區專員公署牌撤換，換成“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牌匾。在武裝力量上，偽政權共擁有保安隊1.4萬人，民團組織11.2萬人。
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剛一成立，就受到全國各界的強烈譴責。冀東人民對此極為憤慨，11月27日，偽“外交處長”霍實迫於民衆壓力，在北平宣佈脫離偽政權。偽政權所轄的12個縣的縣長，也聲明反對殷汝耕的賣國行徑。
面對華北出現的危機，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比較矛盾。一方面，南京政府要求河北省政府查辦殷汝耕，並下令河北、平津當局不可承認冀東偽組織，但不可引起非軍事區的糾紛。國民政府要求宋哲元除了對殷汝耕的行動給予註意外，對於其他的一切則要謹慎從事，隨時請示，不可擅作主張。11月26日，國民政府下令撤銷軍委會北平分會，委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處長官，委派宋哲元為冀察綏靖公署主任，以顯示對日軍的“善意”。12月28日，國民政府宣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一批親日分子加入了委員會。這是國民政府對日方進行讓步和作出重大妥協的産物。
11月25日，日軍開始由關外嚮平津及關內調兵，27日占領了豐臺火車站，並鼓噪天津實行所謂的“自治”。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讓殷汝耕感到有恃無恐。12月25日，根據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發表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組織大綱》，正式宣佈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偽“政府”的政務長官，總攬軍政大權，池宗墨、王廈材、張慶餘、張硯田、趙雷、李海天、李允聲、殷體新八人為參政。偽“政府”下設秘書處兼外交處、保安處三處及民政廳、建設廳兼教育廳、財政廳四廳。 1936年5月，殷汝耕還成立了偽冀東銀行，總行設於天津。到1937年“七七事變”時發行額為830餘萬元。冀東偽政府中充斥着大批日本顧問，操縱整個偽政府。
同時，非軍事區的保安隊，也改變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軍”，下轄五個師，第一師師長張慶餘、第二師師長張硯田、第三師師長李海天、第四師師長趙雷、第五師師長李允聲。1937年2月，偽“滿洲國”提供了500萬元的經費，幫助殷汝耕提高部隊的裝備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軍事顧問，幫助冀東偽政府訓練保安隊和改變民團。冀東偽政府的軍政大權，均被日本人操縱。
“通州事件”與殷汝耕“自治政府”的瓦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二十九軍奮起抗戰。7月28日夜，南苑失陷、二十九軍撤離北平。7月29日凌晨，偽冀東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州卻發生了一件大事，冀東保安隊萬餘人宣佈起義，嚮日本侵略者發起突然攻擊。
冀東保安隊原名河北特種警察部隊。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冀東被劃為非軍事區。蔣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另成立五個特種警察總隊，訓練之後開入冀東。於學忠抽調第五十一軍的張慶餘、張硯田兩位團長和部分營、連軍官，從河北各縣新徵兵萬餘人，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總隊和第二總隊。特警總隊長相當於少將師長。第一、第二總隊各轄兩個區隊，每一區隊轄三個大隊。張慶餘率第一總隊駐武清縣，張硯田率第二總隊駐滄縣。第三、四總隊，是把漢姦李濟春從偽滿帶來的偽軍收編後組成的；同時，把冀東土匪鬍協五所部收編為第五總隊。這三個總隊均無區隊，總共衹有八個大隊，實力遠在第一、第二總隊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總隊奉於學忠之命，進入冀東，分駐通州、香河、寶坻、順義、懷柔、三河、石門、撫寧一帶。不久，第五十一軍調往西北。因為總隊為地方特警，不算正規部隊，故沒有隨五十一軍同行。於學忠臨離河北時，曾密召張慶餘、張硯田等囑咐：好好訓練軍隊，以待後命。同年7月，接替於學忠主持河北省政府的商震，將河北特警總隊改名為河北保安隊，仍駐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之後，由於殷汝耕兵力不多，於是將河北保安隊更名為冀東保安隊，內部人事安排仍維持原狀，歸偽政權統轄。