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解放军解放上海
|  解放军解放上海
5月27日,解放军解放上海
５８年前的５月２５日清晨，３３岁的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荣毅仁走上街头，惊讶地发现，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正在酣睡。
“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看，看到解放军战士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２年前走完８９年跌宕、传奇人生的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经回忆。
“我就睡在南京路上。”７６岁的徐法全，当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９兵团２７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
“天下竟有这样的好军队！”一时之间，香港、西欧、北美等地的报纸上，醒目地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的照片，还配发各种评论。
“上级没要求我们睡马路，只是让我们‘不入民宅’。”此时，１３天前打响的上海战役已经进入尾声，徐法全和他的战友们并不知道，他们不经意间的行为，却变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
２天之后，中国最大的城市、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大上海宣告解放。
为期半个月的上海战役，开国元帅陈毅曾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将敌人消灭，又不把城市打烂之战役。
随着这场特殊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也从此走向世界。
■死守上海，蒋介石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对蒋介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上海是蒋介石早年发迹的地方。”８４岁的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是当年蒋介石颇为欣赏的军中少壮派。
１９５４年经香港起义归国的王楚英说，可以这么说，上海，就是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在上海，蒋介石认识了孙中山，并靠投机、钻营，取得孙中山的赏识，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在上海，曾经一无所有的蒋介石，结识了江浙财团，为以后政治上的发迹奠定基础；
在上海，蒋介石投靠黑社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使强权政治与流氓势力结盟；
在上海，蒋介石先后抛弃糟糠之妻和两个情人，与宋美龄结成政治婚姻，最终形成“四大家族”；
在上海，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窃取北伐战争果实；
还是在上海，蒋介石储存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这是他政治投机以及从事反革命的本钱和经济中心；
……
“上海，是蒋介石灵魂塑造的地方。”王楚英说。
因此，国都南京可以放弃，天堂杭州可以放弃，甚至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也可以放弃……唯独远东最大的都会上海绝不能轻易放弃。
“死守上海，决战上海，这是蒋介石败退大陆前最顽强的一次挣扎。”王楚英回忆。
王楚英说，死守上海，蒋介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阴谋，那就是在上海坚守６个月到１年，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变国内战争为国际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伺机反攻。
“蒋介石这种考虑是有其深厚的根源的。”王楚英说，上海是美、英等国在中国最主要的投资地，战争将有可能直接损害帝国主义的利益，“蒋介石盼望美、英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
正如蒋介石所言：“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
南京陷落后，“下野”“闲居”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老家的蒋介石，最后一次到老母墓前辞别，登上了远去的军舰。
就当身边所有人都认为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是台湾时，他却语惊四座——去上海！
此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胜利跨过长江天堑，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直逼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
无论儿子蒋经国等人如何劝告，蒋介石还是执意要再去看一看他当年的发迹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亲自布防大上海，与共军决一死战！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６日，载着蒋介石的军舰“太康号”，停泊于上海东南角的复兴岛。
作为黄浦江上一个岛，复兴岛三面环水，有两座小桥连接市区。
“在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内，蒋介石连续3次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作为当年防守上海的一支主力５２军副参谋长兼２９６师参谋长，王楚英虽然没能直接与会，但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会议的核心内容。
“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几乎所有从南京逃到上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到会了。”王楚英回忆。
蒋介石说：“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即淮海战役，笔者注）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
