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两广事变
| 事件经过:
6月,两广事变爆发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东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地方实力派自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这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背景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不断加深，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十分复杂。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将新桂系从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削弱成一个地方实力派。随后又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实力派，如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等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蒋介石又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丧失根据地的客观因素，逐步蚕食，控制了东北军，并且通过围剿共产党的红军，将其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蒋介石的中央军系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步步进逼，和侵华日军对地方实力派的攻击，都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
新桂系早期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复杂。新桂系在历次反蒋战争中都接受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军事教官，被舆论界斥为亲日。但新桂系首领白崇禧则以“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辩解。
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介石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中国必须“焦土抗战”。李宗仁此举，虽含有对日本侵略的强烈不满，但亦有攻击蒋介石中央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之意。
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同时，新桂系亦暗中与共产党呼应，以抗日之名义攻击蒋介石。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比如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日本之侵略。蒋介石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的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
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详细经过
1936年1月，国民党元老，反蒋派人物，粤系名义上的首领胡汉民（实权归于陈济棠），突然因急病死亡。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1936年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晦”，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同时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双方矛盾激化。新桂系派出李品仙拉拢主政湖南的何键。但何键坐山观虎斗，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向蒋介石报告粤桂两军的行动。6月10日，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粤桂两军的北上道路。
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部队，准备武装解决两广。而粤桂两军则出动30万人马，飞机100多架，内河舰艇20多艘，抢先进攻湖南。但当时何键已经投向中央，和中央军一道防堵粤桂两军。粤桂两军暂停于湘南，不再前进。
蒋介石在广东培养反陈势力已经多年。两广一起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便暗中与蒋介石联络，随后由发表通电，宣布归顺中央。蒋介石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7月4日，数十架广东空军飞机飞离广东投蒋，粤军实力大损。新桂系三大首领赶紧与陈济棠见面商议，统一军政，财政，并且将军心已经不稳的粤军布置在内线，而桂军布置在外线。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同时为了分化粤桂，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不变。但是新桂系没有上当，还尽力扶持陈济棠，建议陈济棠立即将钱粮，武器和可靠部队掌握，退往粤西，背靠桂系，同时准备派桂军入粤，稳定广东局面，但是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陈济棠所部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陈济棠所部军心大乱。白崇禧立即电告陈济棠，形势危急，劝陈济棠不惜血本，以金钱，官职为诱饵迅速稳定军心。但仅过了一日，陈济棠之广东空军便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蒋，陈济棠已经心灰意冷，决心下野，遂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淡出政坛。陈济棠最亲信的陈汉光师，被陈济棠命令入桂，并且附送军费数十万元。但陈汉光师不愿入桂，被余汉谋部收编，至此，陈济棠在广东之势力被连根拔起，除了数十万军费归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汉谋接收。
陈济棠倒台，蒋介石立即威逼新桂系，顾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进逼，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键湘军则自湘桂边境窥探桂林，新桂系形势危急。新桂系立即以民团制度动员全省后备兵源准备迎战，建制军队扩充兵力至44个团，另外尚有近10万地方民团。共约兵力20万，据险固守。同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顾问。由于新桂系不同于粤系，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以李白二人为核心的团体组织，向心力十分稳固，蒋介石对新桂系的收买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内部居然没有军政人物投蒋。
新桂系盟友众多，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军系的矛盾，分化，游说。使得黔军，湘军等都观望不前。在福建事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30万港元组建了一个师，对新桂系帮助极大。
新桂系抓紧“抗日”的旗号不放，争取在舆论上陷中央军于不义。6月后，广西连日发生新桂系默许，操纵下的抗日示威游行，集会，声势浩大。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亦被新桂系邀请来桂。新桂系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7月15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名升暗降，但同时又委任原属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战便已经投蒋的黄绍竑主政广西，企图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职，而黄绍竑暗通桂系，居然公开表示不愿就职。两广事变陷入僵局。
7月底，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新桂系的同情，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就连蒋派内部的程潜，刘斐等人，都公开声称抗日第一。加上当时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陕军）杨虎城已经同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介石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8月初，蒋桂双方不断派人互相试探，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不停来回南宁和广州，劝说双方各退一步。最后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日人如更进一步，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础上，新桂系宣布服从蒋之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双方台前幕后的争斗持续到9月初，终于达成了协议。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至此，两广事变解决。9月中旬，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会晤，新桂系与中央军之矛盾暂时得以解决。
两广事变在历经3个多月，双方出动高达80万部队对峙后，最终不发一枪一弹而告终。
事后回忆
当事人说法
当时两广事变的主要当事人多把事变起因推给一个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堂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接著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位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宗仁将军也“强调”，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替陈济棠“抬轿”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
刘廷芳的“内幕”故事
但史学家唐德刚“访问”了当时参与谈判的一位湖南人刘廷芳之后，发现这起事件根本是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所精心策划的“阳谋”。参与其中的，还有当时桂系的参谋长李品仙〔虽然在李品仙将军的回忆录里也只字未提〕。
由于湖南省扮演著关键角色（在国民政府“北伐”时，就是靠湖南将领唐生智响应而成功），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威之以势”（两广的部队进入永州、衡阳），再诱之以利（如事成之后，则“从龙”有功，富贵荣华不尽云云），再动之以情（这个关键的“说客”角色，自然就由与何键交好的李品仙担任了）。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行踪至为诡秘，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纪录秘书）
在这场湘桂密议中，最难为的就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中央可趁势一石二鸟，而何氏以一人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首属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场湘桂密议可难为了何键，他的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接见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继续“劝驾”，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何键有“附逆”的企图。
在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况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身上了。（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1986年二月号《中报月刊》）
显然的，刘廷芳替何键向中央表态的这一著，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因为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而粤军第六师师长李汉魂“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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