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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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當時任職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當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 日，在西安發動的直接軍事監禁事件，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歷史背景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産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裏長徵的轉移，抵達陝北。
一二九運動
中共在北平舉行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衆積極響應，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不抵抗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中共確立抗日統一戰綫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産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緻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佈開始東徵抗日，由劉志丹率領的紅軍表面上進軍河北、熱河對日軍作戰，實際卻嚮太原推進的過程中和閻錫山的部隊發生衝突。劉志丹戰死，紅軍撤退。
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准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嚮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臺，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中正表態歸順。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使蔣中正聲望提高。叛方空軍駕駛員與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駡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中正便將預備徵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中正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實力，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簡直無法和兩廣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因為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精銳部隊，裝備精良的109師孤軍挺進陝北的吳起鎮的方向，以往能徵善戰的師長牛元峰嚴重低估紅軍的作戰能力，對紅軍的機動作戰的能力估計不足，部隊剛走到直羅鎮，原以為離中央紅軍還很遠，在佈置完偵查崗哨以後，就安心睡覺，沒想到紅軍用一夜時間即快速趕到，並在直羅鎮羅織了一個包圍圈，與22日凌晨拂曉突然發起進攻，毫無防備的東北軍立刻被衝散，牛元峰從睡夢中醒來時，看見漫山遍野已全是紅軍。牛元峰逃跑，但無法逃出紅軍的包圍圈，在絶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槍讓副將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將槍斃後，副將亦被紅軍俘虜。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
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産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産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産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綫”的“鐵三角”。張學良嚮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鼕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决了紅軍過鼕的燃眉之急。另外，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張學良不但接受並積極學習共産主義思想，還嚮第三國際提出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申請，但由於張學良的父親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絶。
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國民黨特務逮捕秘書、東大學生代表、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和馬紹周、關沛蒼，張學良命譚海率衛隊營包圍和查抄了陝西省黨部，即為“豔晚事件”。張學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鎮壓。
10月22日，蔣中正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一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絶，兩人大吵。
10月29日，張學良飛洛陽為蔣中正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絶。蔣介石堅决拒絶其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中正，請纓抗戰，遭蔣拒絶。
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嚮蔣中正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2月4日，蔣中正由洛陽到抵西安，立即調三十萬中央軍嫡係部隊“進剿”紅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拒絶。 蔣嚮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中正，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絶。
