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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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成立
1931年日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並逐步侵占熱河、冀東和察北六縣，並通過其駐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寧夏、阿拉善旗、額爾濟旗和太原等地的特務機關，擾亂後方，以配合日軍嚮綏東進攻。日本侵略的魔爪就要伸到山西來了，感受到此種威脅的閻錫山不得不高喊“自強救國”，並寫過“非自強無以抗日”的話（未公開）。
1933年，閻錫山成立了青年救國團、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後來又將其合併組成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作為他推行政令的組織保證。
1936年“自強救國同志會”內的左傾進步人士於 9月18日發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國同盟會”，閻錫山怕觸怒日本帝國主義，更名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
1936年春，閻錫山把他支持的青年救國團和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合併組成了自強救國同志會。此會成立時，有人提出用抗日救國同盟會這個名稱，閻錫山為怕刺激日本人未采納。該會的會長為閻錫山本人，副會長為省主席趙戴文，高級委員有省立國民師範學校校長馮司直、省建設廳長樊象離、省民政廳長邱仰瀎、綏署軍法處長王懷明、省財政廳長王平、綏署參事李冠洋，總幹事為綏署秘書梁化之。
自強救國同志會雖已成立，因其成員情況復雜，其中有很多主張公道團的舊派人物， 號召力差，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會內的共産黨員和革命人士開始醖釀建立新組織。在主張公道團訓練團擔任指導團的杜任之等人，發起組織抗日救國同盟會。閻錫山得知後，懼怕刺激日本人，提出改抗日救國為犧牲救國，由自強救國同志會總幹事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劉岱峰、宋劭文、戌伍勝、牛佩琮、張文昂、張雋軒、劉玉衡等進行研究，决定由他們發起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該會以閻錫山為會長，梁化之任總幹事，劉岱峰為秘書，上面的主要發起人和李暢生、楊貞吉、崔道修等為執行委員，在1936年 9月18日萬人紀念“九·一八”五周年大會上，大會主席張文昂宣佈了犧盟會的正式成立，大會散發了《犧盟會成立宣言》、《大會告同胞書》。同年10月；閻錫山根據郭挺一（名巨纔）的推薦並受派遣赴北平請回共産黨人薄一波領導山西救亡運動。薄一波回來後，任犧盟會常務秘書 ，實際控製了犧盟會。他依據中共中央提出的路綫方針政策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指導犧盟會的工作。在取得閻錫山的同意後，薄一波先後邀請了一批有組織群衆運動經驗的黨的幹部，如楊獻珍。韓鈞、董天知、周仲英、王鶴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亞、劉有光、廖魯言、馮基平、李一清、劉亞雄、牛蔭冠、武新宇、梁寒功等到太原參加犧盟會工作，迅速在山西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
接着，薄一波建議閻錫山改組了犧盟會的領導機構。閻錫山仍為會長，薄一波。雷任民、馮基平、牛蔭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為常委，張雋軒、楊貞吉、劉玉衡、劉岱峰、戌伍勝、郭挺一、梁膺庸、張文昂、董天知、周子貞、顧永田、李力果、杜春沂、薄毓相、張幹臣、徐宏文、王永智、智生元、樓化蓬等為執行委員，使共産黨員在領導機構中占了多數。通過開辦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團、村政協助員訓練班、犧盟特派員訓練班、國民兵軍士訓練團、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等培訓，為犧盟會培養了近萬名中級和基層的軍政幹部，給該會和建立新軍準備了幹部條件。到1937年 8月，因舊軍不能適應抗戰需要，薄一波根據黨的建立武裝力量的指示和閻錫山有建立一支新軍的想法，提出了建立新軍方案，得到閻的批準。八月，“山西青年抗敵决死隊” 正式開始籌建，計劃以10個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為基礎，建立四個决死總隊，以太原工人為主建立一個工人武裝自衛隊，再建一個政衛旅。這支武裝後來發展到近 10萬人。