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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
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并逐步侵占热河、冀东和察北六县，并通过其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宁夏、阿拉善旗、额尔济旗和太原等地的特务机关，扰乱后方，以配合日军向绥东进攻。日本侵略的魔爪就要伸到山西来了，感受到此种威胁的阎锡山不得不高喊“自强救国”，并写过“非自强无以抗日”的话（未公开）。
1933年，阎锡山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
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
1936年春，阎锡山把他支持的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合并组成了自强救国同志会。此会成立时，有人提出用抗日救国同盟会这个名称，阎锡山为怕刺激日本人未采纳。该会的会长为阎锡山本人，副会长为省主席赵戴文，高级委员有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省建设厅长樊象离、省民政厅长邱仰浚、绥署军法处长王怀明、省财政厅长王平、绥署参事李冠洋，总干事为绥署秘书梁化之。
自强救国同志会虽已成立，因其成员情况复杂，其中有很多主张公道团的旧派人物， 号召力差，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会内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开始酝酿建立新组织。在主张公道团训练团担任指导团的杜任之等人，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得知后，惧怕刺激日本人，提出改抗日救国为牺牲救国，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戌伍胜、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进行研究，决定由他们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该会以阎锡山为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刘岱峰为秘书，上面的主要发起人和李畅生、杨贞吉、崔道修等为执行委员，在1936年 9月18日万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上，大会主席张文昂宣布了牺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散发了《牺盟会成立宣言》、《大会告同胞书》。同年10月；阎锡山根据郭挺一（名巨才）的推荐并受派遣赴北平请回共产党人薄一波领导山西救亡运动。薄一波回来后，任牺盟会常务秘书 ，实际控制了牺盟会。他依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导牺盟会的工作。在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后，薄一波先后邀请了一批有组织群众运动经验的党的干部，如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李一清、刘亚雄、牛荫冠、武新宇、梁寒功等到太原参加牺盟会工作，迅速在山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接着，薄一波建议阎锡山改组了牺盟会的领导机构。阎锡山仍为会长，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为常委，张隽轩、杨贞吉、刘玉衡、刘岱峰、戌伍胜、郭挺一、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周子贞、顾永田、李力果、杜春沂、薄毓相、张干臣、徐宏文、王永智、智生元、楼化蓬等为执行委员，使共产党员在领导机构中占了多数。通过开办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培训，为牺盟会培养了近万名中级和基层的军政干部，给该会和建立新军准备了干部条件。到1937年 8月，因旧军不能适应抗战需要，薄一波根据党的建立武装力量的指示和阎锡山有建立一支新军的想法，提出了建立新军方案，得到阎的批准。八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正式开始筹建，计划以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四个决死总队，以太原工人为主建立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再建一个政卫旅。这支武装后来发展到近 10万人。到同年10月，牺盟会在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两个军主教导团的基础上，成立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总队（团），同时在太原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和政治保卫总队，共六个团，约两万人。这支实质上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1938年 4月之后，决死总队发展为四个纵队（旅），晋南各县的游击队相继合并为政卫一支队和二支队。在晋西北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成立了七个游击支队。到 1939年“12月事变”前，这支新军已达22个团，约六七万人，在数量上与阎的旧军不相上下，质量上更远强于旧军。这样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疑嫉和恐慌，他便开始玩弄新的花招，企图对局势加以控制。
牺盟会虽以阎锡山为会长，但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一点阎锡山是十分清楚的。阎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握，想建立一个有力的新组织，于是，于1938年 2月16日，在临汾西南襄陵县温泉村，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做出了抗战工作检讨决议案。由参加会议的 108名军政民高级干部签名，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限制进步活动，向进步势力夺权，阎锡山亲自给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他确认同志会是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救亡团体的统一领导组织，这组织的干部组织一是分为干部委员（简称干委），负一切事务的民主发动和检举、弹劾、监察之责；二是分为高级干部委员（简称高干），负一切事务的集中决定之责。公推阎锡山为会长，握有总裁一切的最高权力。
同志会出笼后，“十三高干”也同时产生。阎锡山指派杨爱源、贾景德、朱绶光、楚溪春、王怀明、邱仰浚、王尊光、李冠洋、陈长捷、续范亭、梁化之、薄毓相、彭毓斌等13人为第一届高级干部委员，组成高干委员会。不久，因工作调动及其他原因，有些高干如朱绶光、贾景德、陈长捷、续范亭等都停止了高干委员职务，把当时任各集团军总司令兼省政府行署主任的孙楚、赵承绶。王靖国和参谋长郭宗汾补为高干。阎锡山后又选拔所谓富有“不容人不”精神的青年为干部委员，组成干部委员会，指定裴琛为该会主任，以后的主任由杨怀丰、刘涵森、陈过、温炳生、齐敬德等继任。