蒋介石指出：“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它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１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６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
“自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以来，蒋介石就命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上海构筑工事。”王楚英回忆，战役打响前，整个上海构成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等三道阵地。
王楚英说，钢筋水泥筑成主碉堡３８００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以行吉普车；永久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１万多座；电网、鹿砦数不胜数；还有２万多颗地雷。
手握２５万海陆空部队的汤恩伯，信心十足：“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视察完上海的防御部署后，阎锡山也认为：“上海至少可以守一年。”
“为了激励守城官兵的信心和决心，蒋介石还把他次子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也调来了。”王楚英回忆。
当然，日暮途穷的蒋介石也明白，有死守之决心与部署的国民党军队，并不一定能够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
“蒋介石还是作了两手准备。”王楚英说，他一方面督促汤恩伯抢运黄金、银元、外币等重要物资到台湾，另一方面还严令上海的警察、特务进行疯狂的破坏和屠杀。
既要解放上海，又要还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上海，毛泽东和他的人民解放军可谓煞费苦心
欲作困兽之斗的蒋介石，其考虑和安排可谓处心积虑。然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胸中装有整个中国的毛泽东，绝不可能放弃上海。
然而，上海又是一个极其特殊和敏感的地方，如何打？
早在２个月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毛泽东还曾说：“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
“解放上海是一场特殊的战役。”７８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少将，当年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这位亲历了上海解放全过程的老兵说：“我们定下的方针是，既要迅速占领这座大都市，又要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把大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曾经形象地说：“上海之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珍贵的瓷器打碎。”
“为此，打上海，我们也作了两手准备，除了军事准备外，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准备。”１０１岁的开国少将、时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他们在江苏丹阳成立了庞大的上海接管工作班子，“有２万多人。”
“这也是吸取了南京解放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这位当年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部部长说，在南京，一些战士冲撞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有一些战士把总统府的大红地毯剪成床垫等等。
王辅一回忆，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工作人员还收集了有关上海的资料达３０卷，１００多万字。
陈毅后来曾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制定攻打上海的作战计划，太难了。”作为一位跟随了一代名将粟裕１０多年的作战参谋，８６岁的秦叔谨记得，当年，他们曾制定了3种攻打上海的方案。
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秦叔谨说，他们制定作战计划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
“第一种是围困战法。”秦叔谨回忆，根据以前的经验，这种战法曾经解放了好些城市，后来考虑到上海有６００万人口，且为国际所关注，很快就放弃了。
秦叔谨说，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参谋长张震等人制定的第二种战法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
“这一战法，虽然避开了敌设防的重点吴淞口，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秦叔谨回忆，粟裕、张震在同他们这些作战参谋商量后，也否决了这种战法。
“第三种战法是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秦叔谨说，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
秦叔谨说，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解放军将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大上海，伤亡再大也是值得的。”受粟裕等人的影响，作战参谋秦叔谨，也颇有政治眼光和战略眼光。
粟裕、张震倾向第三种战法，毛泽东最终也批准了这种战法。
举世瞩目的上海战役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清外围——歼敌一个营，甚至要伤亡１０００多人
５月１２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
５天前，蒋介石已经逃离上海，踏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