12月9日，中國共産黨組織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衆非常激憤，决定到臨潼直接嚮蔣中正請願示威。蔣中正強令張學良製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嚮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傢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嚮群衆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復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於死地”。請願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鬆花江上》一麯，感動了在場了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
當晚，張學良找到蔣介石，再次勸蔣抗日，並要求蔣放過學生，但是蔣介石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張聽後大怒，反問道：“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張蔣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於當晚决定兵諫。當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商議，决定發動兵變，命令白鳳翔去捉拿蔣介石，白鳳翔說“衹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
12月10日，張學良帶着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决定在12日宣佈動員令。
12月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佈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事件經過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佈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時，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遇難。西安事變爆發。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嚮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南京中央於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决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决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於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中正的好友。 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
12月16日，中央在勸阻張學良無效，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由政治委員會决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嚮西安進行壓迫。隨即展開轟炸西 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嚮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慮到蔣介石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抗日力量的重要領導人，希望放蔣。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决定服從斯大林的指示，中國共産黨遂派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
12月22日，隨後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楊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本人陪同宋美齡和端瑞往見蔣。宋美齡拿着一個梅幹菜盒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記載，蔣見到宋後，眼淚直流，說：“你怎麽來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齡勸蔣道：“寧抗日，勿死敵手！”（寧可抗日，勝利失敗你都是英雄，總比因為拒絶抗日而死在叛軍的手裏要強）。從此，蔣介石的態度開始轉變。
12月24日，蔣中正接受六項協議。即：
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⑷，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决定抗日救亡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傢建立合作關係。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但是蔣介石沒有意願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議書，東北軍和西北軍有部下嚮張學良反應不滿，稱：“我們提着腦袋給你幹，怎麽到最後連個簽字都沒有？”張學良回道：“你們政治覺悟沒我高，蔣介石雖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實力還在，現在既然我們要放他，要把他捧為領袖，那麽逼他簽字，他到時還會反悔，現在要一個君子協議也很好。”張學良的這個提議遭到了楊虎城的反對，最後是在共産黨人周恩來的勸說下，楊虎城纔同意張學良的“不簽字放蔣”的提議。
12月25日下午，蔣中正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2月26日，蔣中正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張學良被扣留。
結果以及影響
