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s: 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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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军部所属兵力与国民党皖南部队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41年1月4日，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严重事件，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事变背景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当局一向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电报（即所谓“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等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上述受令者 “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他们为投降日寇扫清道路而策动的反共高潮，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可以把皖南的防队全部北调，“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但是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12 月中旬之后，国民党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是新四军的顶头上司）再三下令催促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北渡过江，而按照国民党指定的北渡地点，则是日伪的强大力量所在，所以，新四军在如何北渡，何时北渡，走什么路线北渡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周旋。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事变经过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住。叶挺军长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冲锋。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后续事件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饶漱石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新四军成为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
１９４１年３月，国民党当局在江西上饶兴建上饶集中营，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和共产党员６００多人。１９４２年６月，侵华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撤往闽北建阳，上饶集中营亦向闽北迁移。１７日下午，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在武夷山市赤石举行暴动。全队８０余人成功地脱狱。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主要人物
叶挺（1896~1946年），原名为询，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今天属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办事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
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世流芳。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1946年3月4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要求，始获自由。出狱后即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于3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黄陂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０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１９３１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１９４１年１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新四军》揭秘“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如何发生的？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的矛盾是怎么回事？“八一”建军节期间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映的26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以准确的历史史料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向观众展示了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品精心塑造了一个“犯了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项英”的形象。
早在剧本酝酿时，全国重大题材办公室就向剧组传达了中央近几年对项英的评价：“项英的错误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犯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准确、辩证地看待项英的错误。”这成了剧组塑造项英的原则。
项英早年投身于党的工人运动，以后到江西苏区；红军长征以后，他和陈毅等人坚持了3年多的赣南游击战，抗战爆发后，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为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委的“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即“新四军”，剧中通过诸多细节，展示了项英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艰苦朴素、关心同志等优秀品质。比如军部为了照顾项英，给他开了小灶，项英却把仅有的一点肉拨给伤员吃，自己偷偷地吃野菜；他和叶挺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叶挺。有人向他反映叶挺生活上闹所谓特殊化时，项英勃然大怒，严肃地批评了这个同志的狭隘心态，坚持要他向叶挺道歉。冯国庆的表演细腻真实，把人物可亲、可敬、可爱的一面展露无遗。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项英对贯彻党中央既定的新四军东进战略优柔寡断，对国民党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严重估计不足，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对项英在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个人作风上的专断，剧中都给予了真实的披露。尽管项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犯了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剧中，宁海强导演为项英在山洞牺牲这场重头戏，精心设计了一个重要细节：项英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剖白。尽管没有史实的依据，但创作者们认为这个艺术虚构的细节，比较符合大家目前对项英这个人物的理解和评价。山洞里的项英被叛徒的子弹击中，生命垂危，冯国庆饰的项英双眼热泪盈眶，喃喃道：“党中央、毛主席：我本来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死很简单，活着还要面对考验。但我宁愿活着去见你们，请求中央对我的处分，无论是降职、罢官、判刑或枪决我都无条件接受，因为是我葬送了几千名兄弟姐妹的生命……”有关部门在审片时认为，该剧“重大史实无误，题材很有份量，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历史思考