到同年10月，犧盟會在10個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和兩個軍主教導團的基礎上，成立起山西青年抗敵决死隊四個總隊（團），同時在太原成立了工人武裝自衛總隊和政治保衛總隊，共六個團，約兩萬人。這支實質上由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軍隊，1938年 4月之後，决死總隊發展為四個縱隊（旅），晉南各縣的遊擊隊相繼合併為政衛一支隊和二支隊。在晉西北的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也成立了七個遊擊支隊。到 1939年“12月事變”前，這支新軍已達22個團，約六七萬人，在數量上與閻的舊軍不相上下，質量上更遠強於舊軍。這樣的發展，引起了閻錫山的疑嫉和恐慌，他便開始玩弄新的花招，企圖對局勢加以控製。
犧盟會雖以閻錫山為會長，但領導權掌握在共産黨手裏，這一點閻錫山是十分清楚的。閻深怕大權旁落，無法掌握，想建立一個有力的新組織，於是，於1938年 2月16日，在臨汾西南襄陵縣溫泉村，召集軍政民高級幹部舉行第二戰區抗戰工作檢討會議，做出了抗戰工作檢討决議案。由參加會議的 108名軍政民高級幹部簽名，發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會，企圖限製進步活動，嚮進步勢力奪權，閻錫山親自給該會擬定了九條公約。他確認同志會是主張公道團、犧盟會和二戰區一切民衆救亡團體的統一領導組織，這組織的幹部組織一是分為幹部委員（簡稱幹委），負一切事務的民主發動和檢舉、彈劾、監察之責；二是分為高級幹部委員（簡稱高幹），負一切事務的集中决定之責。公推閻錫山為會長，握有總裁一切的最高權力。
同志會出籠後，“十三高幹”也同時産生。閻錫山指派楊愛源、賈景德、朱綬光、楚溪春、王懷明、邱仰瀎、王尊光、李冠洋、陳長捷、續範亭、梁化之、薄毓相、彭毓斌等13人為第一屆高級幹部委員，組成高幹委員會。不久，因工作調動及其他原因，有些高幹如朱綬光、賈景德、陳長捷、續範亭等都停止了高幹委員職務，把當時任各集團軍總司令兼省政府行署主任的孫楚、趙承綬。王靖國和參謀長郭宗汾補為高幹。閻錫山後又選拔所謂富有“不容人不”精神的青年為幹部委員，組成幹部委員會，指定裴琛為該會主任，以後的主任由楊懷豐、劉涵森、陳過、溫炳生、齊敬德等繼任。
同志會成立不到半個月，日軍侵占了臨汾，同志會內部機構末能組織起來。1938年4、5月間閻錫山駐在吉縣古賢村，纔給同志會成立了臨時執行部，下設秘書、組織、宣訓、考核、政事五個處。1939年又增設幹事會和突擊處，由總幹事梁化之、副總幹事席尚謙分別領導其中的六個處。當時不便公開使用民族革命同志會的名義，閻錫山藉國民黨中央成立國民抗戰精神總動員山西分會之機，1939年7月1日在秋林鎮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設委員會（簡稱精建會），也就是同志會的幹委會，並把此組織發展到區、縣和基層。1938年2月至1940年1月作為同志會的第一時期，其組織機構是：會長，下設幹部委員和高幹委員會；高幹委員會下設執行部，下為總幹事和副總幹事，分管秘書、組織、宣訓、考核、政事五個處；執行部下設區分會、特分會、特支部；區分會下設縣分會、村支部；特分會下設支部；特支部下設分支部。
同志會五個時期高幹的變化
閻錫山的反動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從成立到滅亡共經歷了五個時期。
1938年 2月至1940年 1月的第一時期，前文已述。此後4個時期分別是：
第二時期（1940年2月至8月）：這一時期，增設了副會長趙戴文，改總幹事和副總幹事為總書記和副總書記，分別由裴琛和李培德、白志沂擔任，改五個處為總務、地方、軍隊、青年、宣訓、交通六個組和民運指導委員會、同先工作指導委員會，增添杜任之、杜春沂、翟全晉、裴琛、謝濂為候補高幹。設立常務委員製，趙承綬、王靖國、陳長捷、彭毓斌以及邱仰瀎、李冠洋、席尚謙、梁化之、薄毓相、裴琛等，相繼為常務委員。
第三時期（1940年9月至1941年4月）：這一時期增設了高幹駐會委員會，執行部下增設了理論宣導團。
第四時期（1941年5且至1945年2月）：在上一時期基礎上，執行部的下屬機構由組改為幹部管理、組織、行政、軍政、計劃、理論、敵工、基幹等八個委員會和秘書處。經1945年 2月16日在吉縣舉行的同志會第四次全體基幹大會，决定對“十三高幹”實行分職負責製，即高幹變成軍政經濟等各部門的負責人。在閻錫山的高壓下，分職負責的十三高幹分別為：首席高幹楊愛源，不兼職高幹（等於副首席高幹）王懷明、邱仰瀎，軍政高幹郭宗汾，行政高幹李冠洋，建軍高幹孫楚，經狀高幹王尊光，兵農高幹薄毓相，財政局幹王平，“開展”高幹趙承綬、王靖國、楚溪春、彭毓斌，糧食高幹耿誓。候補高幹有楊澄源、席尚謙、吳紹之、翟全晉、梁培磺、史澤波等。
第五時期（1945年 3月至太原解放）：這一時期，取消了高幹駐會製，改執行部為工作委員會，以梁化之、孟樹棠分別為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以前的各委員會又改為組織、軍組、宣教、政衛、幹部管理、基幹工作、民運、青年等組，還有秘書處、婦工會、紀律委員會，實權為梁化之所掌握。1948年10月之後，梁化之被選為高幹，吳紹之、孟際豐被選為高幹，補了邱仰瀎、彭毓斌兩人的缺。王平被轉為候補高幹，其他高幹照舊。此時的候補高幹有翟全晉、關民權、嚴廷揚、楊貽達、李培德、張世明。楊貞吉、徐瑞、白志沂、鄧勵豪、續如楫、趙宗復、劉效曾、於鎮河、溫懷光、瀋瑞、梁培璜、耿誓。