西安事變後停止了內戰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綫，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産黨獲得了休整的機會。 西安事變後，日本軍加速了其侵略中國的計劃，並在西安事變後之七個月發動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開始“搶關東”，毛澤東决定將中共內部所有根東北有關聯的人全派去東北工作，其中包括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國民黨方面，有人建議重新啓用張學良。與此同時，中共卻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張學良回東北的要求。由於張氏父子在東北的聲望很高，國民黨中央曾經草擬立案：任命張學良為東北行轅主任，鬍宗南為東北行轅副主任，蔣經國為遼寧省政府主席兼遼寧省行轅秘書長”，但此議案被蔣介石拒絶，反而啓用熊式輝主持東北工作，後來蔣介石此舉被很多國民黨內部官員視為蔣在東北走錯棋的第一步，為最後失掉整個東北埋下了伏筆。國民黨的大多數精銳部隊在東北被中共全殲後，其在全中國的戰局演變成兵敗山倒之勢，迅速丟失了整個中國。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到南京，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軍不斷失去領地，張被軟禁的地點也經常變遷，其被軟禁的設施環境也隨之變化。
楊虎城被送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並於1949年，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軍統局人員殺死，後被證實這次屠殺行動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鳳。
斯大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後背重傷，終身不愈，後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攙扶走路。
張、楊告東北軍、十七路軍將士書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
雙十二抗日救國運動，醖釀了許久，現在已經揭開七八天了。我們為什麽發動這樣的運動？為爭地盤嗎？不是。為泄忿嗎？也不是。我們反對政府的屈辱外交，國傢都要亡了，還在這裏出死力自相殘殺。所以纔提出抗日救國運動，八項主張。我們主張的核心是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以民衆的總動員，去抗日救國。
也許有人在那裏懷疑綏遠軍隊已經在那裏抗日了，聽說也有些中央軍隊在那裏參加，很是勝利。可見中央已在那裏抗日，為什麽還要我們這樣發動？不！不！事實絶不是這樣簡單。中央軍是擺在晉軍與綏軍中間，而且衹有兩師。閻副委員長所要求的二十萬大軍援綏，中央答復無法抽調。然而到西北打紅軍的內戰卻源源而來了幾十萬大軍。由這樣的事實，他們所說抗日，不過是欺騙民衆的一種辦法，絶對沒有真正抗日的决心，還不是很清楚嗎？
雙十二運動發生的一天，中央飛機數十架一齊發動到西安來偵察，而在綏遠的抗日血戰中，中國飛機卻半架也沒有。
據他們說是因為天氣太冷，飛機發動不容易，但敵人的飛機怎麽能發動呢？也許我們的飛機不好，那我們為什麽必要買那樣不好的飛機呢？而且到寒冷和綏遠差不多的西北的飛機怎麽就能發動使用呢？這種欺騙情形，凡是有知識有眼睛的人，誰看不清楚？我們全是中國人，誰不知飛機獻壽為的是抗日。因為有抗日作目標，群衆纔那樣的熱烈。而現在我們有飛機卻不對外，使我們的抗日戰士無可奈何地受着敵人飛機的時時轟炸。這是抗日嗎，這是真心抗日嗎？如果這樣就算抗日，試問我們的東北四省，我們的察北六縣，我們的冀東二十二縣，什麽時候才能收復回來？這是敷衍欺騙的抗日，絶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
也許還有人相信抗日的“準備論”，這更是大錯。我們不要把日本當傻瓜，認為我們會準備人傢不會準備。老實說，我們準備得還不到五分，人傢已經準備到十分了，試問這種準備有什麽用？這豈不是等人傢準備好了來整個吞併我們中國嗎？再說，人傢也絶對不許可我們準備。在我們準備過程中，人傢已經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各種各樣的鎖枷把我們束縛得死緊，教我們動不得身，擡不得頭。試問我們又如何能夠準備起來？這不是夢想嗎？
我們因為不信任變相漢姦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準備論，我們因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騙，至少也是敷衍民衆的一種手段，所以纔以極大的熱誠勸蔣委員長變更他的錯誤政策。但我們大膽的赤誠勸諫，都一次一次的失敗了。我們為服從全國潛在大多數民意，我們為貫徹我們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國主張，所以纔有
這一次雙十二事件的發動。
我們的希望，衹是集合全國的力量去抗日救國，是絶對純潔的，是絶對發自內心的，無一毫私心，無一點背景。凡是同情我們主張的，不管他是那黨那派我們均願意竭誠歡迎。
我們的目的在對外，絶對不造成內戰，並且極力避免內戰。但是如果有違反民意的漢姦，用武力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這不是我們造成內戰，而是實行抗日救國的清道工作。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國傢，已到了生死關頭，真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必須鞏固我們抗日救國的戰綫，去與一切破壞我們的惡勢力相拼，方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才能收復我們的失地，才能湔雪我們的一切國恥。這是我們由理論而實行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團结，我們需要奮鬥，我們必須不辭一切光榮勝利的犧牲。
我們的基礎是民衆，必須用盡我們的智慮愛護他們。我們所要貫徹的是我們的主張，所以必須確信我們的基本理論。我們需要以不顧一切的精神來衝破我們的一切睏難，這纔是我們抗日救國戰綫上忠實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氣。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我們具有堅強民族意識的親愛的將士們，這是我們起來的時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湯湯，我們光榮的勝利，就在目前，我們一定要到黃竜痛飲的。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我們熱血沸騰的親愛的將士們，我們一定要不辭一切艱險犧牲，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去達到我們最後的勝利！
張學良、楊虎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西安事變的評價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被全國人民譴責的情況下，受中共唆使進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於1936年年底在西安挾持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準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日提前爆發；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中國共産黨方面的評價