冀東保安隊淪為漢姦政權的統治工具，張慶餘等人感到慚愧，但沒有勇氣和偽政權决裂，於是密派信使赴保定嚮商震請示如何處置此事。商震答說：“目前不宜與殷汝耕决裂，可暫時虛與委蛇，餘當負責嚮政府陳明。”既然國民黨政府尚且允許冀東偽政權存在，張慶餘等人也就以此為由聊以自慰，過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賣國投敵的行徑，遭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譴責。張慶餘之子知道父親在偽冀東政權中任職，認為這是附逆叛國，辱沒祖宗，於是斷然登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許多冀東保安隊官兵的親友鄉黨，也都視他們為十惡不赦之徒。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和衆叛親離的局面下，張慶餘、張硯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於形勢，他們不敢輕舉妄動，衹得暫時忍辱，等待時機反正。張慶餘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說，他曾對妻子說：“我的意思現在不便明言，但將來總有分曉。你可轉告兒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後看乃父的行動吧！”
“七七”事變爆發後，張慶餘、張硯田派心腹嚮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請示機宜。馮治安說：“現在我軍同日軍是和是戰尚未决定，請你轉告張隊長，暫勿輕動。待我軍開戰時，請張隊長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義，一面分兵側擊豐臺，以收夾擊之效。”馮治安囑咐說，可委派心腹人員與二十九軍參謀長張樾亭經常保持聯繫。張樾亭也將冀東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編入戰鬥序列。
張慶餘等以“配合皇軍”為名，使冀東保安隊一萬餘人的隊伍得以集結，為起義創造了條件。7月28日，日軍大舉進攻二十九軍，並令保安隊配合日軍行動。但是駐紮在通州舊城南門外的冀東保安隊，沒有執行日軍的部署，按兵不動。日軍在無法指揮保安隊的情況下，轟炸了保安隊的駐地。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當漢姦，早有起義準備的保安隊。
張慶餘、張硯田認為部隊起義時機已到，决定7月28日夜裏12時在通州起義。夜12時，張慶餘、張硯田聯名通電全國，宣告起義。冀東保安隊關閉城門，斷絶城內交通，占領電信局及無綫電臺，並包圍冀東偽政府，活捉了殷汝耕。
張慶餘本想將殷汝耕當場處决，但部下有人說殷汝耕係何應欽和黃郛的親信，派到他冀東擔任薊密專員，一定有中央密旨，不宜擅自處死，最好押送交宋哲元轉解中央處理為妥。因張慶餘等人並不知道宋哲元已經率領二十九軍撤離北平，因此率領保安隊起義後仍前往北平。將殷汝耕押送到北平城下後，日軍將其解救。在通州起義中，通州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也被保安隊活捉，後被擊斃。
在戰鬥中，冀東保安隊殲滅日軍及日本浪人五百多名，有力地鼓勵了華北軍民的抗日鬥志。冀東保安隊離開通州後，前去追隨二十九軍。到達保定時，由於日軍的襲擊，衹剩下四千餘人。張慶餘不久即被蔣介石召赴南京，委以軍政部第六補充訓練處長。後來，張慶餘被任命為第九十一軍副軍長、國民黨軍委會中將參議等職。但張慶餘殺敵宿願未遂，加以國民黨派係傾軋，鬱鬱成疾，1946年退役赴天津定居，直至1963年9月18日去逝。
這次起義不僅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也宣告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徹底垮臺。此後的殷汝耕，結束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黃金時期”。1940年2月，殷汝耕任偽山西煤礦公司董事長，旋任汪偽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1941年1月，殷汝耕任汪偽政權治理運河籌備處主任。同年5月，任汪偽治理運河工程局局長。抗戰勝利後，殷汝耕被監禁在南京老虎橋監獄。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殷汝耕一案，判處殷汝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沒收全部財産。1947年，殷汝耕被執行槍决。（何立波 宋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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