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避开蒋介石的重围，也是共产党中央对新四军的既定方针，因此，延安方面的党中央也多次致电新四军及早北渡，以图新的发展，只是北渡的路线和方式交由新四军自己决定，由于新四军迟迟不执行北渡的命令，既遭到了党中央的不满和批评，也让蒋介石找到了消灭新四军的借口，并使蒋介石最后下了消灭新四军的决心。由此可见，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路线早日北渡是有利于我党我军的。那么，新四军何以拖延命令，迟迟不行动，以致给国民党武力消灭新四军以有利的口实呢？从表面看，新四军迟迟不动的原因是：从皖南驻地直接北上渡江将面对日寇的强大力量，而向东绕道苏南渡江却面临着国民党的层层阻碍，以当时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的设想是执行向东到苏南而北渡的路线，并向当时的战区上司做了工作，而且，也做出了国民党可能发生阻击的应对措施，以当时的新四军的力量和我军灵活的战术，如果在东进中遭到国民党的阻击也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战胜之，只可惜，当时的叶挺军长只是一个摆设，他虽然名义上是中将军长，可对新四军的权力没有半点，实际掌握新四军大权的是当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的项英，因为叶挺不是党员，当时有关军事方面的会议叶挺没资格参加，与党中央的重要电文来往和一些机密文件叶挺没权看阅，叶挺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军长，连一个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都不如。所以，他在事变后《皖南被囚抒愤》中这样写道：“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其实，他不仅四次辞呈，而且还出走过两次，一次是周恩来把他送回皖南，一次是袁国平去重庆把他接回皖南，据此，可以反映出他在新四军的处境，以及和项英的关系。这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以项英为主的皖南新四军对北渡先是采取了拖的态度，而后，在中央的再三命令，严辞批评下，他才迟迟的执行了东进北渡计划，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也早已下了消灭新四军决心，并严令顾祝同执行，但即使这个时候，东进路线如果按照叶挺的计划和建议进行，也是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的，就在项英做出东进的决定后，他却率新四军向南出发，对外称先向南，再向东到苏南，而向南即是茂林山区，这里山路崎岖险关层叠，这给国民党包围并消灭皖南新四军创造了地利上的条件，显然，向东还有生机，向南是极大的涉险。
为什么皖南新四军迟迟不肯执行北渡计划？为什么在不得已东进北渡时又向南出发？而且还带着新四军的全部家当，背负沉重的负担。这给一些历史学家，乃至当时的党中央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和不解，在文革当中的党史材料中对此次项英的行动评价是“执行了王明的逃跑主义路线”，在现在最新版的《辞海》中对他此次行动的评价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两次评价虽然不同，但都不能解释项英的行动。从《皖南事变》书中对项英人物的细致描写塑造中，了解了项英的思想深处存在的极阴秘的个人想法，正如任何伟大人物者有自己的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弱点一样，项英本人也不例外，只所以他迟迟不执行北渡计划，又只所以他南进茂林，是有他自己的整套完整思想的，正是这套思想害了皖南的新四军，最终也害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言行及性格的发展，总离不开主观客观原因和历史的现实原因。项英不是神仙，也不是木头，而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是个既有优点，又有错误的人。在历史上，第一，他在1928年中共六次党代会上当选取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比当时的毛泽东同志要高；第二，斯大林曾经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并在单独接见他时送他手枪和钢笔；第三，在他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曾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富田事件”；第四，项英不愿意去江北，曾提出过远征闽浙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南进计划，而遭到了陈、粟及中央的反对，在思想想上早就有南进的愿望；第五，1940年11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由刘少奇任书记，项英回延安，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新四军是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所组成，项英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又加上三年的皖南艰难缔造的新四军，全部交给别人去领导，叶挺到江北是接总指挥权，项英到江北是交权，这种心态对他的行动能不造成影响吗？第六，从事变前项英与中央来回的电报中看，中央的口气很严厉，而项英也一连发了三次请求撤职的报告，强烈表示了他对中央批评的不满。由此不难看出，皖南新四军迟迟不执行北渡计划，而不得以执行时却又向南进发，实为项英的个人情绪支配了皖南新四军的行动，照此分析，他的南进并不是绕道东进，而是图谋执行他南进国民党敌后山中打游击的战略计划，正是项英追求自己目的的这种行动导致了皖南新四军的惨败。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事变发生后，新四军被围困皖南山中时，项英出于个人的某种思想又擅自离队，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部队改由叶挺指挥，而叶挺没有指挥山地突围作战的经验，盲目的打攻坚战和阵地战，又导致了新四军的极大伤亡，假若由擅长游击战的项英来指挥部队突围的话，新四军还会取得有利的战机反败为胜或是减少损失。
抗战期间，炮党袭击友军，强抓壮丁，并且拒绝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必需的物资援助。八年间，国民党军队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了“风林火山"的四字真言--撤退转进其疾如风，包抄迂回其徐如林，危害百姓侵掠如火，友军有难不动如山。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失去民心，失去天下，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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