由於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發動了全民的抗日戰爭，並堅持八年直至勝利。
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張學良自我評價
張學良自我評價在事變之後幾十年間，張學良一直堅持：“作為一個軍人，我是應該被槍斃；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沒有做錯！”
在張學良90歲生日的晚宴裏，國民黨多位重要大員，帶着當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賀信，前去給張賀壽，張學良在宴會的緻詞裏，效法使徒保羅，謙虛又兼客套的說：“我真是虛度了90，對國傢社會人民毫無建樹，正如聖經上所講，保羅所說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張學良自己感覺是萬分的慚愧，我張學良何德，能夠蒙諸位親友的賀壽，我有什麽壽阿……”
其他方面的評價
鬍適曾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中正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傢民族之罪人”。鬍適曾經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産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傢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近代一些歷史學家根據最新的史料，包括戰後日本公開出來的秘密檔案研判，蔣中正對日態度並非姑息求和，實在是中日國力懸殊的緣故，而蔣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滅中共和地方軍士割據勢力，統一長城以南的中國地區。史學家唐德剛認為，抗戰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號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並且不排除在中國民族統一戰綫沒有迅速形成的情況下，日軍不侵略中原地區，轉而直接北上蘇聯的可能性。
宋美齡對張學良的評價非常正面，稱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他（張學良）不要地盤，也不要錢，他要犧牲。”
蔣介石：“漢卿糊塗！”有資料顯示，蔣介石當時與蘇聯正在協商一個計劃意嚮，如果能夠得到蔣介石最理想的結果，即可以達到蔣介石以全面抗日為條件，換取蘇聯宣佈解散中國共産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流亡蘇聯，但這個時候，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完全打破了這個計劃。
思想一貫嚴重反共的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在做完了《張學良口述實錄》一書後，這樣評價張學良：“如果沒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麽也不是，蔣把他一關，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性命，但張漢卿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
西安事變的懸案
在西安事變中，有一些事情很難解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說法。目前缺少進一步的證據，因而沒有定論。
為什麽張學良不願剿共
按照張學良的說法，剿共也是內戰，內戰的特點就是：“都是中國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過兩天兄弟鬧彆扭，又開打。打來打去，雙方死的都是很不錯的人，卻因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國人都是可以坐下來談的，跟共産黨也是可以坐下來談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東北軍先後六次偷襲紅軍，結果都沒有獲得戰果，後來纔知原來當地的百姓都已經成了中共的眼綫，東北軍的一舉一動全看在眼裏，張學良聞後深感東北軍已經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後來，張學良曾經對蔣介石說：“共産黨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沒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領導人非常傑出，所以共産黨“剿不盡，殺不絶”，但蔣介石駁斥了他的觀點，後來直到蔣介石敗退臺灣後，還在給幽禁中的張學良傳看他的反攻大陸、必滅“共匪”的計劃。
張學良認為，蔣介石用類似西北軍，東北軍這樣的被他視為“雜牌軍”的部隊來剿共，“是一斧兩砍，這個道理誰都明白”，東北軍從長城抗戰到剿共的全過程中損失的一切彈藥，經費，人員，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補償，楊虎城的西北軍亦從未得到過來自中央的任何補償。由於缺少撫恤，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將領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軍真打。但張學良說，雖然“誰都明白”這個“一斧兩砍”的道理，但是他還是聽話 “盡量”去剿共了，不過他要明確嚮蔣介石提出，他反對內戰。
許多近代史學家認為，蔣介石的“一斧兩砍”的政策，即藉剿共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敗，如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鬥失敗，突圍時粵係軍閥陳濟棠，桂係軍閥白崇禧都半公開的給紅軍讓出突圍的口子，致使紅軍“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實際上，地方軍閥最重視的並非蔣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軍事實力。更何況延安並不像蔣介石所想象那麽好打，不僅張學良的部隊屢屢遭到挫敗，在四川阻擊紅軍的川軍、同時奉命剿共的鬍宗南的中央軍也都損失慘重而未傷紅軍主力，從這個角度說，張學良與共軍停戰是必然選擇。
為什麽發動西安事變
根據張學良後來自己的說法，其兵諫的最主要原因：
蔣介石堅决拒絶統一戰綫的提議，繼續“先安內後攘外”的路綫，繼續對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顧當時東北領土的淪陷，而張學良認為應該立刻停止“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政策，槍口應該一致對外。