同志会成立不到半个月，日军侵占了临汾，同志会内部机构末能组织起来。1938年4、5月间阎锡山驻在吉县古贤村，才给同志会成立了临时执行部，下设秘书、组织、宣训、考核、政事五个处。1939年又增设干事会和突击处，由总干事梁化之、副总干事席尚谦分别领导其中的六个处。当时不便公开使用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名义，阎锡山借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之机，1939年7月1日在秋林镇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也就是同志会的干委会，并把此组织发展到区、县和基层。1938年2月至1940年1月作为同志会的第一时期，其组织机构是：会长，下设干部委员和高干委员会；高干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下为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分管秘书、组织、宣训、考核、政事五个处；执行部下设区分会、特分会、特支部；区分会下设县分会、村支部；特分会下设支部；特支部下设分支部。
同志会五个时期高干的变化
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从成立到灭亡共经历了五个时期。
1938年 2月至1940年 1月的第一时期，前文已述。此后4个时期分别是：
第二时期（1940年2月至8月）：这一时期，增设了副会长赵戴文，改总干事和副总干事为总书记和副总书记，分别由裴琛和李培德、白志沂担任，改五个处为总务、地方、军队、青年、宣训、交通六个组和民运指导委员会、同先工作指导委员会，增添杜任之、杜春沂、翟全晋、裴琛、谢濂为候补高干。设立常务委员制，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彭毓斌以及邱仰浚、李冠洋、席尚谦、梁化之、薄毓相、裴琛等，相继为常务委员。
第三时期（1940年9月至1941年4月）：这一时期增设了高干驻会委员会，执行部下增设了理论宣导团。
第四时期（1941年5且至1945年2月）：在上一时期基础上，执行部的下属机构由组改为干部管理、组织、行政、军政、计划、理论、敌工、基干等八个委员会和秘书处。经1945年 2月16日在吉县举行的同志会第四次全体基干大会，决定对“十三高干”实行分职负责制，即高干变成军政经济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在阎锡山的高压下，分职负责的十三高干分别为：首席高干杨爱源，不兼职高干（等于副首席高干）王怀明、邱仰浚，军政高干郭宗汾，行政高干李冠洋，建军高干孙楚，经状高干王尊光，兵农高干薄毓相，财政局干王平，“开展”高干赵承绶、王靖国、楚溪春、彭毓斌，粮食高干耿誓。候补高干有杨澄源、席尚谦、吴绍之、翟全晋、梁培磺、史泽波等。
第五时期（1945年 3月至太原解放）：这一时期，取消了高干驻会制，改执行部为工作委员会，以梁化之、孟树棠分别为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以前的各委员会又改为组织、军组、宣教、政卫、干部管理、基干工作、民运、青年等组，还有秘书处、妇工会、纪律委员会，实权为梁化之所掌握。1948年10月之后，梁化之被选为高干，吴绍之、孟际丰被选为高干，补了邱仰浚、彭毓斌两人的缺。王平被转为候补高干，其他高干照旧。此时的候补高干有翟全晋、关民权、严廷扬、杨贻达、李培德、张世明。杨贞吉、徐瑞、白志沂、邓励豪、续如楫、赵宗复、刘效曾、于镇河、温怀光、沈瑞、梁培璜、耿誓。
从上可知，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的高干先后共为21人。他们是：杨爱源、贾景德、朱绶光、楚溪春、王怀明、邱仰浚、王尊光、李冠洋、陈长捷、续范亭、梁化之、薄毓相、彭毓斌、孙楚、赵承绶、王靖国、郭宗汾、王平、耿誓、吴绍之、孟际丰。先后担任过候补高干的有杜任之、杜春沂、翟全晋、裴琛、谢濂、杨澄源、席尚谦、吴绍之、梁培璜 、史泽波、王平、关民权、严廷扬、杨贻达、李培德、张世明、杨贞吉、徐瑞、白志沂、 邓励豪、续如楫、赵宗复、刘效曾、于镇河、温怀光、沈瑞、耿誓，共27人。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１９３６年９月成立，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解散。在短短３年多的时间，发展了３００多万会员，是国共两党建立较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据《牺盟会史》记载，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伐，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关系起了显著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人士和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也都有了抗日救亡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对阎锡山当局的重大影响下，由当时在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个别党员和一部分左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于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在太原召开了纪念“九·一八”５周年大会，在大会上发起组建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以各阶级、各界抗日爱国人士为主体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群众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大同盟性质的组织 ——“牺牲救国同盟会”。
牺盟会最初还是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为会长的一个官办团体，直到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薄一波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并以他为首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到山西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和主持牺盟会工作之后，经过１９３７年初对牺盟会纲领的修改和领导机构以及人事上的逐步调整，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但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所主持，牺盟会实际上的领导权，已经被我党所掌握。
卢沟桥事变后，牺盟会在山西各界人士中的号召力日益突出。牺盟会成员组织发起了“百万人签名捐款、数万人请缨上战场”的运动。那时，签名捐款运动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展后，各阶层人民群众和军政机关职员、士兵、工人、农民、店员、学徒、洋车夫等都纷纷响应。当牺盟会发出“志愿兵少年先锋队的任务是在于保卫国土上前线”的号召后，当天太原就有上百人报名参加，紧接着，阳高、繁峙、平定、盂县、新绛等各县的热血青年，成群结队志愿报名，背着行装跋山涉水来太原接受军政训练。远在武汉、京沪、香港的一些有志青年也起而响应，千里请缨，保家卫国。
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后，牺盟会积极配合，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艰巨活动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后，牺盟会被其宣布解散。但是，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牺盟会会歌：《牺盟大合唱》
“诸位同胞，不要伤心，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同鬼子拼命就有出路……我们是牺盟会员，我们生长在山西，战斗在大西北的高原…”摘自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牺盟大合唱》。
牺盟会纲领：
牺盟会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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