“打上海，我们组成了两个兵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秦叔谨回忆，西线兵团由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１０兵团组成，包括２６军、２８军、２９军和３３军。
秦叔谨说，西线兵团的任务就是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然后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
“东线兵团由宋时轮、郭化若的第９兵团组成，包括２０军、２７军、３０军和３１军。”秦叔谨回忆，他们的任务是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突施攻击，协同西线兵团封锁黄浦江，然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
“整个上海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百岁将军、原军委炮兵副司令陈锐霆说，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以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叫做外围攻坚战。
“第二阶段就是市区攻坚战。”陈锐霆回忆。
“全歼汤恩伯，解放大上海！”冒着绵绵细雨，华侨将军叶飞指挥４路大军杀向上海滩。
“担任主攻的２９军，很快就攻克了浏河。”８２岁的秦基，当年是开国上将叶飞身边的技术侦察参谋。
“我们师的２个营，被解放军歼灭了。”作为当年上海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年轻的王楚英品尝到了人民军队的凌厉攻势。
然而，初战告捷的解放军，很快就遇上了硬骨头。
“在攻击浦西的敌人主阵地刘行、杨行、月浦三镇时，我们伤亡很大。”被叶飞誉为“靠你打胜仗”的秦基回忆。
“这个地方是吴淞的重要门户，汤恩伯命令我们构筑了纵深配备的坚强的防御阵地。”凭借隐藏在树林、草堆、坟包中的永备性碉堡，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支持下，王楚英指挥国民党５２军一部，疯狂阻击叶飞兵团。
“就在此时，张权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了。”秦叔谨回忆，粟裕意识到，西线兵团将遇强敌，必有恶战。
张权是国民党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中将总队长、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早已策划好率部起义，活捉复兴岛上的蒋介石，但由于叛徒告密，起义失败，他本人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
“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秦基说，“有时，我军要歼敌一个营，就要付出伤亡１０００多人的代价。”
“在最初的3天激战中，２８军、２９军就伤亡了８０００多人。”秦叔谨说，况且，还没有夺取预定地区。
“汤恩伯高兴极了。”王楚英回忆，由于挡住了解放军的进攻，汤恩伯把他们这些５２军的领导人请去，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汤恩伯说：“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月浦大捷足以证明，国军的钢铁工事确实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坚固。只要大家像５２军一样，勇敢顽强，我们就一定能确保上海安全！”
西线兵团攻击受阻，引起了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邓小平、陈毅的高度关注，明确指示——不要性急！
粟裕、张震、叶飞等人主动求变。
“我们改变了战术。”秦基回忆，他们变猛插、猛冲、猛打的野战打法为小群动作、逐堡夺取、攻击必破的攻坚打法。
变阵，立即收到奇效！
“我们的碉堡不管用了。”前一天，王楚英率部凭碉堡据守，在国际电台还能挡住解放军猛冲式进攻，可是现在，解放军突然采用交叉掩护、逐堡攻击的战法，用抛射筒送炸药炸碉堡，仅３个小时，国际电台就失守了。
“我们５２军军长刘玉章气坏了，竟然枪毙了好多准备退守的军官。”王楚英说，“我早意识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这种作风，迟早要断送掉这支军队。”
秦基回忆，经过１０天的苦战，西线兵团歼敌２万多人，攻占了战前预定的上海外围阵地。
同一时间，东线兵团也进展顺利。
“尽管是雨中行军，雨中作战，但东线兵团迂回穿插战术，常常令敌人措手不及。”秦叔谨说，自渡江战役以来，许多战士的双脚长时间泡在水里，烂了，肿了，但仍咬紧牙关，坚持作战。
秦叔谨回忆，浦东第一仗，他们就俘虏了敌５１军中将军长王秉钺。
高桥镇，浦东外围敌人最重要的据点。
“夺下高桥镇，就直接威胁到敌人从海上逃窜的唯一退路——吴淞口。”秦叔谨说。
汤恩伯绝不会轻易放弃高桥。他出动大量飞机，集中大炮，对东线兵团３０军、３１军的阵地实施狂轰滥炸。
“我们的大炮也发威了。”得知高桥战况激烈，抗战时期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新四军的炮兵专家陈锐霆，立即调动三野精锐炮兵部队，支援高桥东线兵团作战。
“到５月２３日，我军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基本结束。”秦叔谨说，上海守敌２０万残兵败将龟缩在从上海市区到吴淞口这一狭长地带内。
就在前一天，眼看大势已去的汤恩伯，匆忙将上海作战的全部指挥权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深夜，汤恩伯等一行乘军舰逃往舟山。
“刘昌义后来起义了。”时任２７军８１师政委的罗维道记得，地下党把刘昌义带到他的师部，他请刘昌义吃了一顿饭。
“签字仪式就在我们师部举行。”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罗维道回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起义’还是‘设诚’。”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从东、南、西三面紧紧包围上海国民党军队的态势。
解放全上海，指日可待。
■夺市区——陈毅：“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５月２３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战役打响了。
“粟裕、张震提出了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市区的计划。”秦叔谨回忆，决心先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然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集吴淞口江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