張學良勸蔣說中共殺不絶，剿不完，蔣回問：為什麽？張學良說：“我們沒有老百姓支持我們，共産黨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張學良關於共産黨萬裏長徵的事情，對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人，（這個部隊）誰能帶？誰能把部隊帶成這個樣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帶沒了？”，東北軍與紅軍剛一交手，就損失了2個師，2名師長陣亡，這些都足以證明中共領袖的能力，但蔣介石聽不進去，蔣堅持認為中共已到強弩之末，而實際上後來旅也有不少歷史學家通過資料查證發現，當時的延安並不像蔣介石想象的那麽好打；而當時東北軍的將士早已厭倦內戰，受到學生請願的激勵，愛國主義情緒高漲，更加希望抗日收回東北失地，回歸故土，完全沒有繼續內戰的意願；當時蔣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鎮壓去西安請願的大學生，張學良為學生求情，但被蔣介石拒絶，蔣介石堅持要用機關槍來鎮壓請願學生，蔣介石的這個答復激怒了張學良，為保請願愛國學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張學良認為兵諫必須立刻執行。
重獲自由以後，張學良曾經表示，當時的東北軍已經成為他的包袱，他想要麽帶着東北軍去抗日，回到東北，要麽要蔣調他去做別的官職。但蔣卻堅决要他剿共。 張學良曾經嚮周恩來保證，勸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遭到蔣介石拒絶。
從殺蔣，審蔣到放蔣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共當初欲殺掉蔣介石以緩解自身被圍剿的危機，因為蔣介石是最堅决主張剿共的剿共統帥。斯大林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夠領導中國抗日的領導人，他恐防一旦蔣中正有所不測中國不知會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後一盤散沙的狀態，無人能領導抵抗日本，如果中國無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國為後方，北上蘇聯，而當時蘇聯方面最擔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擴張野心，蘇聯沒有能力同時東西兩面作戰。在斯大林極大的壓力下，中共內部經過爭辯後，派周恩來去西安協商放蔣。還嚮國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圍剿的危機外，還要求國民政府的經濟援助，或至少解除對陝北地區的經濟封鎖，這樣對共産黨有更實質意義。帶斯大林的話給蔣中正，如果蔣同意建立民族統一戰綫並抗日，可以放蔣經國回國。
抗戰初期蘇聯亦是少數願意援助中國的國傢，曾派出志願空軍到中國助戰。
張學良為什麽要去南京
當時，楊虎城就極力勸說，而周恩來更是特別趕到機場打算把張學良追回來，但張學良聲稱要負起一個軍人的職責和義務，最終還是護送蔣中正前往南京。
根據張學良後來自己的說法，隨蔣去南京完全是他的個人决定，沒有任何人影響到他。他認為兵諫蔣介石的“禍”是他闖的，他做為一軍統帥，有義務為手下兵士負責，不應該由於他一個人的舉動而牽連全軍官兵。故而事變結束後，張學良衹身隨蔣前往南京，聽憑蔣介石發落，希望一切西安事變的後果責任，全由他個人承擔。
張學良還說過：“領袖就是一個泥菩薩，如今我已經把他扳倒了，我要親自把他扶起來，如果他有靈，我拿頭給他叩。” 當時的周恩來、楊虎城、蔣介石都反對張學良去隨蔣去南京的計劃，衹有宋美齡是支持的，她認為張學良能“夠親自隨蔣返還南京，更說明這個事件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連叛軍將領都來親自負荊請罪了”。
張學良為什麽沒被處死
根據當時監管張學良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瀋醉的說法，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敗的時候，蔣介石要殺掉所有他在大陸痛恨的人，於是對政敵，對被捕的共産黨員和異議人士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但張學良已經被移送到臺灣，所以幸免於難。與他同樣命運的楊虎城當時還在大陸，所以他一傢老小全部被殺害，組織執行的人是毛人鳳。
根據宋傢的說法，宋傢與張學良一直相交甚密，國民黨中央對張學良的審判導致了宋傢的極大不滿，宋子文曾多次寫信給蔣介石為張學良爭辯平反。
根據張學良自己的說法：“我沒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護我，蔣先生是要殺我的。”張稱，曾經有人把美國公使（Johnson)寫的一本書抄給張看，裏面記載着宋美齡對蔣介石說：“你如果對那個小傢夥（指張學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離開臺灣，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佈出去。”
西安事變後的東北軍
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復返，近20萬東北軍群竜無首，並在主戰主和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最後發展到內部殘殺。1937年2月2日，東北軍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殺死了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副處長宋學禮和交通處長蔣斌等人。血案發生後，王以哲的至交第 105師師長劉多荃為了替王以哲報仇，將部隊開進西安搜捕少壯派軍官，誘殺了旅長高福源，東北軍內部殘殺的悲劇愈演愈烈。經過中共代表周恩來多方做工作，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
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接受了蔣介石提出的東北軍東調的“乙案”。東北軍遂東調，分駐豫南、皖北、蘇北地區。4月到6月，南京政府對東北軍進行整訓、縮編。由每軍四師的甲種軍縮編成每軍二師、每師二旅的乙種軍編製，僅騎兵第2軍保留三個師。整編後的東北軍有6個軍：第49軍，軍長劉多荃，轄第105師（師長高鵬雲）和第109師（師長趙毅）；第51軍，軍長於學忠，轄第113師（師長周光烈）和第114師（師長牟中珩）；第53軍，軍長萬福麟，轄第116師（師長周福成）和第130師（師長朱鴻勳）；第57軍，軍長繆徵流，轄第111師（師長常恩多）和第112師（師長霍守義）；第67軍，軍長吳剋仁，轄第107師（師長金奎壁）和第108師（師長張文清）；騎兵第2軍，軍長何柱國，轄騎兵第3師（師長徐良）、騎兵第4師（師長王奇峰）和騎兵第6師（師長劉桂五）。西安兵諫後叛離東北軍的第106師（師長瀋剋）、騎兵第10師（師長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長黃永安）、炮兵第8旅（旅長喬方）均依附蔣軍另立門戶。原由東北義勇軍編成的馮占海的第63軍番號被撤銷，僅保留了第91師。
另外，馬占山還在張學良的勸導下，决定再次起義抗日，還受蔣介石命令組建了東北挺進軍。