從上可知，閻錫山民族革命同志會的高幹先後共為21人。他們是：楊愛源、賈景德、朱綬光、楚溪春、王懷明、邱仰瀎、王尊光、李冠洋、陳長捷、續範亭、梁化之、薄毓相、彭毓斌、孫楚、趙承綬、王靖國、郭宗汾、王平、耿誓、吳紹之、孟際豐。先後擔任過候補高幹的有杜任之、杜春沂、翟全晉、裴琛、謝濂、楊澄源、席尚謙、吳紹之、梁培璜 、史澤波、王平、關民權、嚴廷揚、楊貽達、李培德、張世明、楊貞吉、徐瑞、白志沂、 鄧勵豪、續如楫、趙宗復、劉效曾、於鎮河、溫懷光、瀋瑞、耿誓，共27人。
“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１９３６年９月成立，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解散。在短短３年多的時間，發展了３００多萬會員，是國共兩黨建立較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組織。
據《犧盟會史》記載，１９３５年華北事變以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步伐，中國社會各階級間的關係起了顯著變化。不僅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而且民族資産階級、國民黨營壘中的愛國人士和一部分地方實力派也都有了抗日救亡的要求。在中國共産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對閻錫山當局的重大影響下，由當時在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中工作的中國共産黨的個別黨員和一部分左派進步青年知識分子，於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在太原召開了紀念“九·一八”５周年大會，在大會上發起組建了以抗日救亡為宗旨，以各階級、各界抗日愛國人士為主體的一個統一戰綫的群衆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大同盟性質的組織 ——“犧牲救國同盟會”。
犧盟會最初還是以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為會長的一個官辦團體，直到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薄一波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並以他為首組成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到山西同閻錫山合作抗日和主持犧盟會工作之後，經過１９３７年初對犧盟會綱領的修改和領導機構以及人事上的逐步調整，名義上閻錫山還是會長，但各部門的領導工作，已大體上由共産黨員和進步勢力所主持，犧盟會實際上的領導權，已經被我黨所掌握。
盧溝橋事變後，犧盟會在山西各界人士中的號召力日益突出。犧盟會成員組織發起了“百萬人簽名捐款、數萬人請纓上戰場”的運動。那時，簽名捐款運動從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在山西全省範圍內開展後，各階層人民群衆和軍政機關職員、士兵、工人、農民、店員、學徒、洋車夫等都紛紛響應。當犧盟會發出“志願兵少年先鋒隊的任務是在於保衛國土上前綫”的號召後，當天太原就有上百人報名參加，緊接着，陽高、繁峙、平定、盂縣、新絳等各縣的熱血青年，成群結隊志願報名，背着行裝跋山涉水來太原接受軍政訓練。遠在武漢、京滬、香港的一些有志青年也起而響應，千裏請纓，保傢衛國。
在八路軍三大主力部隊挺進山西後，犧盟會積極配合，在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創立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三大抗日革命根據地的艱巨活動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直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閻錫山發動“山西十二月事變”後，犧盟會被其宣佈解散。但是，原犧盟會中堅持抗日的成員，仍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繼續進行抗日鬥爭。
犧盟會會歌：《犧盟大合唱》
“諸位同胞，不要傷心，衹要我們組織起來，同鬼子拼命就有出路……我們是犧盟會員，我們生長在山西，戰鬥在大西北的高原…”摘自由著名音樂傢冼星海作麯的《犧盟大合唱》。
犧盟會綱領：
犧盟會提出了“不分黨派，不分男女，不分職業，衹要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一齊動員起來，積極參加一切救亡運動”的總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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