“野司首长命令我再抽调一部分炮兵支援市区作战。”陈锐霆说，同时增调的还有刚刚解放杭州的第７兵团２３军和第８兵团的２５军。
“铁路已经完全被炸毁，我们不顾倾盆大雨，道路泥泞难走，以每小时１２华里的速度，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进。”８８岁的老兵秦镜，至今难忘当年那次艰苦的行军。
这位当年２３军６９师２０５团团长回忆：“听说要打上海，战士们群情激奋。”
“当时正值深夜一两点钟，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冒雨行进。”９５岁的开国少将陈茂辉，时任２３军６８师政委，“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参加上海战役。”
“战士们滑倒了，爬起来，有的战士为了行军方便，干脆脱掉鞋子打赤脚。”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回忆，就这样，部队一连两天多不分昼夜地行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５月２３日中午，我和师长张云龙带领先头部队赶到上海市郊的松江县。”陈茂辉说，这时，９兵团司令宋时轮和政委郭化若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两位开国上将要求陈茂辉率部队发扬风格，人不歇脚，马不停蹄，立即赶往上海市区投入战斗。
“从松江到上海市区，最后还有80多华里路程。”陈茂辉回忆，虽然部队非常疲劳，但战士还是争先恐后地向前奔去。
“不到4个小时，我们到达莘庄。”陈茂辉说，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敌人的布雷区，先头部队马上放慢速度，拉开距离，由工兵展开排雷作业。
陈茂辉回忆，此时此刻，大家都想着一个“快”字，没有一个人因为夜间排雷而顾忌生死，没有一个人因为工具不够而袖手旁观。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许多战士用双手挖雷，指甲缝里都渗出了鲜血。”陈茂辉说，还好，他们没有踩响一颗地雷，大部队顺利通过雷区。
“５月２４日拂晓前，我们师终于到达了上海市区边缘的龙华镇。”陈茂辉说。
聂凤智率领２７军从西面和南面向市区攻击前进。
２４日晚９时，在西郊虹桥机场的前沿指挥所，聂凤智接通了７９师师长肖镜海的电话：“部队打得怎么样？”
“冲进去了，军长！”肖镜海兴奋地答道。
聂凤智有点不敢相信，再问一句：“冲进去了？”
“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
“我们的战术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７６岁的老兵徐法全，当年是２７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我们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敌人一辆传送命令的吉普车，也开到了我们的阵地上。”
２５日上午８时许，仅仅经过１０多个小时的战斗，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场市区攻坚战，将不会有太多的战斗之时，一条苏州河却挡住了英雄路。
横穿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宽约３０米，敌人凭借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地构成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
“为了完好地把上海交给人民，粟裕等三野首长早就下了命令：在上海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秦叔谨回忆。
三野司令员陈毅特别强调：“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我们攻击部队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尽量不用炮火射击和爆破，主要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歼灭敌人，结束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原６７军副军长秦镜回忆。
“死人太多了。”徐法全回忆，战友们一批批地冲上去，一批批地倒下来。
“河水全是红的。”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解放上海苏州河的那场战斗，留给徐法全老人的回忆，是惨烈和血腥。
此时，被阻在苏州河南岸的２７军前线指战员，再也看不下去这种伤亡了，强烈要求开炮。
军长聂凤智获悉后，下令制止：“谁敢放一炮，我撤谁的职！”
危急关头，陈茂辉的６８师立了一功。
“面对猖狂的敌人，我师不能用猛烈炮火去教训他们。”陈茂辉说，换句话说，对于苏州河北岸守敌，“我们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为了迅速查明对岸敌人的兵力部署，我和师长命令部队注意观察对岸敌人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要求部队依靠群众，进行文明的调查了解。”陈茂辉回忆。
“２４日下午４点多钟，在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帮助下，我们利用电话和苏州河北岸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从他们提供的情况中，找到了易于我们师突破苏州河的具体地点。”陈茂辉回忆。
陈茂辉说：“在苏州河上游距我们约３０华里的西站附近，河面只有几丈宽，虽然那里也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可是他们把前沿阵地设在了苏州河南岸。”
“也许敌人是准备发现我军之后，再向苏州河北撤退。”陈茂辉回忆，可是敌人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疏忽，却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约是午夜１２点，我师首先集中少数兵力，摆出进攻架势，以密集火力向对岸敌人猛烈射击。”陈茂辉回忆，“与此同时，我和师长命令２０２团团长张本科带领先头部队向西站迅速前进。
“３００多名西站守敌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会从天而降。”陈茂辉借来20多辆公共汽车，率领师主力随后跟进，“这些敌人很快就当了俘虏。”
“当苏州河北岸的守敌发现我们时，已经来不及请求增援，立即弃阵逃跑了。”陈茂辉回忆。