但東北義勇軍、東北挺進軍和由蘇共與中共聯合指揮（主要由蘇聯指揮）的東北抗日聯軍的抗日行為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支持與承認，至今為止，在臺灣實際控製的臺澎金馬地區的歷史教課書仍然稱“八年抗戰”，而實際上中國人民的抗日行動是從1931年11月的江橋抗戰就開始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東北軍被蔣介石分割使用於各個戰場，也有一部分在戰場上倒戈，投奔了中國共産黨。
1949年1月馬占山與傅作義、鄧寶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國共産黨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宣佈“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國獲勝利勳章，抗日戰爭期間，在晉西北、陝甘寧、豫東、皖北等地與賀竜、彭雪楓等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密切配合，協同作戰。他曾兩次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熱情歡迎接待。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東北行轅參謀長，但因雙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職。1948年5月後長期在杭州養病。1949年他拒絶去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先後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等職。1985年9月3日病逝於北京。9月15日，全國政協在北京舉行何柱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原東北軍出身的將領有25名被授予將銜，其中上將1人：呂正操；中將1人：萬毅；少將23人：解方、陳銳霆、賈陶、沙剋、封永順、趙東寰、於權伸、趙承金、高存信、李覺、徐明、宋學飛、金振鐘、張志毅、楊有山、張加洛、羅文、紀亭榭、管鬆濤、郭維城、王振幹、江潮、張學思（張學良親生弟弟，早年即參加中國共産黨）。
呂正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擔任着中國網球協會主席的職務。1990年，國際網聯授予呂正操“最高榮譽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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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為彩色寬銀幕故事片。西安電影製片廠１９８１年攝製。編劇：鄭重、成蔭；導演：成蔭；攝影：高洪濤、鄭煜元，陳萬纔；
主要演員：金安歌、辛靜、王鐵成、孫飛虎、趙登峰、路希
、朱可心、鬍詩學(古月)。
該片以中國現代史上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西安事變為題材，歌頌了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精神和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偉大勝利。影片以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紀實性的表現方法，真實地反映西安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及其中人物的真實活動和思想性格，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均有嚴格的史料依據。較好地處理了歷史真實與藝術典型化的關係。編導者註意把廣阔的歷史背景與細緻的性格刻畫結合起來，成功地塑造了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等幾個典型的歷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實可信。
該片獲得中國１９８１年文化部優秀影片奬；獲１９８２年第２屆中國電影金雞奬最佳導演奬、最佳男配角奬（孫飛虎）、最佳化妝奬（王希鐘、李恩德）。
電視劇《西安事變》
一九三五年前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對我國的侵略。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蔣介石仍舊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張學良將軍被迫“剿共”，因在陝北戰場上屢遭失敗，受到蔣介石的責難，於是急於尋求出路。在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期間，他與楊虎城將軍分別通過進步人士杜重遠和田文浩與我黨有所接觸。
從南京回到西安後，張學良通過被我軍放回的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關係，與我黨周恩來同志在延安舉行了會談。張將軍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來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楊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給他送來的親筆信。但是，他們的活動早就被蔣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務頭子李達權、鄭廣清註意並對南京有所密報。
為了反擊特務的猖獗活動，張學良下令抄了國民黨陝西省省黨部。此事促成了張、楊共同攜起手來，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决“兩廣兵變”的蔣介石的震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蔣介石親臨西安，下榻於臨潼華清池，張學良多次對蔣“苦諫”，均痛遭拒絶。蔣介石限他三天內答復是否繼續執行“剿共”的命令，否則將他和楊虎城的東、西北軍調離陝西。張、楊被迫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蔣實行了“兵諫”，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我黨受張、楊二位將軍的邀請，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飛抵西安。周恩來從民族存亡的大局出發，說服了張、楊並使得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的解决，抗日戰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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