“部队到达河边后，我们发现河面没有桥梁。”陈茂辉说，战士很快就在附近找到了两条小船，用两船相接，船身刚好横跨河面，形成一座“船桥”。
陈茂辉回忆：“我师两个团的兵力，从这座‘船桥’之上直插对岸，第一批渡过了苏州河。”
国民党军队苏州河防线一旦被拦腰斩断，他们苦心经营的整个苏州河防线很快就全线崩溃。
敌人最高指挥官刘昌义眼见回天无力，率部起义了。
“我们占领了敌人淞沪警备司令部。”８３岁的黄浩，当年是２３军６７师２０１团１营营长。
“２７日拂晓前，我率领一营进至敌警备司令部附近，占领一座民房。”黄浩回忆，２连连长王培均带来一位地下工作者，还有两名俘虏。
“我请两名俘虏进到敌司令部做瓦解工作。”黄浩说，“不久，先有一个连的敌人出来投降，但部分敌人仍存侥幸心理，在等待观望。”
黄浩回忆，正当他们进一步对敌施加军事政治压力时，友邻部队从北面攻过来了，“我们一下子俘敌７０００多人。”
“没想到里面有那么多人。”几十年过去了，满头华发的黄浩至今为那场直捣敌人心脏的战斗感到骄傲和自豪。
“里面只有一个望远镜。”罗维道率部冲进了汤恩伯指挥部，“汤恩伯跑得太快了。”
５月２７日，上海市宣告解放。蒋介石严令坚守６个月的战斗，人民解放军只用了1/12的时间。
“２５万敌人，也只有５万从上海逃跑。”秦叔谨说。
■胜利之师睡马路，美名天下传
“正如陈毅元帅所言，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与所有参加过上海战役的老兵一样，长期从事战史研究、著作等身的王辅一，至今还对当年那场特殊的城市解放战争记忆犹新。
王辅一说：“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发了严格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草案后，毛泽东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王辅一回忆。
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蒙蒙细雨之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
新华社随军记者艾煊这样写道：“战争给人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式样……今天，战士们甜蜜地躺在马路上做短暂的休息，大家在躺下时，都轻声地笑道：‘呱呱叫，平得很，就是凉一点。’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诚恳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婉谢了，他们不愿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一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秦镜回忆：“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赞扬。”
“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荣毅仁曾这样回忆。
当时，荣毅仁是上海三新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合丰公司董事、江苏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在荣氏家族中举足轻重。
１９４９年年初，荣氏父子心情复杂，荣毅仁的太太杨鉴清，已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
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人民解放军的模范城市政策，让荣毅仁改变了主意，荣家留了下来。
上海人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第一次同自己的军队见了面。
“我们有的战士大小便都拉在了身上。”罗维道永远都忘不了，８１师的官兵为了执行纪律，都不敢上厕所。
“上海老百姓一走近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掩鼻而去，他们纷纷说，官兵们身上怎么这样臭？”罗维道回忆。
“在上海战役中，我们师模范遵守纪律，得到了上级表扬。”陈茂辉回忆，他们不仅做到了一切缴获归公，而且在俘虏很多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战士去搜俘虏的腰包。
“渡过苏州河之后，我们在向吴淞口追歼逃敌的途中，截获了敌人６０多辆卡车的物资。”陈茂辉回忆，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车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派人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上海市军委会。
“然而，在上海市解放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上海市人民银行却向我师发出了特殊的邀请。”陈茂辉说，此时，他们才知道，卡车上的物资全是黄金、银元宝等贵重物品。
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上海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撤出。”黄浩回忆，途中休息吃中饭时，团政治处的一位干事，是上海人，通过朋友了解到旁边有个美国新闻处，想去了解新闻。
“美国新闻处‘热情’接待了他，并请我们部队去看了一场电影。”黄浩回忆，团首长带全团都去，看的是无声电影，银幕上有中文字幕。
“就是看了这场电影，出事了。”黄浩说，当时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特务机关。
“不久之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歪曲报道了此事，说是解放军擅自到美国新闻处看电影。”黄浩说，中央先知道这件事，后来陈毅大怒，他们的团长和政委作了深刻检查。
黄浩回忆，去美国特务机关看电影，在解放上海各部队中，出了个“显赫”一时的“洋相”。
解放军严格的警卫，还引起了国母宋庆龄的误会。
５月２７日，上海一解放，毛泽东立即派警卫部队，赶到宋庆龄寓所，为她站岗护卫。
“接受任务的２７军，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压力很大。”秦叔谨回忆，为防止坏人混入，他们制定了一条不太通情理的规定——只准出，不准进。
一天，宋庆龄外出有事，乘车回家时，被战士们挡在门口。宋庆龄的随员下车作了解释。战士们说，他们不认识她，先不能进去，他们要请示上级。
宋庆龄生气了，掉转车头，直接开到了三野司令部，当面找陈毅告了一状。
后来，２７军当面向宋庆龄赔礼道歉，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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